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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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司法解释在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时存在明显的规范错位,主要体现在:将宣扬行为的类型已经扩展到极致,导致部分不符合宣扬性质的行为也被作为实行行为处理.对互联网平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放任行为,不当地将共犯行为理解为实行行为.由于增设了前置的限制处罚规定,人为地造成刑法处罚漏洞.在界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时,应当强化法益对于构成要素认定的指导意义.宣扬行为的核心语义应当被界定为让他人知晓或可能知晓,单纯的编写、设计等行为应当被排除在宣扬行为之外.尽管本罪在立法上被视为抽象危险犯,但不影响在司法层面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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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 立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1;广东司法警察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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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司法解释在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时存在明显的规范错位,主要体现在:将宣扬行为的类型已经扩展到极致,导致部分不符合宣扬性质的行为也被作为实行行为处理.对互联网平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放任行为,不当地将共犯行为理解为实行行为.由于增设了前置的限制处罚规定,人为地造成刑法处罚漏洞.在界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时,应当强化法益对于构成要素认定的指导意义.宣扬行为的核心语义应当被界定为让他人知晓或可能知晓,单纯的编写、设计等行为应当被排除在宣扬行为之外.尽管本罪在立法上被视为抽象危险犯,但不影响在司法层面上应基于法益合目的性予以适度限缩.在故意的判断上,肯定本罪间接故意的成立空间,并且应当改变当前行为故意与危害故意同一的判断法则,应当运用推定和例外结合的方式,并适度提高基础事实的标准.在罪数认定上,需要根据侵害事实的同一性等行为事实具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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