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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20世纪社会主义诸国的建立早已对不发达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给出实践证明,不同学者仍然存在理论上的争鸣。因此,从理论上,尤其是从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的梳理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科学的解读,就显得尤为必要。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但鉴于不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一定的现实、思想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综合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历史发展新的情况及对其认识的逐渐深化,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并非偶然。
[关键词]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1-0057-08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时有争论,争论的焦点论题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何以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虽然苏俄等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早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就已给出现实证明,但国内外部分学者仍撷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著述并试图将个别经典文本教条化,试图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为此,厘清这一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合理性的问题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实践证明的昭然只有在理论上同样获得印证解读才更无懈扎实。而若要做好这样的解读,从而对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认识,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同志“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1]的要求,从经典著作中的论述说起。而首先,就是要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的有关著述。为此,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著述的梳理和分析,浅谈他们对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以资借鉴。
一、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两个绝不会”的重要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也提到,“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生产力水平等物质条件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必要前提。在俄国革命问题的有关论述中,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也格外重视物质条件的必要性,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有可能在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的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度,但“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5]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也多次强调这一点,并继续提出,“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6]他认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7]为此,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感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基础是不可缺少的。
的确,本着唯物史观分析历史进程,任何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形态更替都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相应的社会实践与革命斗争不仅不符合理论可能,而且更不具备现实可能。但是,这样的“物质条件基础”是否就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应当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划等号,或是否至少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呢?是否就应该由此得出不发达国家不能、不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呢?其实,我們只要更加全面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述,就会发现,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远不绝于此。正确理解问题的答案,应当全面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而绝不能止步于只言片语,甚至无中生有地“望文生义”。
二、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而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
1.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条件
既然是讨论物质条件基础,我们就可以从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的著名论断出发。若要真正把握“两个绝不会”的著名论断,必须结合原著中的上下文进行理解。在“两个绝不会”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就说到,“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刘书林教授指出,“这里对革命应该具有的物质条件进行了限定,一是革命的条件‘已经存在’,一是革命的条件‘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发生的物质条件。更加重要的是,这句话显然意味着:不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9]事实上,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论及“卡夫丁峡谷”时也写下过,“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0]这也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部分物质条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产生的部分物质条件,可以通过国际交往而出现在相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直接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基础条件在这些国家的“生成”,客观上使它们可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 2.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能产生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不一定要等到矛盾极端尖锐
与上同理,相应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也同样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中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上也提到,“不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1]这表明,与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对应的社会冲突,随着世界历史广泛的国际交往,也可能在不发达国家生成,而并不是等到矛盾极端尖锐的时候才会产生。
3.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能够汲取工人运动先发国家人民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此外,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也提到“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他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12]这就更说明了,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因为广泛的国际交往的存在,他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还可以汲取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1.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以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13]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不仅完全不需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再行开展,反而,在相应的物质基础已在生成发展时、当相应的社会冲突已在社会中浮现出来并给人民生活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时,无产阶级适时应运地、当仁不让地开展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奋勇实践,是明显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更是明显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的。
然而,一些声音却挟着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试图发出否定的声音。学界一般认为,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是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的方法”。[14]如果对这一学说产生误解,就很可能陷入“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窠臼。
之前提到,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条件。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也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5]这些著述都意指,没有到达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完全有可能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通过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在历史实践上,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的科学性。
那么,若“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并未在俄国和中国获得完全复刻,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相矛盾?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这一理论的主要文本依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6][17]但所谓“大体说来”,其实已经表明马克思认为这一论点并不可以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此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复信)》中,马克思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分析“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8]这就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有关论述并不能套用于一切民族和地域。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也提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19]他强调,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同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发展的进路也就不同,若要“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应当把历史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20]“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21]由此可见,原理的实际运用,恰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研究和认识方法。关于这一问题,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也说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3]
