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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瑛：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文学，划分为新时期文学、19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相对以前的阶段，这三十多年的划分比较细致。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和当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也经历着从摆脱“假大空”到回归文学，从形式创新、文化寻根、新写实到文学的总体性发展；全球化、全媒体拓宽了文学的传播途径，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微博和微信等的流行，使得文学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更为便捷，文学的价值观念、审美形态更为多元。回首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写作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文学的内涵是什么？你的文学理念有变化吗？
孙颙：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演变加速，文学的“时期”自然缩短。跟随走了四十多年，一成不变，无法想像。“知青”年代，或者说写作初期，我回答现实问题，大约是考虑作品的出发点。到1990年代，以写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对中国百年历史及其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关联，是思考重点，多了明显的历史感。这些作品，整体内容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比较紧密。到本世纪初，我通过系列长篇随笔，对自己的思想做了全面整理，有了自己的思辨能力，这以后的创作，“个性”更加突出，是在我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上形成的作品。尽管还是直面现实的写作，但不是简单回答现实问题，而是着力于关注人物的命运和内涵。
王雪瑛：你以明晰的语言概括了创作历程中的三个阶段。评论家贺绍俊指出，孙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者，他对现实中的那些新人物、新现象充满了热情，他更愿意去发现指向未来的积极因素，在新世纪以后的小说
创作中，你的这些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你是一个直面现实的作家，而现实在时空中既连接着过去，又通向未来。纵观你的创作，特别是你的长篇小说，你是一个历史意识很强的作家，你笔下的现实维系着历史的根脉，又流动着新鲜的血液，你的中篇，有伸向未来的萌芽。在你的创作中体现着对历史、现实、未来的相互渗透和血脉相连，这是现实主义关照现实社会的方式，这是你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一种理解和实践？在时空中呼吸的现实，复杂的现实，也体现着一个作家知人论世的成熟。你如何理解作家的成熟？
孙颙王雪瑛
关注时代转型期人物的命运
孙颙：作家是否成熟，有许多指标，重要的一条，是不能人云亦云。至于模仿抄袭，那就不是成熟与否，而是另外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思考历史是为了分析现实，因为我基本认定，太阳底下无新事，至少可以说，没有彻底的新事。但是，我确实不想止步当下，我努力注目明天。也许可笑，因为明天是很难预见的，想想无妨吧。
王雪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派小说，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和创作形式，曾经风靡一时，直到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重新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在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转型和复杂变化的进程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你在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充分地感受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孙颙：在1980年代的写作中，我尝试过各种形式，主要是在短篇创作中尝试。《幽灵》《新桃花源记》，这样的篇名，听着就觉得不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写长篇，我一直以现实主义为本，我喜欢托尔斯泰的风格，也喜欢18世纪欧洲作家们的作品。但是，我不排斥其他的风格，我会穿插引用意识流的甚至荒诞的、黑色幽默的手法。
