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半张被子里的母亲
他留着一小撮微白的胡须，脑门剃得锃亮，神仙一样摇晃着脑袋在石桌前喝茶。脚边还守着只黑狗侍卫。这个形象深烙在我脑子里，以至于他去世几年后，我还会一次次梦到。
他是我的姥爷。母亲常说起他的光荣史：这个曾在日本人轰炸里漂泊的乞丐小孩，居然成了国营煤矿的工人，因为吃苦耐劳、人缘好晋升成领导，还入了党。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可他偏偏放弃这一切，跟他同样是乞丐出身的妻子，背着一包盐，两副铺盖跟着他的母亲一路跑到这深山老林来，在这里生儿育女，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姥爷从来不提过去的事情。在我记事后，他已经把这座山变得非常像样。三排房子镶嵌在山体里，房子的一侧开着桃花，像是戴簪的女人。池塘里蜻蜓飞舞，开垦的土地都植了果树。他不断嫁接，让一棵桃树和一棵李树结婚，也让一个家养的桃树和野生的桃树结婚……它们同根连枝，形成新滋味的果实。姥爷应该得意，可他偏偏是沉默的，像只老兽一样，保持着自己的威严。在餐桌上，第一碗饭总是他的，动筷子之前，别人决不能先动。但姥爷蛮横、暴虐的脾气我没见识过。他有一把长鞭子，牛皮的。那鞭子其实是牛的墓碑，是姥爷养过的一头牛留下的全部遗物。他挥动长鞭，打在羊群身上，也打在妻子和儿女身上。他有9个儿女，加上他、妻子和母亲，这12口人，是这座山里唯一的居住者。
或许应该说是13口。东边金针菇地里还葬着他的父亲，他在姥爷幼年时就死了。失去父亲的儿子，只能沦为长工，夏天把游动着红虫的河水灌进肚子，冬天把脚插到新鲜牛粪里取暖。姥爷的母亲一边改嫁，一边把对儿子们的愧疚酝酿成对死人的怨恨。战乱期间，人们背井离乡，她也不例外。谁也没想到母子俩竟然能在临汾相遇。当时姥爷已是煤矿工人，正准备娶妻。相认的过程是艰难的。认下儿子就意味着，在他结婚的时候，母亲得表示点什么。可她第三任丈夫什么都没有。她从家里搜罗不到什么东西，才把自己的被子剪掉一半，送给姥爷。她自己只能蜷缩在半张被子里度过每一个长夜。半张被子里的母亲，像一粒春天的种子，一不小心，就会伸出身体的枝芽。半张被子里的母亲也真是神奇的种子，一下就铺天盖地，包裹了他的心。
姥爷把新发的工资给他母亲，把妻子新做的食物也给她。在偿还母亲的过程中把自己瓦解、粉碎，重生成母亲渴望的样子。姥爷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
黄色的金针菇永远也不收获，它们一年一年地起来，倒下。花开时，蜜蜂腻在花香里，像个迷路的外乡人，哼着曲子东倒西歪。每年清明去上坟，姥爷都向土地撒下半瓶酒，好像他父亲的嘴变成了金针菇的两片嫩芽。他燃起一支烟，却不插进土里，似乎怕父亲的嘴烫伤，他把烟塞进坟堆的石头缝里，烟雾便随风飞去。
几十年前，姥爷听从母亲的安排辞掉工作，来到这山里。他的母亲看不到煤矿工人有什么希望。山里的野杏、野苹果、野蘑菇在贫困年月显得如此诱人。他怎么也想不到，若干年后，一个正式的煤矿工人和一个深山老农的子孙的命运会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他果断跟随母亲来到这里，挖窑洞，开荒种地。他们继承来的半张被子跟母亲那半张被子终于缝到了一起。
姥爷的母亲说，我们要在这里扎下根。要想扎下根，不只要生儿育女，还得在脚下的土里埋下你的亲人。姥爷就回乡了。他从沁水到临汾，跨过了战火、饥饿和一次次生与死的鸿沟，从儿童走到青年。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和平年代，回到故乡的路变得纸一样薄，几个小时就到了。回来时，他背着一个麻袋，麻袋里是洁净的白布，里边包裹了头颅、腿骨、手骨、脊椎……一副完整的尸骨。父亲的血肉已经被时间啃食，跟裹着他的席子一起碎了，钻进了土里。因此，姥爷在麻袋里装了一捧故乡的土。
在火车上，他不断抽烟，用白纸卷的那种喇叭筒。白的纸像裹尸布，烟丝是它散落的灵魂，即使用颤抖的手将它裹紧，还是会化成烟雾慢慢飞散。他把骨架拼接在一块木板上。他母亲扑上去大哭。他觉得这哭泣是虚假的。母亲哭的并不是父亲，是她自己。父亲的尸骨不过是她情感的泄洪口。泪水一次次滴上去，白骨却不收留，冰冷地滑进了木板。
他把父亲的白骨像種子一样埋进土里。为此，他们做了顿好饭。全家人都觉得喜庆。母亲的泪水完成了分娩，她疲惫地靠在炕上，吃着儿媳递来的食物。别以为这就是结局。第13个人的名号随时可能被删除。母亲的思维是一个摇晃的房子。那房子可能崩裂，也可能甩出家具、砖石、被褥，或者活生生的人。她跟姥爷的关系，就像一朵巨大的花朵和一只小蚂蚁。花朵随便掉下一根花蕊或者半片花瓣，就能让小蚂蚁忙碌大半辈子。
姥爷的母亲摇晃着小脚让姥爷给新坟开膛破肚，把他父亲那副骨架送回故乡，因为她在梦里遭遇了第一任丈夫的打骂。姥爷只得服从，等他从故乡回来，他母亲已经离开，回到了第三任丈夫的家里。
至于那副尸骨最终在这里定居，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女人临死前说，要跟他第三任丈夫葬在一起。他怀疑那是同母异父的弟弟编造的谎言。他们为了给自己的生父争夺坟里的伴侣大打出手。姥爷还是输了，他又回到几百里之外的沁水，又一次挖出父亲的尸骨，将那些骨头抱在怀里，一路“爹”“爹”地叫着，生怕父亲的灵魂迷路。
姥爷的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内里是多么渴望繁华的生活，而且他还有这样的特质：怀疑自己的皮肉之身，并且不断在后代的骨血里捡拾父辈、祖辈的血脉伸展出的树叶或者脚印。这个女人入土的那一天，我在对面的另一座山上出生。这微妙的巧合，让人不由自主想起姥爷对我的纵容。那些年，他扛着裹了稻草的木棍走在去往我家的山路上，木棍上插满了鲜红的冰糖葫芦，浑然一棵顶着山果行走的老树。这礼物是送给我的。它带给我的甜蜜，至今不灭。
谁吞下光明
姥爷开垦土地，也是修理自己。挖煤和当农民是如此不同。他不再有工友，妻子、儿女跟土地、荆棘一样，都是对手，对他的人生都是一种瓦解。