2.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以选择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性波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诚然,不发达国家即使成功通过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绝不意味着瞬间或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掌握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依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绝不因此就可否认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历史和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俄(苏联)人民历经仅仅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将苏联建设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人民凭借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现在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纵然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发展或具有后发优势;但与后发资本主义各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历史实践和成就,已然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主义道路与事业的伟大和光明前途。当物质条件具备、社会状况适合的时候,不发达国家人民可以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成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奋斗。 诚然,这是一条不太寻常的路,也是一条鲜有人走过的路,还是一条充满各种困难的路;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条道路,一条避免许多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性波折的道路,一條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道路。毕竟,就像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谈论有关文化水平的问题时曾说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4]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而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否定,而是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广泛、频繁。由此,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许多物质发展和技术成就,连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甚至在历史时间上先发进行工人运动实践的国家和群众所取得的历史经验,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中出现,构成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背景条件和经验参考,形成并激化相应的社会冲突、推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而没有到达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完全有可能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直接进入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
现在,我们要进到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何以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曾提出,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25]这是恩格斯早年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当时世界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状况作出的结论。然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与时俱进,就在于它随时随地都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随着历史的推进,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各自发生着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与判断,也在不断深化。而我们也应当追随他们的脚步,在之后的时代继续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前行求索,用实践坚持和发展真理。
(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具有特殊性
前文提到,随着世界历史广泛的国际交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括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同样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现,形成并激化相应的社会冲突。然而,不发达国家所产生的矛盾却并不止于此。鉴于其落后的物质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发达国家社会中所形成的矛盾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6]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时代,所谓的广泛的国际交往,不仅会让类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中的矛盾产生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从属”关系中,不发达国家还会产生更多、更深刻、更复杂的矛盾。杨耕教授认为,这会使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在发达国家不可能产生的矛盾,如本民族和外来侵略者的矛盾,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矛盾等等”。[27]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发达国家不仅本身面临着生产力低下的困扰,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也往往受到发达外国的欺凌,更有可能直接卷入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去,从而产生国内本没有的矛盾,并且还会加剧国内本已有的矛盾。
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民就饱受财政混乱、高额捐税、国债积压、行政腐败、生产混乱、专制专横等各方面的摧残,恩格斯由此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28]虽然俄国生产力水平和资产阶级的成熟程度远不及英国等发达国家,但俄国社会矛盾的剧烈程度已经汹涌滔天。杨耕教授认为,“当国际社会向一个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展现出种种社会形态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于该民族来说具有更强的吸引力”。[29]历史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残酷,20世纪初的俄国人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发达但又矛盾尖锐不堪的社会中,选择了革命的道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迂腐而怯懦的质疑,列宁动情地说道,“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30]由此,我们看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所具有的特殊性,对于其社会主义革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的可能性具有直接影响和重大意义。
此外,从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往往薄弱,不似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那样力量强大和不易推翻。由此,就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他们力量薄弱的现实情况这一点而言,不发达国家的确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革命利好条件——敌人力量相对的不强大,这同样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所具有的重要特殊性。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总结列宁主义革命论时提出:“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31]、“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32]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在不发达国家力量相对薄弱的特点,对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而通观俄、中两国的革命历程,我们认识到,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事实上也是可能的。 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那些质疑者并没有真正领会如何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掌握片面而陷入了片面的教条主义,他们既不明白社會主义革命的发生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也同样不能理解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史为鉴,我们需要明白,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国内有不少学者灵活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较好地解答了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何以可能走在先进国家之前。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回顾,刘书林教授提出,“从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以来,每一次人类社会形态的进步,都是从原有的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首先起步的”。[33]他解释道,当社会基本矛盾基本不能相容时,“冲突就要爆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得到突破并取得胜利,在不发达、社会运转机制不稳定、整个社会外壳不坚硬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同理,一个地区和国家在某一个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发达了,走在了前面,形成了坚硬的社会制度的外壳,那么在走向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时候就会很难发生革命并取得胜利,就会落在后面”,[34]由此,刘书林教授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由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替领先的规律”。[35]此外,杨耕教授也曾提到,虽然“落后国家能够超越典型的或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并先于发达国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表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历史特殊性和必然性,“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即越是落后越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同意迈耶尔、费彻尔等人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以落后性为原则和出发点的。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落后’只是相对落后,相当于发达国家而言,而不是绝对落后”,毕竟,列宁也曾说:“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36][37]
