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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符号是文化交流的唯一方式，限定性的文化言说主体营造限定性的文化符号。以《马可波罗游记》与《徐霞客游记》为例，以游记文体三要素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两部游记文本表现的差异，探讨限定性言说方式对游记体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游记；差异；限定性言说
中图分类号：I106.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117-03
一、《马可波罗游记》与《徐霞客游记》的差异
游记，学界定义为“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记述旅途中的见闻，记述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1]“游”的发生形式并不影响“记”的文学结果的产生。从‘游’到“记”构成一个完整的游记文体文学行为过程。王立群先生在《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一文中将游记类散文的文章构成要素分三类，即游踪、情感、景观。文体要素为标准比较东西两部游记的不同探寻限定性言说方式生成的文化符号。
（一）游踪不同
《马克·波罗游记》记述了马克波罗因缘际会随同在中亚布哈拉区域经商的父亲与叔父一起应忽必烈所托带罗马教传教士到华传教。在中国十七年间走遍大江南北，足记遍及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十五个省份。其后在热那亚海战中被俘入狱，在狱中口述种种东方见闻由狱友执笔写下《马克·波罗游记》。1271年夏天他们一行五人从意大利出发来华，马克·波罗怀揣对中国文明的好奇与憧憬，克服重重困难在1275年夏天到达元代上都觐见忽必烈。其后受到忽必烈重用，并多次派他到各地巡检盐税、考察民情以及置办珍宝进口香料，处理一些外交事务。
《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于30年先后十余次长途旅行所得，足记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十五个省。所涉及的內容侧重在游历过程中所见山川地貌自然景观，途径千难万险，多次命悬一线，逐日记载了旅途中的见闻。记录内容偏向自然山水山川地貌，地理测量。生于江南望族的徐霞客自幼喜欢阅读舆图方志，放弃仕途，寄情山水，东边渡还到落迦山，西至腾冲西境，北游盘山，南达广东罗浮山，游遍大江南北、名山大川。
（二）游观不同
《马可波罗游记》只是从大体上描写某个城镇、某个事件，或者某个地方，其细节、过程非常的简略，这导致其书中的记述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较大的偏差。被称为奇书的《马克·波罗游记》仅仅了选择中国的人文景观作为游历途中的主要观察对象，其述风格简略，行文并未写到途径城镇的详尽描述，游踪也无具体可查的日期。书中重复出现“离…后，×向行×里，有一…”再有马可波罗每达一城必先交代该城的地理位置，骑乘距离，以及简单的地理介绍，选取该地最富有价值的信息存储是马可波罗游历沿途的根本出发点，主要包括具体的地理位置，居民宗教信仰，民情风俗，经济发展。在镇江府城一章，开章记述此城存在的由来“镇江府是一蛮子城市”接着是宗教信仰介绍“居民是偶像教徒”[2]然后经济状况“使用纸币，恃商工而活，产丝多，有富商大贾”，然后便是介绍大汗任命的基督教徒治理的状况。
而《徐霞客游记》重视写实，力求准确、生动再现而非表现。《四库全书提要》称徐霞客游记“游记之多，遂莫过于斯编”，行文按旅程发展日记体记录，或某一段游程的提要、综括、注说或专文。致力于再现自然山水的游记对游程中所见的山水、草木、地貌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刻画。详尽摹写大小形状、来龙去脉、山重水复、丘跌起伏，用文学笔调做科学说明。“其水从左峡中透空平坠而下，崖深十余丈，三面环壁。水分三派飞腾：中阔五丈，左骈崖齐涌者，阔四尺；右嵌崖分趋者，阔五尺。盖中如帘，左如布，右如柱，势极雄壮，与安庄白水河奇观。”[4]
（三）游感不同
两位作者在游历中国山川地理人文社会时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对于官职在身的马克·波罗来来说，长年游历更多的是出于职位的要求，当然其中也不乏对东方文明的好奇。马可波罗的旅程很难有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经历，精神境界也难有突破生死的体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视察都算不上。观察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对于自然风光却是一笔带过。观察的焦点在社会中的人的活动，与他不同的人的活动，多是经济活动、宗教活动，很少涉及当地的文化历史。