王雪瑛：诗人、作家赵丽宏，提出过小说创作中写实与虚构的问题。读着你虚构的小说，他感到十分真实的境界。历史中真实的人物，陈独秀、周恩来、陈毅等，和你虚构的人物一起出现在你的小说空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2015年度的诺奖，让文坛关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雪庐》当然是虚构的小说，而你对真实历史材料的运用，与虚构人物和情节的融合，这是你当年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拓展？
孙颙：我喜欢大环境真实，具体故事人物虚构的形式。特别是写到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你没有比较真实的场景感，容易失之轻飘。但是，完全按真实的人物故事写作，那是纪实文学，受到许多限制。《雪庐》确实是有意在这些方面尝试。
王雪瑛：看现实堤岸上的上海如何飞扬着历史的烟尘，看历史的长河如何冲击着现实的堤岸，在《雪庐》《烟尘》中，你为小说的人物命运的演绎提供深度空间，为对人性的探究提供复杂的境遇，历史成为你深入认识现实的通道，成为你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向度。
孙颙：如果长篇小说没有历史的深厚背景，我怀疑作家如何能堆砌起大楼？现在的青春小说，读者主要是少男少女，他们欢迎愉悦的阅读，对抗应试教育的压力，比较少见历史的参照。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会不满足过分轻松的内容。小说以现实生活为主要舞台，也必须搭建在历史的厚土上，这是我的信念。且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的欢乐、困惑与痛苦，前辈十之八九都品尝过。
王雪瑛：文艺评论家钱谷融先生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作家要在这条道路上驰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求作家有更多方面的准备，做到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你四十多年的写作经历一定对此深有体会吧，你怎么认识当代作家面临的考验和挑战？你经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你如何看一代作家的局限？
孙颙：曾有一段时期，现实主义被误认为没出息的过时的表现方法，那是因为“文革”期间的“假大空”是以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让读者厌烦了。钱先生提出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是深思熟虑的结论。过去，有的作者误入歧路，是在片面强调主观真诚后形成的。知識分子强迫自己改造，明明看到现实是另一种样子，还在怀疑自己的内心有问题。这种“主观真诚”写出的现实，常常是伪现实。至于根本不愿意去了解现实真相，凭自己想像胡编乱造，那又是另一种歧路。当代作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我看来，是社会变化过于迅速，理论解释不清，作家也往往看不透彻。心里不踏实，所以面对现实写作，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是考验。 王雪瑛：从新世纪开始，你暂停小说创作，在写作中开辟新路径，开始文化思辨散文的写作，发表了《强盛的秘密》《发现的秘密》《金融的秘密》《语文的秘密》《生存的秘密》《思想的秘密》《人性的秘密》《命运的秘密》等长篇散文，视域宏阔，涉及历史、文学、科学、宗教、哲学、音乐等，思接千载，心游万仞，表现出很强的思辨能力。你看了很多书，你的思路洒向不同领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孙颙：我喜欢阅读，从少年时代开始，一卷在手，喜上心头。过去可以读的书少，进华师大学习，阅读面宽起来。后来，我搞出版，找书看，太方便了，真是不亦乐乎。我向来不偏文科，小时候更喜欢科技，玩电器，还想自制天文望远镜。后来的工作环境，要求我读得更多，与科技社或者搞经济的出版社讨论选题更有专业性。新世纪开始，我决定暂停长篇写作，阅读的时间充分，就产生了系统整理几十年阅读心得的念头。这就是那些长随笔的来源。
王雪瑛：文理兼通的知识储备是你的优势。你是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思考，也是在自己创作的转折点上思考，评论家贺绍俊说，你要为自己的小说写作建造一个自己的“思想库”。这些散文创作对你来说是一种积累和准备，应对一个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建立自己的思想高地，穿越过多资讯的干扰，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这是你创作上另辟蹊径的必要准备，超越自己的重要保证，你完成自己预期的目标了吗？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评价？这些散文集结时，为什么用《思维八卦》作书名？
