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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季度，《我家那闺女》《女儿们的恋爱》《女儿们的男朋友》《妻子的浪漫旅行》等同类型综艺节目集中播出，并在收视成绩、话题度上都有不错的表现。这标志着新的节目类型——观察类综艺走红。
这些热播的观察类综艺都聚焦代际沟通、恋爱困境、婚姻焦虑等社会话题，也成为继户外竞技类真人秀、慢综艺、亲子综艺后，集中爆发的新综艺类型。节目走红的背后，究竟挑动哪些公众情绪？又面临怎样的问题？
“离有个女婿又远了一步”
演播室的屏幕上，播放着演员袁姗姗的生活片段。尝试煎鸡蛋，收拾房间，去超市采购，为朋友们的到来准备食材。与此同时，袁姗姗的父亲坐在演播室，指着屏幕上正在做家务的女儿，调侃道：“她煮饺子就不会，我那天听她跟她妈妈打电话，问怎么煮”“她拿菜刀就拿不好”“她第一次煎鸡蛋”。
这是在播综艺《我家那闺女》的片段。节目中，四位明星的父亲坐在演播室观察女儿的生活状态。这种形式之所以被称为观察类综艺，是因为节目分为演播室和户外两个空间，由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组成。
在电视评论人杨智帆看来，中国综艺一大特征是“扎堆”。“每个阶段都会有比较流行的节目出现，有一个试水成功的案例出来之后，市场就会认可，平台，商业客户会追着这个模式连续做，至少做个两年以上。”
观察类综艺试水成功的案例，要追溯到去年夏天湖南卫视的《我家那小子》。杨智帆认为，《我家那小子》是国内最早把演播室和户外的关系处理得最清楚的一档节目。当时，嘉宾朱雨辰母亲的教育观念，一度霸占微博热搜。去年秋季腾讯视频《心动的信号》热播，再次向市场证明了这种类型的可复制性。
事实上，“演播室观察”的元素，早在《我们相爱吧》《女人有话说》等节目中就出现过。这些节目大多邀请情感专家或心理学家，对明星或素人（日语音译，通常指非专业人士）的行为和心理进行点评。但杨智帆觉得，他们并没有把“观察”设计成节目的“模式点”。杨智帆认为，观察类综艺最重要的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演播室选择的嘉宾，跟户外部分的嘉宾，他们的人物关系是不是成立，或者说演播室本身有没有一套逻辑，这一点很关键。”
《女儿们的恋爱》《我家那闺女》《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观察类节目，都选用了艺人的亲人作为观察者。《女儿们的恋爱》制片人兼总导演晏吉告诉记者，进行节目设计时，主创一直在思考究竟以怎样的视角切入恋爱题材。经过推演，他们觉得年轻人恋爱时，父母一定是最关心的人，因此让艺人的父亲坐在演播室里观看女儿与异性约会的视频。“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是有欲望和权力，还有责任去关心和介入。在节目中，我们增加这个视角，让父母来监督把关，甚至来作为权威认证。”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在《女儿们的恋爱》中，沈梦辰为男友杜海涛的父母准备丰盛的午餐时，沈梦辰的父亲在演播室一脸认真地说：“不管你会做（饭）还是不会做，不要太刻意了。但是老人家来了，你还是应该主动一点儿。”弹幕上出现“和我爸说的一样”的字样。
杨智帆认可这样的观察模式。他认为，亲情关系的加入，能够在演播室形成更加有效的信息延伸。“父母评价自己子女的时候，他们所放出来的任何一个信息点都是真实有趣的。从节目的顶层逻辑和任务关系的设计来说，是合理的。”