而徐霞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名胜古迹等常常抱着仰慕和保护的心态。例如在江西贵溪县，徐霞客夜访南宋思想家陆九渊的遗迹，登上象山仰止亭的时候，发出了“仰高峰而俯幽壑，令人徙倚往返”的个人慨叹。在湖南永州，他拖着自己生病的身体，访遍了其中的名胜古迹，而且也深情地凭吊了唐朝诗人柳宗元，感叹他忧国忧民的心。《徐霞客游记》用第一人称行文，几乎时时能见他忧国忧民的心声呐喊，处处可见他对祖国山水的热爱。自费奔波三十余年，献身于山川地理，描绘的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只有亲临其境的旅行者才能写出这样的景观映像。声气想通，亲睹形骸是徐霞客炽热的感情倾斜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里。
二、差异原因分析
马可波罗与徐霞客的游记作品就像是一位学者的比喻：若将《徐霞客游记》视为一卷有着细腻笔触的“工笔画”，《马可波罗游记》则相当于一卷写意的“印象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我国的徐霞客都在中华的大地上留下了各自游历的著作，但由于马可？波罗和徐霞客个人的旅行目的的不同，旅行身份不同，导致他们的作品的描写角度也相差甚异。徐霞客之所以要游历中国，就是因为热爱中国的大自然，热爱中国的大山名川，对于中国的名胜古迹怀着敬仰之心，对于中国的地理有着独特的热爱，同时也希望能够纠正前人在地理描述上的错误。而马可·波罗的著作更多是出于一个外国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好奇心理，同时其政治目的也非常的明确，作为官方政府代表，那就是要了解地方上的动态信息，为统治者服务，再加上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所以两部作品的差异非常明显。 文化符号的建立是文化生成主体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不同的生成主体表现不同的意识形态。符号生成主体受自身身份经历、传统文化等条件的限制，主体意欲表现的意识形态也受限制。游记文体是一个由“游”到“记”的文学行为过程，没有“记”这个可以独立也可以依存共生文学活动单位不能确定游记文本的产生。“游”是“记”的诱因与内涵，“记”是“游”的结果与话语言说方式。“记”的发生受游的主体、游的环境、游的目的、游的形式的限制，但游只是前提而记才是根本。谁人记、如何记、记什么是游记文学研究的根本，游只是一个引子，是记发生的线索。游的主体的审美，游历内容、形式不同，“记”的言说主体、言说对象、言说内容使记的类型、内容也不同。
（一）限定性言说主体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商人之家，受父亲与叔父的影响对东方文明好奇憧憬。十七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游历十七年才得以返回威尼斯。1275年到达上京，元帝国民族众多开放，宗教信仰基本自由，觐见元朝统治者忽必烈，递呈教皇书信还敬奉圣墓灯油，受其委任在元朝任职定居大都。受忽必烈器重和赏识被委派到各地核查盐税，同时考察社会民情。还领命至印度东南亚置办皇室宫廷需要的珍宝和进口香料，间或处理外交事务。在游历过程中以官方委派官员的身份行走。
徐霞客生长在江南名门，从小生活富庶，有很好的教育基础。幼年便雅好奇书，博览古今史籍与舆地志，山海图经。成年后放弃科举开始“漫游天下重书地经”。封建社会出身良好博览群书的有识之士，不以仕途为人生追求反而志在考察名山大川，是封建社会自筹资金进行长期考察家和旅行家。
（二）限定性言说目的
《马可·波罗游记》是在监狱中回忆并且由其他人来记述完成的，有人猜测狱友执笔写下的奇书可能是真的亲至东方而成的游记，也可能是因为喜爱东方文明想象出来的“百万马可”所编的故事。两种不同的成书背景源自两种不同的言说目的。亲至东方的纪事游记是以官方委派担任相关职务的官员的工作考察报告。考察目的是完成统治者交代的任务的同时，满足自己对欣欣文明好奇心。为统治者服务要兼顾统治者的喜好和需要，所以在撰写考察报告的时候要以统治者的关注点为中心。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所见所闻，他在记述中往往关注到某个地方的地理方位、神秘性的传闻、地方上的罕见的物品、民众的个人信仰，以及地方上富人们豪华的住宅和工商业的繁盛。马克·波罗作为异国他乡的外来者，他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美美喜形于色。例如，他对元朝的风土人情做过详尽的考察，大都宏伟城墙、整齐街道、壮丽宫殿都在游记中记载“街道甚至，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可由街道望远彼门”，这与欧洲许多城市的街道规划设计以河流走向弯曲或者教堂、皇宫为中心向外辐射不同，行文中多有赞叹“各街道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划地为方形，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美译有一大而富丽之邸，使臣居宿于此，其房舍满布极富丽之卧榻，上陈绸被，凡使臣所需之物皆备”[3]，没有表现出深厚的感情，对于中国的自然历史文化，也没有深入的体会和个人感悟，而往往表现出了比较浅显的个人兴趣。
