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何克全（凯丰）作词、老一代大音乐家吕骥谱曲而成。这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抗战之歌。多少年过去，音犹在耳，教人不能淡忘那艰苦的延安岁月，那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摇篮———抗大，以及那抗大的谛造者和良师———毛泽东。
　　
　　拍板建校
　　
　　 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不久，日本侵略者又在占领我东三省后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毛泽东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即将来临，这将会需要大批的干部去完成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于是在1936年5月14日，在黄河西岸的大相寺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红军大学，并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毛泽东便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1936年6月1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会场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汇聚这里，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是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莫文骅任校党总支书记（当时不设政治部，就由校党总支书记来负责政治工作）。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莫文骅、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
　　 毛泽东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动适应这种战略转变，更需要吸收和培养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毛泽东决定创办红大第二期。1937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林彪、刘亚楼和莫文骅3人谈话，要他们到延安创办红大第二期。不久，因红大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红大第二期就变成了抗大第二期。因此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同年1月20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学员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邵式平、陈奇涵、王尚荣、黄春圃（江华）、伍云甫、张震、张国华、梁兴初、余秋里、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学员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上述这些人，凡建国后继续留在军队工作的，大多被授予了少将以上军衔。抗大就像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召唤到了黄河之滨、宝塔山下。学员中还有一些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也都化名来学习。还有一些学员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不过，更多的则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既有北平、天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
　　 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泽东是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雄才大略。
　　
　　抗大良师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的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何克全（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给学员们主讲兵团战术。
　　 当时，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决定“逼蒋抗日”。然而，在校的红军高级干部与国民党军打了10年，过去是见了“青天白日旗”就打，现在让他们和“青天白日旗”合作（不久又要求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共同抗日，思想上的弯子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来的。为了帮他们转弯子，毛泽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他的讲课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分析问题鞭辟入里。
　　 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人来到抗大一科驻地。当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他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又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1936年12月中旬，在红大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学员们欣喜若狂。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有些学员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统战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泽东又亲自来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对付，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学员们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思想豁然开朗。
　　


　　学员益友
　　
　　 抗大是毛泽东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毛泽东办学校有一套独特的作风，他既总揽全局，又放手让学校干部大胆工作。在红大时，他兼学校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任，但一些具体工作都由学校干部去做。在抗大，他让林彪、刘亚楼和莫文骅三位学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这在我军教育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办学中，毛泽东注重抓干部，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37年5月，胡耀邦到抗大学习，任一队支部书记。有一次，毛泽东在莫文骅陪同下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当时，胡耀邦年仅22岁，说话条理清晰，很有见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记住了胡耀邦。那时，抗大校长林彪在前方作战，罗瑞卿继刘亚楼之后出任教育长，他和莫文骅两人实际负责抗大的工作，而且莫文骅还兼政治工作课，工作很忙，他们就想找个人来分担一点莫文骅的工作。莫文骅提出让胡耀邦任政治处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因毛泽东对胡耀邦印象不错，所以很快就批下来了。
　　 毛泽东很重视学员的作风培养，特别是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和培养。他常说：学员的作风培养好了，到部队后就是一面像样的旗帜。
　　 193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偷袭瓦窑堡，学校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这是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四面群山环绕，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产匮乏。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黝黝的洞口，远远望去，好像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因没人居住，这些石洞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
　　 这些石洞便成了学校的新校舍。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学员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又给老师用石头砌了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在洞口，学员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并平整了场地和道路。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的讲台的大学课堂就建成了。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学员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1937年时，除了基本口粮，每个学员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钱，小米饭和熬白菜是抗大学员的主食。为了体现尊师重教，只有抗大老师才有额外补助———每月2斤大米、1斤鸡蛋。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学习却很用功。除了听课，就是自学或讨论。石洞里很暗，学员们便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漫谈讨论。每天晚上，学员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泽东对学员们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