艾瑞咨询研究经理徐燕妮告诉记者，观察类综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让素人与节目有机地结合，使综艺更加生活化。“户外竞技类、慢综艺，观众经常质疑综艺剧本的痕迹过重，看着不够自然。情感观察类综艺比较大的改变是引进素人参加综艺的录制。素人的表现看起来更加自然，也容易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因为他们的举动、方式，和平常生活比较相似。”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参与录制的素人父亲，反倒频频登上热搜。《我家那闺女》第一期播出后，袁姗姗的父亲问她，会因为自己在节目上拆台她不会干家务而生气吗？袁姗姗回应道：“不生气啊，但离你有个女婿又远了一步。”
观察的终极目的是人
那么，如何在节目中触发代际之间的矛盾和沟通？几档观察类综艺几乎都从观念分歧最为尖锐的婚恋问题下手。《女儿们的恋爱》《女儿们的男朋友》直接安排父亲观察女儿谈恋爱，《我家那闺女》则把话题聚焦在“婚恋焦虑”上。有人统计，《我家那闺女》前三期，四位女嘉宾共被催婚了二十三次。
而《女儿们的恋爱》选择的四位女嘉宾，对于感情的态度也具有代表性。任家萱是成熟女性的代表，经历过生活和情感的波折，对爱情既想靠近又有不安;任容萱的情感困惑与曾经的感情经历和父亲的态度有关;沈梦辰与杜海涛相恋多年，但一直承受外界的压力;傅园慧代表感情经历空白，不知道如何与异性接触的女性群体。
于是，想恋爱，却不会恋爱;不愿结婚，反遭逼婚;对生活迷茫，却无法和父母沟通……种种社会性话题，赤裸裸地冲击公众的情绪，让节目在舆论声中迅速走红。在杨智帆看来，这恰恰说明，综艺节目正在承载社会意义——过去，人们对于综艺的认知停留在娱乐层面。“好的节目要有时代背景，甚至有记录时代的功能和意义。不能脱离时代，作一些纯乌托邦的东西。好的节目要跟当下发生关系，要有点大事记的意思。”
“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对错，只是分享出来，让社会形成讨论点。对于节目来说，有冲突和矛盾才可以引起适当的社会话题，形成所谓的讨论热度。”徐燕妮点评道。
但是，综观市场上火爆的观察类综艺，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几乎均以婚恋为切入口。杨智帆觉得，观察类节目里，婚恋话题完全可以由一位嘉宾来完成，其他的嘉宾则应该完成其他层面，比如职业属性的内容。“像《我家那闺女》，节目展示的闺女们的生活状态和职业身份应当是多个维度的。最开始出现的何雯娜，是退役的奥运冠军，面临着运动员的职业再转型，她应该走职业标签的路线和成长线。不同的嘉宾承担的功能不一样，丰富性会更好。”
徐燕妮也认为，观察类节目无需局限于情感关系。“还可以观察特定的职业人群，或者说特定的年龄段，因为生活观察类的主题是很宽泛的。”徐燕妮提到腾讯视频近期推出的网络综艺节目《我和我的经纪人》。节目以明星和经纪人的关系为观察对象，以职场为核心，满足了观众对娱乐圈运营规则和明星人设打造的猎奇心理。据猫眼专业版统计，该节目目前累计播放量超过4100万次。
放眼日韩，观察类综艺的类型五花八门。韩国JTBC的节目《网线生活》，记录美妆博主、吃播博主等网红在镜头之外的生活;日本东京电视台的《可以跟着去你家吗》，随机跟随素人去家中进行拍摄;日本TBS的综艺《人类观察》则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身邊人合谋，暗中记录人们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应，比如在沙滩上，当妻子离开时，有美女搭讪让帮忙涂防晒霜，你会怎么做？
杨智帆则联想到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该作品的第一期全程跟拍易烊千玺的工作行程，从商业活动到舞蹈排练、拍摄广告等。节目最后，当时尚未成年的易烊千玺坐在酒店的床上，拿着毛巾擦着下巴，一脸疲惫。当他畅想着能和朋友出来玩时，眼睛突然发亮，嘶哑的声音说：“一个星期就行。”
杨智帆觉得，这样的观察与记录才是观察类节目的终极目的，因为它成功地观察到生活中的人，“让大家知道标签之下的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很遗憾，现在好多节目好像都没有太往这个角度去切。”杨智帆说。