孙颙：贺先生对我鼓励多多。坦率地说，那八篇长随笔，对于我厘清自己的思考，形成较个性化的思维能力，十分有益。我很自豪的是，许多思考被时间所验证，站得住。写于金融危机前四五年的《金融的秘密》，关于衍生交易的风险，关于美元特殊地位造成的麻烦，与后来发生的情况相似。为什么用《思维八卦》作书名，有好多朋友感觉奇怪。他们说，你的思考很严谨啊，一点也不八卦。其实，我正是反对把古人的“八卦”理念，关于天地人关系的思辨，用来演绎和指代家长里短的七拉八扯。单讲那符号，长线短线，构成了巨大的表现能力，以后被欧洲人电报的编码借用，进一步，启发了电脑0和1的语言，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智慧何等高超。
王雪瑛：当你完成这批文化随笔后，你的小说告别了《雪庐》时代，开始了《漂移者》时代。你开始了超越自我经验的小说时代。你的小说开始面向这个新时代，展开对新时代的发现。塑造这个时代中的新新人类，如《漂移者》中的马克，《午夜交易》中的外省青年小艾，《拍卖师阿独》中的阿独。
孙颙：你说得不错，当我重新进入小说创作时，我决定与过去熟悉的内容告别，力争表现当代生活中的新鲜人物。《思维八卦》所思考的大量问题，是我的底气，我敢于面对当代令人困惑的生活。
王雪瑛：真与假是泾渭分明的吗？谁可以一生守真，绝不作假？《拍卖师阿独》（《上海文学》2010年第6期）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真与假，这真是一个值得追问的命题。它是商业运作中无法绕开的问题，也是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小说开篇明义直接点明了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对于拍卖师这个职业来说，一口真与假，分量越千金。你塑造的阿独，犹如一张试纸，你将他插入滚滚红尘，试验着在熙熙攘攘的利益往来中，他到底可以保持多久的真？他是你对真善美寄予的理想，他也是你对人到底是不是可以完全恪守真的疑问？
孙颙：本世纪恢复小说创作之后，我给自己三条简单的追求：一、人物新鲜些；二、内涵深一些；三、故事有趣些。这三条要做到，其实不容易，或者说，要符合一般读者和文学界的不同审美标准，很难。《拍卖师阿独》，也许多少达到了。发表出版七八年后，还有人努力地在改编电影和滑稽戏。现实生活中，当然有不少追求真善美的人物，否则我们的社会早就垮了，只是他们不被看成主流而已。我相信，几千年来，哪怕在历史上最荒唐的年代，人类也不乏坚守文明的一群。当然，阿独他们，被视为眼下的异类，活得艰难。
王雪瑛：拍卖师阿独，有人物原型吗？塑造这样的人物，可以直击商业社会的本质问题——诚信，诚信的缺失，虚假的蔓延，你以此为关键词，揭示现代商业时代，价值多元的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修为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自省还能留存在我们现代人的心中吗？
孙颙：阿独，是多个人物的重合。最早的启示，源于多年前一次访美，那是我和出版界朋友们的团。有华人富翁请我们吃饭，他是大收藏家。饭后，要我们去看他的藏品。当时，我们明白了，这顿饭，是瞄着我们团里一个艺术家兼艺术品鉴赏专家的。富翁家那一大平层的藏品，足以装备一家中型博物馆，大的如皇帝龙椅、唐三彩之类，小的则是众多字画玉器瓷器。我们那位鉴赏专家，看了一两个小时，不管主人如何眉飞色舞地介绍藏品来历，只是“嗯嗯嗯”地应付。告辞出门后，我问，你怎么只有一个“嗯”？他反问，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那上亿的收藏，除一点瓷器是真货，其他大部分是假的，我说了，他不跳楼？说假话，我又不愿意，所以只能“嗯”。后面，他又详细讲了判断众多假货的理由。我构思此作品有十来年后才动手。
王雪瑛：你在创作谈中说，这篇小说难以结尾，我为此苦恼了很久。“当阿独，决定以自我放逐作为惩罚的时候，我才松一口气，写下了最后几段文字。”为什么？一个执意与“假”划清界限的文化人，最后为了帮助被骗得倾家荡产的恩人，不得已也做了假，你对笔下的人物，突破了他自己的底线，感到难以接受？你坚守，诚信是人与人，是健康社会关系的底线。小说让我想到了苏童的话，“所有的写作，最终都一样，必须用最世故的目光去寻找最纯洁的世界。”我感觉对小说而言，尤其如此。你怎么看？
孫颙：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善良的读者表示不满意《拍卖师阿独》的结尾。有一位老人说，你把这么好的人放逐，太狠心。其实，我要的就是这结果，大家同情阿独的结局，说明世道人心，公理未失。小说不可能解决现实生活解决不了的难题，硬去添欢喜结局，就是虚假。小说能够让读者关注主人公的命运，有所同情，有温暖和盼头，就不错。 王雪瑛：有评论家指出，中国当代小说应该是属于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在人类性、民族性、审美性上如何契合全球化语境，也是作家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孙颙：中国经济已经汇入世界大潮，文学似乎也必然如此，自我欣赏，自己玩自己的，显然不可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语言的障碍很大，至今，中文的翻译，主要是文学语言的翻译，还是艰巨的课题。好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和作家，通几国语言的越来越多，西方人学中文的积极性也日益增加，以后的情况会越来越理想。至于各方面如何切合全球性语境，是双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全球视野与胸怀，海外也需要理解中国文化的特别意味。其中的关键，是要有更优秀的中国作品来吸引普遍的讀者。在《百年孤独》等一批作品出来之前，对拉美文学的熟悉与阅读，肯定也不是大众的事情。