两位学者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发达国家社会矛盾所具有的特殊性提供了许多启发。这里面其实蕴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为其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不发达国家所特有的条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统治(剥削)阶级的成熟及其力量的强大,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这一点我们后面会有所涉及。同时,我们论述“不发达国家”时,也不能忽视这一概念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不发达国家当然远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般发达,无论是生产力发展程度还是资本主义成熟程度;另一个是,不发达国家内部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物质条件“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必要前提。
(二)农民国度的特殊性
由于迄今为止的不发达国家多为落后的农业国,故在谈及不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之后,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下“农民国度”的特殊性。
在这样的国家,农业收入往往占据国民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农民自然也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任何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而言,这就必然要求团结和联合农民的力量。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38]工人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39]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还指出,“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40]这些论述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农民对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他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41]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42]恩格斯也强调,“识破了硬要跟农民做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的工人政党不能“心安理得地任凭”农民继续被大地主控制,直到农民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4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国度,无产阶级若要开展群众运动、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争取农民的力量,毕竟在农民国度,农民构成了该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口;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只要能够帮助农民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并真正在这一点上帮助农民不受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农民是能够理解并愿意帮助无产阶级的,是愿意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愿意接受无产积极在这一运动或革命中的领导的;此外,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认识到,帮助农民免受阶级压迫和剥削,不仅是开展运动、维护联盟的利益所在,更应当成为无产积极政党对被压迫、被剥削农民的一种道义责任,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差别和解放人类所必须为之努力的使命担当。
(三)不发达国家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且不同国家、民族在同一时代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能是不同的,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特点,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可能体现出不同的创新性和创造性。对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但就不发达国家而言,其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构成了其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可能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前面的重要影响因素。理论发展和传播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例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由于当时的德国工人具有在民族理论修养上和对先发国家的经验借鉴上的有利之处,并且“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44]在当时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中,德国无疑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虽然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记述和思考,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的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在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中国的民族特质同样是当时促成两国革命爆发不能忽视的因素。 (四)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存在特殊的不利因素
在论述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这一问题时,除了关注不发达国家自身的有關因素外,还应当关注发达国家的有关因素。
根据梳理,笔者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过,就社会主义革命的形成和爆发而言,发达国家具有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不利因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到侵蚀、他们的革命斗志有所减弱,而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以及资产阶级政府所实行的一些资本主义改良。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45]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还提到,“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46]
诚然,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随着资产阶级政府的改良动作对社会矛盾一定程度上的缓和,无产阶级对自身状况的清楚认识会受到阻碍,他们的革命斗志也会受到削弱,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正因为考虑到这一事实,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最容易,而不是愈困难”的观点。[47]他说道,“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这就可以说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而跟着工党走”,他还提出,“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较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由此,毛泽东提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毕竟毛泽东也看到,“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48]
那么,无产阶级是如何资产阶级化的呢?工人又是如何“分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获利的呢?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曾做出响亮的回答:“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韦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他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49]由此可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冲突之所以没有剧烈爆发,是源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进行着残酷的资本压迫和剥削。正是通过对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身上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使用,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才能够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所谓的社会改良、把本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得如此强力,例如在东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完全不想寻找工作的人都可以“十分安然”地“从摇篮到坟墓”;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工作的人得到的社会救济甚至高于一些行业、工种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革命意识”自然是绝难产生的。而也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残酷剥削,在更深的程度上激起和逼迫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为得到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识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内矛盾的貌似缓和,不仅完全不是资本主义改良动作的胜利,反而露出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判断,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不发达国家获得胜利。
结语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时有争论,争论各方多有博学之士,他们遍览群籍、旁征博引,在深入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令后人望洋兴叹的贡献。也正是忠于原本的考据精神,才使得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但我们也都知道,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桑巴特的信中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0]这就要求我们,在完整、准确、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要时时刻刻不忘结合新时代新发展的实际和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推向前进。近代以来,不发达国家走向富强、走向解放的努力前赴后继。随着他们的奋斗与拼搏,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途径也必然会有新的发展。能否对这些新的发展形成科学的认识,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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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 山)
