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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在上海所有区县中独树一帜，呈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其根源既来自闸北不可复制的历史，也可追溯至闸北区域交织的江南文化（上溯吴越文化）和淮河文化（上溯楚文化）。在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共生中，闸北形成了刚柔并济、坚韧不拔的区域气质。自2015年开始，闸北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对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异质性的溯源，摒除了对于闸北区域文化的误读，厘清了闸北在大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文化优势，于闸北未来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异质性；溯源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5-0076-03
论文试就上海市闸北区近代民俗文化的异质性进行分析，追根溯源，梳理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闸北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 闸北近代民俗概况及其异质性
梳理闸北近代的民俗文化，我们可以发现，闸北的文化气质，在上海独树一帜。解放前的浦东地区、崇明、金山、嘉定、青浦、奉贤、闵行等我们现在称之为郊区的地方，甚至包含长宁北新泾地区、普陀真如地区，仍旧弥漫牢固、浓郁的本土文化，唯有宝山地区因为临近闸北和后期行政区划的改变，才与闸北有一定的相近之处。即便近代上海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发展，也未能改变上述地区传统意识较强的民风民俗，他们的转化逐步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全球一体化脚步的加快，互联网的无处不在、精彩纷呈，特别是浦东新区的开发规划，才逐渐呈现相同的转变态势。解放前的黄浦、静安、徐汇等租界地域，则出现了民俗民风的大幅度变革，虽然旧式文化依旧保留，但上海人已深受西方文明的冲击，生活的便捷、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优越感，使老百姓也愿意敞开胸怀，接受西洋民俗。西方人的生活和教育方式，在租界迅速传播，市民们以此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而闸北，似乎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一些，但又都不彻底，从一·二八事变直至解放后，一种与租界、郊县都不相同的外来文化主导了闸北地区，使闸北成为上海的一个“异境”。
近代史上的闸北地区，也像黄浦、静安、虹口等租界一样，放映西洋影戏，吸纳舶来文化。早期居民出行常以黄包车代步，女工上班时则集体乘坐江北小车。人们喜食江南米粉糕团，海华楼（后更名源和酒楼）的海派本帮菜名噪一时，住在以唐家弄为代表的石库门旧式里弄、以永乐新村为代表的新式里弄，爱听优美悦耳、婉约绵柔的苏州评弹，爱看活泼灵动、风趣幽默的街头小热昏表演。老百姓和周边、远郊的居民一样，时常去境内宝华寺礼佛祈福，同时也会去上海渔民笃信的天后宫拜妈祖，去闸北堂奉上帝。30年代之后的闸北居民，则居于以蕃瓜弄为代表的棚户区，妇女坐月子习惯吃苏北点心“麻油馓子”和“煮大饼”，结婚时讲究“压轿”、“走子孙袋”、“捅窗纸”等苏北礼数，丧礼上必行剪子孙发钉棺等苏北风俗。人们喜听街头大篷戏，更喜欢站在高地上唱淮剧等家乡戏自娱自乐，年轻人尤爱练习刚猛强健、凸显力量的硬功。总之，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呈现出一种异质性。
探究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异质性，首先应回顾闸北独一无二的历史脉络：元明清时期，闸北只是上海的一处农耕之地。开埠之后，因身为华界的闸北毗邻租界，水路便利，并修筑道路，设立铁路车站，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大批苏南、浙江等地的民族资本家及文化人士涌入闸北，例如江苏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浙江湖州钱信之、沈联芳、浙江上虞陈笙郊、上海闵行（当时尚属于江苏省）钱允利，以及上海青浦（当时也属于江苏省）夏瑞芳、浙江鄞县鲍咸恩、鲍咸昌兄弟、浙江海盐张元济、浙江嘉兴沈雁冰、江苏苏州叶圣陶、浙江绍兴胡愈之、浙江安吉吴昌硕，同时，苏南、浙江及部分苏北地区的移民也来此做工谋生，闸北的工商业及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时称“华界自治的典范”、“沪上清明上河图”。但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将闸北变成一片废墟，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皆成瓦砾。逃难至此的苏北难民无处可去，便在这片“空地”上搭建起成片成片棚户区，成为闸北的主要居民。[1]（P.35-266）所以著名学者熊月之以“大落大起”描述民国时期闸北的发展历程。[2]（P.131）
