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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和透视这60年中小学教材变迁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定位的顽强努力。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教材的选择，也是民族生存条件的投影。
课本教材“以苏为师”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
在一个崭新的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務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这时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
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
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学的走向。当时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
“大跃进”与“文革”：作文也“放卫星”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一些有意义的教改尝试也因此终止。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文章，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的，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期的名家几乎“集体蒸发”，取而代之的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材完全成了宣传手册。
作文浮夸风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经典课文也遭到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如此，各地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文革”初期教育部曾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改革开放30年：追问人性内涵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文革”时期的许多谬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3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5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
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
同样于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是“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代意识和具有时代感的课文也逐步增加。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
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再过分青睐苏联文学。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也入选教材。到了上个世纪末，蕴含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先进观念的课文开始增多。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对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也日益升温。
新世纪课本：从统一走向多样化
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在重视语文能力之外，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
同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綱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与此同时，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真正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等思想在语文课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中南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语文高级教师陈军表示：“这些年的语文教学不断改革，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2014年9月新学期开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句诗消失在了上海小学一年级新教材中，同时被删的还有7首经典诗作。
随后，上海小学课本删除古诗的做法引起了非议。当时有媒体梳理发现，十多年内至少有43篇经典课文消失在小学到高中的课本中，其中22篇为经典古文、古诗词。而取代过去经典课文的，则是周杰伦的《蜗牛》《飞向太空的航程》这类新面孔。
2014年9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师大参观时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该话一出，上海小学教材删去古诗的做法再次受到关注。专家指出，教育的功用，是更好地认识文明的价值，为文明的传承和创造服务。
教育部发言人续梅随即表示，中华传统文化所占比重，也是教材审查的标准之一，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如果没有达到标准，则会建议增加。
2016年秋季，全国各地有400多万中小学生使用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语文教材。教材大幅增加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比重，占一至六年级全部课文的30%，七至九年级全部课文的40%。
“在以课标为依据的基础上，语文版修订教材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注重在统一上下工夫。”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说，在选文上，力求文质兼美，所选课文既有较高的思想性，又有较高的语文价值。
教科书的种种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言文，传统革命教材被排除在了教科书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西方作品。认真梳理相关信息后发现，各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修订确实存在严重的导向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由国家成立高级别机构，统筹全国教材工作。
有网友拍照曝光小学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竟有“求伟大的安拉保佑”这样的宗教语言，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
而北京语文课改教材第十三册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篇基督教圣经内容被定为神话故事列入教材。已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2016年，语文出版社宣布在教材最新修订中撤下课文《南京大屠杀》。遭到网友批评后出版社辩解为“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死里逃生》一节替代温树林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并没有撤下南京大屠杀内容。” 然而这种辩解不能令网友信服，因为题目是文章最重要的部分，《南京大屠杀》题目铭刻着几十万国人被日军血腥屠戮的苦难，《死里逃生》题目则是描述战争中个人的际遇，对日本侵华战争不义的控诉，两者有天地之别。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报告文学，最先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现在，不少版本的语文书已将此篇课文删除。
200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撤掉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阿Q正传》和《药》，这3篇都是鲁迅也是近代文学中比较有思想性和战斗性的作品，编订者把撤掉的理由归结为必修课学时减少和学生认为鲁迅文章难懂。
2005年，上海市课程改革语文教材正式删除爱国主义题材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据上海市教材编写组主编徐根荣介绍，当初选择删除这篇文章是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学生们需要更多更新鲜以及种类丰富的知识。
中小学阶段本该把学生的学习重心放在认知本民族文化和优秀品质上，外国题材课文过多无疑不利于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为例，根据网友统计：整个小学六年，除去一年级上册，总共416篇课文，其中以外国人和事为题材的课文共计100篇，占比例24%。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国家为主。
这些课文西化倾向重要的表现是涉及到中国人多是负面形象，而涉及到外国人多是正面形象，甚至不惜造假，给孩子从小就灌输外国小孩品质和智慧更胜一筹的印象。这究竟是想给我国的小朋友树立一个怎样的三观？都说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可人教版的这些导向，要把我们的未来的希望导向何方？
事实上，存在严重西化问题的，还包括中学语文、历史和政治教材。正因为有教材西化的严重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这次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的深层次原因，我们才能理解国家教材委员会主要职责中的这几句话：“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教材的重要性不必多言，之于学生的意义，并不仅是普通的书籍，教材中的内容会成为一种常识和固有的知识框架而被不假思索的接受下来。