王雪瑛：你不同于专业作家，先后担任过出版部门和上海市作协的领导工作，同时始终坚持文学写作，你身处社会实践的一线，在被工作占用大量时间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工作中认识现实、观察社会的各种机会。你的小说有着开阔的视野和鲜活的现实。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写作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是不是成为你拓展自我经验，积累素材的方式？而拓展经验、认识经验、处理经验的能力，意味着一个作家的创新能力，持续创作的能力？
孙颙：因为工作而不能全身心投入创作，实在是很苦恼的事情。我安慰自己，工作可以提供别人难以直接观察到的问题的机会。我常常在晚上写一千多字，不敢多写，因为明天一早要上班。这个进度写长篇，真是苦。我被迫养成想多写少的习惯。在落笔前，要写的东西，我已经想得很熟悉了。
当然，我处于社会实践的一线，经常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主要是各种人与事的矛盾，对人物命运及其性格脾气的观察了解相对深入，这对于写作自然不无好处。麻烦也有，像《哲学的瞌睡》出来，若干朋友问，那个大学校长原型是何许人？哪有原型，仅仅是对众多从政的知识分子做了抽象概括而已。
王雪瑛：这说明你人物塑造得逼真。有评论家指出，如何书写现实，如何找到揭示现实和疑难的方式，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从你的近作《哲学的瞌睡》《不可逆》来看，你以中篇小说的方式直面现实，直面当代人在时代转型期的人生状态。中篇小说适合你与转型的时代短兵相接，捕捉和传递时代的气息？
作家常感叹短篇之难：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讲好一个故事不易。中篇是不是从容些，写好一个中篇的挑战是什么？
孙颙：我曾经想以长篇直面现实生活，也做过若干尝试。可以写，但很难，做得好更是异常吃力。中篇小说似乎不苛求历史的深度，生活场景的广度也可随意，因此适合表现比较贴近的时代。短篇，当然也是表现当下的好形式，那就看你选择的题材和角度，究竟适合中篇还是短篇。我给自己的标准，包括人物、故事和内涵这几个方面，写短篇往往不容易充分展开，所以我写中篇顺当些。如果碰到特别精致的构思，我还是会写短篇，最近手头未完成的作品正是短篇。
写中篇小说的挑战，我最近的感受，尤其是收场。《拍卖师阿独》《哲学的瞌睡》和《不可逆》，最不容易写好的是结尾，结尾要画龙点睛，要余音缭绕，实在煞费苦心。
王雪瑛：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快速地更新着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也挑战着作家的知识结构，影响着作家对人与未来的思考和认识。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引发了读者对科幻文学的关注，你对科幻作品或者对高科技含量的文学作品关注吗？
孙颙：我没有写过科幻小说，但是，我一直是跟随新科技前进的。《门槛》中的故事，涉及基因科学的前沿，《缥缈的峰》对黑客和反黑客的问题做过相对深入的了解。我的长篇随笔《发现的秘密》集中讲科学发现的难题。可以说，我一直喜欢科学知识，阅读相关书刊也不少。我觉得，当代作家，特别写当代社会，难以回避科学的长足发展，同时也不能忽视科学飞速发展可能带给人类的麻烦。
王雪瑛：在《人机相较，价值观是优势》一文中，韩少功以幽默的口吻，探讨着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命题，当化身为Master的人工智能，完胜当代人类围棋高手的时候，高度发展的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人类的未来？将对文学和写作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孙颙：生命的世界，是非常复杂而自然的体系。优胜劣汰，是保证其丰富性和不断进化的基本法则。用非自然的办法，干预其进化，导致的结果，可能比我们可以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我是围棋爱好者，对人机大战当然会关注。我知道，在围棋规则不改变的前提下，机器战胜人类的趋势难以阻挡，因为它不但有远远快于人脑的思考分析速度，而且精确，不会犯错，即使是围棋职业高手，在整盘棋中不犯错的概率也极小。你注意到，我加了个“围棋规则不改变”的前提，因为一旦改变，机器就要重新学习。这个事实说明，机器所有的本事，来自学习人类已经做过的事情。人类尚未做过的，它就得等人做了以后再学习。所谓的大数据采集，必须是对已经有的东西的采集，所谓推理，也需要在已经验证过的逻辑基础上进行。机器再聪明，完全“无中生有”的事情，似乎还做不到。