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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我们脚下的这片黑土地上，不同的年代总会涌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杰出代表，同江市委原常委高庆国就是其中一个典范。在他身上，集中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崇高境界，充分诠释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在这里，本刊隆重推出长篇通讯《大写的忠诚》，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庆国的内心世界，在深入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以这位优秀共产党员为标杆，学思践悟，身体力行。
在广袤的三江平原，桦南、富锦、同江三地连成一条线，一路向东。
这条线，是同江市委原常委高庆国的人生轨迹。26年来，在这条线上，他用激情淬炼出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用深情倾洒着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爱。在这条线上，他用49个年轮走出了令人仰慕的高度。
行走在三江大地上，纵横数百公里，我们追寻着高庆国生前的足迹，听人们动情地诉说这个把温暖送进别人心坎里的人；我们记录着高庆国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心底钦佩这个用忠诚铸就了一座精神丰碑的人。
1967年9月，高庆国出生在桦南县金沙乡治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是生产队社员，兄弟三人中他排行老大。
1990年，高庆国从黑龙江商学院毕业，成为桦南县人事局的一名科员。
1999年10月，32岁的高庆国出任桦南县幸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骨子里有着一种对农民的天然亲近感。仅仅三个月时间，他就跑遍了全乡15个村外加一个农场，对各村的自然情况、人口分布、农民收入了如指掌。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杨贵江十分看好这个新来的“搭档”，认为他善于学习，做事认真，群众观念强，是个当乡长的好料。
位于桦南县城东南15公里处的五道沟村地处半山区，山上沟壑遍布，每到雨季，雨水冲积下来的淤泥常常阻塞山下的道路。高庆国带领干部群众包段清淤，苦干一个月，终于清出了一条像样的村路。他还动员村民退耕还林、挖坑种树，既调整了产业结构，又避免了水土流失。于是，一个个马蹄坑像片片鱼鳞锁住了雨水，而种下的秋香梨、太平果也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2000年8月，高庆国通过公选被组织推荐任命为富锦市政府副市长。在新的岗位上，他决心用自己的真才实干为党工作、为民造福。
2002年2月，高庆国主抓农业农村工作，从此全市乡镇村屯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个乡镇，他从不通知当地领导，而是直接跑到田间地头，倾听农民的所愿所盼。一次调研过程中，他了解到农民饮用的都是浅井水，因水质不卫生、矿物质超标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便立即着手推动农村饮水解困工程。仅用一年时间，广大农民就吃上了自来水。一位村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个高副市长别看年轻，还真体谅咱老百姓的难处！”
除了开会，高庆国几乎每天都下乡。从春耕开始，每天清晨四点多农民下地的时候，高庆国也蹲在了田间地头，跟农民一起交流种植知识。
司机劝他：“你是当领导的，走几个点儿看看就行了呗。”
高庆国说：“那哪行！不弯下身子，你咋知道苗长得啥样？不走近农民，你咋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看到农民急需先进实用的农技知识，高庆国大力倡导实施“农民带农民”计划，整合7所学校的资源，创建了全省首所农民自己的学校——麻晶莉农业技术学院，举办800多期培训班，培训农民10万余人次。他主持开展“百人百村千户”工程，组织市镇两级100名农技人员，进驻100个村屯，联系1000户农民，每人每年进村指导100天，广泛普及科技知识，进行农技指导。这一做法既促进了市、镇、村三级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又培养出一大批农民科技示范户。他还积极运作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动形成了“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干，给农民做示范”的生动局面。
从小家境贫寒的高庆国对困难群众的境遇总是感同身受，无论身处基层一线还是走上领导岗位，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需要帮助的特殊群体。
2002年8月的一天，高庆国走进向阳川镇龙富村贫困户宫树胜的家，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草房低矮破旧，屋顶有一个大窟窿，晴天还好说，雨天可想而知。高庆国问宫树胜怎么不修补一下，宫树胜为难地说：“哪有钱啊，家里就我一个劳动力。去年我在干活的路上不慎摔倒，镰刀把肠子都划了出来，命差点儿搭上。现在，我重活干不了，看病又欠下一屁股债，媳妇既残疾又智障，啥也指望不上。这不，家里两个儿子，大的因为没钱不念书了，小的都10岁了，想上学也没钱。”
走出宫树胜的家，高庆国对随行的村干部说：“我们一定要帮帮老宫家，要不，还算什么党的干部。房子要修好，生活要保障，孩子要有学上！”
高庆国给向阳川镇小学校长打去电话，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接收宫树胜的小儿子入学，并表示，孩子上学包括食宿等各种费用都由自己承担，直到孩子毕业。
紧接着，高庆国罕见地主动找到一位开发商：“做点儿好事吧，钱那么多别总往自己腰包揣。”看到一向不求人的高庆国为了一个贫困户亲自来求援，开发商很感动，立马无偿给宫树胜家修好了房子。
年底，宫树胜用胶丝袋子装着自己舍不得吃的两只鸡，到市政府找高庆国表达感激之情。高庆国掏出200元钱，让秘书转交给老宫，并叮嘱：“这200块钱给老宫，让他留下一只鸡，也别伤人家面子。告诉他，等过年我去看他。”
高庆国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2008年，高庆国在东平社区调研时了解到，有一个叫毕秀坤的妇女腰间盘突出多年，没有职业，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全靠大女儿打零工维持生活。二女儿王文清被北京工商大学录取，却没钱上学。高庆国为毕秀坤联系了一份保洁工作，协调安排了一处政府廉租房，并连续四年自掏腰包资助王文清，即便调到同江市工作后也未间断。而当时，高庆国的住房欠着银行贷款，有时还要向弟弟借钱贴补家用。当王文清大学毕业挣到第一笔工资到同江要感谢高庆国时，他婉言谢绝了：“你一个人在北京打拼不容易，看你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就很欣慰了。” 临江社区居民戴友萍，身体残疾且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2008年，戴友萍家的住房年久失修、濒临倒塌，到政府上访。高庆国了解情况后得知，如果按照有关政策，戴友萍不能得到任何补偿。但考虑到她家的实际困难，高庆国主动协调相关部门，为戴友萍争取了部分资金，并找到一个施工单位，以成本价帮她翻建了房子。