（摘自《看天下》王一博）
这些热播的观察类综艺都聚焦代际沟通、恋爱困境、婚姻焦虑等社会话题，也成为继户外竞技类真人秀、慢综艺、亲子综艺后，集中爆发的新综艺类型。节目走红的背后，究竟挑动哪些公众情绪？又面临怎样的问题？
“离有个女婿又远了一步”
演播室的屏幕上，播放着演员袁姗姗的生活片段。尝试煎鸡蛋，收拾房间，去超市采购，为朋友们的到来准备食材。与此同时，袁姗姗的父亲坐在演播室，指着屏幕上正在做家务的女儿，调侃道：“她煮饺子就不会，我那天听她跟她妈妈打电话，问怎么煮”“她拿菜刀就拿不好”“她第一次煎鸡蛋”。
这是在播综艺《我家那闺女》的片段。节目中，四位明星的父亲坐在演播室观察女儿的生活状态。这种形式之所以被称为观察类综艺，是因为节目分为演播室和户外两个空间，由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组成。
在电视评论人杨智帆看来，中国综艺一大特征是“扎堆”。“每个阶段都会有比较流行的节目出现，有一个试水成功的案例出来之后，市场就会认可，平台，商业客户会追着这个模式连续做，至少做个两年以上。”
观察类综艺试水成功的案例，要追溯到去年夏天湖南卫视的《我家那小子》。杨智帆认为，《我家那小子》是国内最早把演播室和户外的关系处理得最清楚的一档节目。当时，嘉宾朱雨辰母亲的教育观念，一度霸占微博热搜。去年秋季腾讯视频《心动的信号》热播，再次向市场证明了这种类型的可复制性。
事实上，“演播室观察”的元素，早在《我们相爱吧》《女人有话说》等节目中就出现过。这些节目大多邀请情感专家或心理学家，对明星或素人（日语音译，通常指非专业人士）的行为和心理进行点评。但杨智帆觉得，他们并没有把“观察”设计成节目的“模式点”。杨智帆认为，观察类综艺最重要的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演播室选择的嘉宾，跟户外部分的嘉宾，他们的人物关系是不是成立，或者说演播室本身有没有一套逻辑，这一点很关键。”
《女儿们的恋爱》《我家那闺女》《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观察类节目，都选用了艺人的亲人作为观察者。《女儿们的恋爱》制片人兼总导演晏吉告诉记者，进行节目设计时，主创一直在思考究竟以怎样的视角切入恋爱题材。经过推演，他们觉得年轻人恋爱时，父母一定是最关心的人，因此让艺人的父亲坐在演播室里观看女儿与异性约会的视频。“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是有欲望和权力，还有责任去关心和介入。在节目中，我们增加这个视角，让父母来监督把关，甚至来作为权威认证。”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在《女儿们的恋爱》中，沈梦辰为男友杜海涛的父母准备丰盛的午餐时，沈梦辰的父亲在演播室一脸认真地说：“不管你会做（饭）还是不会做，不要太刻意了。但是老人家来了，你还是应该主动一点儿。”弹幕上出现“和我爸说的一样”的字样。
杨智帆认可这样的观察模式。他认为，亲情关系的加入，能够在演播室形成更加有效的信息延伸。“父母评价自己子女的时候，他们所放出来的任何一个信息点都是真实有趣的。从节目的顶层逻辑和任务关系的设计来说，是合理的。”
艾瑞咨询研究经理徐燕妮告诉记者，观察类综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让素人与节目有机地结合，使综艺更加生活化。“户外竞技类、慢综艺，观众经常质疑综艺剧本的痕迹过重，看着不够自然。情感观察类综艺比较大的改变是引进素人参加综艺的录制。素人的表现看起来更加自然，也容易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因为他们的举动、方式，和平常生活比较相似。”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参与录制的素人父亲，反倒频频登上热搜。《我家那闺女》第一期播出后，袁姗姗的父亲问她，会因为自己在节目上拆台她不会干家务而生气吗？袁姗姗回应道：“不生气啊，但离你有个女婿又远了一步。”
