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69年2月，一个名叫皮埃尔·阿尔芒·戴维的法国传教士来到这里，带走了在他眼里“最不可思议的动物”。
14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又来到了这里，为这“最不可思议的动物”带回了弥足珍贵的“出生证”……
神秘之旅一条隐藏秘密的小道
2009年2月26日上午11点，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这份有关国宝大熊猫最珍贵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正是这份“出生证”帮助大熊猫敲开了国际大门，从19世纪发现大熊猫到现在的100多年间，西方的“熊猫热”一直持续不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都源于140年前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天主教堂发现了大熊猫。
“我们要把大熊猫的‘出生证’放回那里，让世人知道大熊猫是从那里走向世界的。”成都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标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两个多小时后，柯高浩、柯文夫妇在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领事助理孙雅俊、中国科学院专家何芬奇、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孙前等人的陪同下出现在距离成都200多公里的宝兴县城。
“140年前的今天，戴维也走到了宝兴，但他走了八天时间。”何芬奇正在和胞兄一起翻译《戴维神父传》，对于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故事，他如数家珍。
“2月22日，向穆坪出发。多云的天空偶尔有几缕阳光透过云层。我们早上8点出发，向西走了26英里后……” 1869年2月22日，戴维从成都出发，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到了邛崃，经西河的马湖、油榨等场镇后，到了芦山县的三汇场（现名大川镇），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大翁顶，来到了宝兴县盐井乡，随后到了邓池沟教堂，整整走了八天时间。
邓池沟天主教堂又名灵宝神学院，是法国远东教会1839年派人到四川秘密建造的教堂。早在1802年，法国巴黎远东教会的周耶神父就开始在这里传教。1829年，周耶病逝并被安葬在这里，这里就成了川西天主教区的大本营。1839年，第二任神父德耶在这里广招信徒、弟子，这里便成了灵宝神学院（又称穆坪修院，骆书雅任川北代牧区主教时，又将穆坪修院迁至彭州白鹿领报修院）。戴维是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和轮回。2005年，又一个叫戴维的人（戴维·谢泊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来实地考察、评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一年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此时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也已成为四川雅安市对外开放的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
站在教堂所处的山腰向北望去，依稀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夹金山。教堂的背后有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这里地势险要，是古时川人或马帮进藏和往返成都的必经之路。
戴维走的正是这条小路。
这条今日已荒芜的小路，在西方人眼里成了一条东方的神秘之路， 戴维发现大熊猫的夹金山大熊猫栖息地便成了“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是猫是熊冰川“活化石”横空出世
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在3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生命中的贵人——法国科学院的汉学家儒莲。儒莲不仅向他介绍了古老而神秘、富于刺激的东方国度——中国，还为他引见了一些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此后，戴维便向往着到中国传教。1862年2月，36岁的戴维被批准到中国传教。从此，他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交给戴维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中国地域广阔而复杂，自然物种多种多样，驯化历史悠久而辉煌，被西方博物学家称为标本收集的“福地”、生物考察的“天堂”。从16世纪起，西方的生物收集者只要来中国，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数的奇花异草、不尽的珍禽异兽，使西方探险家、搜集者、引种者每每满载而归，为博物学、生物学、分类学的完善和丰富增添了无法忽略的业绩，弥补了不可或缺的记录。
戴维神父是一名学识渊博、具有狂热献身精神的法国人，与其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不如说他是一名执著的博物学家。他始终认为，应该寓神学于科学之中，科考也是对上帝的贡献和莫大荣誉。于是，他抱着“探索真理就是认知上帝”的神圣信条来到了中国。
同年，戴维得到清朝政府同意，前往内蒙古考察旅游。在此期间，他收集了不少标本，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把所有标本带回巴黎。凭借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点，戴维的足迹从内蒙阿拉善到北京南海子，从四川宝兴到福建挂墩，其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当属在京南皇家猎苑目睹“四不像”（即麋鹿），在西南丛林遇见大鲵、珙桐、金丝猴、绿尾虹雉……特别是在川藏山地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的不期而遇。戴维在中国西南腹地的考察，揭示了中国作为世界木本植物分布中心、多种农业作物发源中心，特别是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结论，强调了中国生物区系的古老性和丰富性。
