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沦为实质上的“无主之地”，于是破坏性开发、杀鸡取卯、短期行为层出不穷
　　小时候生活在内蒙，也就是那个被认为是风沙源的地方。记忆中，沙尘暴引起广大公众的关注，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而后，沙尘暴渐次增多。看过一个统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转到新世纪，光2000年一年，北京就有12次。
　　如果把时间的维度再拉长一些，更能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农耕文明不占优势的时期，沙尘暴就会消失。比如，1215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攻破金中都，大批耕地被强行变成蒙古骑兵的牧场，之后直到元贞二年(1296年)，沙尘暴记载方才重现，原因大约同蒙古贵族汉化，北京周边农地复垦有关；而在明代276年中，北京共有95年出现沙尘暴，但主要集中在之后的200年，这同朱棣迁都北京后周边人口聚集，农耕和采伐过度不无关系。有学者考证之后发现，沙尘暴的记载一般会在政权更迭之后三四十年出现——北魏在平城(大同)建都54年后，洋河谷地有了沙尘暴；女真统治燕京30年后，是金代沙尘暴最频繁和强烈的时期；清兵1644年入关后，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年)，沙尘暴方又迷漫京城。
　　由此可见，沙尘暴实在可以被称作一个“文明病”。
　　上世纪30年代，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沙尘暴的“黑风暴”出现在美国。当时大规模沙尘暴横扫2／3美国国土，肆虐达10年之久。这场黑暴的起因同中国惊人地相似，代表农耕文明的白种人把土著印第安人赶出大平原之后，这块东起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至落基山脉，北接加拿大，南抵墨西哥湾的大平原，便成为移民的乐土。不到半个世纪，这片昔日的草原和森林茂盛的土地便被齐整的农田所覆盖。直到1934年5月，黑色沙尘暴席卷美国，刮走了3亿吨沃土，毁掉耕地2000多万公顷，造成250万人被迫移民。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以此为背景写出了名著的《愤怒的葡萄》。可惜的是，人类确实是一种善忘的物种，此后由于过度开发引发的类似生态灾难在苏联和澳大利亚，一再出现。
　　反观当下中国，为治理风沙，三北防护林一这个可列入吉尼斯纪录的最大人造林工程从1978年算起，迄今30多年，但沙尘暴依然不时光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黑风暴”过后，不过用了三四十年便基本恢复了大平原的生态。
　　美国当年的“罗斯福工程”，无非是大范围种树、退耕还林、立法保护水土资源，这些事情中国无一不在做，且规模和动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透过表象，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产权同使用权的关系。中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无论是个人还是地方政府，理论上只有使用权，这于是造成了一个悖论：有土地的(国家)鞭长莫及“管不着”，用土地的只想尽快榨取土地价值。最终土地沦为实质上的“无主之地”，于是破坏性开发、杀鸡取卵、短期行为层出不穷。
　　记得前些年媒体报道的河北某地方政府为了开矿而大面积毁坏三北防护林的新闻，无非就是GDP冲动下，职业经理人(地方政府)不惜牺牲董事长(国家)的长期利益，而寻求自身短期利益的注脚。
　　在牧区，模仿内地的田地承包搞的牧场承包现在看来不能不说是个弊政——乍看上去，这项看似激发牧民生产积极性的举措，由于授予牧民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因此牧民会想着在承包期内，怎么将名下的牧场地力最大可能地榨干。于是大家拉上铁丝网，与邻为壑，过度放牧，古老的轮牧习俗消失了，每一片土地都在承受超出自身能力的压力，直至崩溃。
　　在这样扭曲的产权安排之下，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迁徙的自由度。在美国1934年大风暴后被迫迁走的250万居民离开后，大片撂荒的土地重新回到自然状态，这种客观上的休耕给土地迅速带来了生机。而在中国，由于人们通常是“被选择”居住地，使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一种强制性死循环。
　　一位研究内蒙草原沙漠化的专家曾给我讲过一个现象：做草场恢复实验时，他们发现，无论怎么想办法植树种草，虽然消耗了大量的水，但效果并不好，反倒是那些没被刻意关照的荒僻的沙窝里长出了一人高茂盛的野草。由此他得到结论，对于那些尚未完全荒漠化的草场，大自然具备比人工更大的恢复能力——撂荒，这种听上去被动的行为，也许是对草场最好的起死回生的策略——而现实是，这种最后同自然和解的机会我们也可能无法抓住。当土地使用者最终沦为一帮“无赖房客”，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这次西南大旱，听说有的村庄集体迁徙，在一些地方，干部劝告有能力的人出去打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朴素的办法，这些点滴所为实际上都是恢复生态的有益之举，应该鼓励和提倡。
　　气象部门预测，近来北京还可能有5－6次的扬尘天气，面对黄沙弥漫和土腥味浓烈的空气，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出历史上建政三四十年必出沙尘暴的文明怪圈，还要靠从上到下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