[收稿日期]2018-12-07
[作者简介]覃夫杰(1995-),男,壮族,河北保定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
[关键词]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1-0057-08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时有争论,争论的焦点论题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何以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虽然苏俄等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早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就已给出现实证明,但国内外部分学者仍撷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著述并试图将个别经典文本教条化,试图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为此,厘清这一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合理性的问题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实践证明的昭然只有在理论上同样获得印证解读才更无懈扎实。而若要做好这样的解读,从而对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认识,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同志“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1]的要求,从经典著作中的论述说起。而首先,就是要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的有关著述。为此,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著述的梳理和分析,浅谈他们对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以资借鉴。
一、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两个绝不会”的重要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也提到,“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生产力水平等物质条件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必要前提。在俄国革命问题的有关论述中,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也格外重视物质条件的必要性,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有可能在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的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度,但“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5]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也多次强调这一点,并继续提出,“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6]他认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7]为此,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感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基础是不可缺少的。
的确,本着唯物史观分析历史进程,任何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形态更替都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相应的社会实践与革命斗争不仅不符合理论可能,而且更不具备现实可能。但是,这样的“物质条件基础”是否就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应当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划等号,或是否至少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呢?是否就应该由此得出不发达国家不能、不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呢?其实,我們只要更加全面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述,就会发现,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远不绝于此。正确理解问题的答案,应当全面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而绝不能止步于只言片语,甚至无中生有地“望文生义”。
二、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而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
1.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条件
既然是讨论物质条件基础,我们就可以从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的著名论断出发。若要真正把握“两个绝不会”的著名论断,必须结合原著中的上下文进行理解。在“两个绝不会”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就说到,“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刘书林教授指出,“这里对革命应该具有的物质条件进行了限定,一是革命的条件‘已经存在’,一是革命的条件‘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发生的物质条件。更加重要的是,这句话显然意味着:不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9]事实上,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论及“卡夫丁峡谷”时也写下过,“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0]这也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部分物质条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产生的部分物质条件,可以通过国际交往而出现在相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直接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基础条件在这些国家的“生成”,客观上使它们可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 2.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能产生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不一定要等到矛盾极端尖锐
与上同理,相应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也同样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中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上也提到,“不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1]这表明,与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对应的社会冲突,随着世界历史广泛的国际交往,也可能在不发达国家生成,而并不是等到矛盾极端尖锐的时候才会产生。
3.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能够汲取工人运动先发国家人民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此外,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也提到“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他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12]这就更说明了,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因为广泛的国际交往的存在,他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还可以汲取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1.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以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13]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不仅完全不需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再行开展,反而,在相应的物质基础已在生成发展时、当相应的社会冲突已在社会中浮现出来并给人民生活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时,无产阶级适时应运地、当仁不让地开展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奋勇实践,是明显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更是明显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的。
然而,一些声音却挟着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试图发出否定的声音。学界一般认为,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是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的方法”。[14]如果对这一学说产生误解,就很可能陷入“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窠臼。
之前提到,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条件。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也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5]这些著述都意指,没有到达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完全有可能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通过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在历史实践上,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的科学性。
那么,若“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并未在俄国和中国获得完全复刻,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相矛盾?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这一理论的主要文本依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6][17]但所谓“大体说来”,其实已经表明马克思认为这一论点并不可以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此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复信)》中,马克思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分析“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8]这就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有关论述并不能套用于一切民族和地域。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也提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19]他强调,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同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发展的进路也就不同,若要“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应当把历史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20]“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21]由此可见,原理的实际运用,恰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研究和认识方法。关于这一问题,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也说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3]