姥爷向山的不同方向修路，怕路荒芜，便让女儿们嫁出去，来来回回踩在这条路上。早年，他向某个村里交党费，把自己的家以自然村的形式挂在一个大村庄名下，开始做一个合格的村民。哪怕独居在山里，他也按照国家的政策去开垦土地，决不多占一分。所以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他们也没有幸免挨饿。他只能把孩子们送到几十里地外的村庄读书。找一户人家，把他们寄养在那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妻子两个不识字的人，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收音机里听到的政策都要通告全家。 他喜欢去别的村子，放羊时也总是跑得很远，有意去结识一些人。他在外边有热情的名声，在家里，他默默地夹菜、咀嚼，孩子们是否在吃，根本不管。在9个儿女的印象里，父亲没有在他们心里留下任何温暖的细节。无非是他的暴脾气，无非他在没完没了地种果树，无非是他为了忙田地，一整夜都不回来。夜不归宿的姥爷在某块地里燃起一堆火，像一匹狼一样守住月光。他放倒灌木和高大的野草，让它们给粮食让出一条路。姥爷砍倒它们的时候，大约也像当年带着父亲的尸骨走在路上。祈祷这些灌木能让一让。他知道山林里处处有灵。所以，他燃香供奉，哪怕有的庙小得只能容下一只猫。
这山里庙比人多，出点小事，都会在心里嘀咕，到底得罪了哪位神灵。所有的神灵都高于人，姥爷活得非常小心。那些年，他一直在摆脱这样的命运，期望与这里有一次决裂。他把儿子送到部队，让他们走出大山。却没想到，他们像弹球一样，一复员又弹了回来，只得四处张罗给他们娶妻。本地自然找不到儿媳，本地人都嫌弃他们。笑话大概也有一箩筐了。比如某一年，他们在大年三十去对面山村里买盐，结果家家户户都在过年。他们的三十是人家的大年初一。一条河带来的时差，让那些人笑弯了腰。舅舅们回到家里，才发现台历上多印了一天，这一年是没有大年三十的，腊月二十九已经是最后一天。
姥爷年轻时遇到过一位老道长，说他命里只有两个儿子。回来以后，他就把当过飞行员的三儿子送到山下，让他给一个五保户养老送终，继承人家的姓氏和小房子。他让小儿子去倒插门，好像从未生养过他们一般。然后在两个穷县的山沟里，接来了大儿媳和二儿媳。他以为命运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的儿子们进行赦免。当时，房子已经建好，只需一个墨水瓶，储了油，再用一团棉花塞进铁皮卷里做灯芯，便能照亮一个小家庭。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作为国家神经末梢上的我的姥爷，顿时看到了契机，改变命运的时间到了。他学着开发这座山林，把果树栽满田地，把果子销往不同的地区。姥爷开始热爱这座山，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与这座山无关，早晚要离开，尽管土里埋着他的父亲。他没想到，在他种下一棵一棵果树的同时，也把自己种进了山里。人们想起那座山，便会想起他，说起他，便会想到这座山。每一棵树都接收到了这种信号，把这秘密任务藏在果子里，它们味美、甘甜，吃完之后，让人忍不住想起它们的出处。每年五月，他便去附近的县城，租间房子准备囤积即将成熟的水果。那匹走惯了山路的黑骡子走在县城平坦的大道上，非常不习惯。
县城里车水马龙，夜晚有电灯照着，人间繁华似锦。当然，也能看到乞讨者。他会放下一些水果，有时也放几块钱，并没有像平常的施舍者那样快乐。那种用一只碗讨生活的日子，他再熟悉不过了。
从外地回来，他就关上门跟姥姥坐在炕头上数钱。我那时想，山里总共也没几个人，干吗不在院里的石桌上数。难道阳光和风会把钱偷走？后来，我体会到，越在狭小的环境里数钱，人越能生出更多的满足感。带着这样的满足感，姥爷期盼着每一个悄悄来临的春天。在花开之际，他就用目光称量一棵树的未来。花开得过少，暂时没什么奏效的办法；开得太密，果子就会很小，卖不上价。为此，他动员我们去摘花。他第一次把我举起来，就是为了摘高处的花朵。我的手一次次伸向白的、粉的花苞。听从姥爷的命令，给果子们布阵，他是这座山在春天的领舞者。
姥爷在果树方面有多骄傲，在儿女面前就有多沮丧。他的二儿子我二舅从平车上摔出去，身子悬在山崖上，多亏他拼命抓住了一棵野桃树，好半天之后，他才被拉上来。从那开始，二舅一直说头晕，赖在床上。后来送到医院。大夫说是脑瘤。命运里藏着的小偷，把姥爷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偷走了，还偷走了他头发里的一抹黑。可摘除脑瘤并不像摘花那样容易。手术之后，“盲”这个字便生出两个果子，从他眼眶里越长越大，直到把仅有的一點光亮也挤出去。
姥爷琢磨出各种训练办法，企图把二舅丢掉的目光移植到手指上。二舅真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他每天都劈柴，把柴火码得像城墙，透不见一丝光来。他能放羊，羊的安静跟他的安静融合在一起，流到高山上姥爷的眼里。
二舅眼睛好时，把向日葵籽撒满一块地。等黄花满园，开得壮观时，他却看不到了。他看到的是往年的向日葵田，耳朵却听着二舅妈把这一年高大的向日葵花盘砍掉。二舅看不到向日葵籽是否足够饱满，他能做的只有用力拉着一车向日葵尸体，走在回家的路上。
收割向日葵需要几天的时间，收割向日葵遮掩着的那些故事却不那么容易。它们比舅舅的脑瘤扩散得更快。姥爷的鞭子第一次落在陌生人的身上。有关不贞、外遇的气味在家里蔓延。可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个男人翻山越岭地来。他闯进二舅种植的向日葵地里，把本来属于二舅的向日葵姓氏踩在脚下，让二舅妈挨了鞭子，还撇着嘴笑。那笑真是根锋利的细长铁针，不知不觉就把二舅的嘴缝得牢牢的。
姥爷给他们盖新房子，帮他们卖掉水果，给二舅妈钱。在一个夜晚，姥爷像猎人一样，拦住了准备私奔的二舅妈。鞭子不住落在这个女人身上，她身旁的男人黄鼠狼一般逃走了。许多年后，这些鞭子的伤口竟然在姥爷的良心上结痂。对于这段历史，他只说了四个字：她也不易。
姥爷一直在拯救二舅的人生。他不理解儿子为什么越来越沉默。当全家人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二舅妈进行讨伐的时候，无形之中也创造了致二舅早亡的成因。他们言辞之中的暴力，他们所谓的正义都表现出一种莫名的狂欢。就连小小的我也是参与者。我吃着二舅妈做的饭，只要看见那个男人来，便回到姥爷的屋子里，向大人们报告。
