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员最初的选拔，其实早在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那年，即1961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次选拔严格说来应该叫试选。由于整个过程神速而绝密，所以具体内幕很难作详细考证。幸而有一位当年的入选者——空军飞行员方国俊，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次试选的大致情况。
　　挑选中国的加加林
　　方国俊说，1961年下半年，我和20多个飞行员被秘密挑选出来后，集中在了十一航校。一到航校，一个姓余的领队对我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改装歼-7飞机。改装也许成功，也许失败，要作好最坏的打算。中国当时刚刚引进两架歼-7飞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改装，更不清楚为什么要我们“作好最坏的打算”。那位姓余的领队见我们脑子转不过弯来，又说，你们怎么这么不开窍！就再也不说话了。后来有专业人员来了，既不提改装飞机的事儿，也不让我们去试飞，只是很随意地问问，看报纸没有？苏联的加加林已经上天了，你们有什么感想啊？后来，又有领导找我们谈话，也有专家和我们聊过，可谈的都是一些飞机的事，比如飞机哪些地方先进，能不能突破地球大气层，就是只字不提飞船的事儿。但每天都有人在观察我们，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直到后来，有人才偷偷给我们透露了点内情，说苏联有了加加林，中国也想有加加林，上级打算从我们这批飞行员中挑选中国的加加林。
　　过了三四个月，可能是因为那个年头闹灾荒的缘故，就让我们回部队去了。临走前有人还叮嘱我们说，回去后如果单位问你们为什么又回来了，你们就说改装新引进的歼-7飞机，体检没有过关;以后需要时，你们要招之即来，随叫随到。
　　然而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再也没有任何动静。据说不少飞行员回去后一直在等，虽然谁也没有说过他们就是未来的航天员，更没有人承诺过一定让他们回去，但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一直默默地等待着。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等到离开飞机驾驶舱，等到头发花白，等到杨利伟上天，最终也没等到上级通知他们回去的那一天。
　　秘密任务
　　7年之后，即1968年8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根据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建议，向国防科委提出选拔和训练航天员的申请。国防科委随后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选拔和训练航天员的请示报告》。接着，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组织专家深入空军飞行部队，与飞行员和航空医生进行多次座谈，作了一年多的调研，之后初步制订了航天员的医学选拔方案。一直到1970年10月，中央军委才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正式下达了选拔航天员的秘密任务。
　　空军和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当即联合组成了一个选拔航天员的班子，从1970年10月13日起，乘坐由空军提供的一架专机，先后奔赴沈阳、南京、广州和北京四个军区进行选拔。这次选拔分为初选、复选两个阶段。初选从1970年10月中旬起，至1970年1 2月中旬止，历时两个月;复选从1971年2月起，至1971年5月止，历时三月有余。由于当时中国尚无选拔航天员的现成经验，选拔中就参考或套用苏联和美国的某种模式及某些做法。王德汉参与了这次选拔的全过程，对内情比较熟悉。
　　王德汉说，我们接到任务后，风雨兼程，马不停蹄，先在四个军区的空军的14个歼击机部队蹲点100多处，然后从1918名飞行员中初选出215人，又从这215人中挑选出88人。第二年1月再将这88名飞行员分3批通知进京，秘密集中在空军总医院，实行严密封闭管理，不准与外界接触，禁止与家人联系，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接受五花八门的检查。
　　而这时已经从一名飞行员晋升为空军某飞行团团长的方国俊，有幸再次成为这88名候选人中的一员。方国俊说，我接到去北京复选的通知后，连对家人都来不及交代一下，就赶到了北京、，一到北京，我们就住进空军总医院的一栋小楼里，就是现在的八里庄。一进小楼，就让我们换上病号服，搞得我们莫名其妙，也让小楼外的人大惑不解：新来的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说他们是正常人吧，每天都去用紫外线灯消毒;说他们是病号吧，每天进进出出，个个活蹦乱跳，生龙活虎，打球跑步，比谁都能折腾。直到有一天，上级给我们放映了苏联加加林乘坐“东方号”宇宙飞船上天的纪录片，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此次选拔，从88名飞行员中最终选出了20名预备航天员，方国俊再次有幸成为这20名中的一员。然而遗憾的是，这位从1953年开始驾机飞行直至1995年退役，在天上飞了整整42年的“老飞”，尽管两次参选，两度入围，最终却因“曙光号”飞船计划的搁浅而永远失去了飞天的机会。2003年10月15日，已经赋闲在家多年的方国俊守在家中的电视机前观看“神舟五号”飞船的发射实况。当杨利伟遨游太空的画面出现在面前时，他禁不住潸然泪下……
　　“7·14”办公室