2012年7月2日，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进了市政府一楼大厅。担架上奄奄一息的人叫刘永慧，户口在金川乡，人住在清河乡，晚上睡觉时家里发生电火，引燃的塑料吊棚掉下来把她重度烧伤。为治伤，她卖房子卖地，花光了所有积蓄，后期治疗实在没钱了，亲友才将她抬到了市政府。信仿部门答复他们，可以到民政部门申请救助。高庆国听说这事后，把相关部门召集到一起，直截了当地说：“民政救助的那点儿钱对他们来说是杯水车薪，我们当干部的就要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他与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解决方案，决定民政部门给予8000元救助，红十字会出资5000元，金沙、清河两乡组织党员干部捐款。在高庆国的积极协调和大力倡导下，仅社会各界捐款就达9万多元，使刘永慧得到了及时救治，也挽救了这个贫困之家。
评价一个领导干部，人们常说，大事难事看担当。
2003年4月25日，富锦市二龙山镇康庄村与太东林场发生土地纠纷。康庄村组织150多名村民带着镐把、铁锹和镰刀，开着两台解放牌汽车、十几台拖拉机，气势汹汹前往太东林场，想用武力解决问题。太东林场的职工也不示弱，立即召集人马应战。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高庆国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相关干部赶往现场。一位市领导打电话劝他先不要去，以免发生危险。高庆国说：“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否则会出人命的！”
因为担心矛盾激化控制不了局面，市公安部门增派50多名干警前去支援。在半路上截下康庄村的车队后，看到一些村民挥舞着农具虎视眈眈的架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挡在高庆国的前头。高庆国一把推开这位副局长，大声喊道：“我是富锦的副市长，大家有什么诉求跟我说！”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核心问题就是要地。高庆国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条分缕析地给他们讲政策、讲法规、讲土地合同，引导大家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村民们见这个领导不摆架子，而且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激愤的情绪渐渐平息了，折返回村。
2007年5月，富锦市启动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改造工程——新开路拓宽及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工程。该工程涉及拆迁户数1648户，房屋总面积达51.45万平方米，相当于富锦市以往20年拆迁总和的60%。拆迁户数之多、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均为历史之最。这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高庆国的肩头。
由于新开路地处黄金地段，不少拆迁户借机提出过高的补偿要求，如不满足条件，坚决不搬迁。一个过火的居民甚至为高庆国和建设局局长搭了一座灵棚。
一些拆迁干部不禁望而却步。高庆国会上会下讲：“要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无理取闹的，要顶住压力；纠缠不清的，要理清问题。越是在矛盾和压力面前，干部越是应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高庆国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对困难户、“钉子户”入户走访，一户户地现场核对情况，确保第一手材料真实可靠。对小面积住房及低保户、残疾户，他答应给予专项照顾；对一些无理要求的“钉子户”，他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 结果，房屋拆迁如期推进，拓宽改造开足马力，原计划两年建成的新开路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竣工、当年通车。
高庆国做事严谨认真，既不好高骛远，也不急于求成，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气度。工程施工时，他经常徒步察看街路铺设情况，从水泥基层的厚度到排水管径的长度，亲自拿尺一步步量、一米米算，需要多少吨砂砾，需用多大标号水泥，哪里需安渗水井、换井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要求施工方下管线就得下够，以防因重复施工出现“拉链路”，同时叮嘱城建部门的同志：“宁可工程慢一点儿，也要一步到位。不管怎么干，路的质量一定要达标，干就得对得起老百姓，不能给后任添罗乱！”
在一次东平路东侧道路改造现场的勘查中，高庆国凭直觉感到工程质量有问题，要来镐头当场就刨，没几下就看到罩面底下沙石层很薄而且渗水。他当时就火了。过后，一位基层领导劝他：“当着那么多人面，让人下不来台，这样得罪人不值得。再说人家也返工了，再见面就给人一个台阶下吧。”高庆国却听不下去：“他占便宜事小，政府的钱让他白白祸害事大，这种人不值得尊重！”
高庆国敢于碰硬，涉及原则性问题决不让步。
2007年，富锦市有个退休县级领导的孩子在没有建筑资质、没有规划批文的情况下就盖楼打基础，遇到查处就蛮横抵制，前任分管副市长对其拆除处罚时，被其拿菜刀威胁恐吓。高庆国分管城建工作后，没有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迎难而上，在多次下达违建通知未果的情况下，组织公安、城管、规划等部门强行拆除了违法建筑。此后，违建人纠集一干人等到政府谩骂闹事，看高庆国态度坚决、软硬不吃，才悻悻作罢。
到同江市分管政府常务工作后，高庆国发现公务接待不规范、接待费用年年增长，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积极倡導改制。由于涉及各方利益，有同事劝他尽量维持现状。高庆国说：“这得罪人的事，就可我一个人整吧。”他坚持将三个接待地点整合到一个宾馆，对工作人员采取自主择业、竞争上岗、转岗分流等办法妥善安置。
改制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年的接待费用支出同比下降30%。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2013年8月，一场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同江。市委一声令下，成立防汛指挥部。作为常务副市长，高庆国承担街津口莲花河左回水堤这一最危险堤段的抢险任务，并负责沿线所有村屯人员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莲花河左回水堤是防护同江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里一旦决口，罩在同江市头顶的“悬河”就会倾泻而下，连周边农场也会汪洋一片。 肆虐的洪水在不断上涨，冲刷着岌岌可危的堤坝。高庆国每天都坚持巡堤查险，即便夜间大家都休息了，他还一手拿着手电筒看水位，一手拿着竹竿查险情。8月20日凌晨4点，回水堤出现一处15公分的管涌，高庆国立即组织抢险突击队扛沙袋、打围井，实施碎石压重，有效控制了管涌的扩散，及时消除了溃堤的危险。
8月23日，民政物资配送小组为前线指挥部提供给养的车辆在卫国村被洪水拦住。危急时刻，高庆国与一名乡干部划着橡皮船火速赶到。因为船只无法靠到给养车近处，高庆国脱下救生衣给划船的乡干部穿上，说这里水深、浪大太危险，让他负责划船，然后自己跳入齐腰深的江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蹚到给养车前亲自扛物资。
一位民政干部劝他：“领导，你指挥就行，搬运的活儿我们干。”
高庆国却说：“这都啥时候了，洪水不等人啊！”