徐霞客没有政治和宗教目的，是出于自身对山川风景的喜爱以研究地理为追求进行地理考察。“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这也是为什么《徐霞客游记》中能写别人不能写的内容，徐霞客的言说目的在导游指南，详实精确地记叙每个游历地址的地理位置、景色特点，地形变化、交通路线、旅程安排，“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
（三）限定性言说方式
《马克·波罗游记》成书并不是马克·波罗亲自写的，相传转述由狱友所写。当年在中国的官方考察报告文字资料一定不能被带离境内，所以最后被广为流传的版本一定是马克·波罗记忆中残留下来的最深刻的印记。代笔成文的作品语言描绘让当时的欧洲评价为“天方夜谭般的幻想。”无穷无尽的财富、便利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简直是乌托邦式的童话，“整个城市成正方行，房屋都是正方形，每块地上都有充足的空间建造自己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设计精巧而美丽”，“大殿和房间装饰有雕刻与镀金的龙”，“窗户安装的玻璃犹如水晶一样透明”……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书中的描绘是空洞的，许多人怀疑他亲身经历的真实性，无法想象作为官方代表四处巡查的马克·波罗在当时的中国受到的是什么样等级的接待。
徐霞客的游记细腻精确，在其文本中出现的一些山脉走向、河道源流、洞穴大小、瀑布高低精确具体，仿佛实地现场勘测记录报告。《徐霞客游记》是百科全书式的旅行实录。千变万化的复杂地形，或是群山起伏，或是一览平川，或是擎天一柱均是“行周其四隅”[4]，“陟大脊而东西度之”。实地考察不分闲野闹市，涉及对象遍及各行各业，当然多数是平凡大众。徐霞客自费出资旅行各地，穷游是常态。但艰苦的环境并未改变他旅行的意志，恰恰是这样贴近自然的行走成就了《徐霞客游记》。“跋山涉水，求源探尾，日夜兼程，踏泥泞，下溶洞，滑陡坡，跌深潭，”[4]也正是这样的游历态度才能收集最详尽的资料。
尽管两部作品在风格和内容方面差异性非常明显，但却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人文价值不可估量。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经历成就了不同風格的文化符号，而两部游记的人文价值也正是这些不同。每个文化符号的创造者在创造作品的时候是有个需要彰显的的文学目的的，这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动机，也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前提。围绕这个大前提选择的文学材料就是根据这个表达目的来确定的，带有个人特点的材料营造创作主体的文化符号演出场景，这个个人特点就是不同社会背景环境、不同语言语境、不同文化成分组成了限定性的言说主体。限定性条件确定了文化符号的表达场景，而文化场景受时空制约，在限定性时空里符号场景被设定了不同的存在状态，就像不会同时存在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也不会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限定性文化符号表达场景。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5330.
〔2〕〔3〕〔5〕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张立岩，荆桂萍.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解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6（01）.
（责任编辑 徐阳）
Abstract： Symbol is the only way of cultural exchange， limiting cultural narration subject build defining cultural symbol. Taking the "Marco Polo travel notes" and "Xu xiake travel notes" for example， the three elements of travel writing styl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two travel texts'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discussing the restrictive influence of building travel literature narration.