二舅还是死在了一个大雪天。全家人把他葬在一棵梨树下。他们只想到春天时，梨花满树为二舅戴孝，却没想到秋天里，时光和蜜蜂把梨子蛰烂，一遍遍砸向二舅的坟头。姥爷没有大哭，他去山下的镇上给两个孙子存了一小笔钱。他甚至渴望那个挨过他鞭子的男人来，只要他来，就把二儿子的位置给他。可他没再来，二舅妈同意一个外乡人入赘，他们做了两年夫妻。她便在一个深夜里悄悄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在別人眼里，姥爷是个有钱人。人们帮他算账的时候，只算了他这些年的收入，却没算他的支出。他的儿子在医院里已经把他的存款额几乎抹掉。
反叛者
姥爷的水果销往很多地方，甚至有人慕名而来。那段路实在不好走。但一旦到达山洼，看到翠色的池塘。牛羊的铃铛和狗叫清晰可辨，却不见人，只有炊烟从树梢上冒出来。还未从果香里穿过，走进摆了石桌、石凳的院子，便能让人到达世外桃源或者仙境。
这些外来的人，白天的时候兴奋。晚上，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出去，老墙上，影子们无声地碰撞着，重叠着。山里的黑夜太厚、太沉，肃穆而有威严，人们必须听它的号令。那些人起床之后，说从未睡得这样香甜。说愿意来这里定居，也盖套房子跟姥爷当邻居。走后，却再也没有音讯。
姥爷对这座山寄予了厚望。步入中年的大舅越来越像接班人。大舅是党员，也是这一大家子的村长，负责跟山外的村落建立外交联系。当时生活的条件已经相对优越，大舅时常在醉酒后，穿越山林，从别的村子回来。终于有一天，他醉倒在半路上，受了山风，得了脑血栓，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姥爷再次丧子，像一只被雷电击伤的乌鸦在院子里尖叫了一声，便蹦起来。之后，他没事就躲在果林里，靠修剪一棵棵果树来修复自己心上的窟窿。
表哥们读书都不是好手，他们像父辈一样，去几十里地外的村子读书，漫长的步行，所有艰苦的条件，都成为他们躲避读书的借口。暑假，姥爷总是把他们的老师请来，让他在山上住几日，走的时候，架上骡子，拉着平车，让教师坐在一团被子旁边，被子下边藏了成袋的水果。他两个孙子到了婚娶的年龄，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没有人愿意往这山里来，连贫穷地区的姑娘也不行。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准许儿媳下山改嫁，带走三个孩子的。
在山下，他们没有朋友，也没有赚钱的门路。许多个夜晚，他们像鬼魂一样躲进原来的屋子。天亮后，等姥姥、姥爷下地或者放羊的时候，再从窗户里跳进去，搜索值钱的东西。几次之后，姥爷通过炕单上的脚印辨别出孙子们的行踪。他把秘密藏着的钱故意放到没锁的抽屉里，或者炕角的褥子下面，等着他们来取。
表哥们看不上卖水果这样的活计。在他们眼里，接下路人买水果的钱，跟接受别人施舍没什么区别。他们喜欢挖矿，汗流浃背，把一个男人的力气全部消耗完。两次丧子已经消磨掉了姥爷身上的戾气，知道这些之后，他并没有拿出鞭子，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一次次挖掘矿石时，去神庙里烧香，祈求山神的原谅。
只有二舅的儿子我的二红表哥是像他的。只有他想过守着山林，继续像姥爷那样养育果木，给水果谋求出路，并谋划着建个罐头厂，让那些看不起“一家村”的人来山里上班。姥爷开拓性的基因在他身体里蔓延，这个蕴含着希望的一个设想，被姥爷否定了。他把二红表哥赶往城市，让他去给别人倒插门。可这个像他的人，放着家里的饭店老板、超市老板不做，偏偏去煤窑上班。在一个夜晚，他的命被那个黑色的魔鬼吞掉了。
在孙子们眼里，姥爷是个守山的怪物，尤其在老了之后，更露出倔强的本性，把所有人都赶得远远的。可他们不知道，那些爬山上来卖伪劣产品的人轻易便在姥爷那里得到了钱财，走的时候，还能带走一大包水果。他像山林隐藏一些小花、小兽一样，隐藏着他的寂寞。
很长时间里，山里只有他和姥姥。原本小姨父想继承这片果园，姥爷也乐意。交接仪式还没有完成，小姨父便死在了私人开采的矿洞里。小姨家门前有一段上坡路。我忘不了姥爷走在那段路上的样子：身子努力前弓，背在身后的手不得伸到前边，一次次压在大腿面上，支撑起身体。
生活就是这样对付他的：把他的鞭子没收，让它变成废旧物品，或者墙上的装饰品，让他挨鞭子，并且习惯鞭子留下的一道道伤痕，把它们当成年轮或者花朵。姥爷坐在沙发上，沙发的骨架是柏木的，原本长在他门前。女儿结婚时，他砍了它们，做沙发，当陪嫁。此刻，他坐在上边，看女儿把身体埋在被子里。一道山脉在颤抖、起伏。他把进门的外孙我的小表弟抱在怀里，去院子里够苹果树枝上的蝉蜕，一个金灿灿的躯壳。表弟在蝉蜕里装沙土，从它后背的缝隙里一点点灌进去。姥爷看着他，默不作声，好像灵魂不在。好像也有那么一只手，在他后背撕出一条裂缝，从高处往这条缝隙里灌着沙土。他倾听着沙土的声音，辨别它们的流向。一个人活到一定年龄，身体里可能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堆泥沙。姥爷也是如此，他修炼的目的，或许不是成为自己，而是受降于泥沙，学会跟它拥抱。
没多久，姥爷便又开始植下新品种的果树苗。他看多了亲人的死，所以，想看新树活。
进入新世纪，这山里依旧没通电。大村和乡里都认为一户人家实在不值得费那么大劲布线，何况还是两个老人。他们建议姥爷迁移出去，可姥爷死活不走，他认定自己是大山之子，得守在这里，直到生命终老。
姥爷不再那么努力干活，羊也卖了。一天的时间变得松散，去金针菇地里看看，去梨树下看看，再去看一眼大舅的坟，看看二红表哥的坟。那些坟丘是他生命里的穴位。大年三十，想到两个老人守在一座山里过年，我就心酸。我独自下山、过河、上山。在他们的惊讶里，手捧着一杯热水，好半天，才说出让他们跟我走，去我家过年。我想，他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在新年的这一天，听到别人家的鞭炮和祝福的声音，在春晚的喜庆里吃团圆饭。而不是只想去上坟。
我用一瓢水浇灭炉火，姥爷没有拦我。黑狗已经站在我身旁，摇着尾巴。这个家伙，平时有事没事就往我家跑一圈，吃个馒头，串个门就回来。姥爷不再说什么，让姥姥拿几件干净衣服。黑狗走在前边，我们走在后边。