二、 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异质性之溯源
从上海开埠到1949年，短短100年间，为何在闸北这片土地上，民俗文化会演变出如此独特的异质性，我们不仅要从闸北不可复制的历史变迁进行考量，更应从文化的角度溯源寻根，以解读闸北民俗文化异质性的渊源。上海接壤江苏、浙江两省，长期以来隶属江苏省，在明清时期甚至被称为“小苏州”、“小杭州”，直至解放初期，嘉定、金山、奉贤、松江、崇明等10个区县尚处于江苏省的管辖，其本土文化，自然与江南文化同根相连。据记载，“闸北的早期居民来自浙江湖州。闸北的大多数村落形成于清太平天国时期。为避免战乱，从南京逃亡来上海者多以闸北为落脚点”，[3]（P.16）南京、湖州，恰巧都处于吴越文化圈，自明代，吴越文化圈基本定型，“包括南直隶之应天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浙江之杭州府、湖州府、绍兴府、宁波府、温州府，即今江苏省长江以南、上海、浙江东部等地”，[4]（P.2）长江以北的扬州、南通因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也被归入吴越文化圈。所以，开埠之前，闸北的文化基础属于传统的江南农耕文化，上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发源太湖流域，自魏晋南迁、开掘大运河、南宋偏居一隅、明代商业繁荣等几度催化，加之“到了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水利事业也获得空前发展”，[5]（P.6）自然环境整体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欣欣向荣，民风从上古的好勇尚武，逐渐演化为温和清婉、崇文修学。《明代后期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一书详细描写了吴越文化圈的特色：即为小说和戏曲的文字读本很有市场，充分说明市民阶层具有相当不错的文化水准。201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百种非遗》一书，将当时江苏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86项（108个），其中处于吴越文化圈城市申报的项目共67项（87个），多为玉雕、刺绣、织锦、江南丝竹、金银细工制作、紫砂、书画装裱等，类似精致细腻的项目总体占比80%（53项70个）。越地的非遗项目相对苏南要粗放一些，但浙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越剧、青瓷、根雕、中医医术、医论研究等对文化、审美、技法颇有要求的项目也占比60%。闸北的民俗文化，例如香甜软糯的传统江南糕点广为流行，浓油赤酱的苏锡本帮菜颇受青睐，百年书场玉茗楼的评弹风靡大众，以及石氏伤科（国家级非遗项目，江苏无锡石兰亭所创）、月份牌擦笔水彩年画（市级非遗）、象牙蔑丝编织（市级非遗）、底座、竹刻等区级非遗，与诗意的江南文化形成对应和续接。尤其是月份牌擦笔水彩年画，映衬出江南文化的根基——吴越文化的另一个特色：开放和创新。浙江海宁画家杭穉英创作的月份牌擦笔水彩年画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主动融合西洋画的优势，并充分对接市民阶层的爱好及需求，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上海的商业社会大获成功、广受欢迎。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闸北当年作为“黄金走廊”的风采，进而追溯到江南社会自明以来，在轻视商贾的传统理念下，始终坚持对商业文化的包容甚至推崇。从吴文化的肇始“泰伯奔吴”，以及越文化的标识“勾践灭吴”，可以发现一方善于变通，一方砥砺奋进。开埠之后，闸北作为华界，在大批来自吴越文化圈的江南新移民的努力下，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与租界伯仲难分的成就，其社会转型之自然，与舶来文化融合之顺利，在文化寻根中可见一斑。 在战争中几乎毁灭殆尽的闸北，逐渐被不可计数的难民所占据。难民大多来自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俗称“苏北”。