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足饭饱之后打开老式收音机,听听来自前线的消息,踯躅于虚拟的历史,不失为一次全身通泰的心理按摩。
　　
　　早春二月的一个黄昏,落日正在收回最后一抹余辉,镶着银边的云彩被风推着缓慢移动,窗外那几幢高楼看上去都有点忧郁。不过阿林的神情非常安详,那是一种在富贵生活中精心调养而成的派头。他将手中的油画笔掷在一边,渐渐暗下去的光线会影响他对色彩的判断。
　　保姆端上了咖啡,咖啡具是从德国进口的,骨瓷,象牙白,普鲁士蓝的细碎花饰上镶一圈金边。象牙黄油刀是从旧货店里淘来的,据说来自盛宣怀的府邸。
　　阿林在画一幅乡村风景,两个月过去了,才完成一半。他不是职业画家,一点也不急。
　　照小报记者的说法,阿林应该是上海滩最后的“老克勒”。他的曾祖父在清道光年间就从宁波到上海打拼,曾经参与四明公所对法国租界当局的抗争。祖父呢,靠血汗钱慢慢发迹,最终开起好几家五金厂,在宁波同乡会也算是一个人物。阿林的父亲是留过洋、啃过洋面包的实业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爱涂几笔西洋画。六十一年前,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炮声中,阿林的父亲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留下只有三岁的小阿林和他的母亲——第三房姨太太在上海留守。据阿林讲,父亲留下了两家五金商店和十几幢新式花园洋房。
　　新政权建立后的情况,大家不会陌生,像阿林这种家庭的故事想必都是相似的。店铺合营,最后连股息也冻结了。大军进城后,大半洋房被有关方面征用。虽然如此,日子还算优裕。但苦果总是要尝的,阿林考大学时,已是“四海翻腾云水怒”,班主任跟他挑明:你不必考了,没有一所大学会录取你。他偏不信,考了,名列前茅,但总等不来录取通知。后来有人告诉他:你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只能到农村接受改造,脱胎换骨。
　　阿林是读过苏俄小说的,头撞南墙后,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对他的确起了激励作用,于是自觉地替家族赎罪,打起背包去了贵州。开过荒,放过牛,挖过矿,采过药,几乎九死一生。80年代初,满手茧印的阿林回到阔别二十年的上海,重新将画笔拿起。
　　海晏河清之后,阿林继承了属于他的那份遗产,衣食无忧,整天画画,作品在欧洲好几个国际艺术展上得了奖,但他从不把铜牌挂在墙上。他喜欢画宁波的乡村景象,这是他的生命源头。
　　我打量了一眼室内,又新添了几件与洋房相宜的Art Deco风格柚木老家具。窗台前还多了一台收音机,是那种墓碑似的美国收音机,也是Art Deco。“你想听听?”阿林问,随手打开,一阵软绵绵的音乐过后,传出女播音员的声音。我一惊,不是“人民”的声音:“据南京方面消息:共军将渡过长江,安庆至瓜州间遍起战斗,炮声传至首都彻夜不绝……蒋总裁由溪口抵达宁波,然后坐美龄号专机飞到杭州。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程潜、吴忠信、徐永昌、汤恩伯等均于事前抵笕桥机场迎候……首都在六小时内官员撤退一空,政府再次敦促各国使节迁至广州……”
　　在怀旧的风尚中,有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商人仿制了一批老式收音机,并从档案库里拼拼凑凑录了一段六十年前的新闻。随时打开,都会听到“共军将渡过长江”的消息。
　　此刻,窗外的晚霞和室内的灯光给我恍惚之感,不过我还没有失去对时间的判断力。
　　20年代的时尚,30年代的辉煌,蔷薇蔷薇处处开,香槟美酒满天飞。尽管对大多数上海人而言,只是一种间接经验。在酒足饭饱之后打開老式收音机,听听来自前线的消息,踯躅于虚拟的历史,不失为一次全身通泰的心理按摩。所以在老式收音机之外,阿林还搜罗了手摇唱机、黑胶唱片、江司丹顿金表、錾花银烟盒,还有外滩的老照片。但仅仅为了发烧吗?
　　电话响了,一个老外要买他的画。“不卖”,阿林一口回绝。
　　“你是在时时提醒自己,还是……”我指了指那台假古董收音机,问了一声。
　　阿林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共军已渡过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