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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体是刘知几认为六家中四家体废后可行于后世的善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本文以《史通·二体》篇为中心，从刘知几对"六家二体"的创名入手，集中分析了后世对这一创说的评议，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了何为"二体"，进而探讨该篇中所涉及的编年和纪传二体的优劣。
关键词： 六家二体 编年体 纪传体
"二体"跟"六家"一样是刘知几的一个独创，其指古体六家中盛行于后世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是二体的代表。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对二体的发展完备、二体的优劣得失及编年纪传二体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地论述。本文即以《二体》篇为中心，对刘知几的观点予以深入探究，并补着以近代学者对其中多方问题探讨，以期更加清晰的明白《二体》一篇在该书中的重要地位。
1、对刘知几"六家二体"的认识
《二体》是在《六家》业已阐明古史六体中"四体久废"的基础上，对独留下来的二体进行的优劣得失的评议及其并行于后世的必然性的分析。于是在读解《二体》一篇时，无法绕开对《六家》篇的认识。由此，这里笼统的探讨对"六家二体"的认识。
刘知几的"六家二体"是其独特的创说，这是他编纂学体系中的重要的观点。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举要》中指出：
《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评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六家》、《二体》列于《史通》内篇之首，用以冠盖全书，是别有深意的，"一方面透露《史通》一书着重在探讨古代史籍编纂的整体构想，而探讨史籍编纂不能不从史籍分类入手；另一方面说明《史通》一书在探讨古代史籍编纂体系中又重点探讨史书体例。"
当然现代史家中对刘知几的"六家二体"说以高度评价的不乏其人，如张孟伦先生在《刘知几<史通>评》一文中认为"《六家》、《二体》两篇，实将我国汗牛充栋的支书的体例，作了一个穷尽原委、脉络分明的高度概活性的叙述，从而不但纲维了百代群史，而且张开了《史通》全书总目。"苏渊雷先生亦认为"六家二体，科判得失，对于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史通笺注》的撰者张振佩先生则说："《六家》篇是著者对隋、唐以前文书体例的全面总结，也是《史通》全书开宗明义的总纲。"
从《六家》篇中可知刘知几将隋唐以前的史籍归纳为六种体例，就此《刘知几评传》的作者许凌云提出了一二问题，首先是《六家》未能"举史体之大全"。许凌云将与《史通》时代较为接近的《隋书·经籍志》相比较，总结出"综观二书，则不能不承认《隋志》丰富于《史通》，因为凡《史通》史书中所有的《隋志》都有了，而《隋志》史部所有的《史通》则缺漏甚多。可见，六家未能举史体之大全"。这种批评也许是一家之见，但是对理解刘知几的"六家"划分有一个新的思考。其次，许凌云认为《春秋》、《左传》本是一家，皆为编年之体；《史記》、《汉书》原为一家，都是记传之法。为何强行分开，作茧自缚，这也是笔者在下面着重讨论《二体》中"二体"何解的原因。"按《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例，以一书为一家，如果局限本书而言，则六书亦各是一家……'家'的涵义当为一文学流派或同体之作的代表称呼。果真从史体上划分，《春秋》、《左传》不必一体分二，《史记》、《汉书》亦不必分立门户。就以传统的看法，且知几也欣然同意的看法，《左传》是部解释《春秋》的著作，就更没有必要将其同《春秋》分开。"
在《六家》篇中刘知几依次叙述六体特点，结论云："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六家演为二体，故继而有《二体》篇，论编年、纪传二体之得失利害。由此，下面对何谓"二体"作出简单的阐述。
2、各体例间的演变及二体之优劣
《二体》篇继《六家》之后申论编年、记传二体之得失。首先他指出《尚书》体例不完备，是因为"世犹淳质，文从简略"，这是客观的评述。接着他指出自《左传》、《史记》出，体例就完备了起来：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
因此可知古史诸体是随着时代的需要相继创立，但是后代史家一致珍重和继承发展的却只有编年和记传二体。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可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可属于纪传体。而"尚书家"和"国语家"的记言编撰特色却被淘汰。
刘知几认为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尚书》这种记言为主的载史形式有很多缺点，不能很好表达历史的内容:"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年月失序，爵里难详"，后人模拟，又固守成法，不加厘革。如果说在《尚书》所处的时代。"世犹淳质"，所以"文从简略"，就是说那时史学处于幼年时期，《尚书》也只是史籍的雏型，尚犹可说。但后来"文籍大备"还"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则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国语》同样不能很好表达历史的内容，所以后来撰史"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苟、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由于记言体的"受嗤当代"而被取代，此后盛行于世的则是"编年" "纪传"二体了。
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日编排史事，"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我们看了以后，可以了解每一个史迹的时代关系"。 编年体是我国出现最早的基本编纂史籍的体例之一，在我国早期的史籍中便以此撰述方法为为主流。