苏北的定位很特殊，人们仅仅把它看做江苏的一部分，却非江南的一部分。以盐城、淮安、徐州为核心的苏北地区，也被排除出吴越文化圈，他们对应的是淮河流域的淮河文化。淮河文化根系比较复杂，上溯楚文化及中原文化，按照苏北的地理位置，以及“四面楚歌”、“楚汉相争”等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典故，楚文化应居于苏北文化地基的主要地位。当然，用“楚文化”一言以蔽之似乎过于简单，只能说，苏北地区受到吴越楚三者影响，偏重于楚文化。吴越文化与楚文化，既有区别，又有互摄，但江南文化与淮河文化，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宋代以后，黄河的决溢多分布在今天苏、皖、鲁、豫交界的地方，其中，尤以豫东和苏北集中”，[6]（P.61）每一次黄河水患都在阻碍苏北的发展进程，曾经的富庶之地渐次衰败，“苏北里下河一带原来土地肥沃，宜农生产，但是明清时期，由于河湖泛滥不断，水患频仍……使原来肥沃的青黑土（又名砂礓黑土）变成了潮土土壤……粮食产量低且不稳定，农民广种薄收”。[7]（P.201）在《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一书中，除了水灾，旱灾、蝗灾、潮灾、瘟疫、地震、雹灾等可怕的灾难也笼罩于江淮包括苏北地区，近代中国，苏北地区更是饱受兵匪之乱的区域。日趋恶劣的自然环境，日益严峻的生存空间，楚文化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强韧刚毅、朴实无华愈成气候。《江苏百种非遗》中19项（21个）苏北地区的非遗项目，如楚州十番锣鼓、泗州戏、淮剧、淮海戏、茅山号子、徐州鼓吹乐、徐州梆子，以及从苏北楚歌发展而来的民歌，通俗易懂中蕴含无限悲怆，无限悲怆中又彰显高亢有力。尤其是盐城市建湖县申报的非遗项目建湖杂技，最初也以原生态的硬功、气功为主，后期因为观赏者要求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渐由“力量的展示”转向注重艺术性、观赏性，[8]（P.83）与闸北的区级非遗“硬功绝技”形成观照；闸北市级非遗“耍石担石锁”，虽为浙江定海人查瑞龙创新发扬，但与淮河流域的楚文化深度契合，因此成为闸北非遗项目中的佼佼者，至今爱好者颇多。从闸北的民俗，例如亲朋好友喜欢闹洞房前捅窗纸，老百姓热衷晚饭后踏墩子唱淮剧，街头大篷戏长盛不衰，不难发现，在苏北难民成为闸北地区的主要居民后，江淮流域的楚文化变为闸北的主流文化。因苏北难民的经济状况、工作境遇不尽人意，很长时间他们的婚姻并不与外界相通，“闸北区1986年的婚姻登记档案显示大约80%的填明原籍苏北的人选择苏北籍配偶”，[9]（P.100）所以直接率真、粗犷质朴的淮河文化（楚文化）也在很长时期保持了相对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闸北这块接纳苏北族群、容纳求生意志的土地上，化作一种固态，并覆盖了原有的江南文化（吴越文化）。
三、 闸北民俗文化溯源的启示及展望
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横纵向类比及对比，华界文化底蕴的追根溯源，一切“向后看”的行动，建立在对于闸北未来的文化想象上。分析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特殊性，其启示及展望体现在二个方面：
（一）摒除误读，直面异质性
至今，对于闸北的海派文化一直存在一种误读：闸北失落了20世纪20-30年代黄金时期的文化土壤。这样的误读，源自对闸北民俗文化的异质性不够包容的态度。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变迁，与上海其他区县差别很大，而且无法复制，“文化的覆盖”，应作为这种异质性的关键注解。闸北，从开埠前的传统江南文化，到开埠后，开放性的江南文化，与舶来文化势均力敌的交互和对抗，凝结成别具一格的区域特色。直至战争的破坏，难民的迁徙，淮河文化覆盖了原有的文化土壤，并在很长时期不得不保持封闭的状态。但文化的覆盖，不等同于文化的排挤，吴文化的兼容并蓄、越文化的敢为人先，依旧在楚文化粗豪坚韧、自强不息的底色下蔓延滋长。进入新世纪，以吴越文化为核心的江南文化，以楚文化为核心的淮河文化，两者的共生态势愈加鲜明，苏北移民逐渐淡化差异的过程，苏北族群历经苦难和被边缘化，最终由被排斥到被接纳的演变尤其可作说明。
（二） 闸北在大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文化优势
