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1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书，其中写满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创剧痛深，人民饥寒交迫，抗争风起云涌。那是一个血雨腥风、风雷激荡、波谲云诡的年代。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铁肩担道义”，陈独秀、李大钊站了出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留下了一段历史的佳话，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页！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从稚嫩到成熟，走过了整整100个春秋。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历史的机缘使“南陈北李”的后人和安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隆重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本刊编辑部记者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程中才的带领下，特别采访到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请她站在自己的视角回溯历史，以此呈现她与先辈心神交汇的对话，以孙辈和党员的双重身份解读百年建党历程。
2021年的立春比往年早。1月中旬，已临近春节，虽然还是冬天，但阳光很好，空气中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在安庆市迎宾馆，我们见到了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的幼女陈长璞。年近七旬的陈长璞开朗直率、快人快语。陈长璞介绍说，她也没见过自己的祖父，但通过父亲的讲述，又阅读了与祖父同时期的人留下的著作或回忆文章，在修建独秀园的过程中也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对祖父有了更全面、深入、立体的了解。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向我们讲述了祖父陈独秀和伯父陈延年、陈乔年的革命往事，讲述了陈家后人低调朴实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2019年10月，在陈独秀14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集体署名的纪念文章。文章指出，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永载史册的”。提起这一句官方的高度评价，陈长璞双眸里光芒灼灼，言语间自豪满满。她打开话匣子，向我们谈起了祖父在建党前后的艰苦历程。
陈长璞说，我的爷爷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桀骜刚烈的个性，不喜八股文章，挨了其祖父的打也一声不哭。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高祖曾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乡试落榜后，爷爷不仅没有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与科举彻底决裂了……
1901年，陈独秀到日本自费留学，1902年加入东京留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思想转向革命派。1903年，他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开始成为安徽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领袖。1904年，他创办《安徽俗话报》，启发民智，宣传新思想。1915年9月，陈独秀主持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战鼓，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學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极力推荐下，陈独秀进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潮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带入北大，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被迫离京，大批学生被捕。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爷爷不顾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他激愤地拍案而起，奋笔挥就一篇战斗檄文《北京市民宣言》，向当局提出5项诉求，并旗帜鲜明地表明‘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劝，以图根本之改造’。他还像一名出征的战士一样跑到公共场所亲自散发印有宣言的传单。6月11日晚，他在散发传单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大钊爷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学生罗章龙等人召来，与他们商量营救的方法。当爷爷出狱后，大钊爷爷很高兴，作了一首诗：‘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谈起祖父这段传奇经历，陈长璞如数家珍。
1920年2月，陈独秀来到武汉，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初步提出要打破阶级制度、继承制度和遗产制度。这让北洋政府当局大为惊骇，京师警察厅埋伏军警试图再次拘捕返回北京的陈独秀。事先探知消息的李大钊等人将陈独秀提前接走。2月中旬，经商议，李大钊决定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到天津，让陈独秀从天津乘海轮赴上海。于是，在去天津的路上，二人演绎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关于这段经历，《新青年》编辑部编辑、安徽同乡高一涵后来在一篇题为《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李大钊）“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有人传为‘南陈北李，微服出京’，叙说陈、李友谊深笃的一段佳话。当年征宇（即罗章龙）也曾作诗赞誉李、陈二先生。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陈长璞说，我爷爷和大钊爷爷二人性格迥异却很是投缘。大钊爷爷性格沉稳，沉默严谨;而我爷爷则刚烈不羁，倔强不屈。自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后期，两人有着10年的交往。大钊爷爷英勇就义后，爷爷曾对人非常钦佩地谈到这位老友，他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一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爷爷还自愧自己差之远矣，真诚地评价：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那段时间，陈独秀非常忙碌，一直在四处奔波、不断联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的心力。
1920年4月下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他们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这期间，陈独秀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量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他在信中叮嘱：“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后，复信陈独秀，认为应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就叫共产党”。
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的纲领草案十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出刊，刊登了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并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从侧面宣告《新青年》已是共产主义刊物，新文化运动由思想启蒙转向社会实践。从这一期起，《新青年》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理论准备。
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成立，最初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在上海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上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陈独秀以其独有的政治声望和坚毅的革命精神，从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工作，才使得散布在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正是因为如此，陈独秀在1921年7月因忙于政务缺席党的一大时，仍然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并且在之后党的二大（1922年7月）、三大（1923年6月）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党的四大（1925年1月）、五大（1927年4月至5月）上，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建党时期公认的党的领导人。