刘知几认为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意思是编年体的长处是是系联日月为顺序，排列世代年岁来使前后连接，脉络清晰，语无重出，使读者一目了然。 短处则是"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 也就是说偏重政治史，关注王朝兴衰史，在记载人物上，详略难均，甚至某些重要的史实和人物常被忽略。
吕思勉则认为编年体短处在其"干燥而无味"，"此种史盖专记国家大事，其文体极为简严。专记国家大事，则非尽人所能知；文体过于简严，则不免干燥而无味，故其流行，远不如记言体之广"，还有便是在阅读上"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的缺点。
当然吕思勉也承认了编年体的优点是"然时（间）固史事天然之条理，自《左氏》有作，取记言体之详尽，而按纪事体之年月编排之，遂使读者展卷之余，于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则于一时代之大势，自易明了，以供研习，实较纪传体为优。且依时排比，可使事无复出；而记载之讹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长编者，亦必有取于兹焉" 。
司马迁著《史记》创建纪传体，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于一书，使各体之间相互侧重，又有内在联系，详于此则略于彼，而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这种体裁之所以自司马迁之后，为许多史家所采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有很大的包容力。旧时史家，偏重政治，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为史事最重要的两端，而表、志、纪、传体，恰好可以很好地包容这两端，概览旧时史家认为最重要的史事，所以正史都采用此种体裁。当然也有史者认为纪传体成为正史撰写的体例是因为纪传体"以帝王为中心"，不仅在内容而且在形式上突出出来，帝王用"本纪"列在最前面。
但这种体裁也有它的弊端，"此体之弊：在于以人为纲，使事实寸寸断裂；又不能通贯历代，不便观览，故编年、记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一类之政书，不得不与之并行"。
在《二体》篇中刘知几对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的优缺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纪传体的优点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 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 洪纤靡失"，也就是说纪传体能举凡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大端琐事都可尽载毕书，既全面又具体。缺点则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且"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 就是说由于记、传群分，就使得"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事记述分散，且有重复。
但是对于刘知几对纪传体短处的阐述，现在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提出《史记》的编次，并不像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前后屡出"、"不求年月"。知几说："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帜，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何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这个结论下得十分武断。《史记》写人物，当然要一个人一个人的说，不可能一下子说完天下事。《高祖本纪》写高祖的一生，当然要涉及到他接触的人和事，不可能不提到项羽。同样，在《项羽本纪》中势必会涉及到刘邦。司马迁为了避免文字的重复，把材料进行了巧妙的安排，因而有语在项传、事具高纪的处理，这是一种"互见法"。至于《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这是列传处理的方法，或合传，或类专，或专传，没有可以指责之处。
3、总结
《二体》篇还具体分析了干宝崇尚编年体而深抑纪传体的见解，刘知几着重申述了纪传体不可偏废的理由。他先指出左氏编年，难以"括囊靡遗"，再言班固纪传矫此之失，"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又言"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 他叙述这个由编年而纪传，由纪传而编年的变化过程，但是其却明显地遗漏了司马迁之纪传史《史记》。这恐怕不是刘知几无意的疏忽。其实，这"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的功劳应归之司马迁名下，班固只是承史迁之成例，"不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刘知几这样叙述问题，就是把纪传文创例之功归在班氏门下，而将其真正的始祖司马迁去掉，这就大不合情理的。
对于编年体与纪传体两体的关系，刘知几说："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明确的指明记传为主，编年为辅。
但是也有人提出刘知几时期纪传体盛行，编年史流传甚少，而刘在二体中将编年与纪传同等并列，这种做法实质提高了编年的地位。然而在今世学者则认为纪传体出现在编年史之后，从总体上看它自然优越于编年体，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编年史在发展中也在吸收纪传体长处以完善自己，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带来了编年体的复兴。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
[4] 许凌云著，《刘知几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5] 吕思勉著，《吕思勉史学与史籍》[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3年2月版
[6]（唐）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