《江南都市文化论》一书提到：“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两省一市全境。《指导意见》同时明示，苏北、浙西南等开发强度不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要大力引导产业、人口有序集聚，形成新的城镇发展带”，[10]（P.148）苏北地区被纳入大长三角经济圈，于闸北正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书中又强调：“在长三角逐渐一体化的实际历史进程过程中，一方面这个区域的核心文化已经以强大的辐射力逐渐磨合与同化了周边地区，另一方面，自作为该区域核心城市的上海自近代开始，就已经开始表现出了对周围文化的强大的吸附融合能力”，[11]（P.149）面对长三角区域的新形势，闸北应当成为发挥吸附融合作用的核心区域之一，充分施展淮河流域文化因素的天然亲近力，以楚文化的豪迈，辅之吴文化的柔和、越文化的闯劲，搭建起积极进取的文化沟通桥梁，在新形势下率先开拓出属于闸北的长三角联动网络。
四、结语
闸北拥有“随遇而安”的特质，面对不同的境遇，以不同的文化定位自身、调整方向，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他曾经一帆风顺，时时显现江南文化（吴越文化）的刚柔并济、审时度势；他也曾举步维艰，处处展现淮河文化（楚文化）的坚韧不拔、卓然不屈。2015年年末，闸北与静安合并，两者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将在未来不断磨合共生，营造推陈出新的新区域文化。在当今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发展大繁荣时代，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名称上消失但内核上更为延续的闸北方能直面触手可及的未来，这也是探索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异质性及其溯源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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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月之.上海通史（第一卷：导论）[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9.
[3]高兴华.新城兴衰——近代闸北城市化研究 （1900-1949）[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
[4]戴健.明代后期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徐茂明.互动与转型：江南社会文化史论[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王开队.略谈目前淮河流域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一 个问题[A]//徐东平，董庆.皖北崛起与淮河文化——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C]. 合肥：合肥 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7]卢勇，王思明.明清时期淮河南下入江与周边环境 演变[A]//徐东平，董庆.皖北崛起与淮河文化——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C]. 合肥：合肥 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8]李昕.江苏百种非遗[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
[9][美]韩起澜，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10]张兴龙.江南都市文化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2013.（引自：徐益平.26城市“引擎”轰鸣“大长 三角号”强力启程[N].东方早报，2008-11-12.）
[11]张兴龙.江南都市文化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2013.
[责任编辑：秦 超]
关键词：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异质性；溯源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5-0076-03
论文试就上海市闸北区近代民俗文化的异质性进行分析，追根溯源，梳理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闸北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 闸北近代民俗概况及其异质性