观察的终极目的是人
那么，如何在节目中触发代际之间的矛盾和沟通？几档观察类综艺几乎都从观念分歧最为尖锐的婚恋问题下手。《女儿们的恋爱》《女儿们的男朋友》直接安排父亲观察女儿谈恋爱，《我家那闺女》则把话题聚焦在“婚恋焦虑”上。有人统计，《我家那闺女》前三期，四位女嘉宾共被催婚了二十三次。
而《女儿们的恋爱》选择的四位女嘉宾，对于感情的态度也具有代表性。任家萱是成熟女性的代表，经历过生活和情感的波折，对爱情既想靠近又有不安;任容萱的情感困惑与曾经的感情经历和父亲的态度有关;沈梦辰与杜海涛相恋多年，但一直承受外界的压力;傅园慧代表感情经历空白，不知道如何与异性接触的女性群体。
于是，想恋爱，却不会恋爱;不愿结婚，反遭逼婚;对生活迷茫，却无法和父母沟通……种种社会性话题，赤裸裸地冲击公众的情绪，让节目在舆论声中迅速走红。在杨智帆看来，这恰恰说明，综艺节目正在承载社会意义——过去，人们对于综艺的认知停留在娱乐层面。“好的节目要有时代背景，甚至有记录时代的功能和意义。不能脱离时代，作一些纯乌托邦的东西。好的节目要跟当下发生关系，要有点大事记的意思。”
“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对错，只是分享出来，让社会形成讨论点。对于节目来说，有冲突和矛盾才可以引起适当的社会话题，形成所谓的讨论热度。”徐燕妮点评道。
但是，综观市场上火爆的观察类综艺，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几乎均以婚恋为切入口。杨智帆觉得，观察类节目里，婚恋话题完全可以由一位嘉宾来完成，其他的嘉宾则应该完成其他层面，比如职业属性的内容。“像《我家那闺女》，节目展示的闺女们的生活状态和职业身份应当是多个维度的。最开始出现的何雯娜，是退役的奥运冠军，面临着运动员的职业再转型，她应该走职业标签的路线和成长线。不同的嘉宾承担的功能不一样，丰富性会更好。”
徐燕妮也认为，观察类节目无需局限于情感关系。“还可以观察特定的职业人群，或者说特定的年龄段，因为生活观察类的主题是很宽泛的。”徐燕妮提到腾讯视频近期推出的网络综艺节目《我和我的经纪人》。节目以明星和经纪人的关系为观察对象，以职场为核心，满足了观众对娱乐圈运营规则和明星人设打造的猎奇心理。据猫眼专业版统计，该节目目前累计播放量超过4100万次。
放眼日韩，观察类综艺的类型五花八门。韩国JTBC的节目《网线生活》，记录美妆博主、吃播博主等网红在镜头之外的生活;日本东京电视台的《可以跟着去你家吗》，随机跟随素人去家中进行拍摄;日本TBS的综艺《人类观察》则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身邊人合谋，暗中记录人们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应，比如在沙滩上，当妻子离开时，有美女搭讪让帮忙涂防晒霜，你会怎么做？
杨智帆则联想到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该作品的第一期全程跟拍易烊千玺的工作行程，从商业活动到舞蹈排练、拍摄广告等。节目最后，当时尚未成年的易烊千玺坐在酒店的床上，拿着毛巾擦着下巴，一脸疲惫。当他畅想着能和朋友出来玩时，眼睛突然发亮，嘶哑的声音说：“一个星期就行。”
杨智帆觉得，这样的观察与记录才是观察类节目的终极目的，因为它成功地观察到生活中的人，“让大家知道标签之下的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很遗憾，现在好多节目好像都没有太往这个角度去切。”杨智帆说。
（摘自《看天下》王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