[7]吕思勉著，《史通评》，商务印书馆，1935年
[8] （唐）刘知几撰,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陈巧银， 女， 江苏泰州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六家二体 编年体 纪传体
"二体"跟"六家"一样是刘知几的一个独创，其指古体六家中盛行于后世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是二体的代表。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对二体的发展完备、二体的优劣得失及编年纪传二体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地论述。本文即以《二体》篇为中心，对刘知几的观点予以深入探究，并补着以近代学者对其中多方问题探讨，以期更加清晰的明白《二体》一篇在该书中的重要地位。
1、对刘知几"六家二体"的认识
《二体》是在《六家》业已阐明古史六体中"四体久废"的基础上，对独留下来的二体进行的优劣得失的评议及其并行于后世的必然性的分析。于是在读解《二体》一篇时，无法绕开对《六家》篇的认识。由此，这里笼统的探讨对"六家二体"的认识。
刘知几的"六家二体"是其独特的创说，这是他编纂学体系中的重要的观点。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举要》中指出：
《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评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六家》、《二体》列于《史通》内篇之首，用以冠盖全书，是别有深意的，"一方面透露《史通》一书着重在探讨古代史籍编纂的整体构想，而探讨史籍编纂不能不从史籍分类入手；另一方面说明《史通》一书在探讨古代史籍编纂体系中又重点探讨史书体例。"
当然现代史家中对刘知几的"六家二体"说以高度评价的不乏其人，如张孟伦先生在《刘知几<史通>评》一文中认为"《六家》、《二体》两篇，实将我国汗牛充栋的支书的体例，作了一个穷尽原委、脉络分明的高度概活性的叙述，从而不但纲维了百代群史，而且张开了《史通》全书总目。"苏渊雷先生亦认为"六家二体，科判得失，对于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史通笺注》的撰者张振佩先生则说："《六家》篇是著者对隋、唐以前文书体例的全面总结，也是《史通》全书开宗明义的总纲。"
从《六家》篇中可知刘知几将隋唐以前的史籍归纳为六种体例，就此《刘知几评传》的作者许凌云提出了一二问题，首先是《六家》未能"举史体之大全"。许凌云将与《史通》时代较为接近的《隋书·经籍志》相比较，总结出"综观二书，则不能不承认《隋志》丰富于《史通》，因为凡《史通》史书中所有的《隋志》都有了，而《隋志》史部所有的《史通》则缺漏甚多。可见，六家未能举史体之大全"。这种批评也许是一家之见，但是对理解刘知几的"六家"划分有一个新的思考。其次，许凌云认为《春秋》、《左传》本是一家，皆为编年之体；《史記》、《汉书》原为一家，都是记传之法。为何强行分开，作茧自缚，这也是笔者在下面着重讨论《二体》中"二体"何解的原因。"按《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例，以一书为一家，如果局限本书而言，则六书亦各是一家……'家'的涵义当为一文学流派或同体之作的代表称呼。果真从史体上划分，《春秋》、《左传》不必一体分二，《史记》、《汉书》亦不必分立门户。就以传统的看法，且知几也欣然同意的看法，《左传》是部解释《春秋》的著作，就更没有必要将其同《春秋》分开。"
在《六家》篇中刘知几依次叙述六体特点，结论云："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六家演为二体，故继而有《二体》篇，论编年、纪传二体之得失利害。由此，下面对何谓"二体"作出简单的阐述。
2、各体例间的演变及二体之优劣
《二体》篇继《六家》之后申论编年、记传二体之得失。首先他指出《尚书》体例不完备，是因为"世犹淳质，文从简略"，这是客观的评述。接着他指出自《左传》、《史记》出，体例就完备了起来：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
因此可知古史诸体是随着时代的需要相继创立，但是后代史家一致珍重和继承发展的却只有编年和记传二体。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可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可属于纪传体。而"尚书家"和"国语家"的记言编撰特色却被淘汰。
刘知几认为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尚书》这种记言为主的载史形式有很多缺点，不能很好表达历史的内容:"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年月失序，爵里难详"，后人模拟，又固守成法，不加厘革。如果说在《尚书》所处的时代。"世犹淳质"，所以"文从简略"，就是说那时史学处于幼年时期，《尚书》也只是史籍的雏型，尚犹可说。但后来"文籍大备"还"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则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国语》同样不能很好表达历史的内容，所以后来撰史"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苟、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由于记言体的"受嗤当代"而被取代，此后盛行于世的则是"编年" "纪传"二体了。
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日编排史事，"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我们看了以后，可以了解每一个史迹的时代关系"。 编年体是我国出现最早的基本编纂史籍的体例之一，在我国早期的史籍中便以此撰述方法为为主流。
刘知几认为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意思是编年体的长处是是系联日月为顺序，排列世代年岁来使前后连接，脉络清晰，语无重出，使读者一目了然。 短处则是"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 也就是说偏重政治史，关注王朝兴衰史，在记载人物上，详略难均，甚至某些重要的史实和人物常被忽略。
