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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在红军发展革命力量，突破敌人封锁，反击军阀围攻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此活动，相互支持，共同配合，在重庆地区留下了光辉足迹。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1933年4月，川东游击军编为三个支队，配合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发展到近一万人，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随着三次进攻战役的结束，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建了包括城口在内的24个县（市）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党的县（市）委，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
1934年6月初，红三十三军在红四、九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从万源出发向城口挺进，解放全境，使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9月2日，中共城口县委得以健全。15日，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健全了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县委组建工作组，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3个乡苏维埃，80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月底，四方面军组织部队有秩序地向西转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2月下旬，红军撤离城口苏区，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军西渡嘉陵江。3月底，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12月，红三军（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军第三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湖北咸丰大村会议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精神，进行战略转移，于22日从湖北咸丰县境大村出发，突破黔江驻军防线，胜利地攻占黔江县城。红三军攻占黔江县城后，广泛宣传土地革命政策、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开展打土豪斗争。由于川敌反攻黔江，红三军被迫于12月29日撤离黔江，进入鄂西（咸丰、利川）边境活动。1934年1月9日，红三军进入石柱，深入各地宣传红军宗旨、任务和土地革命政策，改造争取丰都金铃坝“神兵”队伍，于4月成立鄂川边游击队。5月，又将鄂川边游击队与利川的游击队合编为鄂川边游击总队。6月，总队在竹子营战斗中伤亡严重，遂编入鄂川边独立团。
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决定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把鄂川边创建成为游击中心区域。会议还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这一区域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机关。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再次召开会议，明确了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鄂川边独立团等任务，落实了政治斗争纲领和组织路线。会后，红三军重返川东南，深入黔江、酉阳县贯彻和宣传会议精神。
5月，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随后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红三军全军进入酉阳南腰界，收编印江沙子坡“神兵”队伍，组建为黔东纵队。接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红军中重建曾被解散的党、团组织，恢复被撤销的政治机关，创建黔东根据地。会后，红三军在南腰界建立军委会机关，组建十多支共1000多人的游击队，分别到酉阳、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7月21日，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及黔东特区革命政府。红三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补充了新战士，战斗力有所提高。地方部队也有很大发展，7月，红三军把酉阳、秀山、松桃的游击队合并组成川黔边独立团，9月又将川黔边独立团与沿河、印江、德江独立团以及黔东纵队组成红军黔东独立师。黔东特区纵横100多里，人口10余万，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黔东特区建立后，川黔边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湘鄂西武装割据的局面发展到湘鄂川黔边武装割据的新时期，为以后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召开会议，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去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與鄂川边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从而推动鄂川边苏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并决定派一批干部去恢复发展湘鄂边的工作。9月上旬再次召开会议，对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补充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方针，对巩固黔东特区，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扩大湘鄂川黔边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多人退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进入黔东地区，在贵州甘溪遭敌袭击，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已无力担负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创建新苏区的任务，被迫分两路向红三军活动的湘鄂川黔边区靠拢，以便两军会师。10月初，红六军团先遣队深入沿河地区寻找红三军。红三军也先后派出几支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因敌正向木黄扑来，部队于当天下午兵分两路向南腰界进发。
10月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先后到达南腰界。傍晚，红二、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中央军委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发来了贺电，任弼时宣布“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了”。会后，部队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弼时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红二军团；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立即开展湘西北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发展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川军头目刘湘惶恐不安，即令军阀部队进行截堵。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30日进入酉阳县城，并于11月3日由酉阳出川，向湘西北挺进。此后，红军先后控制了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的大部地区。为进一步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设，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等领导机构于29日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新的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四省边界广阔的回旋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20多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作出了贡献。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贵州、云南、于1936年7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部队进行休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拨正了革命航向，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月10日，红军第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派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綦江方向推进。军团部派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打散国民党松坎盐防军，于1月15日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