2. 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可以选择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性波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诚然,不发达国家即使成功通过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绝不意味着瞬间或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掌握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依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绝不因此就可否认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历史和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俄(苏联)人民历经仅仅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将苏联建设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人民凭借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现在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纵然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发展或具有后发优势;但与后发资本主义各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历史实践和成就,已然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主义道路与事业的伟大和光明前途。当物质条件具备、社会状况适合的时候,不发达国家人民可以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成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奋斗。 诚然,这是一条不太寻常的路,也是一条鲜有人走过的路,还是一条充满各种困难的路;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条道路,一条避免许多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性波折的道路,一條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道路。毕竟,就像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谈论有关文化水平的问题时曾说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4]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而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否定,而是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广泛、频繁。由此,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许多物质发展和技术成就,连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甚至在历史时间上先发进行工人运动实践的国家和群众所取得的历史经验,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中出现,构成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背景条件和经验参考,形成并激化相应的社会冲突、推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而没有到达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完全有可能不经历成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直接进入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
现在,我们要进到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何以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曾提出,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25]这是恩格斯早年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当时世界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状况作出的结论。然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与时俱进,就在于它随时随地都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随着历史的推进,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各自发生着新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与判断,也在不断深化。而我们也应当追随他们的脚步,在之后的时代继续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前行求索,用实践坚持和发展真理。
(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具有特殊性
前文提到,随着世界历史广泛的国际交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括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同样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现,形成并激化相应的社会冲突。然而,不发达国家所产生的矛盾却并不止于此。鉴于其落后的物质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发达国家社会中所形成的矛盾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6]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时代,所谓的广泛的国际交往,不仅会让类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中的矛盾产生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从属”关系中,不发达国家还会产生更多、更深刻、更复杂的矛盾。杨耕教授认为,这会使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在发达国家不可能产生的矛盾,如本民族和外来侵略者的矛盾,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矛盾等等”。[27]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发达国家不仅本身面临着生产力低下的困扰,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也往往受到发达外国的欺凌,更有可能直接卷入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去,从而产生国内本没有的矛盾,并且还会加剧国内本已有的矛盾。
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民就饱受财政混乱、高额捐税、国债积压、行政腐败、生产混乱、专制专横等各方面的摧残,恩格斯由此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28]虽然俄国生产力水平和资产阶级的成熟程度远不及英国等发达国家,但俄国社会矛盾的剧烈程度已经汹涌滔天。杨耕教授认为,“当国际社会向一个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展现出种种社会形态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于该民族来说具有更强的吸引力”。[29]历史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残酷,20世纪初的俄国人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发达但又矛盾尖锐不堪的社会中,选择了革命的道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迂腐而怯懦的质疑,列宁动情地说道,“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30]由此,我们看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所具有的特殊性,对于其社会主义革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的可能性具有直接影响和重大意义。
此外,从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往往薄弱,不似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那样力量强大和不易推翻。由此,就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他们力量薄弱的现实情况这一点而言,不发达国家的确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革命利好条件——敌人力量相对的不强大,这同样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所具有的重要特殊性。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总结列宁主义革命论时提出:“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31]、“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32]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在不发达国家力量相对薄弱的特点,对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而通观俄、中两国的革命历程,我们认识到,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事实上也是可能的。 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那些质疑者并没有真正领会如何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掌握片面而陷入了片面的教条主义,他们既不明白社會主义革命的发生可以不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也同样不能理解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史为鉴,我们需要明白,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国内有不少学者灵活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较好地解答了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何以可能走在先进国家之前。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回顾,刘书林教授提出,“从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以来,每一次人类社会形态的进步,都是从原有的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首先起步的”。[33]他解释道,当社会基本矛盾基本不能相容时,“冲突就要爆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得到突破并取得胜利,在不发达、社会运转机制不稳定、整个社会外壳不坚硬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同理,一个地区和国家在某一个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发达了,走在了前面,形成了坚硬的社会制度的外壳,那么在走向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时候就会很难发生革命并取得胜利,就会落在后面”,[34]由此,刘书林教授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由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替领先的规律”。[35]此外,杨耕教授也曾提到,虽然“落后国家能够超越典型的或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并先于发达国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表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历史特殊性和必然性,“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即越是落后越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同意迈耶尔、费彻尔等人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以落后性为原则和出发点的。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落后’只是相对落后,相当于发达国家而言,而不是绝对落后”,毕竟,列宁也曾说:“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36][37]