从7月25日至8月29日，在抗洪最紧张的阶段，高庆国连续30多天日夜坚守在堤坝上，经常是刚送上来的饭还没吃上一口，就又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同江人世代生长在江边，大多不怕水，经常是前脚转移了，后脚又悄悄溜回村里。因为不点灯不照亮，夜里极难被发现，所以人员转移的压力和难度非常大。从8月17日到沿江乡镇部署人员撤离开始，高庆国就带领工作人员逐村逐户逐人地查找，并要求留守干部死看死守，不丢一户，不落一人。清河镇党委书记张鹏飞的笔记本里至今还保留着高慶国当年的指示：“群众晚上撤离，若白天回来要限时，白天不回来的，留守干部帮忙喂养家畜；群众晚上不能在家过夜，白天进去几个人，晚上要撤出几个人；配备足够车辆待命，以供留守人员撤离；路口设岗，进出的人要记清楚；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干部与群众发生冲突。”
张鹏飞说，当时听了高副市长如此周到细致的安排，非常钦佩。还有一个细节让他更加感动：8月26日凌晨3点多，他还接到高庆国的电话，询问人员的撤离情况。撂下电话，高庆国还是有些不放心，带着司机又赶到现场巡查村民的转移情况。下车后他对司机说：“你把车掉过头来，别下车！一旦溃堤，你赶紧先走，千万别管我！”
洪峰到来的前夕，女儿距高考报志愿结束只剩三天，妻子打电话催他回家商量，可高庆国却跟妻子喊：“孩子报志愿算个啥，同江有20万人哪！”
洪峰过后，市里对转移出来的3663户12 247人实行过渡性安置，设了7个灾民安置点，灾民的衣食住行包括卫生防疫，高庆国都一一挂在心上。同时，他还要做好6730名抗洪官兵的后勤保障工作。省武警总队领导激动地说：“抗洪走了这么多地方，同江的保障是最好的。”
抗洪那段时间，高庆国瘦了20多斤。同志们纷纷劝他休息休息，调养一下身体。可高庆国却说：“受了这么大的灾，要干的事太多了。”在这期间，母亲病危，他也只能晚上抽点儿时间回富锦的二弟家探望一下，白天返回同江继续尽职于千头万绪的安置工作。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一二百人到市政府上访，有土地被淹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也有人想从中浑水摸鱼。不同群体，不同政策，而且每个乡、每个村、每个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作为常务副市长，接待信访本来可以“搬道岔”，这样可以减轻许多工作负担，但在分管副市长外出的情况下，高庆国直接冲到信访第一线，走到老百姓中去化解矛盾、解疑释惑，平复情绪。
2013年12月25日，临江镇东建村的19家24人上访，每家都有各自的诉求。他把这24人召集到二楼会议室，让每家都谈，一家一议。还剩下三四户时，一个老太太心脏病犯了，掏出一盒救心丸。这时，连续工作让高庆国的身体也有些挺不住了，他对老人家说：“您也给我几粒吧。”
上访人员见他脸色煞白、疲惫不堪，都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可高庆国却坚持不让：“你们先别走，给我五分钟时间，我坐一会儿就行。”等最后一家上访人满意离开时，高庆国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歇了20多分钟才步履艰难地挪回自己的办公室。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为保证国家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高庆国连续熬了两个通宵，主持起草了《同江市因灾损毁农房恢复重建实施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了3.8万灾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得到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
高庆国当过一乡之长，任副市长时分管过农业、城建、常务工作，都是重要岗位，但他从未把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他顶得住压力，抵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切实做到不法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染。
2012年，同江市13个事业单位准备拿出29个岗位招聘安置退伍军人，高庆国任安置小组组长。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人托关系找门路，都想把孩子安置个好地方。有老领导想让他疏通一下，有身边同事频频打探口风，更有退伍军人的家长直接把钱送到他的办公室。但高庆国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关系所扰，坚持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阳光招聘，通过考试录用招聘人员，再按成绩高低优先选择单位，并由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在安置现场，高庆国对所有退伍军人和家长说：“你们每个人都找过我，给我拿了钱。现在我告诉你们，钱我一分没收，如果谁把这钱花了，你们立即报案！”
在富锦市分管农业工作期间，一家外地公司要在富锦建畜牧场，为了让高庆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关照，偷偷塞给他20万元，被高庆国当场拒绝。事后，他将这一情况向市委主要领导做了汇报。
近年来，城建工作是很多地方的腐败重灾区。高庆国任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时，他读初中时的班主任提醒他：“你管城建，可得注意点，别把自己弄进去。”他让老师放心：“我不会取不义之财的。”主管城建工作期间，他每年经手的大小项目有几十个，涉及资金过亿元，但他从不搞暗箱操作，所有工程都公开招投标。有一个开发商，因为工程开工非常顺利，给高庆国送来3万元表示感谢，没等他回绝，掉头就走，高庆国追到门外也没能追上。第二天，高庆国将钱拿到办公室，让工作人员通知那个开发商把钱取回去。可那个开发商不但不来取钱，反而玩起了“失踪”。半年后，高庆国终于找到那个开发商，把钱退了回去。高庆国对那个开发商说：“你是走正常程序中的标，没必要感谢我。”还有个开发商听说高庆国要买房子，主动找上门来，要给他低于成本的价格。高庆国没要，而是贷款10余万元，买了一套偏远地点的房子。高庆国说：“我贷款买房，这摆得上台面，经得起推敲。” 对歪风邪气，高庆国有着超强的“免疫力”。有动机不良的开发商见给他送钱送物行不通，就四处打探他有没有贪腐行为，甚至雇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闯进他的办公室，拿他的职位相要挟，拿他的生命相威胁。对此，高庆国从不畏惧，当场向来者叫板：“旁边就是纪检委，你可以随时去告我！”
高庆国对身边同志的感情都很深，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十分关心。司机的父亲患脑出血住院，高庆国前去看望，临走留下买补养品的钱。但公是公、私是私，凡是违反原则的事，他坚决不办。一次，这个司机为一个朋友求他承揽工程项目，高庆国明确告诉司机，帮不上什么忙，让他的朋友按照招标程序去竞标。最终，司机的朋友没能拿到这个工程。有的同学看他当了领导，手中有了权力，求他安排子女就业，他都当面拒绝了。
廉洁从政，守住底线。高庆国不仅自身做示范，而且对下属也从严要求。2007年10月，富锦市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后期，他责成建设局党委书记盖凤莲牵头成立一个督察组，对所有参与拆迁的干部进行监督和审核。督察组经过严格督察审核，个别干部违规违纪的线索很快浮出水面。尽管涉及的人不多、数额不大，但对违规的干部仍然进行了严肃处理，有的调离岗位，有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当县级领导16年来，家人和亲属在高庆国这里没借过一点儿光。高庆国说：“我家农村亲戚多，办不过来，你给这个办事了，就得罪了那个，我就一个也不办。”母亲生前一直住在桦南县金沙乡治山村，在病危前才搬到富锦市他的二弟家。家里的老房子已近30年，从未翻修过，在村子里还赶不上一般人家的住宅。为了贴补家用，60多岁的老母亲还上山采蘑菇，有时到佳纺农场去打工铲地，一天只挣13元钱。2013年母亲提议能不能借给自己过66岁生日的机会，召集亲朋好友聚聚。高庆国耐心做母亲的工作，劝老人家打消了這个念头。