梳理闸北近代的民俗文化，我们可以发现，闸北的文化气质，在上海独树一帜。解放前的浦东地区、崇明、金山、嘉定、青浦、奉贤、闵行等我们现在称之为郊区的地方，甚至包含长宁北新泾地区、普陀真如地区，仍旧弥漫牢固、浓郁的本土文化，唯有宝山地区因为临近闸北和后期行政区划的改变，才与闸北有一定的相近之处。即便近代上海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发展，也未能改变上述地区传统意识较强的民风民俗，他们的转化逐步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全球一体化脚步的加快，互联网的无处不在、精彩纷呈，特别是浦东新区的开发规划，才逐渐呈现相同的转变态势。解放前的黄浦、静安、徐汇等租界地域，则出现了民俗民风的大幅度变革，虽然旧式文化依旧保留，但上海人已深受西方文明的冲击，生活的便捷、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优越感，使老百姓也愿意敞开胸怀，接受西洋民俗。西方人的生活和教育方式，在租界迅速传播，市民们以此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而闸北，似乎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一些，但又都不彻底，从一·二八事变直至解放后，一种与租界、郊县都不相同的外来文化主导了闸北地区，使闸北成为上海的一个“异境”。
近代史上的闸北地区，也像黄浦、静安、虹口等租界一样，放映西洋影戏，吸纳舶来文化。早期居民出行常以黄包车代步，女工上班时则集体乘坐江北小车。人们喜食江南米粉糕团，海华楼（后更名源和酒楼）的海派本帮菜名噪一时，住在以唐家弄为代表的石库门旧式里弄、以永乐新村为代表的新式里弄，爱听优美悦耳、婉约绵柔的苏州评弹，爱看活泼灵动、风趣幽默的街头小热昏表演。老百姓和周边、远郊的居民一样，时常去境内宝华寺礼佛祈福，同时也会去上海渔民笃信的天后宫拜妈祖，去闸北堂奉上帝。30年代之后的闸北居民，则居于以蕃瓜弄为代表的棚户区，妇女坐月子习惯吃苏北点心“麻油馓子”和“煮大饼”，结婚时讲究“压轿”、“走子孙袋”、“捅窗纸”等苏北礼数，丧礼上必行剪子孙发钉棺等苏北风俗。人们喜听街头大篷戏，更喜欢站在高地上唱淮剧等家乡戏自娱自乐，年轻人尤爱练习刚猛强健、凸显力量的硬功。总之，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呈现出一种异质性。
探究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异质性，首先应回顾闸北独一无二的历史脉络：元明清时期，闸北只是上海的一处农耕之地。开埠之后，因身为华界的闸北毗邻租界，水路便利，并修筑道路，设立铁路车站，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大批苏南、浙江等地的民族资本家及文化人士涌入闸北，例如江苏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浙江湖州钱信之、沈联芳、浙江上虞陈笙郊、上海闵行（当时尚属于江苏省）钱允利，以及上海青浦（当时也属于江苏省）夏瑞芳、浙江鄞县鲍咸恩、鲍咸昌兄弟、浙江海盐张元济、浙江嘉兴沈雁冰、江苏苏州叶圣陶、浙江绍兴胡愈之、浙江安吉吴昌硕，同时，苏南、浙江及部分苏北地区的移民也来此做工谋生，闸北的工商业及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时称“华界自治的典范”、“沪上清明上河图”。但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将闸北变成一片废墟，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皆成瓦砾。逃难至此的苏北难民无处可去，便在这片“空地”上搭建起成片成片棚户区，成为闸北的主要居民。[1]（P.35-266）所以著名学者熊月之以“大落大起”描述民国时期闸北的发展历程。[2]（P.131）
二、 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异质性之溯源
从上海开埠到1949年，短短100年间，为何在闸北这片土地上，民俗文化会演变出如此独特的异质性，我们不仅要从闸北不可复制的历史变迁进行考量，更应从文化的角度溯源寻根，以解读闸北民俗文化异质性的渊源。上海接壤江苏、浙江两省，长期以来隶属江苏省，在明清时期甚至被称为“小苏州”、“小杭州”，直至解放初期，嘉定、金山、奉贤、松江、崇明等10个区县尚处于江苏省的管辖，其本土文化，自然与江南文化同根相连。据记载，“闸北的早期居民来自浙江湖州。闸北的大多数村落形成于清太平天国时期。为避免战乱，从南京逃亡来上海者多以闸北为落脚点”，[3]（P.16）南京、湖州，恰巧都处于吴越文化圈，自明代，吴越文化圈基本定型，“包括南直隶之应天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浙江之杭州府、湖州府、绍兴府、宁波府、温州府，即今江苏省长江以南、上海、浙江东部等地”，[4]（P.2）长江以北的扬州、南通因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也被归入吴越文化圈。