亲人眼中的陈独秀
2021年是建党百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党史學习教育的热潮，大量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反映“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历史，陈独秀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屏幕上。早在1991 年，电影《开天辟地》第一次比较正面地展现了陈独秀的形象;2001年的电视剧《日出东方》，2011年的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国1921》、电影《建党伟业》，以及今年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和即将放映的电影《1921》《革命者》等等，都生动再现了陈独秀探索、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凡经历。但是文艺作品再优秀的演绎也不能取代陈长璞心中亲人的形象。那么，在孙女的心中，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陈长璞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与早在1942年就离世的祖父未曾谋面，她也是通过相关书籍、文艺作品以及从父亲那里感知自己的祖父的。祖父的革命思想从民主共和到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毕其一生，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她说：“作为孙辈，我们4个兄弟姊妹中只有大姐在她小的时候见过爷爷，年幼的我们也并不很清楚爷爷的事。爸爸也很少提及。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才将爷爷的事情讲给我们听，才带着我们去给爷爷扫墓。”从20世纪80年代起，陈长璞一直致力于陈独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祖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于1995年创建了陈独秀生平陈列室，宣传陈独秀的思想。在亲人们眼中，陈独秀是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时至今日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魅力一直为人们所景仰。
在陈长璞看来，祖父陈独秀首先是一名纯粹的爱国者。他在安庆成立安徽爱国会，创办《爱国新报》，发表爱国演说，办《安徽俗话报》，目的就是要用老百姓看得懂的话，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担负起民族解放的大义，以唤醒昏睡中的中国民众为己任，指引中国走向一条跨越东方传统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始终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将革命视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奋斗着。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1932年10月，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最终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对此，他在法庭上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在奋斗过程中，陈独秀真正做到了“舍小家，为大家”。陈独秀出生时家境富裕，后来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有人计算过，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0元，算下来，他的月收入大约3万元，再加上稿费、版税、兼课外快，确实算是高收入，且社会地位不低，颇受社会尊敬，可谓拥有荣华富贵。可他却抛却了这一切，成为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他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自己一生5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即“被绳绑，拟即枪决”。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却怡然自处：要枪决，就快点！这些都是因为有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在支撑着他。 同时，陈独秀也是一个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人。正如鲁迅说的：“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邓小平也曾评价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句诗正是他的人生写照。他身上并没有旧社会文人的酸腐气，一身硬骨头，宁折不弯。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出狱后，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直到他晚年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也未曾屈服。
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情
陈长璞介绍说，陈独秀性格刚直不屈，自己5次被捕仍初心不改，对待同为革命者的两个儿子，也要求十分严格，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兄弟俩于这年冬抵达上海。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
初到上海时，兄弟俩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但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还要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当时，陈独秀每月从自己的稿费中拨付5元给兄弟俩作为生活费，这些钱只够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平时，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两个少年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才。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数次苦劝丈夫让孩子们回家吃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1922年6月，延年和乔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秋，兄弟俩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陈延年、陈乔年奉调回国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同过去一样，他希望两个儿子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陈乔年则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满腔热情地投身火热的斗争之中。
陈长璞介绍说：大伯父延年皮肤粗黑，浓眉大眼，性格内敛，沉稳老成，不苟言笑，人称“小列宁”。他生活简朴，常年只穿一身工装，随身携带一个黄牛皮的小皮箱，白天是公文包，晚上就是枕头，始终保持一种“拼命”的工作态度。他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等原则，将所有时间都交给工作。他也不谈恋爱、不结婚，至死仍旧孤身一人。二伯父乔年则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而且性格活泼外向，喜欢京剧。他后来和史静仪结婚，生下儿子陈红五。不幸的是，二伯父被捕后，史静仪因忙于营救，无暇照顾孩子，导致孩子得病夭折。二伯父牺牲后，史静仪在一系列沉重打击下，再度留学苏联，之后改嫁他人。抗战胜利后， 史静仪在汉口港务局工作。父亲陈松年回安庆路过武汉时，还去看望过她，之后就与她失去了联系。
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创造了“一门三中委”的奇迹。在大革命后期，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陈乔年出席了会议，也对父亲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说到两位伯父的惨死，陈长璞的眼眶红了。
1927年6月底，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在狱中被酷刑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料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吓得差点摔倒。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年仅29岁。
1928年2月16日，陳乔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陈乔年被施尽酷刑，但始终大义凛然。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在遇害前，陈乔年曾留下遗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被枪杀，年仅26岁。