母亲生前一直想让他为生活拮据的两个弟弟谋个差事，但他坚决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办自己家的事儿，老人家直到去世也没有了却这个心愿。他的二弟2004年到了富锦，先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开了家化肥农药种子公司；他的三弟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二弟曾找过他，希望他能帮忙联系一些业务，却被他一顿训斥：“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回家种地去！但有一点要记住，就是对外不能打我的旗号！”高庆国分管农业工作期间，没帮弟弟卖过一袋化肥；分管城建工作期间，没让弟弟动过一粒沙子。
1994年8月，高庆国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从此，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无论岗位怎样变化，都始终不忘初心；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全身投入。
高庆国上大学读的是商业经济专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一直没有间断学习。从1991年到1996年，他仅用6年时间就先后拿下注册会计师、律师、经济师、评估师等多个资格证书。
1999年元旦，高中同学在桦南聚会，有4位同学在国外发展得都很好，见高庆国身上拥有这么多证书“光环”，劝他出国深造，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可高庆国说：“我是不会去国外的，如果说我有某项专业技能，我想国内更需要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更需要我。我愿把我的知识用在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上，这样的人生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国家的强弱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国家发展了，我们就富裕了。”
2005年，已是富锦市副市长的高庆国在一次招商引资活动中拜访了一家知名企业老总，对方被他的渊博学识、卓越才干所折服，提出以50万元的年薪请他出任集团副总。面对伸来的橄榄枝，他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诚意。其实，当时他虽是副处级干部，可每个月工资也不过1500元。事后有人说他傻，而他却说：“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需要付出的成本不是用金钱就能计算得了的，我不能因个人利益而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
怀感恩之心，报组织之情。高庆国每天都恪尽职守，殚精竭虑，在珍惜中度过。特别是在富锦市和同江市担任领导这16年间，他参与指导了富锦市现代农业的跨越发展，组织实施了富锦市旧城改造的攻坚之战，承受经历了同江市抗洪的生死考验，在分管和负责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富锦市工作期间，富锦建成了全省最大的甜菜、白瓜子和高油大豆基地，成为全省第一批现代化农机合作社建设示范县；推广的高油大豆种植，受到时任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的高度赞誉；2005年，富锦市获评国家粮食生产“十佳标兵县”，是当年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份。
“客居十载久为家，朝沐风雨晚浴霞。江城新街移陋巷，天下富锦绣中华。”这是高庆国离开富锦前往同江工作时写给同事的一首诗，也是他在富锦10年勤勉工作的真实写照。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2013年年末，高庆国在一次体检中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曾推断其生命最长不超过六个月。尽管如此，他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继续坚持工作。他说：“我是党的人，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对得起党交给我的工作。”
2014年年初，鉴于高庆国一贯的出色表现，组织上曾酝酿他到另一个县担任主要领导。在征求本人意见时，高庆国考虑到事业发展和身体因素而主动放弃了。同年10月，他又向组织提出辞去同江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职务，选择退长当员，不提任何条件。同江市委坚持保留其常委职务，负责宣传思想工作。
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高庆国更加珍惜为党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2014年2月，中俄同江铁路大桥筹备开工奠基仪式，高庆国从北京复诊一回来，就负责后方协调工作，带领有关部门制定各项应急预案，确保了奠基仪式的顺利举办。即便在北京治病脱不开身，他也委托同江市委宣传部到其包扶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指导工作，推动整改任务完成。他还多次拖着病弱之躯到包扶联系点乐业村实地调研，帮助该村列入“兴边富民”工程，为村子修建改造路边沟、安装路灯。如今，994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30公里长的路边沟整齐划一，190盏路灯正等待安装，可高庆国却再也等不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了。
进入2016年，高庆国的身体每况愈下。1月22日至23日是同江市召开两会的日子，会前，正在北京治疗的高庆国身体已十分虚弱，但他仍坚持把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的电子稿要来，在病床上认真研读，并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返回同江，强忍病痛参加了会议。他说：“两会是同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可能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我要为我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分组讨论时，考虑到他的身体因素，本来不想安排他发言，但他不仅发了言，还足足讲了40多分钟，既讲两届市委、市政府发展思路的一脉相承，又谈自己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参加讨论的同志感慨道：“他的身体都这样了，还讲这么长时间，真的是不要命了。”
2016年2月，在一次与身边同志交流时，高庆国语重心长地讲：“哲学和经济学，哪个层面的干部都需要——经济学学好了，可以处理好各种经济问题；哲学学好了，可以辩证地处理各种矛盾。”他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再给我点儿时间就好了，我想给咱同江的干部讲三堂课：两堂经济学，一堂哲学。我真希望把我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啊！”
2016年5月4日，高庆国住进佳木斯市肿瘤结核医院，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弥留之际，他坦然面对死亡，对探望他的同事绝少谈及自己的病情，而更多牵挂的是八岔乡赫哲新村建设，牵挂的是少数民族脱贫奔小康，牵挂的是同江铁路大桥工程的进展，他对同江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016年5月30日19时，高庆国永别了他追求终生的党的事业，永别了他牵挂惦念的同江20万干部群众，永别了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正在读大三的女儿。临终前，他跟妻子和女儿交代后事：“丧事一切从简，不通知任何人，走时不给大家添麻烦，骨灰不留存，撒进松花江。”