两位学者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发达国家社会矛盾所具有的特殊性提供了许多启发。这里面其实蕴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为其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不发达国家所特有的条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统治(剥削)阶级的成熟及其力量的强大,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这一点我们后面会有所涉及。同时,我们论述“不发达国家”时,也不能忽视这一概念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不发达国家当然远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般发达,无论是生产力发展程度还是资本主义成熟程度;另一个是,不发达国家内部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物质条件“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必要前提。
(二)农民国度的特殊性
由于迄今为止的不发达国家多为落后的农业国,故在谈及不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之后,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下“农民国度”的特殊性。
在这样的国家,农业收入往往占据国民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农民自然也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任何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而言,这就必然要求团结和联合农民的力量。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38]工人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39]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还指出,“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40]这些论述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农民对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他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41]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42]恩格斯也强调,“识破了硬要跟农民做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的工人政党不能“心安理得地任凭”农民继续被大地主控制,直到农民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4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国度,无产阶级若要开展群众运动、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争取农民的力量,毕竟在农民国度,农民构成了该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口;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只要能够帮助农民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并真正在这一点上帮助农民不受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农民是能够理解并愿意帮助无产阶级的,是愿意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愿意接受无产积极在这一运动或革命中的领导的;此外,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认识到,帮助农民免受阶级压迫和剥削,不仅是开展运动、维护联盟的利益所在,更应当成为无产积极政党对被压迫、被剥削农民的一种道义责任,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差别和解放人类所必须为之努力的使命担当。
(三)不发达国家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且不同国家、民族在同一时代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能是不同的,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特点,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可能体现出不同的创新性和创造性。对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但就不发达国家而言,其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构成了其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可能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前面的重要影响因素。理论发展和传播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例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由于当时的德国工人具有在民族理论修养上和对先发国家的经验借鉴上的有利之处,并且“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44]在当时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中,德国无疑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虽然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记述和思考,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的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在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中国的民族特质同样是当时促成两国革命爆发不能忽视的因素。 (四)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存在特殊的不利因素
在论述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这一问题时,除了关注不发达国家自身的有關因素外,还应当关注发达国家的有关因素。
根据梳理,笔者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过,就社会主义革命的形成和爆发而言,发达国家具有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不利因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到侵蚀、他们的革命斗志有所减弱,而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以及资产阶级政府所实行的一些资本主义改良。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45]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还提到,“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46]
诚然,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随着资产阶级政府的改良动作对社会矛盾一定程度上的缓和,无产阶级对自身状况的清楚认识会受到阻碍,他们的革命斗志也会受到削弱,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正因为考虑到这一事实,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最容易,而不是愈困难”的观点。[47]他说道,“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这就可以说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而跟着工党走”,他还提出,“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较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由此,毛泽东提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毕竟毛泽东也看到,“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48]
那么,无产阶级是如何资产阶级化的呢?工人又是如何“分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获利的呢?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曾做出响亮的回答:“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韦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他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49]由此可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冲突之所以没有剧烈爆发,是源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进行着残酷的资本压迫和剥削。正是通过对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身上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使用,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才能够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所谓的社会改良、把本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得如此强力,例如在东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完全不想寻找工作的人都可以“十分安然”地“从摇篮到坟墓”;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工作的人得到的社会救济甚至高于一些行业、工种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革命意识”自然是绝难产生的。而也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残酷剥削,在更深的程度上激起和逼迫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为得到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识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内矛盾的貌似缓和,不仅完全不是资本主义改良动作的胜利,反而露出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判断,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走在发达国家之前,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不发达国家获得胜利。
结语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时有争论,争论各方多有博学之士,他们遍览群籍、旁征博引,在深入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令后人望洋兴叹的贡献。也正是忠于原本的考据精神,才使得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但我们也都知道,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桑巴特的信中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0]这就要求我们,在完整、准确、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要时时刻刻不忘结合新时代新发展的实际和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推向前进。近代以来,不发达国家走向富强、走向解放的努力前赴后继。随着他们的奋斗与拼搏,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途径也必然会有新的发展。能否对这些新的发展形成科学的认识,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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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 山)
[收稿日期]2018-12-07
[作者简介]覃夫杰(1995-),男,壮族,河北保定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