　　航天员选拔结束后，紧接着就是航天员的训练。1971年5月12日，空军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要求立即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当时的预想方案是，由空军负责，成立一个大约500人的宇航部，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对中国首批航天员的训练。然后，再用“东风五号”运载火箭发射“曙光号”飞船。第一次上天的航天员为两名，发射时间是1973年底。
　　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接到军委紧急命令后，当即组织人马，火速行动，当天便发出絕密电报，紧急命令空军二十四师师长薛伦、三十四师副师长李振军以及郭儒茂、刘树志、徐培根、李瑞祥、邹永利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日前赶到空军招待所报到。电报十万火急，接到命令的7名空军干部却一头雾水。
　　薛伦等稀里糊涂报到后的第二天，即5月14日，“宇航员训练筹备组”便宣布成立，薛伦任组长。薛伦说，我接到命令后，什么都没给我说，只让我停下手头所有工作，立即去北京东交民巷报到。报到前我不知去干什么，报到后我同样搞不清要干什么。筹备组成立后，空军的一位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给我们交代工作说，毛主席已经批了，要你们搞宇航工作，训练中国的宇航员，必须在1 1月前做好接收宇航员的一切准备工作，确保训练如期进行。关于你们的调动，总政李德生主任也批了，你们先工作起来，以后再下命令。还给我们看了一个复印件，我记得上面好像有毛主席的批示“同意”两个字。大家听了后，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很紧张，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过去只训练过飞行员，没训练过宇航员，都是门外汉，怎么训啊？ 　　由于时间紧迫，“宇航员训练筹备组”没有现成的办公室，只有临时借用空军学院的四十九号楼办公。领导再三叮嘱的只有一条：保密，保密，一定要保密！所以训练航天员的事谁也不能说，父母、老婆、孩子不能说，亲友、战友、朋友更不能说。甚至连“宇航员训练筹备组”这个名称，对外也只能使用代号，不能提“宇航”两个字。使用什么代号呢？后來不知是谁的主意，说毛主席批准“曙光号”飞船工程的时间是7月14日，就用“7·14”做代号吧。于是“宇航员训练筹备组”对外就叫“7·14”办公室。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不仅外界未有丝毫察觉，甚至连空军学院的院长也搞不清真实内情。更有意思的是，与薛伦他们同时悄悄进驻空军学院的还有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人与薛伦他们朝夕相处，天天见面，笑脸相迎，但彼此却始终守口如瓶，谁也搞不清对方的底细，也从不向对方打听。直到多年之后，薛伦他们才知道对方是搞弹道导弹的，而对方也才知道薛伦他们是训练宇航员的。
　　计划中断
　　薛伦说，在那个年代训练宇航员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而准备时间却只有几个月。宇航员的吃喝拉撒以及飞行训练等，我们样样都得管。一方面，我们要为宇航员找住房、找食堂，在生活上做好各种安排;另一方面，还要到各个高校物色教员，准备训练教材，以及和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协调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训练：同时自己还得拼命学习英语和各种宇航知识，唯恐不能胜任工作。
　　1971年8月，薛伦等人还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回来不久就预订了去南京的机票，准备于9月14日赴紫金山天文台学习天文学知识。从当时的计划进度和工作成效来看，按上级的要求在11月接收宇航员，应该不成问题。可谁也没料到，9月13日，即他们准备动身去南京的头一天，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所有人员在家待命，哪儿也不准去！
　　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出在林彪身上。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这就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9·13”事件的突然爆发，打乱了薛伦他们的计划，也改变了宇航员的命运。这个事件不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心态，还直接影响到了“曙光号”飞船的研制进度乃至研制方向。
　　而全国受影响最大的是军队，军队中受冲击最大的是空军！
　　“9·13”事件爆发的当天，空军内部局势急转直下，剑拔弩张。原因很简单：林彪的飞机是从空军被私自调走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被认为是林彪的死党，空军理所当然就成为上级追究、审查的“重灾区”。于是，空军不少军官一夜间成了审查对象。而由空军负责并设在空军学院的“宇航员训练筹备组”即“7·14”办公室，自然也在劫难逃。
　　“7·14”本是毛泽东批准“曙光号”飞船工程的日期，可专案组进驻空军后，有人却疑神疑鬼，说“7·14”就是“起义室”，“7·14”办公室就是林彪的“起义室”，是林彪设在空军的司令部，而“7·14”办公室的7个军官自然就是林彪的死党、林立果的同伙，他们设立“7·14”办公室的目的就是要搞政变！于是，薛伦等人统统被抓了起来。薛伦等人被关了半年，有的甚至一年，直至后来确认“7·14”办公室与林彪无关，才被放了出来。中国宇航员的首次训练筹备工作也由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