陈独秀在得知两个儿子都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的噩耗时，一连几天都没说一句话。没有人知晓一个父亲连丧两子有着怎样的苍凉心境，无人之时他是怎样的悲痛欲绝，是否会后悔让孩子和自己一样走上革命道路。西安事变爆发后，当被关在狱中的陈独秀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他“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立即托人买来酒菜，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举杯祭先烈，然后再举杯，呜咽着呼唤两个儿子的名字：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们酹此一杯！说完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历史的机缘使“南陈北李”的后人和安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隆重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本刊编辑部记者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程中才的带领下，特别采访到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请她站在自己的视角回溯历史，以此呈现她与先辈心神交汇的对话，以孙辈和党员的双重身份解读百年建党历程。
2021年的立春比往年早。1月中旬，已临近春节，虽然还是冬天，但阳光很好，空气中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在安庆市迎宾馆，我们见到了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的幼女陈长璞。年近七旬的陈长璞开朗直率、快人快语。陈长璞介绍说，她也没见过自己的祖父，但通过父亲的讲述，又阅读了与祖父同时期的人留下的著作或回忆文章，在修建独秀园的过程中也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对祖父有了更全面、深入、立体的了解。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向我们讲述了祖父陈独秀和伯父陈延年、陈乔年的革命往事，讲述了陈家后人低调朴实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2019年10月，在陈独秀14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集体署名的纪念文章。文章指出，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永载史册的”。提起这一句官方的高度评价，陈长璞双眸里光芒灼灼，言语间自豪满满。她打开话匣子，向我们谈起了祖父在建党前后的艰苦历程。
陈长璞说，我的爷爷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桀骜刚烈的个性，不喜八股文章，挨了其祖父的打也一声不哭。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高祖曾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乡试落榜后，爷爷不仅没有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与科举彻底决裂了……
1901年，陈独秀到日本自费留学，1902年加入东京留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思想转向革命派。1903年，他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开始成为安徽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领袖。1904年，他创办《安徽俗话报》，启发民智，宣传新思想。1915年9月，陈独秀主持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战鼓，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學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极力推荐下，陈独秀进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潮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带入北大，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被迫离京，大批学生被捕。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爷爷不顾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他激愤地拍案而起，奋笔挥就一篇战斗檄文《北京市民宣言》，向当局提出5项诉求，并旗帜鲜明地表明‘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劝，以图根本之改造’。他还像一名出征的战士一样跑到公共场所亲自散发印有宣言的传单。6月11日晚，他在散发传单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大钊爷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学生罗章龙等人召来，与他们商量营救的方法。当爷爷出狱后，大钊爷爷很高兴，作了一首诗：‘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谈起祖父这段传奇经历，陈长璞如数家珍。
1920年2月，陈独秀来到武汉，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初步提出要打破阶级制度、继承制度和遗产制度。这让北洋政府当局大为惊骇，京师警察厅埋伏军警试图再次拘捕返回北京的陈独秀。事先探知消息的李大钊等人将陈独秀提前接走。2月中旬，经商议，李大钊决定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到天津，让陈独秀从天津乘海轮赴上海。于是，在去天津的路上，二人演绎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关于这段经历，《新青年》编辑部编辑、安徽同乡高一涵后来在一篇题为《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李大钊）“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有人传为‘南陈北李，微服出京’，叙说陈、李友谊深笃的一段佳话。当年征宇（即罗章龙）也曾作诗赞誉李、陈二先生。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陈长璞说，我爷爷和大钊爷爷二人性格迥异却很是投缘。大钊爷爷性格沉稳，沉默严谨;而我爷爷则刚烈不羁，倔强不屈。自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后期，两人有着10年的交往。大钊爷爷英勇就义后，爷爷曾对人非常钦佩地谈到这位老友，他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一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爷爷还自愧自己差之远矣，真诚地评价：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那段时间，陈独秀非常忙碌，一直在四处奔波、不断联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的心力。
1920年4月下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他们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这期间，陈独秀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量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他在信中叮嘱：“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后，复信陈独秀，认为应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就叫共产党”。
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的纲领草案十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出刊，刊登了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并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从侧面宣告《新青年》已是共产主义刊物，新文化运动由思想启蒙转向社会实践。从这一期起，《新青年》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理论准备。
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成立，最初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在上海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上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陈独秀以其独有的政治声望和坚毅的革命精神，从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工作，才使得散布在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正是因为如此，陈独秀在1921年7月因忙于政务缺席党的一大时，仍然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并且在之后党的二大（1922年7月）、三大（1923年6月）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党的四大（1925年1月）、五大（1927年4月至5月）上，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建党时期公认的党的领导人。
亲人眼中的陈独秀