1月21日，红军第一军团8000余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左权、朱瑞等领导下，从松坎出发，中午经过箭头垭，下午到达石壕镇。红二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红军在綦江，积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红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中央红军离开綦江以后，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红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于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结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摘自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简史》）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1933年4月，川东游击军编为三个支队，配合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发展到近一万人，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随着三次进攻战役的结束，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建了包括城口在内的24个县（市）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党的县（市）委，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
1934年6月初，红三十三军在红四、九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从万源出发向城口挺进，解放全境，使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9月2日，中共城口县委得以健全。15日，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健全了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县委组建工作组，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3个乡苏维埃，80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月底，四方面军组织部队有秩序地向西转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2月下旬，红军撤离城口苏区，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军西渡嘉陵江。3月底，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12月，红三军（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军第三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湖北咸丰大村会议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精神，进行战略转移，于22日从湖北咸丰县境大村出发，突破黔江驻军防线，胜利地攻占黔江县城。红三军攻占黔江县城后，广泛宣传土地革命政策、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开展打土豪斗争。由于川敌反攻黔江，红三军被迫于12月29日撤离黔江，进入鄂西（咸丰、利川）边境活动。1934年1月9日，红三军进入石柱，深入各地宣传红军宗旨、任务和土地革命政策，改造争取丰都金铃坝“神兵”队伍，于4月成立鄂川边游击队。5月，又将鄂川边游击队与利川的游击队合编为鄂川边游击总队。6月，总队在竹子营战斗中伤亡严重，遂编入鄂川边独立团。
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决定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把鄂川边创建成为游击中心区域。会议还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这一区域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机关。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再次召开会议，明确了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鄂川边独立团等任务，落实了政治斗争纲领和组织路线。会后，红三军重返川东南，深入黔江、酉阳县贯彻和宣传会议精神。
5月，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随后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红三军全军进入酉阳南腰界，收编印江沙子坡“神兵”队伍，组建为黔东纵队。接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红军中重建曾被解散的党、团组织，恢复被撤销的政治机关，创建黔东根据地。会后，红三军在南腰界建立军委会机关，组建十多支共1000多人的游击队，分别到酉阳、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7月21日，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及黔东特区革命政府。红三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补充了新战士，战斗力有所提高。地方部队也有很大发展，7月，红三军把酉阳、秀山、松桃的游击队合并组成川黔边独立团，9月又将川黔边独立团与沿河、印江、德江独立团以及黔东纵队组成红军黔东独立师。黔东特区纵横100多里，人口10余万，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黔东特区建立后，川黔边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湘鄂西武装割据的局面发展到湘鄂川黔边武装割据的新时期，为以后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召开会议，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去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與鄂川边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从而推动鄂川边苏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并决定派一批干部去恢复发展湘鄂边的工作。9月上旬再次召开会议，对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补充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方针，对巩固黔东特区，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扩大湘鄂川黔边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多人退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进入黔东地区，在贵州甘溪遭敌袭击，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已无力担负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创建新苏区的任务，被迫分两路向红三军活动的湘鄂川黔边区靠拢，以便两军会师。10月初，红六军团先遣队深入沿河地区寻找红三军。红三军也先后派出几支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因敌正向木黄扑来，部队于当天下午兵分两路向南腰界进发。
10月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先后到达南腰界。傍晚，红二、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中央军委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发来了贺电，任弼时宣布“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了”。会后，部队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弼时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红二军团；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立即开展湘西北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发展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川军头目刘湘惶恐不安，即令军阀部队进行截堵。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30日进入酉阳县城，并于11月3日由酉阳出川，向湘西北挺进。此后，红军先后控制了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的大部地区。为进一步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设，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等领导机构于29日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新的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四省边界广阔的回旋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20多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作出了贡献。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贵州、云南、于1936年7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部队进行休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拨正了革命航向，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月10日，红军第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派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綦江方向推进。军团部派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打散国民党松坎盐防军，于1月15日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
1月21日，红军第一军团8000余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左权、朱瑞等领导下，从松坎出发，中午经过箭头垭，下午到达石壕镇。红二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红军在綦江，积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红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中央红军离开綦江以后，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红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于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结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摘自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