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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从异界女性世界看蒲松龄的文化心态”（52WU1601）。
摘 要：《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作品中比较突出的部分，也是作品的灵魂所在，本文从原型角度出发分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贤妻良妾、妒女悍妇，她们身上所反映男权印记，也即具有原型品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后，从女性原型品格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突显现实主义基调，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
关键词：女性形象；原型；悍妇；贤妻良妾；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张美子，天津师范大学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2
一、原型与原型品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瑞士学者荣格（Carl Jung）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他是一个魔鬼、一个人或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反复重现于创造性幻想被自由表现的地方。因此，它在本质上是神话形象。……创作过程，在我们所理解的范围内，存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的原型，并对其逐步塑造，直至作品完成。对神话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一个翻译成当代语言的过程，它使得人们可以重新找到生命最深厚的根源。”[1]1957年，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将“原型”的界定基础转向了文学本身。原型“就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2]
《聊斋志异》女性原型品格包括两个方面：是女性品质性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女性品质性格的普遍性
首先，这一点体现在《聊斋志异》中求真向善的贤妻良妾身上，她们品质温柔娴淑，具有女性柔美的一面。例如，既具有现实色彩，又卓尔不群的胡四娘。她被神巫称为“贵人”，“内慧外普，聪明浑而不露”。姊妹们都称呼她为“贵人”，嘲笑她的现状，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闻知”。四娘的婢女桂儿打抱不平与人打赌，“四娘方绩，不怒亦不言，绩自若”。她具有求真向善的贤良淑德、贫贱不移安分守己的态度 ，丈夫发達时依然“凝重如故”，不失礼节，可以算是不卑不亢，胸襟宽广（《胡四娘》）；再如，才女颜氏 “丰仪秀美，能雅谑，善尺牍”，嫁给“文与卿似是两人”“家贫岁饥”的顺天某生，她先是“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先挑烛据案自哦，为丈夫率”，当夫“再试再黜”“抚情寂漠”时，她选择“易装相待”，代替夫君参加考试，取得了功成名就。她的丈夫“坐享佳丽”，“翁姑也受封于新妇”。颜氏确实对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进行了冲击，但这并不足以撼动男权社会。她因女性本身的贤良品质，在易髻而冠的掩饰下开始她为夫争取功名的道路，但她并不能跳脱妻子的角色，最终以“二女共事一夫”为结局（《颜氏》）。与前者不同，作者对乔女这一形象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先是突出她的外貌，“有女黑丑：壑一鼻，跛一足”，遭人嫌弃。后来她得到孟生的看重，却没能嫁与孟生。随后盂生暴疾而死，留有年幼的孩子，而家中一切早已被瓜分所剩无几，为了报答知己之恩，乔女坚定不移，写状纸报官替他抚养孩子，供其读书，教子成才。随后孩子成家立业，乔女依旧过着像以前一样生活，至死不渝。乔女这一形象的外貌与心灵形成强烈的对比，正如她自己所说：“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乔女》）
其次，《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反顺为逆、反柔为刚的妒女悍妇。比较突出的有《珊瑚》、《吕无病》、《马介甫》、《邵九娘》等。像婆婆沈氏对珊瑚蛮横无理，后来得到了二儿媳臧姑的“役母若婢”。即使沈氏卧病在床，臧姑也不改以往蛮横态度（《珊瑚》）；王氏骄横无比，“入门数月，擅宠专房，而无病至前，笑啼皆罪。”（《吕无病》）；杨万石的妻子尹氏，是极为罕见的悍妇，“少忤之，辄以鞭挞从事”。公公已到花甲之年，仍然逃不过尹氏的虐待，就连杨万石送吃的也要背着她。尹氏膝下无子，只能让丈夫娶了小妾，小妾不敢和丈夫说话，怀孕后被打得“崩注堕胎”。尹氏还害死丈夫的弟弟，逼迫弟媳改嫁，加害侄儿，逼迫公公做了道士。随后家境败落，尹氏吵着改嫁，被一屠户买走。尹氏嫁给屠户后，还像以前一样专横无礼，却遭到屠户“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绠”，此后她见了屠夫“骨毛皆树”。遭到虐待后，尹氏才开始反省，“悟昔之施于人者，亦犹是也” （《马介甫》）。金氏“奇妒”“柴百金买妾，金暴遇之，经岁而死”，她对妾室的手段是极为残酷的，后来柴氏又娶妾林氏，金氏阳奉阴违，表面为其装饰打扮，但是只要林氏“履根稍有折痕，则以铁杖击双弯，发少乱则批两颊，林不堪其虐，自经死”（《邵九娘》）。
（二）女性品质性格的特殊性
女性品质性格的特殊性指“在身上总是带着鲜明的男权社会的强烈印记”[3]的特殊性。在男权社会中，男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不但是社会的掌舵者，也掌握着社会的意识和理念，这种男权意识渗透到女性生存的一切角落。因此这些女性形象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涵义，揭露了形象形成过程中所暴露的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形象期待。例如孝顺的珊瑚，她屡遭不平等待遇却依然不反抗，一味顺从男人，即使是被休赶出了家门，也不怨恨。文中将珊瑚的贤惠与臧姑的凶悍形象进行对比，将两种不同的效果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物更加丰满（《珊瑚》）。邵九娘嫁与柴廷宾为妾室，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小心谨慎伺候金氏，即使受到责骂，也不会反抗金氏，反而更加小心处理妻妾的关系，最终感化了悍妇（《邵九娘》）。《妾击贼》中的妾，“冢室凌折之，鞭挞横施”，却更加谨慎，从来没有怨言。遇到了盗贼，“身怀绝技”才显露出来，抵御灾祸，使妻妾关系得到了改善。这种妻妾和谐，侍奉公婆，家庭和睦的状态似乎是男权社会中一直被传颂的。