1865年，戴维被派往北京传教。在北京周边地区，戴维发现了不少欧洲少见的动植物，于是，他在传教之余采集、整理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动植物标本，并寄回巴黎，爱德华兹教授对此十分满意。不久，法国生物通讯协会吸收戴维为协会会员。这年夏天，戴维前往北京南部考察，在皇家猎苑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物种——“四不像”（即麋鹿），于是将其制成标本带回巴黎。经法国动物学家证实，麋鹿确为世界罕见，博物馆为此发表了戴维的科研论文。
1868年11月，戴维经汉口、沙市、宜昌，进入四川，12月到达重庆。在重庆，在法国外方会传教士范若瑟家中，戴维得到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穆坪有个法国传教点，那里的生物物种极其丰富。一过完元旦，戴维就迫不及待地溯岷江而上，经壁山、隆昌、资中、简阳至成都，在成都的华西坝天主堂稍事休息后，在成都西北的彭县做了短期的标本采集。1869年2月，他起程前往穆坪这个令他成就丰功伟业的地方。
1869年3月11日，戴维记下了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皮的情景：“在我返回教堂的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用茶点。在他家里，我见到一张展开的“黑白熊”皮。这张皮非常奇特，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见到这种动物。我听说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到野外去猎杀这种食肉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1869年5月4日，“我的猎手们在穆坪东部地区（今宝兴县东河一带）守候了两个星期，为我带来了一只‘黑白熊’和六只仰鼻猴，这只‘黑白熊’特别可爱。”当地的猎手们第一次为戴维捉到了活体“黑白熊”。戴维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为这种“最不可思议的动物”称体重、量身材、检查健康状况的。这憨态可掬、滑稽可笑的动物使戴维惊喜得不停地“感谢上帝”。新的发现令戴维极度兴奋，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爱德华兹教授，并附上描述“黑白熊”的书面报告。戴维本想将这只活体“黑白熊”送回巴黎，没想到“黑白熊”经不起运送途中的颠簸和气候变化，不幸死于半途，戴维只好将毛皮标本送到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关于“黑白熊”的描述报告当年就在博物馆《新闻公报》上发表了。报告是这样叙述的：“‘黑白熊’，据我的猎人讲，其体形大，耳短，尾很短，毛较短，四足下有很多毛。颜色为白色，耳朵、眼圈、尾尖和四肢呈黑褐色，前肢黑白部分向肩胛延伸，在背脊上汇合成带状……我刚获得一只幼体，并见过成体的皮，毛色均相同，颜色分布也一致。我从未见过这种动物，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物种呢……在过去的20天里，我雇佣了20名猎人来猎捕这种奇特的熊的成体。”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将这张熊猫皮展出后，无人能识。根据兽皮，人们看到它有一张圆圆的大白脸，眼睛四周有两圈深深的黑斑，像是戴着一副墨镜。于是，有人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皮是假的；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奇异的熊。爱德华兹教授经过对“黑白熊”毛皮和骨骼的仔细研究，发现戴维在物种的判定上出现了错误，“黑白熊”不是戴维所认定的熊属类，而是与小熊猫相似的另一种熊猫。爱德华兹教授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就其外貌而言，大熊猫的确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系统与后者的区别十分明显，而与小熊猫和浣熊相近。这一定是一种新属，我将它命名为‘大熊猫’。”
继发现大熊猫之后，戴维还采到了冰川时代的“植物活化石”珙桐和“昆虫活化石”大卫两栖甲的标本。
戴维离开邓池沟教堂时，他的行囊中是大批动植物标本。当地的传教士帮助他将一箱箱标本走水路经重庆运到上海，再运回巴黎。遗憾的是，这期间正赶上英法战争，一些标本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据戴维自己统计，他一共采集了3000号标本，而实际运抵巴黎的却不足2000号。
大熊猫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西方学者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遥远的东方，果然存在着冰川时代的“动物活化石”！戴维，这个来自19世纪中叶的法国传教士，从此让世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西南这片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
辗转索求一纸“出生证”终于回家
1872年，戴维在中国病倒了。两年后他退休回国，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从此，戴维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1877年，戴维的两卷著作《中国之鸟类》公开出版，书中记载了他发现的772种鸟类，其中有60种前人从没发现、报道过；书中还有200个种类的哺乳动物，经鉴定，其中新的种类有63个。1884~1888年，戴维的又一著作《戴维植物志》公开出版，书中记载有他搜集到的世界罕见的植物品种。他的这两本书，成为后代学者到夹金山科学考察的“探秘宝典”。
2001年11月，在戴维诞辰百年之际，他的故乡——法国埃斯布莱特市亲友团在市长戴海杜的率领下来到宝兴县邓池沟追思先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时任副市长孙前的关注，一位法国市长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四川宝兴邓池沟？一个法国人，跟中国的大熊猫有什么关系呢？