吕思勉则认为编年体短处在其"干燥而无味"，"此种史盖专记国家大事，其文体极为简严。专记国家大事，则非尽人所能知；文体过于简严，则不免干燥而无味，故其流行，远不如记言体之广"，还有便是在阅读上"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的缺点。
当然吕思勉也承认了编年体的优点是"然时（间）固史事天然之条理，自《左氏》有作，取记言体之详尽，而按纪事体之年月编排之，遂使读者展卷之余，于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则于一时代之大势，自易明了，以供研习，实较纪传体为优。且依时排比，可使事无复出；而记载之讹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长编者，亦必有取于兹焉" 。
司马迁著《史记》创建纪传体，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于一书，使各体之间相互侧重，又有内在联系，详于此则略于彼，而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这种体裁之所以自司马迁之后，为许多史家所采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有很大的包容力。旧时史家，偏重政治，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为史事最重要的两端，而表、志、纪、传体，恰好可以很好地包容这两端，概览旧时史家认为最重要的史事，所以正史都采用此种体裁。当然也有史者认为纪传体成为正史撰写的体例是因为纪传体"以帝王为中心"，不仅在内容而且在形式上突出出来，帝王用"本纪"列在最前面。
但这种体裁也有它的弊端，"此体之弊：在于以人为纲，使事实寸寸断裂；又不能通贯历代，不便观览，故编年、记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一类之政书，不得不与之并行"。
在《二体》篇中刘知几对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的优缺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纪传体的优点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 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 洪纤靡失"，也就是说纪传体能举凡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大端琐事都可尽载毕书，既全面又具体。缺点则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且"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 就是说由于记、传群分，就使得"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事记述分散，且有重复。
但是对于刘知几对纪传体短处的阐述，现在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提出《史记》的编次，并不像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前后屡出"、"不求年月"。知几说："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帜，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何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这个结论下得十分武断。《史记》写人物，当然要一个人一个人的说，不可能一下子说完天下事。《高祖本纪》写高祖的一生，当然要涉及到他接触的人和事，不可能不提到项羽。同样，在《项羽本纪》中势必会涉及到刘邦。司马迁为了避免文字的重复，把材料进行了巧妙的安排，因而有语在项传、事具高纪的处理，这是一种"互见法"。至于《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这是列传处理的方法，或合传，或类专，或专传，没有可以指责之处。
3、总结
《二体》篇还具体分析了干宝崇尚编年体而深抑纪传体的见解，刘知几着重申述了纪传体不可偏废的理由。他先指出左氏编年，难以"括囊靡遗"，再言班固纪传矫此之失，"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又言"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 他叙述这个由编年而纪传，由纪传而编年的变化过程，但是其却明显地遗漏了司马迁之纪传史《史记》。这恐怕不是刘知几无意的疏忽。其实，这"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的功劳应归之司马迁名下，班固只是承史迁之成例，"不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刘知几这样叙述问题，就是把纪传文创例之功归在班氏门下，而将其真正的始祖司马迁去掉，这就大不合情理的。
对于编年体与纪传体两体的关系，刘知几说："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明确的指明记传为主，编年为辅。
但是也有人提出刘知几时期纪传体盛行，编年史流传甚少，而刘在二体中将编年与纪传同等并列，这种做法实质提高了编年的地位。然而在今世学者则认为纪传体出现在编年史之后，从总体上看它自然优越于编年体，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编年史在发展中也在吸收纪传体长处以完善自己，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带来了编年体的复兴。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
[4] 许凌云著，《刘知几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5] 吕思勉著，《吕思勉史学与史籍》[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3年2月版
[6]（唐）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
[7]吕思勉著，《史通评》，商务印书馆，1935年
[8] （唐）刘知几撰,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陈巧银， 女， 江苏泰州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