2016年6月1日，面对千余名自发赶来送行的干部群众，高庆国的妻子流着泪说：“老高把一辈子都献给党了！”
斯人已去，松水无声，唯精神永在，激人奋进。高庆国把忠诚写在三江大地，把担当刻进巍巍青山，把无私化为缕缕清风，把真情留在人们心田。他活着，树起一面旗帜；他走了，留下一座丰碑！
在广袤的三江平原，桦南、富锦、同江三地连成一条线，一路向东。
这条线，是同江市委原常委高庆国的人生轨迹。26年来，在这条线上，他用激情淬炼出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用深情倾洒着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爱。在这条线上，他用49个年轮走出了令人仰慕的高度。
行走在三江大地上，纵横数百公里，我们追寻着高庆国生前的足迹，听人们动情地诉说这个把温暖送进别人心坎里的人；我们记录着高庆国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心底钦佩这个用忠诚铸就了一座精神丰碑的人。
1967年9月，高庆国出生在桦南县金沙乡治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是生产队社员，兄弟三人中他排行老大。
1990年，高庆国从黑龙江商学院毕业，成为桦南县人事局的一名科员。
1999年10月，32岁的高庆国出任桦南县幸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骨子里有着一种对农民的天然亲近感。仅仅三个月时间，他就跑遍了全乡15个村外加一个农场，对各村的自然情况、人口分布、农民收入了如指掌。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杨贵江十分看好这个新来的“搭档”，认为他善于学习，做事认真，群众观念强，是个当乡长的好料。
位于桦南县城东南15公里处的五道沟村地处半山区，山上沟壑遍布，每到雨季，雨水冲积下来的淤泥常常阻塞山下的道路。高庆国带领干部群众包段清淤，苦干一个月，终于清出了一条像样的村路。他还动员村民退耕还林、挖坑种树，既调整了产业结构，又避免了水土流失。于是，一个个马蹄坑像片片鱼鳞锁住了雨水，而种下的秋香梨、太平果也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2000年8月，高庆国通过公选被组织推荐任命为富锦市政府副市长。在新的岗位上，他决心用自己的真才实干为党工作、为民造福。
2002年2月，高庆国主抓农业农村工作，从此全市乡镇村屯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个乡镇，他从不通知当地领导，而是直接跑到田间地头，倾听农民的所愿所盼。一次调研过程中，他了解到农民饮用的都是浅井水，因水质不卫生、矿物质超标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便立即着手推动农村饮水解困工程。仅用一年时间，广大农民就吃上了自来水。一位村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个高副市长别看年轻，还真体谅咱老百姓的难处！”
除了开会，高庆国几乎每天都下乡。从春耕开始，每天清晨四点多农民下地的时候，高庆国也蹲在了田间地头，跟农民一起交流种植知识。
司机劝他：“你是当领导的，走几个点儿看看就行了呗。”
高庆国说：“那哪行！不弯下身子，你咋知道苗长得啥样？不走近农民，你咋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看到农民急需先进实用的农技知识，高庆国大力倡导实施“农民带农民”计划，整合7所学校的资源，创建了全省首所农民自己的学校——麻晶莉农业技术学院，举办800多期培训班，培训农民10万余人次。他主持开展“百人百村千户”工程，组织市镇两级100名农技人员，进驻100个村屯，联系1000户农民，每人每年进村指导100天，广泛普及科技知识，进行农技指导。这一做法既促进了市、镇、村三级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又培养出一大批农民科技示范户。他还积极运作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动形成了“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干，给农民做示范”的生动局面。
从小家境贫寒的高庆国对困难群众的境遇总是感同身受，无论身处基层一线还是走上领导岗位，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需要帮助的特殊群体。
2002年8月的一天，高庆国走进向阳川镇龙富村贫困户宫树胜的家，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草房低矮破旧，屋顶有一个大窟窿，晴天还好说，雨天可想而知。高庆国问宫树胜怎么不修补一下，宫树胜为难地说：“哪有钱啊，家里就我一个劳动力。去年我在干活的路上不慎摔倒，镰刀把肠子都划了出来，命差点儿搭上。现在，我重活干不了，看病又欠下一屁股债，媳妇既残疾又智障，啥也指望不上。这不，家里两个儿子，大的因为没钱不念书了，小的都10岁了，想上学也没钱。”
走出宫树胜的家，高庆国对随行的村干部说：“我们一定要帮帮老宫家，要不，还算什么党的干部。房子要修好，生活要保障，孩子要有学上！”
高庆国给向阳川镇小学校长打去电话，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接收宫树胜的小儿子入学，并表示，孩子上学包括食宿等各种费用都由自己承担，直到孩子毕业。
紧接着，高庆国罕见地主动找到一位开发商：“做点儿好事吧，钱那么多别总往自己腰包揣。”看到一向不求人的高庆国为了一个贫困户亲自来求援，开发商很感动，立马无偿给宫树胜家修好了房子。
年底，宫树胜用胶丝袋子装着自己舍不得吃的两只鸡，到市政府找高庆国表达感激之情。高庆国掏出200元钱，让秘书转交给老宫，并叮嘱：“这200块钱给老宫，让他留下一只鸡，也别伤人家面子。告诉他，等过年我去看他。”
高庆国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2008年，高庆国在东平社区调研时了解到，有一个叫毕秀坤的妇女腰间盘突出多年，没有职业，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全靠大女儿打零工维持生活。二女儿王文清被北京工商大学录取，却没钱上学。高庆国为毕秀坤联系了一份保洁工作，协调安排了一处政府廉租房，并连续四年自掏腰包资助王文清，即便调到同江市工作后也未间断。而当时，高庆国的住房欠着银行贷款，有时还要向弟弟借钱贴补家用。当王文清大学毕业挣到第一笔工资到同江要感谢高庆国时，他婉言谢绝了：“你一个人在北京打拼不容易，看你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就很欣慰了。” 临江社区居民戴友萍，身体残疾且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2008年，戴友萍家的住房年久失修、濒临倒塌，到政府上访。高庆国了解情况后得知，如果按照有关政策，戴友萍不能得到任何补偿。但考虑到她家的实际困难，高庆国主动协调相关部门，为戴友萍争取了部分资金，并找到一个施工单位，以成本价帮她翻建了房子。
2012年7月2日，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进了市政府一楼大厅。担架上奄奄一息的人叫刘永慧，户口在金川乡，人住在清河乡，晚上睡觉时家里发生电火，引燃的塑料吊棚掉下来把她重度烧伤。为治伤，她卖房子卖地，花光了所有积蓄，后期治疗实在没钱了，亲友才将她抬到了市政府。信仿部门答复他们，可以到民政部门申请救助。高庆国听说这事后，把相关部门召集到一起，直截了当地说：“民政救助的那点儿钱对他们来说是杯水车薪，我们当干部的就要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他与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解决方案，决定民政部门给予8000元救助，红十字会出资5000元，金沙、清河两乡组织党员干部捐款。在高庆国的积极协调和大力倡导下，仅社会各界捐款就达9万多元，使刘永慧得到了及时救治，也挽救了这个贫困之家。