2002年11月，孙前带队赴法国访问戴维故乡，并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了宝兴大熊猫标本及相关资料，这正是当年戴维神父从宝兴带回的那只大熊猫标本。孙前详细了解了戴维在中国的神秘之旅，遂萌发了一个念头：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更是世界大熊猫文化的策源地，如果能把当年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这两份文件送到大熊猫首发地的话，将赋予世界自然保护地核心区的夹金山更加厚重的文化符号。
于是，孙前一有机会就辗转游说，四处央求，法国大使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人、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他的努力却没有一点回音。
后来，孙前卸任雅安市副市长，调任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但他求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2008年，孙前求索大熊猫“出生证”的故事感动了中国科学院鸟类研究所专家何芬奇。何芬奇找到了他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柯高浩、柯文博士夫妇。经过他们的努力，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答应将那两份文件送给邓池沟教堂。在戴维发现大熊猫140周年之际，柯氏夫妇从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取得了那两份文件，并接受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专程从法国飞到中国，代表博物馆把大熊猫的“出生证”送到四川省宝兴县邓池沟。
2009年2月27~28日，这批珍贵资料的捐赠仪式分别在宝兴县邓池沟天主教堂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举行。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将戴维神父所寄大熊猫标本致学术界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复制件捐赠给了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
柯高浩、柯文夫妇来到了邓池沟，当他们看到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时，感到十分惊讶，希望这里继续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捐赠仪式上，柯高浩博士说：“这里很好，大熊猫在这里出生，大熊猫‘出生证’这一珍贵的资料应该属于这里，希望这些资料对全世界了解大熊猫有所帮助，也希望大熊猫文化能进一步得到发扬。”
这一刻，孙前的眼眶湿润了，大熊猫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
14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又来到了这里，为这“最不可思议的动物”带回了弥足珍贵的“出生证”……
神秘之旅一条隐藏秘密的小道
2009年2月26日上午11点，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这份有关国宝大熊猫最珍贵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正是这份“出生证”帮助大熊猫敲开了国际大门，从19世纪发现大熊猫到现在的100多年间，西方的“熊猫热”一直持续不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都源于140年前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天主教堂发现了大熊猫。
“我们要把大熊猫的‘出生证’放回那里，让世人知道大熊猫是从那里走向世界的。”成都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标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两个多小时后，柯高浩、柯文夫妇在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领事助理孙雅俊、中国科学院专家何芬奇、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孙前等人的陪同下出现在距离成都200多公里的宝兴县城。
“140年前的今天，戴维也走到了宝兴，但他走了八天时间。”何芬奇正在和胞兄一起翻译《戴维神父传》，对于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故事，他如数家珍。
“2月22日，向穆坪出发。多云的天空偶尔有几缕阳光透过云层。我们早上8点出发，向西走了26英里后……” 1869年2月22日，戴维从成都出发，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到了邛崃，经西河的马湖、油榨等场镇后，到了芦山县的三汇场（现名大川镇），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大翁顶，来到了宝兴县盐井乡，随后到了邓池沟教堂，整整走了八天时间。
邓池沟天主教堂又名灵宝神学院，是法国远东教会1839年派人到四川秘密建造的教堂。早在1802年，法国巴黎远东教会的周耶神父就开始在这里传教。1829年，周耶病逝并被安葬在这里，这里就成了川西天主教区的大本营。1839年，第二任神父德耶在这里广招信徒、弟子，这里便成了灵宝神学院（又称穆坪修院，骆书雅任川北代牧区主教时，又将穆坪修院迁至彭州白鹿领报修院）。戴维是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和轮回。2005年，又一个叫戴维的人（戴维·谢泊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来实地考察、评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一年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此时的邓池沟天主教堂也已成为四川雅安市对外开放的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