2021年是建党百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党史學习教育的热潮，大量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反映“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历史，陈独秀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屏幕上。早在1991 年，电影《开天辟地》第一次比较正面地展现了陈独秀的形象;2001年的电视剧《日出东方》，2011年的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国1921》、电影《建党伟业》，以及今年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和即将放映的电影《1921》《革命者》等等，都生动再现了陈独秀探索、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凡经历。但是文艺作品再优秀的演绎也不能取代陈长璞心中亲人的形象。那么，在孙女的心中，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陈长璞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与早在1942年就离世的祖父未曾谋面，她也是通过相关书籍、文艺作品以及从父亲那里感知自己的祖父的。祖父的革命思想从民主共和到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毕其一生，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她说：“作为孙辈，我们4个兄弟姊妹中只有大姐在她小的时候见过爷爷，年幼的我们也并不很清楚爷爷的事。爸爸也很少提及。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才将爷爷的事情讲给我们听，才带着我们去给爷爷扫墓。”从20世纪80年代起，陈长璞一直致力于陈独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祖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于1995年创建了陈独秀生平陈列室，宣传陈独秀的思想。在亲人们眼中，陈独秀是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时至今日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魅力一直为人们所景仰。
在陈长璞看来，祖父陈独秀首先是一名纯粹的爱国者。他在安庆成立安徽爱国会，创办《爱国新报》，发表爱国演说，办《安徽俗话报》，目的就是要用老百姓看得懂的话，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担负起民族解放的大义，以唤醒昏睡中的中国民众为己任，指引中国走向一条跨越东方传统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始终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将革命视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奋斗着。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1932年10月，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最终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对此，他在法庭上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在奋斗过程中，陈独秀真正做到了“舍小家，为大家”。陈独秀出生时家境富裕，后来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有人计算过，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0元，算下来，他的月收入大约3万元，再加上稿费、版税、兼课外快，确实算是高收入，且社会地位不低，颇受社会尊敬，可谓拥有荣华富贵。可他却抛却了这一切，成为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他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自己一生5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即“被绳绑，拟即枪决”。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却怡然自处：要枪决，就快点！这些都是因为有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在支撑着他。 同时，陈独秀也是一个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人。正如鲁迅说的：“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邓小平也曾评价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句诗正是他的人生写照。他身上并没有旧社会文人的酸腐气，一身硬骨头，宁折不弯。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出狱后，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直到他晚年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也未曾屈服。
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情
陈长璞介绍说，陈独秀性格刚直不屈，自己5次被捕仍初心不改，对待同为革命者的两个儿子，也要求十分严格，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兄弟俩于这年冬抵达上海。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
初到上海时，兄弟俩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但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还要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当时，陈独秀每月从自己的稿费中拨付5元给兄弟俩作为生活费，这些钱只够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平时，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两个少年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才。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数次苦劝丈夫让孩子们回家吃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1922年6月，延年和乔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秋，兄弟俩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陈延年、陈乔年奉调回国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同过去一样，他希望两个儿子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陈乔年则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满腔热情地投身火热的斗争之中。
陈长璞介绍说：大伯父延年皮肤粗黑，浓眉大眼，性格内敛，沉稳老成，不苟言笑，人称“小列宁”。他生活简朴，常年只穿一身工装，随身携带一个黄牛皮的小皮箱，白天是公文包，晚上就是枕头，始终保持一种“拼命”的工作态度。他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等原则，将所有时间都交给工作。他也不谈恋爱、不结婚，至死仍旧孤身一人。二伯父乔年则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而且性格活泼外向，喜欢京剧。他后来和史静仪结婚，生下儿子陈红五。不幸的是，二伯父被捕后，史静仪因忙于营救，无暇照顾孩子，导致孩子得病夭折。二伯父牺牲后，史静仪在一系列沉重打击下，再度留学苏联，之后改嫁他人。抗战胜利后， 史静仪在汉口港务局工作。父亲陈松年回安庆路过武汉时，还去看望过她，之后就与她失去了联系。
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创造了“一门三中委”的奇迹。在大革命后期，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陈乔年出席了会议，也对父亲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说到两位伯父的惨死，陈长璞的眼眶红了。
1927年6月底，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在狱中被酷刑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料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吓得差点摔倒。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年仅29岁。
1928年2月16日，陳乔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陈乔年被施尽酷刑，但始终大义凛然。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在遇害前，陈乔年曾留下遗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被枪杀，年仅26岁。
陈独秀在得知两个儿子都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的噩耗时，一连几天都没说一句话。没有人知晓一个父亲连丧两子有着怎样的苍凉心境，无人之时他是怎样的悲痛欲绝，是否会后悔让孩子和自己一样走上革命道路。西安事变爆发后，当被关在狱中的陈独秀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他“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立即托人买来酒菜，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举杯祭先烈，然后再举杯，呜咽着呼唤两个儿子的名字：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们酹此一杯！说完老泪纵横，痛哭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