姥爷坐在电视前，看得很入迷。那次之后，我请求做电工的父亲解决这个问题。父亲自然不可能种下无数根电线杆，把电送去。他想到用蓄电池。他买了电池，又买了台黑白电视，装了灯泡，每周都要充好电，给姥爷他们送一次。后来，我去姥姥家住，见识了点着煤油灯看电视的奇异场面。他们太珍惜这些电了，比起看电视这样的精神享受来说，更愿意关掉灯泡，委屈自己的眼睛。 小姨父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姥爷依旧在我们村陪着小姨。忽然有人来，说大姨父在煤窑被砸死了。姥爷急忙把手扶在砖墙上，才没倒下去。三个月的时间，他两个同叫“天星”的女婿一个死于矿难，一个死于煤窑。两个女儿寡居。姥爷不知道该住在谁的家里，他回了家。自此，姥爷的表情便怪异起来，一说话就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事儿他都在笑。有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待着，也会不住发笑。好像笑是一块橡皮，能把所有惨烈的事情全部给擦掉。
斑驳的树影
在晚年的那些时光里，斑驳的树影常照在姥爷的脸上，形成明与暗的脉络。我坐在核桃树的枝杈上，感觉自己看到了隔离这位大山之子的内里：沧桑却又明亮，似乎雕刻着让人难以解读的经文。
姥爷曾想过从剩下的两个儿子中间挑选一位继承人，可他忘了，他已经把他们送出去。按照当地的风俗，两个在外的儿子没有赡养他的义务，自然也不能继承他的果园，毕竟在他们心里，这果园的麻烦大于收获，谁又愿意从接近城市的繁华之地钻进山沟里？
他想从大表哥和二表哥中间寻找新的继承者。可他们看不出水果流淌着的大山的骨血，看不见姥爷脸上那些复杂的经文。在他们眼里，果园是姥爷手里的天平，一直偏向二舅的孩子们。从自己的母亲那里，他们知道，失明的二舅家的孩子明显比他们得到的更多。那些源源不断运出的水果，一定换回了更多的钱。他们一直用心于毁坏和挖掘，毁坏在春风里孕育颗粒的麦子，毁坏满树的梨花、桃花和苹果花。那些花朵覆盖了土地，也被风吹向别处，戴在他们父亲、叔父和曾祖父的坟头。
树的未来怎么也不如人繁衍后代重要。可是一个从山里长大的没怎么读过书的孩子，到了山下的大村子，本身就水土不服。加上随母亲改嫁而来的特殊身份，让他们身处尴尬的境地。最终，大表哥只能跟一个大他十岁的丧夫的表姐生活在一起。而二表哥竟然娶了一个大他二十几岁的女人。这在十里八村成了一个荒诞的传说。他们把这笔账记在姥爷身上，就连姥姥、姥爷辞世，也没能来。姥爷的生命里充满了开创性的能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家。他只想到果树、果园以及可能带来的收益，却忽略了对孙子们的教育。他能让一座山闪耀光环，却无法让他们具备人的良知，甚至连起码的亲情都不顾忌。姥爷的梦彻底破碎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他的黑狗，去山林里倾听各种声音。
大山能把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培养成诗人。姥爷对姥姥说，我希望你走在我前边，这样我就把你安置在炕上，连棺木都不要。我把砖和石头找好，和好泥，从里边把门和窗一点点封上。跟你一起躺在炕上，一起死。那时，我正值青春期，这些话把我感动得要死。姥姥因为这些话，忘了她皮肤里积攒了几十年的鞭痕，咧着干瘪的嘴，像哭，又像是在笑。可诗人的话是随心说出的，不等于誓言。姥姥走后，姥爷又活了好几年。他辗转于女儿们的家里。除了吃钙片和降压片、不停发笑这样恒定的事情，基本是沉默的。在我家时，村里人常来找他谈天。他总能安静地听别人讲话，不会插上一句。
姥爷各项功能开始退化，耳朵背，眼花，甚至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症状。别人对他的亲情也在退化。听到大姨数落他种种不是的时候，我无比地气愤。在他弥留之际，我从远方回来。他当时赤裸着身子，几乎瘦得皮包骨头。我看到了上苍对他最大程度的惩罚。让他幼时背井离乡，让他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他病重，最终只能像牲口一样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我走进那间屋子，跳上床。窗户开得很大，冷风不住往里灌。他赤裸着的身体上只搭了一小块毯子。枕头上沾的屎已经干了。我把他扶起来，他面容皱在一起，瘦得完全脱了形，只有那笑声是熟悉的。
听大姨说，每个晚上，姥爷都会大喊大叫。他喊爹，喊妈，也喊他死去的儿孙。他哭喊着那些亡人的名字，好像在生命的枯井里看到了死亡背后的风景。大姨拿着手电进了屋子，发现他要么在墙角的地上，要么在床下边。他喊着要回家，要到他的山里去。我想起他决定从山里离开时的情景。那天，他拿着斧头，面对一大片果树。它们刚刚落了花，在清晨，小果实像是乳毛未退的挂泪的婴儿。姥爷砍了一棵果树之后，便蹲下去。好像被砍的是他。他再也下不了手，只好任果树自生自灭。
听说有人去了那山里，把门撬开。他们住着姥爷的房子，吃着姥爷的树上结下的果子，在山里挖矿。听说，几个城里人为了躲避火化，也可能是买墓地的钱，把亲人葬在那里。而我姥爷却葬在山那边大姨他们村里。在他死后，亲人们没有太悲伤，大姨终于没了负担，像其他中年妇女那样，去城里打工了。
除了每年去上墳的表姐，我们基本都不去那座山里。别人疯狂地去摘所谓的“野生水果”的时候，我们家人基本都沉默着，谁也不想去。我们怕在那空了的房子里、掰开的水果里忽然看到姥爷的身影。但别人说，那里有人砍了柏树，那里有人在老房子燃起火，有人在养蜂、放羊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会马上竖起来，用力收集着与之有关的信息。
发达的通信把世界缩小了。有次，我路过那座山，看上去并不像小时候那样高，那座山的六十年埋葬在姥爷的心里、身体里，最终成为坟头上一排青了又黄了的野草，所以它才变矮了吧？我这样想。
刘云芳，山西临汾人，现居河北唐山。 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 《散文》 《文艺报》《散文选刊》《福建文学》《作品》《诗刊》《广西文学》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