我注意到，关于围棋机器人的升级，最近的媒体报道，它的学习能力大大提高，已经可以不依赖人类曾经获得的经验。我反复思考，尚不能赞同媒体宣传的意思。在我看来，它还是在人类划定的框架内活动，仅仅因为它的计算速度大大快于人脑，所以它可以涉足人类来不及探索的范式。说它可以离开人的大脑的创造力的拐杖，是高看了它。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作品，那才是佳作。因此，我不担心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作家，它大约可以在流水线生产的文字制造方面部分代替人脑，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孙颙：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演变加速，文学的“时期”自然缩短。跟随走了四十多年，一成不变，无法想像。“知青”年代，或者说写作初期，我回答现实问题，大约是考虑作品的出发点。到1990年代，以写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对中国百年历史及其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关联，是思考重点，多了明显的历史感。这些作品，整体内容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比较紧密。到本世纪初，我通过系列长篇随笔，对自己的思想做了全面整理，有了自己的思辨能力，这以后的创作，“个性”更加突出，是在我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上形成的作品。尽管还是直面现实的写作，但不是简单回答现实问题，而是着力于关注人物的命运和内涵。
王雪瑛：你以明晰的语言概括了创作历程中的三个阶段。评论家贺绍俊指出，孙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者，他对现实中的那些新人物、新现象充满了热情，他更愿意去发现指向未来的积极因素，在新世纪以后的小说
创作中，你的这些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你是一个直面现实的作家，而现实在时空中既连接着过去，又通向未来。纵观你的创作，特别是你的长篇小说，你是一个历史意识很强的作家，你笔下的现实维系着历史的根脉，又流动着新鲜的血液，你的中篇，有伸向未来的萌芽。在你的创作中体现着对历史、现实、未来的相互渗透和血脉相连，这是现实主义关照现实社会的方式，这是你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一种理解和实践？在时空中呼吸的现实，复杂的现实，也体现着一个作家知人论世的成熟。你如何理解作家的成熟？
孙颙王雪瑛
关注时代转型期人物的命运
孙颙：作家是否成熟，有许多指标，重要的一条，是不能人云亦云。至于模仿抄袭，那就不是成熟与否，而是另外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思考历史是为了分析现实，因为我基本认定，太阳底下无新事，至少可以说，没有彻底的新事。但是，我确实不想止步当下，我努力注目明天。也许可笑，因为明天是很难预见的，想想无妨吧。
王雪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派小说，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和创作形式，曾经风靡一时，直到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重新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在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转型和复杂变化的进程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你在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充分地感受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孙颙：在1980年代的写作中，我尝试过各种形式，主要是在短篇创作中尝试。《幽灵》《新桃花源记》，这样的篇名，听着就觉得不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写长篇，我一直以现实主义为本，我喜欢托尔斯泰的风格，也喜欢18世纪欧洲作家们的作品。但是，我不排斥其他的风格，我会穿插引用意识流的甚至荒诞的、黑色幽默的手法。
王雪瑛：诗人、作家赵丽宏，提出过小说创作中写实与虚构的问题。读着你虚构的小说，他感到十分真实的境界。历史中真实的人物，陈独秀、周恩来、陈毅等，和你虚构的人物一起出现在你的小说空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2015年度的诺奖，让文坛关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雪庐》当然是虚构的小说，而你对真实历史材料的运用，与虚构人物和情节的融合，这是你当年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拓展？