Keywords： Traveling Notes； Differences； Restricting Speech Mode
关键词：游记；差异；限定性言说
中图分类号：I106.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117-03
一、《马可波罗游记》与《徐霞客游记》的差异
游记，学界定义为“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记述旅途中的见闻，记述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1]“游”的发生形式并不影响“记”的文学结果的产生。从‘游’到“记”构成一个完整的游记文体文学行为过程。王立群先生在《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一文中将游记类散文的文章构成要素分三类，即游踪、情感、景观。文体要素为标准比较东西两部游记的不同探寻限定性言说方式生成的文化符号。
（一）游踪不同
《马克·波罗游记》记述了马克波罗因缘际会随同在中亚布哈拉区域经商的父亲与叔父一起应忽必烈所托带罗马教传教士到华传教。在中国十七年间走遍大江南北，足记遍及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十五个省份。其后在热那亚海战中被俘入狱，在狱中口述种种东方见闻由狱友执笔写下《马克·波罗游记》。1271年夏天他们一行五人从意大利出发来华，马克·波罗怀揣对中国文明的好奇与憧憬，克服重重困难在1275年夏天到达元代上都觐见忽必烈。其后受到忽必烈重用，并多次派他到各地巡检盐税、考察民情以及置办珍宝进口香料，处理一些外交事务。
《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于30年先后十余次长途旅行所得，足记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十五个省。所涉及的內容侧重在游历过程中所见山川地貌自然景观，途径千难万险，多次命悬一线，逐日记载了旅途中的见闻。记录内容偏向自然山水山川地貌，地理测量。生于江南望族的徐霞客自幼喜欢阅读舆图方志，放弃仕途，寄情山水，东边渡还到落迦山，西至腾冲西境，北游盘山，南达广东罗浮山，游遍大江南北、名山大川。
（二）游观不同
《马可波罗游记》只是从大体上描写某个城镇、某个事件，或者某个地方，其细节、过程非常的简略，这导致其书中的记述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较大的偏差。被称为奇书的《马克·波罗游记》仅仅了选择中国的人文景观作为游历途中的主要观察对象，其述风格简略，行文并未写到途径城镇的详尽描述，游踪也无具体可查的日期。书中重复出现“离…后，×向行×里，有一…”再有马可波罗每达一城必先交代该城的地理位置，骑乘距离，以及简单的地理介绍，选取该地最富有价值的信息存储是马可波罗游历沿途的根本出发点，主要包括具体的地理位置，居民宗教信仰，民情风俗，经济发展。在镇江府城一章，开章记述此城存在的由来“镇江府是一蛮子城市”接着是宗教信仰介绍“居民是偶像教徒”[2]然后经济状况“使用纸币，恃商工而活，产丝多，有富商大贾”，然后便是介绍大汗任命的基督教徒治理的状况。
而《徐霞客游记》重视写实，力求准确、生动再现而非表现。《四库全书提要》称徐霞客游记“游记之多，遂莫过于斯编”，行文按旅程发展日记体记录，或某一段游程的提要、综括、注说或专文。致力于再现自然山水的游记对游程中所见的山水、草木、地貌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刻画。详尽摹写大小形状、来龙去脉、山重水复、丘跌起伏，用文学笔调做科学说明。“其水从左峡中透空平坠而下，崖深十余丈，三面环壁。水分三派飞腾：中阔五丈，左骈崖齐涌者，阔四尺；右嵌崖分趋者，阔五尺。盖中如帘，左如布，右如柱，势极雄壮，与安庄白水河奇观。”[4]
（三）游感不同
两位作者在游历中国山川地理人文社会时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对于官职在身的马克·波罗来来说，长年游历更多的是出于职位的要求，当然其中也不乏对东方文明的好奇。马可波罗的旅程很难有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经历，精神境界也难有突破生死的体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视察都算不上。观察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对于自然风光却是一笔带过。观察的焦点在社会中的人的活动，与他不同的人的活动，多是经济活动、宗教活动，很少涉及当地的文化历史。