评价一个领导干部，人们常说，大事难事看担当。
2003年4月25日，富锦市二龙山镇康庄村与太东林场发生土地纠纷。康庄村组织150多名村民带着镐把、铁锹和镰刀，开着两台解放牌汽车、十几台拖拉机，气势汹汹前往太东林场，想用武力解决问题。太东林场的职工也不示弱，立即召集人马应战。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高庆国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相关干部赶往现场。一位市领导打电话劝他先不要去，以免发生危险。高庆国说：“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否则会出人命的！”
因为担心矛盾激化控制不了局面，市公安部门增派50多名干警前去支援。在半路上截下康庄村的车队后，看到一些村民挥舞着农具虎视眈眈的架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挡在高庆国的前头。高庆国一把推开这位副局长，大声喊道：“我是富锦的副市长，大家有什么诉求跟我说！”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核心问题就是要地。高庆国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条分缕析地给他们讲政策、讲法规、讲土地合同，引导大家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村民们见这个领导不摆架子，而且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激愤的情绪渐渐平息了，折返回村。
2007年5月，富锦市启动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改造工程——新开路拓宽及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工程。该工程涉及拆迁户数1648户，房屋总面积达51.45万平方米，相当于富锦市以往20年拆迁总和的60%。拆迁户数之多、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均为历史之最。这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高庆国的肩头。
由于新开路地处黄金地段，不少拆迁户借机提出过高的补偿要求，如不满足条件，坚决不搬迁。一个过火的居民甚至为高庆国和建设局局长搭了一座灵棚。
一些拆迁干部不禁望而却步。高庆国会上会下讲：“要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无理取闹的，要顶住压力；纠缠不清的，要理清问题。越是在矛盾和压力面前，干部越是应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高庆国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对困难户、“钉子户”入户走访，一户户地现场核对情况，确保第一手材料真实可靠。对小面积住房及低保户、残疾户，他答应给予专项照顾；对一些无理要求的“钉子户”，他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 结果，房屋拆迁如期推进，拓宽改造开足马力，原计划两年建成的新开路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竣工、当年通车。
高庆国做事严谨认真，既不好高骛远，也不急于求成，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气度。工程施工时，他经常徒步察看街路铺设情况，从水泥基层的厚度到排水管径的长度，亲自拿尺一步步量、一米米算，需要多少吨砂砾，需用多大标号水泥，哪里需安渗水井、换井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要求施工方下管线就得下够，以防因重复施工出现“拉链路”，同时叮嘱城建部门的同志：“宁可工程慢一点儿，也要一步到位。不管怎么干，路的质量一定要达标，干就得对得起老百姓，不能给后任添罗乱！”
在一次东平路东侧道路改造现场的勘查中，高庆国凭直觉感到工程质量有问题，要来镐头当场就刨，没几下就看到罩面底下沙石层很薄而且渗水。他当时就火了。过后，一位基层领导劝他：“当着那么多人面，让人下不来台，这样得罪人不值得。再说人家也返工了，再见面就给人一个台阶下吧。”高庆国却听不下去：“他占便宜事小，政府的钱让他白白祸害事大，这种人不值得尊重！”
高庆国敢于碰硬，涉及原则性问题决不让步。
2007年，富锦市有个退休县级领导的孩子在没有建筑资质、没有规划批文的情况下就盖楼打基础，遇到查处就蛮横抵制，前任分管副市长对其拆除处罚时，被其拿菜刀威胁恐吓。高庆国分管城建工作后，没有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迎难而上，在多次下达违建通知未果的情况下，组织公安、城管、规划等部门强行拆除了违法建筑。此后，违建人纠集一干人等到政府谩骂闹事，看高庆国态度坚决、软硬不吃，才悻悻作罢。
到同江市分管政府常务工作后，高庆国发现公务接待不规范、接待费用年年增长，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积极倡導改制。由于涉及各方利益，有同事劝他尽量维持现状。高庆国说：“这得罪人的事，就可我一个人整吧。”他坚持将三个接待地点整合到一个宾馆，对工作人员采取自主择业、竞争上岗、转岗分流等办法妥善安置。
改制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年的接待费用支出同比下降30%。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2013年8月，一场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同江。市委一声令下，成立防汛指挥部。作为常务副市长，高庆国承担街津口莲花河左回水堤这一最危险堤段的抢险任务，并负责沿线所有村屯人员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莲花河左回水堤是防护同江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里一旦决口，罩在同江市头顶的“悬河”就会倾泻而下，连周边农场也会汪洋一片。 肆虐的洪水在不断上涨，冲刷着岌岌可危的堤坝。高庆国每天都坚持巡堤查险，即便夜间大家都休息了，他还一手拿着手电筒看水位，一手拿着竹竿查险情。8月20日凌晨4点，回水堤出现一处15公分的管涌，高庆国立即组织抢险突击队扛沙袋、打围井，实施碎石压重，有效控制了管涌的扩散，及时消除了溃堤的危险。
8月23日，民政物资配送小组为前线指挥部提供给养的车辆在卫国村被洪水拦住。危急时刻，高庆国与一名乡干部划着橡皮船火速赶到。因为船只无法靠到给养车近处，高庆国脱下救生衣给划船的乡干部穿上，说这里水深、浪大太危险，让他负责划船，然后自己跳入齐腰深的江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蹚到给养车前亲自扛物资。
一位民政干部劝他：“领导，你指挥就行，搬运的活儿我们干。”
高庆国却说：“这都啥时候了，洪水不等人啊！”
从7月25日至8月29日，在抗洪最紧张的阶段，高庆国连续30多天日夜坚守在堤坝上，经常是刚送上来的饭还没吃上一口，就又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同江人世代生长在江边，大多不怕水，经常是前脚转移了，后脚又悄悄溜回村里。因为不点灯不照亮，夜里极难被发现，所以人员转移的压力和难度非常大。从8月17日到沿江乡镇部署人员撤离开始，高庆国就带领工作人员逐村逐户逐人地查找，并要求留守干部死看死守，不丢一户，不落一人。清河镇党委书记张鹏飞的笔记本里至今还保留着高慶国当年的指示：“群众晚上撤离，若白天回来要限时，白天不回来的，留守干部帮忙喂养家畜；群众晚上不能在家过夜，白天进去几个人，晚上要撤出几个人；配备足够车辆待命，以供留守人员撤离；路口设岗，进出的人要记清楚；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干部与群众发生冲突。”