孙颙：我喜欢大环境真实，具体故事人物虚构的形式。特别是写到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你没有比较真实的场景感，容易失之轻飘。但是，完全按真实的人物故事写作，那是纪实文学，受到许多限制。《雪庐》确实是有意在这些方面尝试。
王雪瑛：看现实堤岸上的上海如何飞扬着历史的烟尘，看历史的长河如何冲击着现实的堤岸，在《雪庐》《烟尘》中，你为小说的人物命运的演绎提供深度空间，为对人性的探究提供复杂的境遇，历史成为你深入认识现实的通道，成为你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向度。
孙颙：如果长篇小说没有历史的深厚背景，我怀疑作家如何能堆砌起大楼？现在的青春小说，读者主要是少男少女，他们欢迎愉悦的阅读，对抗应试教育的压力，比较少见历史的参照。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会不满足过分轻松的内容。小说以现实生活为主要舞台，也必须搭建在历史的厚土上，这是我的信念。且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的欢乐、困惑与痛苦，前辈十之八九都品尝过。
王雪瑛：文艺评论家钱谷融先生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作家要在这条道路上驰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求作家有更多方面的准备，做到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你四十多年的写作经历一定对此深有体会吧，你怎么认识当代作家面临的考验和挑战？你经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你如何看一代作家的局限？
孙颙：曾有一段时期，现实主义被误认为没出息的过时的表现方法，那是因为“文革”期间的“假大空”是以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让读者厌烦了。钱先生提出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是深思熟虑的结论。过去，有的作者误入歧路，是在片面强调主观真诚后形成的。知識分子强迫自己改造，明明看到现实是另一种样子，还在怀疑自己的内心有问题。这种“主观真诚”写出的现实，常常是伪现实。至于根本不愿意去了解现实真相，凭自己想像胡编乱造，那又是另一种歧路。当代作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我看来，是社会变化过于迅速，理论解释不清，作家也往往看不透彻。心里不踏实，所以面对现实写作，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是考验。 王雪瑛：从新世纪开始，你暂停小说创作，在写作中开辟新路径，开始文化思辨散文的写作，发表了《强盛的秘密》《发现的秘密》《金融的秘密》《语文的秘密》《生存的秘密》《思想的秘密》《人性的秘密》《命运的秘密》等长篇散文，视域宏阔，涉及历史、文学、科学、宗教、哲学、音乐等，思接千载，心游万仞，表现出很强的思辨能力。你看了很多书，你的思路洒向不同领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孙颙：我喜欢阅读，从少年时代开始，一卷在手，喜上心头。过去可以读的书少，进华师大学习，阅读面宽起来。后来，我搞出版，找书看，太方便了，真是不亦乐乎。我向来不偏文科，小时候更喜欢科技，玩电器，还想自制天文望远镜。后来的工作环境，要求我读得更多，与科技社或者搞经济的出版社讨论选题更有专业性。新世纪开始，我决定暂停长篇写作，阅读的时间充分，就产生了系统整理几十年阅读心得的念头。这就是那些长随笔的来源。
王雪瑛：文理兼通的知识储备是你的优势。你是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思考，也是在自己创作的转折点上思考，评论家贺绍俊说，你要为自己的小说写作建造一个自己的“思想库”。这些散文创作对你来说是一种积累和准备，应对一个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建立自己的思想高地，穿越过多资讯的干扰，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这是你创作上另辟蹊径的必要准备，超越自己的重要保证，你完成自己预期的目标了吗？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评价？这些散文集结时，为什么用《思维八卦》作书名？
孙颙：贺先生对我鼓励多多。坦率地说，那八篇长随笔，对于我厘清自己的思考，形成较个性化的思维能力，十分有益。我很自豪的是，许多思考被时间所验证，站得住。写于金融危机前四五年的《金融的秘密》，关于衍生交易的风险，关于美元特殊地位造成的麻烦，与后来发生的情况相似。为什么用《思维八卦》作书名，有好多朋友感觉奇怪。他们说，你的思考很严谨啊，一点也不八卦。其实，我正是反对把古人的“八卦”理念，关于天地人关系的思辨，用来演绎和指代家长里短的七拉八扯。单讲那符号，长线短线，构成了巨大的表现能力，以后被欧洲人电报的编码借用，进一步，启发了电脑0和1的语言，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智慧何等高超。