而徐霞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名胜古迹等常常抱着仰慕和保护的心态。例如在江西贵溪县，徐霞客夜访南宋思想家陆九渊的遗迹，登上象山仰止亭的时候，发出了“仰高峰而俯幽壑，令人徙倚往返”的个人慨叹。在湖南永州，他拖着自己生病的身体，访遍了其中的名胜古迹，而且也深情地凭吊了唐朝诗人柳宗元，感叹他忧国忧民的心。《徐霞客游记》用第一人称行文，几乎时时能见他忧国忧民的心声呐喊，处处可见他对祖国山水的热爱。自费奔波三十余年，献身于山川地理，描绘的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只有亲临其境的旅行者才能写出这样的景观映像。声气想通，亲睹形骸是徐霞客炽热的感情倾斜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里。
二、差异原因分析
马可波罗与徐霞客的游记作品就像是一位学者的比喻：若将《徐霞客游记》视为一卷有着细腻笔触的“工笔画”，《马可波罗游记》则相当于一卷写意的“印象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我国的徐霞客都在中华的大地上留下了各自游历的著作，但由于马可？波罗和徐霞客个人的旅行目的的不同，旅行身份不同，导致他们的作品的描写角度也相差甚异。徐霞客之所以要游历中国，就是因为热爱中国的大自然，热爱中国的大山名川，对于中国的名胜古迹怀着敬仰之心，对于中国的地理有着独特的热爱，同时也希望能够纠正前人在地理描述上的错误。而马可·波罗的著作更多是出于一个外国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好奇心理，同时其政治目的也非常的明确，作为官方政府代表，那就是要了解地方上的动态信息，为统治者服务，再加上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所以两部作品的差异非常明显。 文化符号的建立是文化生成主体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不同的生成主体表现不同的意识形态。符号生成主体受自身身份经历、传统文化等条件的限制，主体意欲表现的意识形态也受限制。游记文体是一个由“游”到“记”的文学行为过程，没有“记”这个可以独立也可以依存共生文学活动单位不能确定游记文本的产生。“游”是“记”的诱因与内涵，“记”是“游”的结果与话语言说方式。“记”的发生受游的主体、游的环境、游的目的、游的形式的限制，但游只是前提而记才是根本。谁人记、如何记、记什么是游记文学研究的根本，游只是一个引子，是记发生的线索。游的主体的审美，游历内容、形式不同，“记”的言说主体、言说对象、言说内容使记的类型、内容也不同。
（一）限定性言说主体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商人之家，受父亲与叔父的影响对东方文明好奇憧憬。十七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游历十七年才得以返回威尼斯。1275年到达上京，元帝国民族众多开放，宗教信仰基本自由，觐见元朝统治者忽必烈，递呈教皇书信还敬奉圣墓灯油，受其委任在元朝任职定居大都。受忽必烈器重和赏识被委派到各地核查盐税，同时考察社会民情。还领命至印度东南亚置办皇室宫廷需要的珍宝和进口香料，间或处理外交事务。在游历过程中以官方委派官员的身份行走。
徐霞客生长在江南名门，从小生活富庶，有很好的教育基础。幼年便雅好奇书，博览古今史籍与舆地志，山海图经。成年后放弃科举开始“漫游天下重书地经”。封建社会出身良好博览群书的有识之士，不以仕途为人生追求反而志在考察名山大川，是封建社会自筹资金进行长期考察家和旅行家。
（二）限定性言说目的
《马可·波罗游记》是在监狱中回忆并且由其他人来记述完成的，有人猜测狱友执笔写下的奇书可能是真的亲至东方而成的游记，也可能是因为喜爱东方文明想象出来的“百万马可”所编的故事。两种不同的成书背景源自两种不同的言说目的。亲至东方的纪事游记是以官方委派担任相关职务的官员的工作考察报告。考察目的是完成统治者交代的任务的同时，满足自己对欣欣文明好奇心。为统治者服务要兼顾统治者的喜好和需要，所以在撰写考察报告的时候要以统治者的关注点为中心。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所见所闻，他在记述中往往关注到某个地方的地理方位、神秘性的传闻、地方上的罕见的物品、民众的个人信仰，以及地方上富人们豪华的住宅和工商业的繁盛。马克·波罗作为异国他乡的外来者，他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美美喜形于色。例如，他对元朝的风土人情做过详尽的考察，大都宏伟城墙、整齐街道、壮丽宫殿都在游记中记载“街道甚至，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可由街道望远彼门”，这与欧洲许多城市的街道规划设计以河流走向弯曲或者教堂、皇宫为中心向外辐射不同，行文中多有赞叹“各街道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划地为方形，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美译有一大而富丽之邸，使臣居宿于此，其房舍满布极富丽之卧榻，上陈绸被，凡使臣所需之物皆备”[3]，没有表现出深厚的感情，对于中国的自然历史文化，也没有深入的体会和个人感悟，而往往表现出了比较浅显的个人兴趣。