站在教堂所处的山腰向北望去，依稀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夹金山。教堂的背后有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这里地势险要，是古时川人或马帮进藏和往返成都的必经之路。
戴维走的正是这条小路。
这条今日已荒芜的小路，在西方人眼里成了一条东方的神秘之路， 戴维发现大熊猫的夹金山大熊猫栖息地便成了“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是猫是熊冰川“活化石”横空出世
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在3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生命中的贵人——法国科学院的汉学家儒莲。儒莲不仅向他介绍了古老而神秘、富于刺激的东方国度——中国，还为他引见了一些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此后，戴维便向往着到中国传教。1862年2月，36岁的戴维被批准到中国传教。从此，他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交给戴维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中国地域广阔而复杂，自然物种多种多样，驯化历史悠久而辉煌，被西方博物学家称为标本收集的“福地”、生物考察的“天堂”。从16世纪起，西方的生物收集者只要来中国，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数的奇花异草、不尽的珍禽异兽，使西方探险家、搜集者、引种者每每满载而归，为博物学、生物学、分类学的完善和丰富增添了无法忽略的业绩，弥补了不可或缺的记录。
戴维神父是一名学识渊博、具有狂热献身精神的法国人，与其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不如说他是一名执著的博物学家。他始终认为，应该寓神学于科学之中，科考也是对上帝的贡献和莫大荣誉。于是，他抱着“探索真理就是认知上帝”的神圣信条来到了中国。
同年，戴维得到清朝政府同意，前往内蒙古考察旅游。在此期间，他收集了不少标本，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把所有标本带回巴黎。凭借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点，戴维的足迹从内蒙阿拉善到北京南海子，从四川宝兴到福建挂墩，其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当属在京南皇家猎苑目睹“四不像”（即麋鹿），在西南丛林遇见大鲵、珙桐、金丝猴、绿尾虹雉……特别是在川藏山地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的不期而遇。戴维在中国西南腹地的考察，揭示了中国作为世界木本植物分布中心、多种农业作物发源中心，特别是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结论，强调了中国生物区系的古老性和丰富性。
1865年，戴维被派往北京传教。在北京周边地区，戴维发现了不少欧洲少见的动植物，于是，他在传教之余采集、整理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动植物标本，并寄回巴黎，爱德华兹教授对此十分满意。不久，法国生物通讯协会吸收戴维为协会会员。这年夏天，戴维前往北京南部考察，在皇家猎苑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物种——“四不像”（即麋鹿），于是将其制成标本带回巴黎。经法国动物学家证实，麋鹿确为世界罕见，博物馆为此发表了戴维的科研论文。
1868年11月，戴维经汉口、沙市、宜昌，进入四川，12月到达重庆。在重庆，在法国外方会传教士范若瑟家中，戴维得到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穆坪有个法国传教点，那里的生物物种极其丰富。一过完元旦，戴维就迫不及待地溯岷江而上，经壁山、隆昌、资中、简阳至成都，在成都的华西坝天主堂稍事休息后，在成都西北的彭县做了短期的标本采集。1869年2月，他起程前往穆坪这个令他成就丰功伟业的地方。
1869年3月11日，戴维记下了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皮的情景：“在我返回教堂的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用茶点。在他家里，我见到一张展开的“黑白熊”皮。这张皮非常奇特，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见到这种动物。我听说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到野外去猎杀这种食肉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1869年5月4日，“我的猎手们在穆坪东部地区（今宝兴县东河一带）守候了两个星期，为我带来了一只‘黑白熊’和六只仰鼻猴，这只‘黑白熊’特别可爱。”当地的猎手们第一次为戴维捉到了活体“黑白熊”。戴维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为这种“最不可思议的动物”称体重、量身材、检查健康状况的。这憨态可掬、滑稽可笑的动物使戴维惊喜得不停地“感谢上帝”。新的发现令戴维极度兴奋，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爱德华兹教授，并附上描述“黑白熊”的书面报告。戴维本想将这只活体“黑白熊”送回巴黎，没想到“黑白熊”经不起运送途中的颠簸和气候变化，不幸死于半途，戴维只好将毛皮标本送到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关于“黑白熊”的描述报告当年就在博物馆《新闻公报》上发表了。报告是这样叙述的：“‘黑白熊’，据我的猎人讲，其体形大，耳短，尾很短，毛较短，四足下有很多毛。颜色为白色，耳朵、眼圈、尾尖和四肢呈黑褐色，前肢黑白部分向肩胛延伸，在背脊上汇合成带状……我刚获得一只幼体，并见过成体的皮，毛色均相同，颜色分布也一致。