二、探究作者创作的现实主义基调
从女性原型品格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突显现实主义基调，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现实主义基调的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孤愤”之志无处宣泄。《聊斋志异》中指出：“浮白载笔，谨成孤愤之书。”影响其创作心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满清接替明朝后，清初文人对朝廷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因为政治高压而屈服，另一种则是对清政府进行反抗。而满清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恢复科举，采用八股取士，八股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清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读书人不论是为了成就功名，或是荣华富贵，除了参加科举，已经无路可走。第二，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明万历年以来家族也曾科甲相继，到蒲松龄这一代渐渐没落。其父虽然有才学，却因家境困难，不得不去从商。而蒲松龄在父亲的教导下，才学渐益，19岁“初试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4]此后参加乡试却屡次受挫。但蒲松龄并未完全否定科举制度，同普通文人一样，愿意状元及第，对于这种禁锢人思想的科举制度表示无可奈何。在现实生活中，他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又无力反抗，满腹才学，却缺少施展才华的平台。但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态以及长期浸染儒家操守，使他从未放弃科举之路。理想与现实在他内心争斗，这种传统理念与现实境遇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强烈的反差，才能使他对社会黑暗深恶痛绝，从而进行无情的批判，因此他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寄托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像叶生（《叶生》）一样渴望得到知己，渴望功成名就，实现自己的抱负。“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5]在表现这点时，作者从来不做一笔正面描述，而是让读者透过形象去体会。 蒲松龄善于观察生活，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融入现实主义基调。将人物的典型化和类型化统一起来，将文言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成为集大成的上乘之作。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故事情节是人物的生存媒介，传统是作为文化以及道德渗透的基石。《聊斋志异》中描写了大批女性形象，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既体现了女性纯真善良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女性野蛮无理的一面，二者相互呼应，形成鲜明的对比。依据《文心雕龙·隐秀》篇，“隐者，文化之重旨也；秀者，篇中之独技者也”，许多篇章把强烈的感情，鲜明的爱憎寓于生动具体的形象中，做到了“隐”与“秀”的完美统一。冯镇峦道：“《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篇各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
注释：
[1]“The primord image or archetype is a figure，whether it be a demon，man，or process，that repeats itself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wherever creative phantasy is freely manifested.Essentially，therefore，it is a mythological figure...The creative prosess， in so far as we are able to follow it at all ，consists in an unconscious animation of the archetype，and in a development and shaping of this image till the work is completed.The shaping of the primordial image is ，as it were，a translation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present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every man to find again the deepest springs of life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closed to him.”Jung，C.G.. “On the Relation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to Poetic Art”.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 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8，pp.246～248
[2]“Archetype：that is，a typical or recurring image.”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99
[3]盛志梅：《男權世界的艺术写照——<聊斋志异>婚恋小说初探》，《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
[4]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5]蒲松龄：《与韩刺史樾依书》。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著，朱其铠、李茂肃校注：《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张稔禳：《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马珏玶：《中国古典小说女性形象源流考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
