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而言，我很喜欢陶渊明的清闲自在，粗茶淡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我不喜欢后人对陶渊明的过誉评价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尊崇。
　　在我看来，陶渊明是一个为官无能者，缺少必要的社会经验和施政策略。陶渊明心心念念想当官当好官，遗憾的是他在官场上始终找不到北，处理人事和事务总是捉襟见肘。
　　说他厌倦了污浊的官场，不屑与黑暗为伍，有失准确，其实他为官时间并不长。换一个角度说，官场何时清正廉明过呢？难道男人都不去做官才算高洁？隐于大乱之中，实为逃避。
　　陶渊明的为官就像他写诗一样，少有激情，心静如水。难怪在昭明太子以前，没人推崇他的诗歌，《诗品》的作者钟嵘瞧他不起，大评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只字不提他。
　　不过，陶渊明算是幸运儿。有八个字可以概括：生有红颜，死逢知己。
　　红颜当然是他的妻子。作为男人，他应该感谢其夫人翟氏，“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安贫乐贱。如果遇到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非让他做官不可，他该怎样办呢？
　　这死后知己首推昭明太子，可以说，如果没有昭明太子，陶渊明有可能被埋没。有许多物事并非像我们所说的“是金子终究会发光”——历史上，我们埋葬了多少“金子”啊！
　　昭明太子迷恋陶氏诗文亦非偶然，那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喜爱山水，而陶氏平和、淡然、纯净水般没有色彩的诗歌，恰恰唤醒了青年太子的性灵。他愿意为陶渊明摇旗呐喊，不仅写了《陶渊明集序》，还专门写了《陶渊明传》，对陶倍加赞赏。在昭明太子的基础上，北齐杨休之又编写了十卷本《陶渊明集》，内容更加充实。
　　到了宋朝，陶渊明得到了更多的推崇，特别是苏东坡对他的尊崇简直到了“无理”的地步。苏轼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也许是偏爱，苏东坡竟然将陶诗“凌驾”于李杜之上。苏轼终生视陶渊明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爱其诗，慕其人，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直到晚年，苏轼仍在《与苏辙书》中写道：“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品读
　　
　　与其说陶诗因有了知己而得以发扬光大，不如说这是因为陶诗的本性使然，是因为陶诗本身的魅力使然。陶渊明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一般而言，隐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渊明却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艺术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美与和谐；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无”，是一种否定式的生活，而艺术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种肯定式的生活。也许正是陶渊明的这种追求，让很多人和他的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成为陶诗的知己了吧。（选自《洛阳晚报》，张初尘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