所以，开埠之前，闸北的文化基础属于传统的江南农耕文化，上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发源太湖流域，自魏晋南迁、开掘大运河、南宋偏居一隅、明代商业繁荣等几度催化，加之“到了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水利事业也获得空前发展”，[5]（P.6）自然环境整体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欣欣向荣，民风从上古的好勇尚武，逐渐演化为温和清婉、崇文修学。《明代后期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一书详细描写了吴越文化圈的特色：即为小说和戏曲的文字读本很有市场，充分说明市民阶层具有相当不错的文化水准。201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百种非遗》一书，将当时江苏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86项（108个），其中处于吴越文化圈城市申报的项目共67项（87个），多为玉雕、刺绣、织锦、江南丝竹、金银细工制作、紫砂、书画装裱等，类似精致细腻的项目总体占比80%（53项70个）。越地的非遗项目相对苏南要粗放一些，但浙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越剧、青瓷、根雕、中医医术、医论研究等对文化、审美、技法颇有要求的项目也占比60%。闸北的民俗文化，例如香甜软糯的传统江南糕点广为流行，浓油赤酱的苏锡本帮菜颇受青睐，百年书场玉茗楼的评弹风靡大众，以及石氏伤科（国家级非遗项目，江苏无锡石兰亭所创）、月份牌擦笔水彩年画（市级非遗）、象牙蔑丝编织（市级非遗）、底座、竹刻等区级非遗，与诗意的江南文化形成对应和续接。尤其是月份牌擦笔水彩年画，映衬出江南文化的根基——吴越文化的另一个特色：开放和创新。浙江海宁画家杭穉英创作的月份牌擦笔水彩年画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主动融合西洋画的优势，并充分对接市民阶层的爱好及需求，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上海的商业社会大获成功、广受欢迎。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闸北当年作为“黄金走廊”的风采，进而追溯到江南社会自明以来，在轻视商贾的传统理念下，始终坚持对商业文化的包容甚至推崇。从吴文化的肇始“泰伯奔吴”，以及越文化的标识“勾践灭吴”，可以发现一方善于变通，一方砥砺奋进。开埠之后，闸北作为华界，在大批来自吴越文化圈的江南新移民的努力下，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与租界伯仲难分的成就，其社会转型之自然，与舶来文化融合之顺利，在文化寻根中可见一斑。 在战争中几乎毁灭殆尽的闸北，逐渐被不可计数的难民所占据。难民大多来自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俗称“苏北”。苏北的定位很特殊，人们仅仅把它看做江苏的一部分，却非江南的一部分。以盐城、淮安、徐州为核心的苏北地区，也被排除出吴越文化圈，他们对应的是淮河流域的淮河文化。淮河文化根系比较复杂，上溯楚文化及中原文化，按照苏北的地理位置，以及“四面楚歌”、“楚汉相争”等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典故，楚文化应居于苏北文化地基的主要地位。当然，用“楚文化”一言以蔽之似乎过于简单，只能说，苏北地区受到吴越楚三者影响，偏重于楚文化。吴越文化与楚文化，既有区别，又有互摄，但江南文化与淮河文化，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宋代以后，黄河的决溢多分布在今天苏、皖、鲁、豫交界的地方，其中，尤以豫东和苏北集中”，[6]（P.61）每一次黄河水患都在阻碍苏北的发展进程，曾经的富庶之地渐次衰败，“苏北里下河一带原来土地肥沃，宜农生产，但是明清时期，由于河湖泛滥不断，水患频仍……使原来肥沃的青黑土（又名砂礓黑土）变成了潮土土壤……粮食产量低且不稳定，农民广种薄收”。[7]（P.201）在《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一书中，除了水灾，旱灾、蝗灾、潮灾、瘟疫、地震、雹灾等可怕的灾难也笼罩于江淮包括苏北地区，近代中国，苏北地区更是饱受兵匪之乱的区域。日趋恶劣的自然环境，日益严峻的生存空间，楚文化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强韧刚毅、朴实无华愈成气候。《江苏百种非遗》中19项（21个）苏北地区的非遗项目，如楚州十番锣鼓、泗州戏、淮剧、淮海戏、茅山号子、徐州鼓吹乐、徐州梆子，以及从苏北楚歌发展而来的民歌，通俗易懂中蕴含无限悲怆，无限悲怆中又彰显高亢有力。