　　 一天，毛泽东诙谐地对学员说：“窑洞出真理，窑洞出马列！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是‘洋元始天尊’，而你们就是‘洋元始天尊’的弟子。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还有一回，他更直接地讲：“我们创办红大、抗大的时候，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艰苦奋斗’！要有这种精神。”
　　 这既是对学员们的要求，也是对学员们的表扬。毛泽东身体力行，对学员关怀备至。在红大时，学员们学习很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毛泽东知道后，特派杨尚昆去传达指示，要学员们注意劳逸结合，爱护身体，并硬性规定学员们星期天不得呆在宿舍。
　　 1937年3月，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
　　 毛泽东还多次为抗大题词，或者亲自给学员复信，勉励他们。红军时期，军人俱乐部叫“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九队的学员将列宁室改为“救亡室”。毛泽东得知后，亲笔给九队的学员写信：“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惟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达到‘救亡’之目的。”
　　 有的学员碰到一些难题，不好解决，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总是在百忙中给予答复。有个叫于江的学员碰到了难题，他找到毛泽东，毛泽东为他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这种平易的工作作风，给抗大干部和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多年后仍记忆犹新。1995年7月20日，抗大第二期十三队学员何启君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漫说抗日军政大学》一文中，就对毛泽东这位学员益友敬意无比：
　　 “我们学校的教育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他是我们的老师之老师。毛主席给抗大讲话、上大课，有时几乎隔几天便有一次。能够直面聆听革命领袖的谆谆教诲，当然是非凡的福气。他的语言、思想、风采，像阳光沐浴着我们，像春风吹拂着我们火热的心。……主席常以诙谐、生动的语言，阐发其深深的哲理。他曾向三期的学员和教员们说过一段话：‘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众声回答：‘会！’‘你们会不会打草鞋呀？’众人齐应：‘会！’他道：‘好！能吃小米，能打草鞋，才能算抗大学生。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知道，吃小米，爬大山，住窑洞，才能出马列主义！’许多深入浅出的语言，真似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雨以润之’嘛！”
　　
　　八字校风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抗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这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1937年4月的一天，林彪给了莫文骅这八个字，字不大，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莫文骅叫政治处的同志用红布把这八个字放大剪了贴在校门口。从此，这八个字就成了抗大的校风。
　　


　　 在“八字校风”之外，毛泽东还在向抗大毕业学员的讲话中提出了“不断地学习”作风：“抗大的学生要有一种作风：不断地学习。当学生，要当到长胡子，当到胡子白了，当到阎王请去喝烧酒。那时，才算毕业了！”“当学生，不一定非在学校不可。李逵（水浒传人物）没上过学校，但他很勇敢！瓦岗寨的绿林英雄（隋唐人物），也没有上过学校。就是民族英雄岳飞，还不是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虽然，抗大已经发给了毕业证书，但还是要当学生。毕业，只是开步走！以后的课程，是实践！”对此，何启君在《漫说抗日军政大学》一文中感慨系之：“这些几十年前的即席讲话，至今让人感到意味隽永，发人深省。试问：人生何尝有毕业！学习有毕业吗？这么想想，毛主席当年的格言式至论，实是人生宝鉴！”
　　 在抗大，学员和干部不论来自何方，大家团结在抗大的旗帜下，关系非常融洽，生活也非常紧张有序。但是，抗大的校规是很严格的，这方面的事情毛泽东往往亲自管。如学员黄克功原是个团政委，曾跟随毛泽东征战多年，并任学员六队队长，是个很不错的干部。他在与一女学员谈恋爱过程中，因求婚未果而枪杀对方。为此，毛泽东不顾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多次求情，亲自致信雷经天，责令其将黄克功正法。
　　 抗大是革命的熔炉，也是青年人的天地。因此，课外生活非常轻松活泼，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领导带头。有一次，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从红四方面军归来，学员们赶排了一个文艺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自编自演。本来让高个子的耿飚饰蒋介石，他执意不肯。罗瑞卿长得也比较高瘦，后改由他演蒋介石，演得还不错。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扮演。当他穿上借来的老太婆衣服，认真地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时，惟妙惟肖，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除了文化娱乐外，学员们还修了篮球场，在球场上埋下4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简陋，但大家玩得很开心。在抗大时，朱德总司令打球的兴致特别高，休息时经常找学员们打篮球，他一般是打前锋。学员们看他年纪大，就有意让着他点，他带球跑几步，裁判也不吹哨。这样，朱德觉得学员们是另眼相看，嫌和他们玩得不过瘾，于是便和女学员一起打球。女学员可不管这些了，有时推他几下，撞他几下，还常常盖他的“帽”，朱德总司令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呵呵的。
　　 在延安，最有名气的还是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在延水河畔，在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那高亢嘹亮的歌声。每次集会都互相拉歌，《大路歌》、《毕业歌》响彻云霄。特别是抗大校歌，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批批热血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敌后，奔向前方，奔向抗日的战场。
　　
　　影响深远
　　
　　 作为毛泽东亲自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备、培养、输送干部的军政学府，抗大共创办了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后来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的革命“大本营”，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披坚执锐、带头冲锋陷阵的基层指挥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96年5月3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纪念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抗大办学的伟大历史意义及毛泽东的缔造之功作出了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战争，也永远不会忘记抗日军政大学在那场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抗大创建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她担负起了为民族解放战争造就大批干部的光荣使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和校训，并直接过问抗大的各项建设，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还经常给学员讲课。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党领导下的抗大却蓬勃发展。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到处都有抗大的旗帜，都能听到抗大的校歌。参加抗大学习的，有我党我军的各级干部，有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还有热忱支援抗日战争的爱国侨胞和国际主义战士。”
　　 “抗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办校十年间，培养出来的干部达十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抗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自觉的革命战士。他们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后，用学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抗大实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采用‘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学原则，创造了‘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等教学方法。这些教育方针、原则和方法，是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抗大的教育实践，不仅在战争年代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对于我们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总之，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它的伟大业绩将永远留存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责编 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