我从未见过这种动物，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物种呢……在过去的20天里，我雇佣了20名猎人来猎捕这种奇特的熊的成体。”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将这张熊猫皮展出后，无人能识。根据兽皮，人们看到它有一张圆圆的大白脸，眼睛四周有两圈深深的黑斑，像是戴着一副墨镜。于是，有人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皮是假的；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奇异的熊。爱德华兹教授经过对“黑白熊”毛皮和骨骼的仔细研究，发现戴维在物种的判定上出现了错误，“黑白熊”不是戴维所认定的熊属类，而是与小熊猫相似的另一种熊猫。爱德华兹教授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就其外貌而言，大熊猫的确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系统与后者的区别十分明显，而与小熊猫和浣熊相近。这一定是一种新属，我将它命名为‘大熊猫’。”
继发现大熊猫之后，戴维还采到了冰川时代的“植物活化石”珙桐和“昆虫活化石”大卫两栖甲的标本。
戴维离开邓池沟教堂时，他的行囊中是大批动植物标本。当地的传教士帮助他将一箱箱标本走水路经重庆运到上海，再运回巴黎。遗憾的是，这期间正赶上英法战争，一些标本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据戴维自己统计，他一共采集了3000号标本，而实际运抵巴黎的却不足2000号。
大熊猫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西方学者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遥远的东方，果然存在着冰川时代的“动物活化石”！戴维，这个来自19世纪中叶的法国传教士，从此让世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西南这片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
辗转索求一纸“出生证”终于回家
1872年，戴维在中国病倒了。两年后他退休回国，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从此，戴维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1877年，戴维的两卷著作《中国之鸟类》公开出版，书中记载了他发现的772种鸟类，其中有60种前人从没发现、报道过；书中还有200个种类的哺乳动物，经鉴定，其中新的种类有63个。1884~1888年，戴维的又一著作《戴维植物志》公开出版，书中记载有他搜集到的世界罕见的植物品种。他的这两本书，成为后代学者到夹金山科学考察的“探秘宝典”。
2001年11月，在戴维诞辰百年之际，他的故乡——法国埃斯布莱特市亲友团在市长戴海杜的率领下来到宝兴县邓池沟追思先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时任副市长孙前的关注，一位法国市长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四川宝兴邓池沟？一个法国人，跟中国的大熊猫有什么关系呢？
2002年11月，孙前带队赴法国访问戴维故乡，并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了宝兴大熊猫标本及相关资料，这正是当年戴维神父从宝兴带回的那只大熊猫标本。孙前详细了解了戴维在中国的神秘之旅，遂萌发了一个念头：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更是世界大熊猫文化的策源地，如果能把当年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这两份文件送到大熊猫首发地的话，将赋予世界自然保护地核心区的夹金山更加厚重的文化符号。
于是，孙前一有机会就辗转游说，四处央求，法国大使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人、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他的努力却没有一点回音。
后来，孙前卸任雅安市副市长，调任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但他求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2008年，孙前求索大熊猫“出生证”的故事感动了中国科学院鸟类研究所专家何芬奇。何芬奇找到了他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柯高浩、柯文博士夫妇。经过他们的努力，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答应将那两份文件送给邓池沟教堂。在戴维发现大熊猫140周年之际，柯氏夫妇从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取得了那两份文件，并接受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专程从法国飞到中国，代表博物馆把大熊猫的“出生证”送到四川省宝兴县邓池沟。
2009年2月27~28日，这批珍贵资料的捐赠仪式分别在宝兴县邓池沟天主教堂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举行。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将戴维神父所寄大熊猫标本致学术界的报告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复制件捐赠给了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
柯高浩、柯文夫妇来到了邓池沟，当他们看到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时，感到十分惊讶，希望这里继续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捐赠仪式上，柯高浩博士说：“这里很好，大熊猫在这里出生，大熊猫‘出生证’这一珍贵的资料应该属于这里，希望这些资料对全世界了解大熊猫有所帮助，也希望大熊猫文化能进一步得到发扬。”
这一刻，孙前的眼眶湿润了，大熊猫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