他留着一小撮微白的胡须，脑门剃得锃亮，神仙一样摇晃着脑袋在石桌前喝茶。脚边还守着只黑狗侍卫。这个形象深烙在我脑子里，以至于他去世几年后，我还会一次次梦到。
他是我的姥爷。母亲常说起他的光荣史：这个曾在日本人轰炸里漂泊的乞丐小孩，居然成了国营煤矿的工人，因为吃苦耐劳、人缘好晋升成领导，还入了党。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可他偏偏放弃这一切，跟他同样是乞丐出身的妻子，背着一包盐，两副铺盖跟着他的母亲一路跑到这深山老林来，在这里生儿育女，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姥爷从来不提过去的事情。在我记事后，他已经把这座山变得非常像样。三排房子镶嵌在山体里，房子的一侧开着桃花，像是戴簪的女人。池塘里蜻蜓飞舞，开垦的土地都植了果树。他不断嫁接，让一棵桃树和一棵李树结婚，也让一个家养的桃树和野生的桃树结婚……它们同根连枝，形成新滋味的果实。姥爷应该得意，可他偏偏是沉默的，像只老兽一样，保持着自己的威严。在餐桌上，第一碗饭总是他的，动筷子之前，别人决不能先动。但姥爷蛮横、暴虐的脾气我没见识过。他有一把长鞭子，牛皮的。那鞭子其实是牛的墓碑，是姥爷养过的一头牛留下的全部遗物。他挥动长鞭，打在羊群身上，也打在妻子和儿女身上。他有9个儿女，加上他、妻子和母亲，这12口人，是这座山里唯一的居住者。
或许应该说是13口。东边金针菇地里还葬着他的父亲，他在姥爷幼年时就死了。失去父亲的儿子，只能沦为长工，夏天把游动着红虫的河水灌进肚子，冬天把脚插到新鲜牛粪里取暖。姥爷的母亲一边改嫁，一边把对儿子们的愧疚酝酿成对死人的怨恨。战乱期间，人们背井离乡，她也不例外。谁也没想到母子俩竟然能在临汾相遇。当时姥爷已是煤矿工人，正准备娶妻。相认的过程是艰难的。认下儿子就意味着，在他结婚的时候，母亲得表示点什么。可她第三任丈夫什么都没有。她从家里搜罗不到什么东西，才把自己的被子剪掉一半，送给姥爷。她自己只能蜷缩在半张被子里度过每一个长夜。半张被子里的母亲，像一粒春天的种子，一不小心，就会伸出身体的枝芽。半张被子里的母亲也真是神奇的种子，一下就铺天盖地，包裹了他的心。
姥爷把新发的工资给他母亲，把妻子新做的食物也给她。在偿还母亲的过程中把自己瓦解、粉碎，重生成母亲渴望的样子。姥爷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
黄色的金针菇永远也不收获，它们一年一年地起来，倒下。花开时，蜜蜂腻在花香里，像个迷路的外乡人，哼着曲子东倒西歪。每年清明去上坟，姥爷都向土地撒下半瓶酒，好像他父亲的嘴变成了金针菇的两片嫩芽。他燃起一支烟，却不插进土里，似乎怕父亲的嘴烫伤，他把烟塞进坟堆的石头缝里，烟雾便随风飞去。
几十年前，姥爷听从母亲的安排辞掉工作，来到这山里。他的母亲看不到煤矿工人有什么希望。山里的野杏、野苹果、野蘑菇在贫困年月显得如此诱人。他怎么也想不到，若干年后，一个正式的煤矿工人和一个深山老农的子孙的命运会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他果断跟随母亲来到这里，挖窑洞，开荒种地。他们继承来的半张被子跟母亲那半张被子终于缝到了一起。
姥爷的母亲说，我们要在这里扎下根。要想扎下根，不只要生儿育女，还得在脚下的土里埋下你的亲人。姥爷就回乡了。他从沁水到临汾，跨过了战火、饥饿和一次次生与死的鸿沟，从儿童走到青年。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和平年代，回到故乡的路变得纸一样薄，几个小时就到了。回来时，他背着一个麻袋，麻袋里是洁净的白布，里边包裹了头颅、腿骨、手骨、脊椎……一副完整的尸骨。父亲的血肉已经被时间啃食，跟裹着他的席子一起碎了，钻进了土里。因此，姥爷在麻袋里装了一捧故乡的土。
在火车上，他不断抽烟，用白纸卷的那种喇叭筒。白的纸像裹尸布，烟丝是它散落的灵魂，即使用颤抖的手将它裹紧，还是会化成烟雾慢慢飞散。他把骨架拼接在一块木板上。他母亲扑上去大哭。他觉得这哭泣是虚假的。母亲哭的并不是父亲，是她自己。父亲的尸骨不过是她情感的泄洪口。泪水一次次滴上去，白骨却不收留，冰冷地滑进了木板。
他把父亲的白骨像種子一样埋进土里。为此，他们做了顿好饭。全家人都觉得喜庆。母亲的泪水完成了分娩，她疲惫地靠在炕上，吃着儿媳递来的食物。别以为这就是结局。第13个人的名号随时可能被删除。母亲的思维是一个摇晃的房子。那房子可能崩裂，也可能甩出家具、砖石、被褥，或者活生生的人。她跟姥爷的关系，就像一朵巨大的花朵和一只小蚂蚁。花朵随便掉下一根花蕊或者半片花瓣，就能让小蚂蚁忙碌大半辈子。
姥爷的母亲摇晃着小脚让姥爷给新坟开膛破肚，把他父亲那副骨架送回故乡，因为她在梦里遭遇了第一任丈夫的打骂。姥爷只得服从，等他从故乡回来，他母亲已经离开，回到了第三任丈夫的家里。
至于那副尸骨最终在这里定居，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女人临死前说，要跟他第三任丈夫葬在一起。他怀疑那是同母异父的弟弟编造的谎言。他们为了给自己的生父争夺坟里的伴侣大打出手。姥爷还是输了，他又回到几百里之外的沁水，又一次挖出父亲的尸骨，将那些骨头抱在怀里，一路“爹”“爹”地叫着，生怕父亲的灵魂迷路。
姥爷的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内里是多么渴望繁华的生活，而且他还有这样的特质：怀疑自己的皮肉之身，并且不断在后代的骨血里捡拾父辈、祖辈的血脉伸展出的树叶或者脚印。这个女人入土的那一天，我在对面的另一座山上出生。这微妙的巧合，让人不由自主想起姥爷对我的纵容。那些年，他扛着裹了稻草的木棍走在去往我家的山路上，木棍上插满了鲜红的冰糖葫芦，浑然一棵顶着山果行走的老树。这礼物是送给我的。它带给我的甜蜜，至今不灭。
谁吞下光明
姥爷开垦土地，也是修理自己。挖煤和当农民是如此不同。他不再有工友，妻子、儿女跟土地、荆棘一样，都是对手，对他的人生都是一种瓦解。