[6]辜美高 王枝忠主编：《国际聊斋论文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摘 要：《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作品中比较突出的部分，也是作品的灵魂所在，本文从原型角度出发分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贤妻良妾、妒女悍妇，她们身上所反映男权印记，也即具有原型品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后，从女性原型品格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突显现实主义基调，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
关键词：女性形象；原型；悍妇；贤妻良妾；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张美子，天津师范大学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2
一、原型与原型品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瑞士学者荣格（Carl Jung）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他是一个魔鬼、一个人或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反复重现于创造性幻想被自由表现的地方。因此，它在本质上是神话形象。……创作过程，在我们所理解的范围内，存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的原型，并对其逐步塑造，直至作品完成。对神话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一个翻译成当代语言的过程，它使得人们可以重新找到生命最深厚的根源。”[1]1957年，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将“原型”的界定基础转向了文学本身。原型“就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2]
《聊斋志异》女性原型品格包括两个方面：是女性品质性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女性品质性格的普遍性
首先，这一点体现在《聊斋志异》中求真向善的贤妻良妾身上，她们品质温柔娴淑，具有女性柔美的一面。例如，既具有现实色彩，又卓尔不群的胡四娘。她被神巫称为“贵人”，“内慧外普，聪明浑而不露”。姊妹们都称呼她为“贵人”，嘲笑她的现状，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闻知”。四娘的婢女桂儿打抱不平与人打赌，“四娘方绩，不怒亦不言，绩自若”。她具有求真向善的贤良淑德、贫贱不移安分守己的态度 ，丈夫发達时依然“凝重如故”，不失礼节，可以算是不卑不亢，胸襟宽广（《胡四娘》）；再如，才女颜氏 “丰仪秀美，能雅谑，善尺牍”，嫁给“文与卿似是两人”“家贫岁饥”的顺天某生，她先是“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先挑烛据案自哦，为丈夫率”，当夫“再试再黜”“抚情寂漠”时，她选择“易装相待”，代替夫君参加考试，取得了功成名就。她的丈夫“坐享佳丽”，“翁姑也受封于新妇”。颜氏确实对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进行了冲击，但这并不足以撼动男权社会。她因女性本身的贤良品质，在易髻而冠的掩饰下开始她为夫争取功名的道路，但她并不能跳脱妻子的角色，最终以“二女共事一夫”为结局（《颜氏》）。与前者不同，作者对乔女这一形象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先是突出她的外貌，“有女黑丑：壑一鼻，跛一足”，遭人嫌弃。后来她得到孟生的看重，却没能嫁与孟生。随后盂生暴疾而死，留有年幼的孩子，而家中一切早已被瓜分所剩无几，为了报答知己之恩，乔女坚定不移，写状纸报官替他抚养孩子，供其读书，教子成才。随后孩子成家立业，乔女依旧过着像以前一样生活，至死不渝。乔女这一形象的外貌与心灵形成强烈的对比，正如她自己所说：“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乔女》）
其次，《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反顺为逆、反柔为刚的妒女悍妇。比较突出的有《珊瑚》、《吕无病》、《马介甫》、《邵九娘》等。像婆婆沈氏对珊瑚蛮横无理，后来得到了二儿媳臧姑的“役母若婢”。即使沈氏卧病在床，臧姑也不改以往蛮横态度（《珊瑚》）；王氏骄横无比，“入门数月，擅宠专房，而无病至前，笑啼皆罪。”（《吕无病》）；杨万石的妻子尹氏，是极为罕见的悍妇，“少忤之，辄以鞭挞从事”。公公已到花甲之年，仍然逃不过尹氏的虐待，就连杨万石送吃的也要背着她。尹氏膝下无子，只能让丈夫娶了小妾，小妾不敢和丈夫说话，怀孕后被打得“崩注堕胎”。尹氏还害死丈夫的弟弟，逼迫弟媳改嫁，加害侄儿，逼迫公公做了道士。随后家境败落，尹氏吵着改嫁，被一屠户买走。尹氏嫁给屠户后，还像以前一样专横无礼，却遭到屠户“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绠”，此后她见了屠夫“骨毛皆树”。遭到虐待后，尹氏才开始反省，“悟昔之施于人者，亦犹是也” （《马介甫》）。金氏“奇妒”“柴百金买妾，金暴遇之，经岁而死”，她对妾室的手段是极为残酷的，后来柴氏又娶妾林氏，金氏阳奉阴违，表面为其装饰打扮，但是只要林氏“履根稍有折痕，则以铁杖击双弯，发少乱则批两颊，林不堪其虐，自经死”（《邵九娘》）。
（二）女性品质性格的特殊性
女性品质性格的特殊性指“在身上总是带着鲜明的男权社会的强烈印记”[3]的特殊性。在男权社会中，男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不但是社会的掌舵者，也掌握着社会的意识和理念，这种男权意识渗透到女性生存的一切角落。因此这些女性形象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涵义，揭露了形象形成过程中所暴露的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形象期待。例如孝顺的珊瑚，她屡遭不平等待遇却依然不反抗，一味顺从男人，即使是被休赶出了家门，也不怨恨。文中将珊瑚的贤惠与臧姑的凶悍形象进行对比，将两种不同的效果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物更加丰满（《珊瑚》）。邵九娘嫁与柴廷宾为妾室，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小心谨慎伺候金氏，即使受到责骂，也不会反抗金氏，反而更加小心处理妻妾的关系，最终感化了悍妇（《邵九娘》）。《妾击贼》中的妾，“冢室凌折之，鞭挞横施”，却更加谨慎，从来没有怨言。遇到了盗贼，“身怀绝技”才显露出来，抵御灾祸，使妻妾关系得到了改善。这种妻妾和谐，侍奉公婆，家庭和睦的状态似乎是男权社会中一直被传颂的。
二、探究作者创作的现实主义基调