张鹏飞说，当时听了高副市长如此周到细致的安排，非常钦佩。还有一个细节让他更加感动：8月26日凌晨3点多，他还接到高庆国的电话，询问人员的撤离情况。撂下电话，高庆国还是有些不放心，带着司机又赶到现场巡查村民的转移情况。下车后他对司机说：“你把车掉过头来，别下车！一旦溃堤，你赶紧先走，千万别管我！”
洪峰到来的前夕，女儿距高考报志愿结束只剩三天，妻子打电话催他回家商量，可高庆国却跟妻子喊：“孩子报志愿算个啥，同江有20万人哪！”
洪峰过后，市里对转移出来的3663户12 247人实行过渡性安置，设了7个灾民安置点，灾民的衣食住行包括卫生防疫，高庆国都一一挂在心上。同时，他还要做好6730名抗洪官兵的后勤保障工作。省武警总队领导激动地说：“抗洪走了这么多地方，同江的保障是最好的。”
抗洪那段时间，高庆国瘦了20多斤。同志们纷纷劝他休息休息，调养一下身体。可高庆国却说：“受了这么大的灾，要干的事太多了。”在这期间，母亲病危，他也只能晚上抽点儿时间回富锦的二弟家探望一下，白天返回同江继续尽职于千头万绪的安置工作。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一二百人到市政府上访，有土地被淹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也有人想从中浑水摸鱼。不同群体，不同政策，而且每个乡、每个村、每个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作为常务副市长，接待信访本来可以“搬道岔”，这样可以减轻许多工作负担，但在分管副市长外出的情况下，高庆国直接冲到信访第一线，走到老百姓中去化解矛盾、解疑释惑，平复情绪。
2013年12月25日，临江镇东建村的19家24人上访，每家都有各自的诉求。他把这24人召集到二楼会议室，让每家都谈，一家一议。还剩下三四户时，一个老太太心脏病犯了，掏出一盒救心丸。这时，连续工作让高庆国的身体也有些挺不住了，他对老人家说：“您也给我几粒吧。”
上访人员见他脸色煞白、疲惫不堪，都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可高庆国却坚持不让：“你们先别走，给我五分钟时间，我坐一会儿就行。”等最后一家上访人满意离开时，高庆国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歇了20多分钟才步履艰难地挪回自己的办公室。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为保证国家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高庆国连续熬了两个通宵，主持起草了《同江市因灾损毁农房恢复重建实施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了3.8万灾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得到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
高庆国当过一乡之长，任副市长时分管过农业、城建、常务工作，都是重要岗位，但他从未把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他顶得住压力，抵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切实做到不法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染。
2012年，同江市13个事业单位准备拿出29个岗位招聘安置退伍军人，高庆国任安置小组组长。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人托关系找门路，都想把孩子安置个好地方。有老领导想让他疏通一下，有身边同事频频打探口风，更有退伍军人的家长直接把钱送到他的办公室。但高庆国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关系所扰，坚持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阳光招聘，通过考试录用招聘人员，再按成绩高低优先选择单位，并由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在安置现场，高庆国对所有退伍军人和家长说：“你们每个人都找过我，给我拿了钱。现在我告诉你们，钱我一分没收，如果谁把这钱花了，你们立即报案！”
在富锦市分管农业工作期间，一家外地公司要在富锦建畜牧场，为了让高庆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关照，偷偷塞给他20万元，被高庆国当场拒绝。事后，他将这一情况向市委主要领导做了汇报。
近年来，城建工作是很多地方的腐败重灾区。高庆国任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时，他读初中时的班主任提醒他：“你管城建，可得注意点，别把自己弄进去。”他让老师放心：“我不会取不义之财的。”主管城建工作期间，他每年经手的大小项目有几十个，涉及资金过亿元，但他从不搞暗箱操作，所有工程都公开招投标。有一个开发商，因为工程开工非常顺利，给高庆国送来3万元表示感谢，没等他回绝，掉头就走，高庆国追到门外也没能追上。第二天，高庆国将钱拿到办公室，让工作人员通知那个开发商把钱取回去。可那个开发商不但不来取钱，反而玩起了“失踪”。半年后，高庆国终于找到那个开发商，把钱退了回去。高庆国对那个开发商说：“你是走正常程序中的标，没必要感谢我。”还有个开发商听说高庆国要买房子，主动找上门来，要给他低于成本的价格。高庆国没要，而是贷款10余万元，买了一套偏远地点的房子。高庆国说：“我贷款买房，这摆得上台面，经得起推敲。” 对歪风邪气，高庆国有着超强的“免疫力”。有动机不良的开发商见给他送钱送物行不通，就四处打探他有没有贪腐行为，甚至雇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闯进他的办公室，拿他的职位相要挟，拿他的生命相威胁。对此，高庆国从不畏惧，当场向来者叫板：“旁边就是纪检委，你可以随时去告我！”
高庆国对身边同志的感情都很深，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十分关心。司机的父亲患脑出血住院，高庆国前去看望，临走留下买补养品的钱。但公是公、私是私，凡是违反原则的事，他坚决不办。一次，这个司机为一个朋友求他承揽工程项目，高庆国明确告诉司机，帮不上什么忙，让他的朋友按照招标程序去竞标。最终，司机的朋友没能拿到这个工程。有的同学看他当了领导，手中有了权力，求他安排子女就业，他都当面拒绝了。
廉洁从政，守住底线。高庆国不仅自身做示范，而且对下属也从严要求。2007年10月，富锦市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后期，他责成建设局党委书记盖凤莲牵头成立一个督察组，对所有参与拆迁的干部进行监督和审核。督察组经过严格督察审核，个别干部违规违纪的线索很快浮出水面。尽管涉及的人不多、数额不大，但对违规的干部仍然进行了严肃处理，有的调离岗位，有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当县级领导16年来，家人和亲属在高庆国这里没借过一点儿光。高庆国说：“我家农村亲戚多，办不过来，你给这个办事了，就得罪了那个，我就一个也不办。”母亲生前一直住在桦南县金沙乡治山村，在病危前才搬到富锦市他的二弟家。家里的老房子已近30年，从未翻修过，在村子里还赶不上一般人家的住宅。为了贴补家用，60多岁的老母亲还上山采蘑菇，有时到佳纺农场去打工铲地，一天只挣13元钱。2013年母亲提议能不能借给自己过66岁生日的机会，召集亲朋好友聚聚。高庆国耐心做母亲的工作，劝老人家打消了這个念头。
母亲生前一直想让他为生活拮据的两个弟弟谋个差事，但他坚决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办自己家的事儿，老人家直到去世也没有了却这个心愿。他的二弟2004年到了富锦，先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开了家化肥农药种子公司；他的三弟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二弟曾找过他，希望他能帮忙联系一些业务，却被他一顿训斥：“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回家种地去！但有一点要记住，就是对外不能打我的旗号！”高庆国分管农业工作期间，没帮弟弟卖过一袋化肥；分管城建工作期间，没让弟弟动过一粒沙子。