姥爷向山的不同方向修路，怕路荒芜，便让女儿们嫁出去，来来回回踩在这条路上。早年，他向某个村里交党费，把自己的家以自然村的形式挂在一个大村庄名下，开始做一个合格的村民。哪怕独居在山里，他也按照国家的政策去开垦土地，决不多占一分。所以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他们也没有幸免挨饿。他只能把孩子们送到几十里地外的村庄读书。找一户人家，把他们寄养在那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妻子两个不识字的人，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收音机里听到的政策都要通告全家。 他喜欢去别的村子，放羊时也总是跑得很远，有意去结识一些人。他在外边有热情的名声，在家里，他默默地夹菜、咀嚼，孩子们是否在吃，根本不管。在9个儿女的印象里，父亲没有在他们心里留下任何温暖的细节。无非是他的暴脾气，无非他在没完没了地种果树，无非是他为了忙田地，一整夜都不回来。夜不归宿的姥爷在某块地里燃起一堆火，像一匹狼一样守住月光。他放倒灌木和高大的野草，让它们给粮食让出一条路。姥爷砍倒它们的时候，大约也像当年带着父亲的尸骨走在路上。祈祷这些灌木能让一让。他知道山林里处处有灵。所以，他燃香供奉，哪怕有的庙小得只能容下一只猫。
这山里庙比人多，出点小事，都会在心里嘀咕，到底得罪了哪位神灵。所有的神灵都高于人，姥爷活得非常小心。那些年，他一直在摆脱这样的命运，期望与这里有一次决裂。他把儿子送到部队，让他们走出大山。却没想到，他们像弹球一样，一复员又弹了回来，只得四处张罗给他们娶妻。本地自然找不到儿媳，本地人都嫌弃他们。笑话大概也有一箩筐了。比如某一年，他们在大年三十去对面山村里买盐，结果家家户户都在过年。他们的三十是人家的大年初一。一条河带来的时差，让那些人笑弯了腰。舅舅们回到家里，才发现台历上多印了一天，这一年是没有大年三十的，腊月二十九已经是最后一天。
姥爷年轻时遇到过一位老道长，说他命里只有两个儿子。回来以后，他就把当过飞行员的三儿子送到山下，让他给一个五保户养老送终，继承人家的姓氏和小房子。他让小儿子去倒插门，好像从未生养过他们一般。然后在两个穷县的山沟里，接来了大儿媳和二儿媳。他以为命运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的儿子们进行赦免。当时，房子已经建好，只需一个墨水瓶，储了油，再用一团棉花塞进铁皮卷里做灯芯，便能照亮一个小家庭。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作为国家神经末梢上的我的姥爷，顿时看到了契机，改变命运的时间到了。他学着开发这座山林，把果树栽满田地，把果子销往不同的地区。姥爷开始热爱这座山，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与这座山无关，早晚要离开，尽管土里埋着他的父亲。他没想到，在他种下一棵一棵果树的同时，也把自己种进了山里。人们想起那座山，便会想起他，说起他，便会想到这座山。每一棵树都接收到了这种信号，把这秘密任务藏在果子里，它们味美、甘甜，吃完之后，让人忍不住想起它们的出处。每年五月，他便去附近的县城，租间房子准备囤积即将成熟的水果。那匹走惯了山路的黑骡子走在县城平坦的大道上，非常不习惯。
县城里车水马龙，夜晚有电灯照着，人间繁华似锦。当然，也能看到乞讨者。他会放下一些水果，有时也放几块钱，并没有像平常的施舍者那样快乐。那种用一只碗讨生活的日子，他再熟悉不过了。
从外地回来，他就关上门跟姥姥坐在炕头上数钱。我那时想，山里总共也没几个人，干吗不在院里的石桌上数。难道阳光和风会把钱偷走？后来，我体会到，越在狭小的环境里数钱，人越能生出更多的满足感。带着这样的满足感，姥爷期盼着每一个悄悄来临的春天。在花开之际，他就用目光称量一棵树的未来。花开得过少，暂时没什么奏效的办法；开得太密，果子就会很小，卖不上价。为此，他动员我们去摘花。他第一次把我举起来，就是为了摘高处的花朵。我的手一次次伸向白的、粉的花苞。听从姥爷的命令，给果子们布阵，他是这座山在春天的领舞者。
姥爷在果树方面有多骄傲，在儿女面前就有多沮丧。他的二儿子我二舅从平车上摔出去，身子悬在山崖上，多亏他拼命抓住了一棵野桃树，好半天之后，他才被拉上来。从那开始，二舅一直说头晕，赖在床上。后来送到医院。大夫说是脑瘤。命运里藏着的小偷，把姥爷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偷走了，还偷走了他头发里的一抹黑。可摘除脑瘤并不像摘花那样容易。手术之后，“盲”这个字便生出两个果子，从他眼眶里越长越大，直到把仅有的一點光亮也挤出去。
姥爷琢磨出各种训练办法，企图把二舅丢掉的目光移植到手指上。二舅真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他每天都劈柴，把柴火码得像城墙，透不见一丝光来。他能放羊，羊的安静跟他的安静融合在一起，流到高山上姥爷的眼里。
二舅眼睛好时，把向日葵籽撒满一块地。等黄花满园，开得壮观时，他却看不到了。他看到的是往年的向日葵田，耳朵却听着二舅妈把这一年高大的向日葵花盘砍掉。二舅看不到向日葵籽是否足够饱满，他能做的只有用力拉着一车向日葵尸体，走在回家的路上。
收割向日葵需要几天的时间，收割向日葵遮掩着的那些故事却不那么容易。它们比舅舅的脑瘤扩散得更快。姥爷的鞭子第一次落在陌生人的身上。有关不贞、外遇的气味在家里蔓延。可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个男人翻山越岭地来。他闯进二舅种植的向日葵地里，把本来属于二舅的向日葵姓氏踩在脚下，让二舅妈挨了鞭子，还撇着嘴笑。那笑真是根锋利的细长铁针，不知不觉就把二舅的嘴缝得牢牢的。
姥爷给他们盖新房子，帮他们卖掉水果，给二舅妈钱。在一个夜晚，姥爷像猎人一样，拦住了准备私奔的二舅妈。鞭子不住落在这个女人身上，她身旁的男人黄鼠狼一般逃走了。许多年后，这些鞭子的伤口竟然在姥爷的良心上结痂。对于这段历史，他只说了四个字：她也不易。
姥爷一直在拯救二舅的人生。他不理解儿子为什么越来越沉默。当全家人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二舅妈进行讨伐的时候，无形之中也创造了致二舅早亡的成因。他们言辞之中的暴力，他们所谓的正义都表现出一种莫名的狂欢。就连小小的我也是参与者。我吃着二舅妈做的饭，只要看见那个男人来，便回到姥爷的屋子里，向大人们报告。