徐霞客没有政治和宗教目的，是出于自身对山川风景的喜爱以研究地理为追求进行地理考察。“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这也是为什么《徐霞客游记》中能写别人不能写的内容，徐霞客的言说目的在导游指南，详实精确地记叙每个游历地址的地理位置、景色特点，地形变化、交通路线、旅程安排，“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
（三）限定性言说方式
《马克·波罗游记》成书并不是马克·波罗亲自写的，相传转述由狱友所写。当年在中国的官方考察报告文字资料一定不能被带离境内，所以最后被广为流传的版本一定是马克·波罗记忆中残留下来的最深刻的印记。代笔成文的作品语言描绘让当时的欧洲评价为“天方夜谭般的幻想。”无穷无尽的财富、便利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简直是乌托邦式的童话，“整个城市成正方行，房屋都是正方形，每块地上都有充足的空间建造自己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设计精巧而美丽”，“大殿和房间装饰有雕刻与镀金的龙”，“窗户安装的玻璃犹如水晶一样透明”……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书中的描绘是空洞的，许多人怀疑他亲身经历的真实性，无法想象作为官方代表四处巡查的马克·波罗在当时的中国受到的是什么样等级的接待。
徐霞客的游记细腻精确，在其文本中出现的一些山脉走向、河道源流、洞穴大小、瀑布高低精确具体，仿佛实地现场勘测记录报告。《徐霞客游记》是百科全书式的旅行实录。千变万化的复杂地形，或是群山起伏，或是一览平川，或是擎天一柱均是“行周其四隅”[4]，“陟大脊而东西度之”。实地考察不分闲野闹市，涉及对象遍及各行各业，当然多数是平凡大众。徐霞客自费出资旅行各地，穷游是常态。但艰苦的环境并未改变他旅行的意志，恰恰是这样贴近自然的行走成就了《徐霞客游记》。“跋山涉水，求源探尾，日夜兼程，踏泥泞，下溶洞，滑陡坡，跌深潭，”[4]也正是这样的游历态度才能收集最详尽的资料。
尽管两部作品在风格和内容方面差异性非常明显，但却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人文价值不可估量。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经历成就了不同風格的文化符号，而两部游记的人文价值也正是这些不同。每个文化符号的创造者在创造作品的时候是有个需要彰显的的文学目的的，这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动机，也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前提。围绕这个大前提选择的文学材料就是根据这个表达目的来确定的，带有个人特点的材料营造创作主体的文化符号演出场景，这个个人特点就是不同社会背景环境、不同语言语境、不同文化成分组成了限定性的言说主体。限定性条件确定了文化符号的表达场景，而文化场景受时空制约，在限定性时空里符号场景被设定了不同的存在状态，就像不会同时存在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也不会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限定性文化符号表达场景。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5330.
〔2〕〔3〕〔5〕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张立岩，荆桂萍.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解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6（01）.
（责任编辑 徐阳）
Abstract： Symbol is the only way of cultural exchange， limiting cultural narration subject build defining cultural symbol. Taking the "Marco Polo travel notes" and "Xu xiake travel notes" for example， the three elements of travel writing styl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two travel texts'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discussing the restrictive influence of building travel literature narration.
Keywords： Traveling Notes； Differences； Restricting Speech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