王雪瑛：当你完成这批文化随笔后，你的小说告别了《雪庐》时代，开始了《漂移者》时代。你开始了超越自我经验的小说时代。你的小说开始面向这个新时代，展开对新时代的发现。塑造这个时代中的新新人类，如《漂移者》中的马克，《午夜交易》中的外省青年小艾，《拍卖师阿独》中的阿独。
孙颙：你说得不错，当我重新进入小说创作时，我决定与过去熟悉的内容告别，力争表现当代生活中的新鲜人物。《思维八卦》所思考的大量问题，是我的底气，我敢于面对当代令人困惑的生活。
王雪瑛：真与假是泾渭分明的吗？谁可以一生守真，绝不作假？《拍卖师阿独》（《上海文学》2010年第6期）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真与假，这真是一个值得追问的命题。它是商业运作中无法绕开的问题，也是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小说开篇明义直接点明了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对于拍卖师这个职业来说，一口真与假，分量越千金。你塑造的阿独，犹如一张试纸，你将他插入滚滚红尘，试验着在熙熙攘攘的利益往来中，他到底可以保持多久的真？他是你对真善美寄予的理想，他也是你对人到底是不是可以完全恪守真的疑问？
孙颙：本世纪恢复小说创作之后，我给自己三条简单的追求：一、人物新鲜些；二、内涵深一些；三、故事有趣些。这三条要做到，其实不容易，或者说，要符合一般读者和文学界的不同审美标准，很难。《拍卖师阿独》，也许多少达到了。发表出版七八年后，还有人努力地在改编电影和滑稽戏。现实生活中，当然有不少追求真善美的人物，否则我们的社会早就垮了，只是他们不被看成主流而已。我相信，几千年来，哪怕在历史上最荒唐的年代，人类也不乏坚守文明的一群。当然，阿独他们，被视为眼下的异类，活得艰难。
王雪瑛：拍卖师阿独，有人物原型吗？塑造这样的人物，可以直击商业社会的本质问题——诚信，诚信的缺失，虚假的蔓延，你以此为关键词，揭示现代商业时代，价值多元的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修为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自省还能留存在我们现代人的心中吗？
孙颙：阿独，是多个人物的重合。最早的启示，源于多年前一次访美，那是我和出版界朋友们的团。有华人富翁请我们吃饭，他是大收藏家。饭后，要我们去看他的藏品。当时，我们明白了，这顿饭，是瞄着我们团里一个艺术家兼艺术品鉴赏专家的。富翁家那一大平层的藏品，足以装备一家中型博物馆，大的如皇帝龙椅、唐三彩之类，小的则是众多字画玉器瓷器。我们那位鉴赏专家，看了一两个小时，不管主人如何眉飞色舞地介绍藏品来历，只是“嗯嗯嗯”地应付。告辞出门后，我问，你怎么只有一个“嗯”？他反问，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那上亿的收藏，除一点瓷器是真货，其他大部分是假的，我说了，他不跳楼？说假话，我又不愿意，所以只能“嗯”。后面，他又详细讲了判断众多假货的理由。我构思此作品有十来年后才动手。
王雪瑛：你在创作谈中说，这篇小说难以结尾，我为此苦恼了很久。“当阿独，决定以自我放逐作为惩罚的时候，我才松一口气，写下了最后几段文字。”为什么？一个执意与“假”划清界限的文化人，最后为了帮助被骗得倾家荡产的恩人，不得已也做了假，你对笔下的人物，突破了他自己的底线，感到难以接受？你坚守，诚信是人与人，是健康社会关系的底线。小说让我想到了苏童的话，“所有的写作，最终都一样，必须用最世故的目光去寻找最纯洁的世界。”我感觉对小说而言，尤其如此。你怎么看？
孫颙：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善良的读者表示不满意《拍卖师阿独》的结尾。有一位老人说，你把这么好的人放逐，太狠心。其实，我要的就是这结果，大家同情阿独的结局，说明世道人心，公理未失。小说不可能解决现实生活解决不了的难题，硬去添欢喜结局，就是虚假。小说能够让读者关注主人公的命运，有所同情，有温暖和盼头，就不错。 王雪瑛：有评论家指出，中国当代小说应该是属于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在人类性、民族性、审美性上如何契合全球化语境，也是作家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孙颙：中国经济已经汇入世界大潮，文学似乎也必然如此，自我欣赏，自己玩自己的，显然不可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语言的障碍很大，至今，中文的翻译，主要是文学语言的翻译，还是艰巨的课题。好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和作家，通几国语言的越来越多，西方人学中文的积极性也日益增加，以后的情况会越来越理想。至于各方面如何切合全球性语境，是双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全球视野与胸怀，海外也需要理解中国文化的特别意味。其中的关键，是要有更优秀的中国作品来吸引普遍的讀者。在《百年孤独》等一批作品出来之前，对拉美文学的熟悉与阅读，肯定也不是大众的事情。
