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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悖论，有些看似荒谬，却又无懈可击。关键是，它们在生活中一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舍默曾为我们讲述了经济学上的“银行家悖论”：假如你是个银行家，有一笔可供借贷的款项，如果你把钱借给信用记录差的人，你冒的风险就很大，他们可能还不了钱，甚至搞得你破产。这样就形成一个矛盾局面，最需要钱的人，信用风险都很大，因此得不到贷款；而最不需要钱的人，信用记录最好，因此越能得到贷款。
《唐·吉诃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吉诃德的仆人桑乔·潘萨跑到一个小岛上，成了这个岛的国王。他颁布了一条奇怪的法律：每一个到达这个岛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如果回答对了，就允许他在岛上游玩，如果答错了，就要把他绞死。对于每一个到岛上来的人，或者是尽兴地玩，或者是被吊上绞架。有多少人敢冒死到这岛上去玩呢？一天，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来了，他照例被问了这个问题，而这个人的回答是：“我到这里来是要被绞死的。”请问桑乔·潘萨是让他在岛上玩，还是把他绞死呢？如果应该让他在岛上游玩，那就与他说“要被绞死”的话不相符合，这就是说，他说“要被绞死”是错话。既然他说错了，就应该被处绞刑。但如果桑乔·潘萨要把他绞死呢？这时他说的“要被绞死”就与事实相符，从而就是对的，既然他答对了，就不该被绞死，而应该让他在岛上玩。小岛的国王发现，他的法律无法执行，因为不管怎么执行，都使法律受到破坏。他思索再三，最后让卫兵把他放了，并且宣布这条法律作废。
古希腊哲学家经常提及一个类似的有趣悖论。有一位母亲抱着心爱的孩子到河边洗衣服。一条鳄鱼偷偷地从旁边游近，并从她的怀抱中把孩子叼走。失去爱子的母亲非常痛苦，哭泣着央求鳄鱼把孩子还给她。“好吧，我可以把孩子还给你，但有一个条件。”鳄鱼说。“随你什么条件我都接受，只要你能还我孩子。”救子心切的母亲满口答应。“是这样，你猜一猜我会不会吃掉你的孩子？如果你答对了，我就把孩子毫发无损地还给你。若答错，那你的孩子可就成了我的食物。”鳄鱼提出了条件。这位聪明的母亲思索片刻，回答说：“你是要吃掉我的孩子的！”“如果我把孩子交还给你，你就说错了，我应该把他吃掉。”肚子很饿的鳄鱼显然有些高兴：“好了，这样我就不把他还给你了。”“可是，这样你又必须把孩子还给我，因为如果你吃了我的孩子，我就说对了。你答应我说对了就把孩子还给我的。”母亲立刻反驳道。“唉，是这么回事！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这下轮到鳄鱼不知所措了，结果被搞蒙的鳄鱼无可奈何地把孩子还给了母亲，这位聪明的母亲一下子抱起孩子飞一般地跑掉了。仔细琢磨一下这个著名的“鳄鱼悖论”，你就会发现这位聪明母亲的智慧所在。她精心设计了对鳄鱼的回答为：“你要吃掉我的孩子。”这样，无论鳄鱼怎么做都会与其允诺相矛盾。
关于政府的经济角色，有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它对于政府的作用有精辟的分析。“诺斯悖论”是其他学者根据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思想提出的概念，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经济活动当中，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制定游戏规则，特别是界定产权制度的基本规则。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和实施。因此，国家积极发挥作用是保障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介入又容易侵害个人的财产权利，危及有效产权安排。国家常常会建立和维持无效的产权制度，从而导致所有权残缺，造成无效产权，妨碍经济发展。用诺斯本人的话说就是“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这就是国家的两难或者“诺斯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说幸福并不只取决于物质丰富的绝对程度，更多是取决于和周围人作比较的相对程度，经济成长带来的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反而可能降低幸福感。生活在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当中的我们，是不是深有同感呢？
我们的身体时常纠结于这样的悖论：吃得好受不起，吃不好又营养不良。如今这年代营养不良者不多了，怕就怕营养过剩。都说吃得好才身体好，大多数小孩子不再忍饥挨饿，有些还吃得太好，在学校里每天又得十来个小时坐着上课读书，体育课据说每周有一两节就不错，也就难怪得糖尿病的人群有低龄化倾向。
同样是人对爱情之诞生的想象，为什么完全不同于月老他老人家捏根红线，这头一搭、那头一牵就完事，丘比特要拎一把弓，将那枝纯金锻造的箭磨得锋利，然后“biu”地一声，一箭飞过去，将两个恋人的心脏穿透，还要嵌在其中，想起来多少有些血淋淋。汪峰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没有爱就没有伤害；爱是一次永久的期待，没有爱就没有伤害。”他嘶吼得那么歇斯底里，一瞬间，好像被伤害到的是我，我觉得疼痛。于是那个疑问貌似有了一种答案。你看那被丘比特之箭刺透的心脏，汩汩地流淌着情欲、爱恋、依赖、甜美、沉醉……但一定也有锥心的痛感。相比月老式的圆满和谐，丘比特之箭隐喻了爱的伤痛。爱情常常是一声冷枪，不知从哪个斜刺里射出一颗子弹，裹着幸福的糖衣飞过来，你猝不及防地，心脏就被它制造出一个伤口，让你品尝到有多甜蜜，就让你感到多疼痛。这种疼痛感，在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小说里，哪儿哪儿都是。这可算人生的经典悖论之一吧：你不在意的人根本伤不到你；“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这句歌词简直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悖论，钱钟书的《围城》讲得极清楚：城外的要拼命进城，城内的又要拼命出城。所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未必真理，然而对相当多的两性关系来说，那还真是有理。