然而这些年教材出现的种种问题，却让人瞠目结舌，种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如今，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正是对这些“去中国化”、“去革命化”的做法敲响了警钟。
（综合摘编自《华声》、凤凰网）
课本教材“以苏为师”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
在一个崭新的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務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这时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
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
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学的走向。当时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
“大跃进”与“文革”：作文也“放卫星”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一些有意义的教改尝试也因此终止。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文章，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的，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期的名家几乎“集体蒸发”，取而代之的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材完全成了宣传手册。
作文浮夸风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经典课文也遭到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如此，各地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文革”初期教育部曾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改革开放30年：追问人性内涵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文革”时期的许多谬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3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5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
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
同样于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是“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代意识和具有时代感的课文也逐步增加。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
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再过分青睐苏联文学。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也入选教材。到了上个世纪末，蕴含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先进观念的课文开始增多。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对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也日益升温。
新世纪课本：从统一走向多样化
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在重视语文能力之外，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
同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綱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与此同时，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真正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等思想在语文课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中南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语文高级教师陈军表示：“这些年的语文教学不断改革，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2014年9月新学期开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句诗消失在了上海小学一年级新教材中，同时被删的还有7首经典诗作。
随后，上海小学课本删除古诗的做法引起了非议。当时有媒体梳理发现，十多年内至少有43篇经典课文消失在小学到高中的课本中，其中22篇为经典古文、古诗词。而取代过去经典课文的，则是周杰伦的《蜗牛》《飞向太空的航程》这类新面孔。
2014年9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师大参观时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该话一出，上海小学教材删去古诗的做法再次受到关注。专家指出，教育的功用，是更好地认识文明的价值，为文明的传承和创造服务。
教育部发言人续梅随即表示，中华传统文化所占比重，也是教材审查的标准之一，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如果没有达到标准，则会建议增加。
2016年秋季，全国各地有400多万中小学生使用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语文教材。教材大幅增加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比重，占一至六年级全部课文的30%，七至九年级全部课文的40%。
“在以课标为依据的基础上，语文版修订教材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注重在统一上下工夫。”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说，在选文上，力求文质兼美，所选课文既有较高的思想性，又有较高的语文价值。
教科书的种种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言文，传统革命教材被排除在了教科书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西方作品。认真梳理相关信息后发现，各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修订确实存在严重的导向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由国家成立高级别机构，统筹全国教材工作。
有网友拍照曝光小学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竟有“求伟大的安拉保佑”这样的宗教语言，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
而北京语文课改教材第十三册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篇基督教圣经内容被定为神话故事列入教材。已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2016年，语文出版社宣布在教材最新修订中撤下课文《南京大屠杀》。遭到网友批评后出版社辩解为“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死里逃生》一节替代温树林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并没有撤下南京大屠杀内容。” 然而这种辩解不能令网友信服，因为题目是文章最重要的部分，《南京大屠杀》题目铭刻着几十万国人被日军血腥屠戮的苦难，《死里逃生》题目则是描述战争中个人的际遇，对日本侵华战争不义的控诉，两者有天地之别。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报告文学，最先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现在，不少版本的语文书已将此篇课文删除。
200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撤掉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阿Q正传》和《药》，这3篇都是鲁迅也是近代文学中比较有思想性和战斗性的作品，编订者把撤掉的理由归结为必修课学时减少和学生认为鲁迅文章难懂。
2005年，上海市课程改革语文教材正式删除爱国主义题材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据上海市教材编写组主编徐根荣介绍，当初选择删除这篇文章是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学生们需要更多更新鲜以及种类丰富的知识。
中小学阶段本该把学生的学习重心放在认知本民族文化和优秀品质上，外国题材课文过多无疑不利于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为例，根据网友统计：整个小学六年，除去一年级上册，总共416篇课文，其中以外国人和事为题材的课文共计100篇，占比例24%。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国家为主。
这些课文西化倾向重要的表现是涉及到中国人多是负面形象，而涉及到外国人多是正面形象，甚至不惜造假，给孩子从小就灌输外国小孩品质和智慧更胜一筹的印象。这究竟是想给我国的小朋友树立一个怎样的三观？都说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可人教版的这些导向，要把我们的未来的希望导向何方？
事实上，存在严重西化问题的，还包括中学语文、历史和政治教材。正因为有教材西化的严重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这次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的深层次原因，我们才能理解国家教材委员会主要职责中的这几句话：“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教材的重要性不必多言，之于学生的意义，并不仅是普通的书籍，教材中的内容会成为一种常识和固有的知识框架而被不假思索的接受下来。
然而这些年教材出现的种种问题，却让人瞠目结舌，种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如今，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正是对这些“去中国化”、“去革命化”的做法敲响了警钟。
（综合摘编自《华声》、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