王雪瑛：你不同于专业作家，先后担任过出版部门和上海市作协的领导工作，同时始终坚持文学写作，你身处社会实践的一线，在被工作占用大量时间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工作中认识现实、观察社会的各种机会。你的小说有着开阔的视野和鲜活的现实。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写作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是不是成为你拓展自我经验，积累素材的方式？而拓展经验、认识经验、处理经验的能力，意味着一个作家的创新能力，持续创作的能力？
孙颙：因为工作而不能全身心投入创作，实在是很苦恼的事情。我安慰自己，工作可以提供别人难以直接观察到的问题的机会。我常常在晚上写一千多字，不敢多写，因为明天一早要上班。这个进度写长篇，真是苦。我被迫养成想多写少的习惯。在落笔前，要写的东西，我已经想得很熟悉了。
当然，我处于社会实践的一线，经常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主要是各种人与事的矛盾，对人物命运及其性格脾气的观察了解相对深入，这对于写作自然不无好处。麻烦也有，像《哲学的瞌睡》出来，若干朋友问，那个大学校长原型是何许人？哪有原型，仅仅是对众多从政的知识分子做了抽象概括而已。
王雪瑛：这说明你人物塑造得逼真。有评论家指出，如何书写现实，如何找到揭示现实和疑难的方式，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从你的近作《哲学的瞌睡》《不可逆》来看，你以中篇小说的方式直面现实，直面当代人在时代转型期的人生状态。中篇小说适合你与转型的时代短兵相接，捕捉和传递时代的气息？
作家常感叹短篇之难：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讲好一个故事不易。中篇是不是从容些，写好一个中篇的挑战是什么？
孙颙：我曾经想以长篇直面现实生活，也做过若干尝试。可以写，但很难，做得好更是异常吃力。中篇小说似乎不苛求历史的深度，生活场景的广度也可随意，因此适合表现比较贴近的时代。短篇，当然也是表现当下的好形式，那就看你选择的题材和角度，究竟适合中篇还是短篇。我给自己的标准，包括人物、故事和内涵这几个方面，写短篇往往不容易充分展开，所以我写中篇顺当些。如果碰到特别精致的构思，我还是会写短篇，最近手头未完成的作品正是短篇。
写中篇小说的挑战，我最近的感受，尤其是收场。《拍卖师阿独》《哲学的瞌睡》和《不可逆》，最不容易写好的是结尾，结尾要画龙点睛，要余音缭绕，实在煞费苦心。
王雪瑛：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快速地更新着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也挑战着作家的知识结构，影响着作家对人与未来的思考和认识。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引发了读者对科幻文学的关注，你对科幻作品或者对高科技含量的文学作品关注吗？
孙颙：我没有写过科幻小说，但是，我一直是跟随新科技前进的。《门槛》中的故事，涉及基因科学的前沿，《缥缈的峰》对黑客和反黑客的问题做过相对深入的了解。我的长篇随笔《发现的秘密》集中讲科学发现的难题。可以说，我一直喜欢科学知识，阅读相关书刊也不少。我觉得，当代作家，特别写当代社会，难以回避科学的长足发展，同时也不能忽视科学飞速发展可能带给人类的麻烦。
王雪瑛：在《人机相较，价值观是优势》一文中，韩少功以幽默的口吻，探讨着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命题，当化身为Master的人工智能，完胜当代人类围棋高手的时候，高度发展的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人类的未来？将对文学和写作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孙颙：生命的世界，是非常复杂而自然的体系。优胜劣汰，是保证其丰富性和不断进化的基本法则。用非自然的办法，干预其进化，导致的结果，可能比我们可以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我是围棋爱好者，对人机大战当然会关注。我知道，在围棋规则不改变的前提下，机器战胜人类的趋势难以阻挡，因为它不但有远远快于人脑的思考分析速度，而且精确，不会犯错，即使是围棋职业高手，在整盘棋中不犯错的概率也极小。你注意到，我加了个“围棋规则不改变”的前提，因为一旦改变，机器就要重新学习。这个事实说明，机器所有的本事，来自学习人类已经做过的事情。人类尚未做过的，它就得等人做了以后再学习。所谓的大数据采集，必须是对已经有的东西的采集，所谓推理，也需要在已经验证过的逻辑基础上进行。机器再聪明，完全“无中生有”的事情，似乎还做不到。我注意到，关于围棋机器人的升级，最近的媒体报道，它的学习能力大大提高，已经可以不依赖人类曾经获得的经验。我反复思考，尚不能赞同媒体宣传的意思。在我看来，它还是在人类划定的框架内活动，仅仅因为它的计算速度大大快于人脑，所以它可以涉足人类来不及探索的范式。说它可以离开人的大脑的创造力的拐杖，是高看了它。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作品，那才是佳作。因此，我不担心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作家，它大约可以在流水线生产的文字制造方面部分代替人脑，这是我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