从女性原型品格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突显现实主义基调，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现实主义基调的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孤愤”之志无处宣泄。《聊斋志异》中指出：“浮白载笔，谨成孤愤之书。”影响其创作心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满清接替明朝后，清初文人对朝廷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因为政治高压而屈服，另一种则是对清政府进行反抗。而满清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恢复科举，采用八股取士，八股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清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读书人不论是为了成就功名，或是荣华富贵，除了参加科举，已经无路可走。第二，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明万历年以来家族也曾科甲相继，到蒲松龄这一代渐渐没落。其父虽然有才学，却因家境困难，不得不去从商。而蒲松龄在父亲的教导下，才学渐益，19岁“初试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4]此后参加乡试却屡次受挫。但蒲松龄并未完全否定科举制度，同普通文人一样，愿意状元及第，对于这种禁锢人思想的科举制度表示无可奈何。在现实生活中，他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又无力反抗，满腹才学，却缺少施展才华的平台。但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态以及长期浸染儒家操守，使他从未放弃科举之路。理想与现实在他内心争斗，这种传统理念与现实境遇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强烈的反差，才能使他对社会黑暗深恶痛绝，从而进行无情的批判，因此他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寄托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像叶生（《叶生》）一样渴望得到知己，渴望功成名就，实现自己的抱负。“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5]在表现这点时，作者从来不做一笔正面描述，而是让读者透过形象去体会。 蒲松龄善于观察生活，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融入现实主义基调。将人物的典型化和类型化统一起来，将文言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成为集大成的上乘之作。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故事情节是人物的生存媒介，传统是作为文化以及道德渗透的基石。《聊斋志异》中描写了大批女性形象，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既体现了女性纯真善良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女性野蛮无理的一面，二者相互呼应，形成鲜明的对比。依据《文心雕龙·隐秀》篇，“隐者，文化之重旨也；秀者，篇中之独技者也”，许多篇章把强烈的感情，鲜明的爱憎寓于生动具体的形象中，做到了“隐”与“秀”的完美统一。冯镇峦道：“《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篇各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
注释：
[1]“The primord image or archetype is a figure，whether it be a demon，man，or process，that repeats itself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wherever creative phantasy is freely manifested.Essentially，therefore，it is a mythological figure...The creative prosess， in so far as we are able to follow it at all ，consists in an unconscious animation of the archetype，and in a development and shaping of this image till the work is completed.The shaping of the primordial image is ，as it were，a translation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present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every man to find again the deepest springs of life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closed to him.”Jung，C.G.. “On the Relation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to Poetic Art”.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 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8，pp.246～248
[2]“Archetype：that is，a typical or recurring image.”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99
[3]盛志梅：《男權世界的艺术写照——<聊斋志异>婚恋小说初探》，《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
[4]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5]蒲松龄：《与韩刺史樾依书》。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著，朱其铠、李茂肃校注：《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张稔禳：《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马珏玶：《中国古典小说女性形象源流考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
[6]辜美高 王枝忠主编：《国际聊斋论文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