1994年8月，高庆国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从此，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无论岗位怎样变化，都始终不忘初心；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全身投入。
高庆国上大学读的是商业经济专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一直没有间断学习。从1991年到1996年，他仅用6年时间就先后拿下注册会计师、律师、经济师、评估师等多个资格证书。
1999年元旦，高中同学在桦南聚会，有4位同学在国外发展得都很好，见高庆国身上拥有这么多证书“光环”，劝他出国深造，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可高庆国说：“我是不会去国外的，如果说我有某项专业技能，我想国内更需要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更需要我。我愿把我的知识用在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上，这样的人生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国家的强弱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国家发展了，我们就富裕了。”
2005年，已是富锦市副市长的高庆国在一次招商引资活动中拜访了一家知名企业老总，对方被他的渊博学识、卓越才干所折服，提出以50万元的年薪请他出任集团副总。面对伸来的橄榄枝，他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诚意。其实，当时他虽是副处级干部，可每个月工资也不过1500元。事后有人说他傻，而他却说：“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需要付出的成本不是用金钱就能计算得了的，我不能因个人利益而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
怀感恩之心，报组织之情。高庆国每天都恪尽职守，殚精竭虑，在珍惜中度过。特别是在富锦市和同江市担任领导这16年间，他参与指导了富锦市现代农业的跨越发展，组织实施了富锦市旧城改造的攻坚之战，承受经历了同江市抗洪的生死考验，在分管和负责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富锦市工作期间，富锦建成了全省最大的甜菜、白瓜子和高油大豆基地，成为全省第一批现代化农机合作社建设示范县；推广的高油大豆种植，受到时任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的高度赞誉；2005年，富锦市获评国家粮食生产“十佳标兵县”，是当年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份。
“客居十载久为家，朝沐风雨晚浴霞。江城新街移陋巷，天下富锦绣中华。”这是高庆国离开富锦前往同江工作时写给同事的一首诗，也是他在富锦10年勤勉工作的真实写照。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2013年年末，高庆国在一次体检中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曾推断其生命最长不超过六个月。尽管如此，他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继续坚持工作。他说：“我是党的人，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对得起党交给我的工作。”
2014年年初，鉴于高庆国一贯的出色表现，组织上曾酝酿他到另一个县担任主要领导。在征求本人意见时，高庆国考虑到事业发展和身体因素而主动放弃了。同年10月，他又向组织提出辞去同江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职务，选择退长当员，不提任何条件。同江市委坚持保留其常委职务，负责宣传思想工作。
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高庆国更加珍惜为党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2014年2月，中俄同江铁路大桥筹备开工奠基仪式，高庆国从北京复诊一回来，就负责后方协调工作，带领有关部门制定各项应急预案，确保了奠基仪式的顺利举办。即便在北京治病脱不开身，他也委托同江市委宣传部到其包扶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指导工作，推动整改任务完成。他还多次拖着病弱之躯到包扶联系点乐业村实地调研，帮助该村列入“兴边富民”工程，为村子修建改造路边沟、安装路灯。如今，994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30公里长的路边沟整齐划一，190盏路灯正等待安装，可高庆国却再也等不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了。
进入2016年，高庆国的身体每况愈下。1月22日至23日是同江市召开两会的日子，会前，正在北京治疗的高庆国身体已十分虚弱，但他仍坚持把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的电子稿要来，在病床上认真研读，并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返回同江，强忍病痛参加了会议。他说：“两会是同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可能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我要为我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分组讨论时，考虑到他的身体因素，本来不想安排他发言，但他不仅发了言，还足足讲了40多分钟，既讲两届市委、市政府发展思路的一脉相承，又谈自己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参加讨论的同志感慨道：“他的身体都这样了，还讲这么长时间，真的是不要命了。”
2016年2月，在一次与身边同志交流时，高庆国语重心长地讲：“哲学和经济学，哪个层面的干部都需要——经济学学好了，可以处理好各种经济问题；哲学学好了，可以辩证地处理各种矛盾。”他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再给我点儿时间就好了，我想给咱同江的干部讲三堂课：两堂经济学，一堂哲学。我真希望把我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啊！”
2016年5月4日，高庆国住进佳木斯市肿瘤结核医院，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弥留之际，他坦然面对死亡，对探望他的同事绝少谈及自己的病情，而更多牵挂的是八岔乡赫哲新村建设，牵挂的是少数民族脱贫奔小康，牵挂的是同江铁路大桥工程的进展，他对同江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016年5月30日19时，高庆国永别了他追求终生的党的事业，永别了他牵挂惦念的同江20万干部群众，永别了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正在读大三的女儿。临终前，他跟妻子和女儿交代后事：“丧事一切从简，不通知任何人，走时不给大家添麻烦，骨灰不留存，撒进松花江。”
2016年6月1日，面对千余名自发赶来送行的干部群众，高庆国的妻子流着泪说：“老高把一辈子都献给党了！”
斯人已去，松水无声，唯精神永在，激人奋进。高庆国把忠诚写在三江大地，把担当刻进巍巍青山，把无私化为缕缕清风，把真情留在人们心田。他活着，树起一面旗帜；他走了，留下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