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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复制“汇金模式”主导中小银行的重组,不失为一种现实的路径,但仅仅是改革的起点
在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先行一步之后,中小银行的改革日益受到更多关注。
沉重的历史包袱、粗放的经营模式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现实,一度使得中小银行改革之路前景黯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末,在WTO三年过渡期结束后,仍有70余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未能达标。
2006年,中国银行股在资本市场的成功,为金融改革带来了转机。借此“东风”,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当地银行的重组,目前已不乏初见成效者。最立竿见影的是大量中小银行已受到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的热捧。
比如,重庆市商业银行“旧貌换新颜”,其利用地方政府注资及国家开发银行的软贷款,成功引入香港大新银行和凯雷投资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徽商银行、江苏银行先后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广东发展银行更将控股权交给以外资花旗集团为首的竞标团。
从现有的重组案例看,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中小银行重组多数复制“汇金模式”,即地方政府动用各种资源剥离不良资产,卸下历史包袱,利用市场时机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重组。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不失为一种现实的路径;但在具体操作中,仍存在着强烈的行政色彩,多数重组并非按市场化方式进行,地方政府既为旧账埋单,多半也不肯放弃对银行的控制,重组多局限于财务改善,与以前并无本质变化。
另一方面,国内银行最为看重的“引资”,最终能否真正实现改制、“引智”等目标,目前尚未得到经验证实。因而引资、重组只是银行改革的起点,中小银行还有长路要走。
“汇金模式”地方翻版
汇金公司对国有银行的注资重组,取得了始料未及的成功,也让中小银行改革看到了生机。于是,各地政府纷纷效仿汇金模式,对当地的金融业进行重组。
“汇金模式”的要点,是政府动用手中资源重组原商业银行,通过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使银行的财务状况达标;在此基础上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战略投资者,继而启动银行上市,用获得的溢价收入来弥补此前救助银行所欠缺的资金缺口。
国有银行成功上市后,汇金的重组模式即为地方政府所借用,以救助同样处于危机边缘的中小商业银行。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市商业银行,通过当地政府全资持有的渝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地方政府将重商行装扮一新,在2006年底溢价转让24.99%的股权给战略投资者后,已经获得4亿元的溢价收益。如若今年如愿上市,国有股权所获溢价有望超过20亿元,不仅可弥补救助银行所耗资金,还将获得不菲的投资收益。
今年初刚刚成立的江苏银行,也有赖于江苏省政府对不良资产的剥离及注资。是次重组,江苏省政府财政共将支付10亿元以弥补预期资产损失,其中8亿元与另外15.43亿元不良资产被打包转让给江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江苏国投发行专项的五年期信托产品,并由江苏省农村信用联社以原额承购。如果没有未来的战略投资者进入及上市融资,这10亿元将变为纯粹的政策性投入。
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有控股的信托公司,虽然身份不同,但扮演的角色大体相同,都是汇金公司的地方“翻版”。
在“匯金模式”中,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是最核心的两个环节。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使政府获得股权溢价转让收益,用以弥补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也为银行内部改革提升其竞争力带来进一步动力。
继2006年部分银行成功引资并谋求上市之后,今年将有更多的银行借此良机完成改革的攻坚战。
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12月末,已有59家城商行累计置换、剥离不良资产685.05亿元,其中信贷资产511.09亿元,非信贷资产173.97亿元。
股份制银行的进展更为迅速。继兴业银行2月5日登陆A股后,中信银行、光大银行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今年将完成上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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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广发行成功引入花旗等战略投资者,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也都获得注资并筹备上市。其中,中信银行较为特殊,扮演注资角色的是其母公司中信集团。在累计注资超过130亿元之后,同在2006年底,中信银行成功引入西班牙BBVA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将于今年3月登陆资本市场。
实力稍逊的银行仍旧处在寻找战略投资者的路上。预计今年,除招商银行,尚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制银行如光大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城商行中如武汉、深圳、大连、重庆、长沙、南昌、沈阳等也将陆续完成战略投资者的引进。
质量更差的中小银行将为年内达标而奔波。银监会的信息显示,已有18家城商行正在实施不良资产置换或注资工作,计划置换不良资产41.86亿元,注资44.25亿元。
另有一部分银行将走向联合重组。银监会二部主任楼文龙告诉《财经》记者,在安徽、江苏等地的城商行联合重组之后,山西、广西、内蒙古等地也将进行区域性重组。
期待实质性改革
不过,即便银行的引资完成或接近完成,也还远未到喝彩的时候。由于政府主导的财务重组并非市场化的选择,银行的经营模式及政府对其的管理方式仍一如既往。
今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此亦有判断:金融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软肋,银行业面临金融发展同质化、发展模式粗放的难题。
在后WTO时代,银行能否在重组之后,摆脱对政策性扶持的依赖,实现内生性发展,取决于以下内部变革:
其一,盈利模式的转变。至今中国银行业仍主要依靠存贷差收入。但在贷款上对企业的判断与风险分析手段依旧陈旧。由于缺乏风险的对冲措施,中国银行业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异常明显。
虽然去年央行应宏观调控之需扩大了存贷差,让商业银行的业绩陡然生辉,但在优惠措施的扶持下,银行能否迅速完成盈利模式的转变,将决定他们未来能走多远。
其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直接融资的发展必然将挤压银行的业务空间。从今年开始,直接融资将继续得到鼓励,很可能导致银行的大批优质客户流失。银行如果缺乏创新能力,在竞争中将丧失主动权。中小银行人员素质整体较差,业务创新能力更显薄弱。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曾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做过调查,结论表明,外资入股后确实带来了新的金融产品,也拉动了销售,但对整个产品的研发以及盈利模式秘而不宣。中资银行最终很可能只成为外资银行金融产品的分销商。
在这一点上,招商银行较为冷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直言:“引资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无法将其品牌、技术等全部引进过来。如果引进19%的外资,就有良好的品牌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进来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其三,银行的去行政化,确切地说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国的银行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定努力,但是仍嫌不足。
对中小银行来说,既然在地方政府的救助下重获新生,却也使地方政府再次加强了对地方金融的掌控权,商业利益与政府意愿很难平衡。
此外,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基层案件层出不穷,以及下属分行诸侯割据的局面,其根源多与地方政府的过度介入有关。
从金融改革大局来看,中央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绝对控股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但地方政府理应在推进中小银行改革方面更为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