二舅还是死在了一个大雪天。全家人把他葬在一棵梨树下。他们只想到春天时，梨花满树为二舅戴孝，却没想到秋天里，时光和蜜蜂把梨子蛰烂，一遍遍砸向二舅的坟头。姥爷没有大哭，他去山下的镇上给两个孙子存了一小笔钱。他甚至渴望那个挨过他鞭子的男人来，只要他来，就把二儿子的位置给他。可他没再来，二舅妈同意一个外乡人入赘，他们做了两年夫妻。她便在一个深夜里悄悄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在別人眼里，姥爷是个有钱人。人们帮他算账的时候，只算了他这些年的收入，却没算他的支出。他的儿子在医院里已经把他的存款额几乎抹掉。
反叛者
姥爷的水果销往很多地方，甚至有人慕名而来。那段路实在不好走。但一旦到达山洼，看到翠色的池塘。牛羊的铃铛和狗叫清晰可辨，却不见人，只有炊烟从树梢上冒出来。还未从果香里穿过，走进摆了石桌、石凳的院子，便能让人到达世外桃源或者仙境。
这些外来的人，白天的时候兴奋。晚上，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出去，老墙上，影子们无声地碰撞着，重叠着。山里的黑夜太厚、太沉，肃穆而有威严，人们必须听它的号令。那些人起床之后，说从未睡得这样香甜。说愿意来这里定居，也盖套房子跟姥爷当邻居。走后，却再也没有音讯。
姥爷对这座山寄予了厚望。步入中年的大舅越来越像接班人。大舅是党员，也是这一大家子的村长，负责跟山外的村落建立外交联系。当时生活的条件已经相对优越，大舅时常在醉酒后，穿越山林，从别的村子回来。终于有一天，他醉倒在半路上，受了山风，得了脑血栓，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姥爷再次丧子，像一只被雷电击伤的乌鸦在院子里尖叫了一声，便蹦起来。之后，他没事就躲在果林里，靠修剪一棵棵果树来修复自己心上的窟窿。
表哥们读书都不是好手，他们像父辈一样，去几十里地外的村子读书，漫长的步行，所有艰苦的条件，都成为他们躲避读书的借口。暑假，姥爷总是把他们的老师请来，让他在山上住几日，走的时候，架上骡子，拉着平车，让教师坐在一团被子旁边，被子下边藏了成袋的水果。他两个孙子到了婚娶的年龄，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没有人愿意往这山里来，连贫穷地区的姑娘也不行。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准许儿媳下山改嫁，带走三个孩子的。
在山下，他们没有朋友，也没有赚钱的门路。许多个夜晚，他们像鬼魂一样躲进原来的屋子。天亮后，等姥姥、姥爷下地或者放羊的时候，再从窗户里跳进去，搜索值钱的东西。几次之后，姥爷通过炕单上的脚印辨别出孙子们的行踪。他把秘密藏着的钱故意放到没锁的抽屉里，或者炕角的褥子下面，等着他们来取。
表哥们看不上卖水果这样的活计。在他们眼里，接下路人买水果的钱，跟接受别人施舍没什么区别。他们喜欢挖矿，汗流浃背，把一个男人的力气全部消耗完。两次丧子已经消磨掉了姥爷身上的戾气，知道这些之后，他并没有拿出鞭子，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一次次挖掘矿石时，去神庙里烧香，祈求山神的原谅。
只有二舅的儿子我的二红表哥是像他的。只有他想过守着山林，继续像姥爷那样养育果木，给水果谋求出路，并谋划着建个罐头厂，让那些看不起“一家村”的人来山里上班。姥爷开拓性的基因在他身体里蔓延，这个蕴含着希望的一个设想，被姥爷否定了。他把二红表哥赶往城市，让他去给别人倒插门。可这个像他的人，放着家里的饭店老板、超市老板不做，偏偏去煤窑上班。在一个夜晚，他的命被那个黑色的魔鬼吞掉了。
在孙子们眼里，姥爷是个守山的怪物，尤其在老了之后，更露出倔强的本性，把所有人都赶得远远的。可他们不知道，那些爬山上来卖伪劣产品的人轻易便在姥爷那里得到了钱财，走的时候，还能带走一大包水果。他像山林隐藏一些小花、小兽一样，隐藏着他的寂寞。
很长时间里，山里只有他和姥姥。原本小姨父想继承这片果园，姥爷也乐意。交接仪式还没有完成，小姨父便死在了私人开采的矿洞里。小姨家门前有一段上坡路。我忘不了姥爷走在那段路上的样子：身子努力前弓，背在身后的手不得伸到前边，一次次压在大腿面上，支撑起身体。
生活就是这样对付他的：把他的鞭子没收，让它变成废旧物品，或者墙上的装饰品，让他挨鞭子，并且习惯鞭子留下的一道道伤痕，把它们当成年轮或者花朵。姥爷坐在沙发上，沙发的骨架是柏木的，原本长在他门前。女儿结婚时，他砍了它们，做沙发，当陪嫁。此刻，他坐在上边，看女儿把身体埋在被子里。一道山脉在颤抖、起伏。他把进门的外孙我的小表弟抱在怀里，去院子里够苹果树枝上的蝉蜕，一个金灿灿的躯壳。表弟在蝉蜕里装沙土，从它后背的缝隙里一点点灌进去。姥爷看着他，默不作声，好像灵魂不在。好像也有那么一只手，在他后背撕出一条裂缝，从高处往这条缝隙里灌着沙土。他倾听着沙土的声音，辨别它们的流向。一个人活到一定年龄，身体里可能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堆泥沙。姥爷也是如此，他修炼的目的，或许不是成为自己，而是受降于泥沙，学会跟它拥抱。
没多久，姥爷便又开始植下新品种的果树苗。他看多了亲人的死，所以，想看新树活。
进入新世纪，这山里依旧没通电。大村和乡里都认为一户人家实在不值得费那么大劲布线，何况还是两个老人。他们建议姥爷迁移出去，可姥爷死活不走，他认定自己是大山之子，得守在这里，直到生命终老。
姥爷不再那么努力干活，羊也卖了。一天的时间变得松散，去金针菇地里看看，去梨树下看看，再去看一眼大舅的坟，看看二红表哥的坟。那些坟丘是他生命里的穴位。大年三十，想到两个老人守在一座山里过年，我就心酸。我独自下山、过河、上山。在他们的惊讶里，手捧着一杯热水，好半天，才说出让他们跟我走，去我家过年。我想，他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在新年的这一天，听到别人家的鞭炮和祝福的声音，在春晚的喜庆里吃团圆饭。而不是只想去上坟。
我用一瓢水浇灭炉火，姥爷没有拦我。黑狗已经站在我身旁，摇着尾巴。这个家伙，平时有事没事就往我家跑一圈，吃个馒头，串个门就回来。姥爷不再说什么，让姥姥拿几件干净衣服。黑狗走在前边，我们走在后边。