（编辑 之之）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舍默曾为我们讲述了经济学上的“银行家悖论”：假如你是个银行家，有一笔可供借贷的款项，如果你把钱借给信用记录差的人，你冒的风险就很大，他们可能还不了钱，甚至搞得你破产。这样就形成一个矛盾局面，最需要钱的人，信用风险都很大，因此得不到贷款；而最不需要钱的人，信用记录最好，因此越能得到贷款。
《唐·吉诃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吉诃德的仆人桑乔·潘萨跑到一个小岛上，成了这个岛的国王。他颁布了一条奇怪的法律：每一个到达这个岛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如果回答对了，就允许他在岛上游玩，如果答错了，就要把他绞死。对于每一个到岛上来的人，或者是尽兴地玩，或者是被吊上绞架。有多少人敢冒死到这岛上去玩呢？一天，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来了，他照例被问了这个问题，而这个人的回答是：“我到这里来是要被绞死的。”请问桑乔·潘萨是让他在岛上玩，还是把他绞死呢？如果应该让他在岛上游玩，那就与他说“要被绞死”的话不相符合，这就是说，他说“要被绞死”是错话。既然他说错了，就应该被处绞刑。但如果桑乔·潘萨要把他绞死呢？这时他说的“要被绞死”就与事实相符，从而就是对的，既然他答对了，就不该被绞死，而应该让他在岛上玩。小岛的国王发现，他的法律无法执行，因为不管怎么执行，都使法律受到破坏。他思索再三，最后让卫兵把他放了，并且宣布这条法律作废。
古希腊哲学家经常提及一个类似的有趣悖论。有一位母亲抱着心爱的孩子到河边洗衣服。一条鳄鱼偷偷地从旁边游近，并从她的怀抱中把孩子叼走。失去爱子的母亲非常痛苦，哭泣着央求鳄鱼把孩子还给她。“好吧，我可以把孩子还给你，但有一个条件。”鳄鱼说。“随你什么条件我都接受，只要你能还我孩子。”救子心切的母亲满口答应。“是这样，你猜一猜我会不会吃掉你的孩子？如果你答对了，我就把孩子毫发无损地还给你。若答错，那你的孩子可就成了我的食物。”鳄鱼提出了条件。这位聪明的母亲思索片刻，回答说：“你是要吃掉我的孩子的！”“如果我把孩子交还给你，你就说错了，我应该把他吃掉。”肚子很饿的鳄鱼显然有些高兴：“好了，这样我就不把他还给你了。”“可是，这样你又必须把孩子还给我，因为如果你吃了我的孩子，我就说对了。你答应我说对了就把孩子还给我的。”母亲立刻反驳道。“唉，是这么回事！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这下轮到鳄鱼不知所措了，结果被搞蒙的鳄鱼无可奈何地把孩子还给了母亲，这位聪明的母亲一下子抱起孩子飞一般地跑掉了。仔细琢磨一下这个著名的“鳄鱼悖论”，你就会发现这位聪明母亲的智慧所在。她精心设计了对鳄鱼的回答为：“你要吃掉我的孩子。”这样，无论鳄鱼怎么做都会与其允诺相矛盾。
关于政府的经济角色，有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它对于政府的作用有精辟的分析。“诺斯悖论”是其他学者根据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思想提出的概念，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经济活动当中，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制定游戏规则，特别是界定产权制度的基本规则。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和实施。因此，国家积极发挥作用是保障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介入又容易侵害个人的财产权利，危及有效产权安排。国家常常会建立和维持无效的产权制度，从而导致所有权残缺，造成无效产权，妨碍经济发展。用诺斯本人的话说就是“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这就是国家的两难或者“诺斯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说幸福并不只取决于物质丰富的绝对程度，更多是取决于和周围人作比较的相对程度，经济成长带来的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反而可能降低幸福感。生活在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当中的我们，是不是深有同感呢？
我们的身体时常纠结于这样的悖论：吃得好受不起，吃不好又营养不良。如今这年代营养不良者不多了，怕就怕营养过剩。都说吃得好才身体好，大多数小孩子不再忍饥挨饿，有些还吃得太好，在学校里每天又得十来个小时坐着上课读书，体育课据说每周有一两节就不错，也就难怪得糖尿病的人群有低龄化倾向。
同样是人对爱情之诞生的想象，为什么完全不同于月老他老人家捏根红线，这头一搭、那头一牵就完事，丘比特要拎一把弓，将那枝纯金锻造的箭磨得锋利，然后“biu”地一声，一箭飞过去，将两个恋人的心脏穿透，还要嵌在其中，想起来多少有些血淋淋。汪峰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没有爱就没有伤害；爱是一次永久的期待，没有爱就没有伤害。”他嘶吼得那么歇斯底里，一瞬间，好像被伤害到的是我，我觉得疼痛。于是那个疑问貌似有了一种答案。你看那被丘比特之箭刺透的心脏，汩汩地流淌着情欲、爱恋、依赖、甜美、沉醉……但一定也有锥心的痛感。相比月老式的圆满和谐，丘比特之箭隐喻了爱的伤痛。爱情常常是一声冷枪，不知从哪个斜刺里射出一颗子弹，裹着幸福的糖衣飞过来，你猝不及防地，心脏就被它制造出一个伤口，让你品尝到有多甜蜜，就让你感到多疼痛。这种疼痛感，在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小说里，哪儿哪儿都是。这可算人生的经典悖论之一吧：你不在意的人根本伤不到你；“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这句歌词简直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悖论，钱钟书的《围城》讲得极清楚：城外的要拼命进城，城内的又要拼命出城。所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未必真理，然而对相当多的两性关系来说，那还真是有理。
（编辑 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