尤其是盐城市建湖县申报的非遗项目建湖杂技，最初也以原生态的硬功、气功为主，后期因为观赏者要求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渐由“力量的展示”转向注重艺术性、观赏性，[8]（P.83）与闸北的区级非遗“硬功绝技”形成观照；闸北市级非遗“耍石担石锁”，虽为浙江定海人查瑞龙创新发扬，但与淮河流域的楚文化深度契合，因此成为闸北非遗项目中的佼佼者，至今爱好者颇多。从闸北的民俗，例如亲朋好友喜欢闹洞房前捅窗纸，老百姓热衷晚饭后踏墩子唱淮剧，街头大篷戏长盛不衰，不难发现，在苏北难民成为闸北地区的主要居民后，江淮流域的楚文化变为闸北的主流文化。因苏北难民的经济状况、工作境遇不尽人意，很长时间他们的婚姻并不与外界相通，“闸北区1986年的婚姻登记档案显示大约80%的填明原籍苏北的人选择苏北籍配偶”，[9]（P.100）所以直接率真、粗犷质朴的淮河文化（楚文化）也在很长时期保持了相对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闸北这块接纳苏北族群、容纳求生意志的土地上，化作一种固态，并覆盖了原有的江南文化（吴越文化）。
三、 闸北民俗文化溯源的启示及展望
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横纵向类比及对比，华界文化底蕴的追根溯源，一切“向后看”的行动，建立在对于闸北未来的文化想象上。分析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特殊性，其启示及展望体现在二个方面：
（一）摒除误读，直面异质性
至今，对于闸北的海派文化一直存在一种误读：闸北失落了20世纪20-30年代黄金时期的文化土壤。这样的误读，源自对闸北民俗文化的异质性不够包容的态度。闸北近代民俗文化的变迁，与上海其他区县差别很大，而且无法复制，“文化的覆盖”，应作为这种异质性的关键注解。闸北，从开埠前的传统江南文化，到开埠后，开放性的江南文化，与舶来文化势均力敌的交互和对抗，凝结成别具一格的区域特色。直至战争的破坏，难民的迁徙，淮河文化覆盖了原有的文化土壤，并在很长时期不得不保持封闭的状态。但文化的覆盖，不等同于文化的排挤，吴文化的兼容并蓄、越文化的敢为人先，依旧在楚文化粗豪坚韧、自强不息的底色下蔓延滋长。进入新世纪，以吴越文化为核心的江南文化，以楚文化为核心的淮河文化，两者的共生态势愈加鲜明，苏北移民逐渐淡化差异的过程，苏北族群历经苦难和被边缘化，最终由被排斥到被接纳的演变尤其可作说明。
（二） 闸北在大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文化优势
《江南都市文化论》一书提到：“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两省一市全境。《指导意见》同时明示，苏北、浙西南等开发强度不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要大力引导产业、人口有序集聚，形成新的城镇发展带”，[10]（P.148）苏北地区被纳入大长三角经济圈，于闸北正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书中又强调：“在长三角逐渐一体化的实际历史进程过程中，一方面这个区域的核心文化已经以强大的辐射力逐渐磨合与同化了周边地区，另一方面，自作为该区域核心城市的上海自近代开始，就已经开始表现出了对周围文化的强大的吸附融合能力”，[11]（P.149）面对长三角区域的新形势，闸北应当成为发挥吸附融合作用的核心区域之一，充分施展淮河流域文化因素的天然亲近力，以楚文化的豪迈，辅之吴文化的柔和、越文化的闯劲，搭建起积极进取的文化沟通桥梁，在新形势下率先开拓出属于闸北的长三角联动网络。
四、结语
闸北拥有“随遇而安”的特质，面对不同的境遇，以不同的文化定位自身、调整方向，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他曾经一帆风顺，时时显现江南文化（吴越文化）的刚柔并济、审时度势；他也曾举步维艰，处处展现淮河文化（楚文化）的坚韧不拔、卓然不屈。2015年年末，闸北与静安合并，两者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将在未来不断磨合共生，营造推陈出新的新区域文化。在当今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发展大繁荣时代，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名称上消失但内核上更为延续的闸北方能直面触手可及的未来，这也是探索闸北近代民俗文化异质性及其溯源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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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兴龙.江南都市文化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2013.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