姥爷坐在电视前，看得很入迷。那次之后，我请求做电工的父亲解决这个问题。父亲自然不可能种下无数根电线杆，把电送去。他想到用蓄电池。他买了电池，又买了台黑白电视，装了灯泡，每周都要充好电，给姥爷他们送一次。后来，我去姥姥家住，见识了点着煤油灯看电视的奇异场面。他们太珍惜这些电了，比起看电视这样的精神享受来说，更愿意关掉灯泡，委屈自己的眼睛。 小姨父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姥爷依旧在我们村陪着小姨。忽然有人来，说大姨父在煤窑被砸死了。姥爷急忙把手扶在砖墙上，才没倒下去。三个月的时间，他两个同叫“天星”的女婿一个死于矿难，一个死于煤窑。两个女儿寡居。姥爷不知道该住在谁的家里，他回了家。自此，姥爷的表情便怪异起来，一说话就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事儿他都在笑。有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待着，也会不住发笑。好像笑是一块橡皮，能把所有惨烈的事情全部给擦掉。
斑驳的树影
在晚年的那些时光里，斑驳的树影常照在姥爷的脸上，形成明与暗的脉络。我坐在核桃树的枝杈上，感觉自己看到了隔离这位大山之子的内里：沧桑却又明亮，似乎雕刻着让人难以解读的经文。
姥爷曾想过从剩下的两个儿子中间挑选一位继承人，可他忘了，他已经把他们送出去。按照当地的风俗，两个在外的儿子没有赡养他的义务，自然也不能继承他的果园，毕竟在他们心里，这果园的麻烦大于收获，谁又愿意从接近城市的繁华之地钻进山沟里？
他想从大表哥和二表哥中间寻找新的继承者。可他们看不出水果流淌着的大山的骨血，看不见姥爷脸上那些复杂的经文。在他们眼里，果园是姥爷手里的天平，一直偏向二舅的孩子们。从自己的母亲那里，他们知道，失明的二舅家的孩子明显比他们得到的更多。那些源源不断运出的水果，一定换回了更多的钱。他们一直用心于毁坏和挖掘，毁坏在春风里孕育颗粒的麦子，毁坏满树的梨花、桃花和苹果花。那些花朵覆盖了土地，也被风吹向别处，戴在他们父亲、叔父和曾祖父的坟头。
树的未来怎么也不如人繁衍后代重要。可是一个从山里长大的没怎么读过书的孩子，到了山下的大村子，本身就水土不服。加上随母亲改嫁而来的特殊身份，让他们身处尴尬的境地。最终，大表哥只能跟一个大他十岁的丧夫的表姐生活在一起。而二表哥竟然娶了一个大他二十几岁的女人。这在十里八村成了一个荒诞的传说。他们把这笔账记在姥爷身上，就连姥姥、姥爷辞世，也没能来。姥爷的生命里充满了开创性的能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家。他只想到果树、果园以及可能带来的收益，却忽略了对孙子们的教育。他能让一座山闪耀光环，却无法让他们具备人的良知，甚至连起码的亲情都不顾忌。姥爷的梦彻底破碎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他的黑狗，去山林里倾听各种声音。
大山能把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培养成诗人。姥爷对姥姥说，我希望你走在我前边，这样我就把你安置在炕上，连棺木都不要。我把砖和石头找好，和好泥，从里边把门和窗一点点封上。跟你一起躺在炕上，一起死。那时，我正值青春期，这些话把我感动得要死。姥姥因为这些话，忘了她皮肤里积攒了几十年的鞭痕，咧着干瘪的嘴，像哭，又像是在笑。可诗人的话是随心说出的，不等于誓言。姥姥走后，姥爷又活了好几年。他辗转于女儿们的家里。除了吃钙片和降压片、不停发笑这样恒定的事情，基本是沉默的。在我家时，村里人常来找他谈天。他总能安静地听别人讲话，不会插上一句。
姥爷各项功能开始退化，耳朵背，眼花，甚至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症状。别人对他的亲情也在退化。听到大姨数落他种种不是的时候，我无比地气愤。在他弥留之际，我从远方回来。他当时赤裸着身子，几乎瘦得皮包骨头。我看到了上苍对他最大程度的惩罚。让他幼时背井离乡，让他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他病重，最终只能像牲口一样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我走进那间屋子，跳上床。窗户开得很大，冷风不住往里灌。他赤裸着的身体上只搭了一小块毯子。枕头上沾的屎已经干了。我把他扶起来，他面容皱在一起，瘦得完全脱了形，只有那笑声是熟悉的。
听大姨说，每个晚上，姥爷都会大喊大叫。他喊爹，喊妈，也喊他死去的儿孙。他哭喊着那些亡人的名字，好像在生命的枯井里看到了死亡背后的风景。大姨拿着手电进了屋子，发现他要么在墙角的地上，要么在床下边。他喊着要回家，要到他的山里去。我想起他决定从山里离开时的情景。那天，他拿着斧头，面对一大片果树。它们刚刚落了花，在清晨，小果实像是乳毛未退的挂泪的婴儿。姥爷砍了一棵果树之后，便蹲下去。好像被砍的是他。他再也下不了手，只好任果树自生自灭。
听说有人去了那山里，把门撬开。他们住着姥爷的房子，吃着姥爷的树上结下的果子，在山里挖矿。听说，几个城里人为了躲避火化，也可能是买墓地的钱，把亲人葬在那里。而我姥爷却葬在山那边大姨他们村里。在他死后，亲人们没有太悲伤，大姨终于没了负担，像其他中年妇女那样，去城里打工了。
除了每年去上墳的表姐，我们基本都不去那座山里。别人疯狂地去摘所谓的“野生水果”的时候，我们家人基本都沉默着，谁也不想去。我们怕在那空了的房子里、掰开的水果里忽然看到姥爷的身影。但别人说，那里有人砍了柏树，那里有人在老房子燃起火，有人在养蜂、放羊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会马上竖起来，用力收集着与之有关的信息。
发达的通信把世界缩小了。有次，我路过那座山，看上去并不像小时候那样高，那座山的六十年埋葬在姥爷的心里、身体里，最终成为坟头上一排青了又黄了的野草，所以它才变矮了吧？我这样想。
刘云芳，山西临汾人，现居河北唐山。 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 《散文》 《文艺报》《散文选刊》《福建文学》《作品》《诗刊》《广西文学》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