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是钱穆先生门下的两大弟子之一，另一位是华裔“史学三杰”之一的余英时（另外两位是何炳棣和许倬云）。论起年辈来，严先生应该是师兄。与余先生研究文化思想史不同，严先生主要做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学风朴实厚重，科学严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等，皆是皇皇巨著，在海内外享有大名。钱穆本人因为一些旧事，与胡适、傅斯年诸人关系不佳，而出自钱氏门下的严耕望却颇为傅斯年赏识，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严耕望的学术融合新旧，在史学研究里最具科学性又最有中国传统学术的风味，对乾嘉汉学与近代学术中的科学考证都有大量借鉴，成就之高，实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余英时语）。
　　《治史三书》是严先生为启发后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之谈。起因是国外各门各派的史学方法论四处流行，严先生想就中国史学的方法论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以求金针度人，一片苦心溢于言辞之间。
　　开始的时候，我很佩服严先生对学术的技术性操作，读到后来，我渐渐对他的学术精神更感钦佩了。很多道理说来容易，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下去，实在不易，然而严先生就是这样做下去的。据说，他为了能静心研究，放弃了很多获取名利的机会，甚至连恩师钱穆先生的面子也不给。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连恩义面子也不能构成障碍，这等全心全意只为学术的精神，世间能有几人？这让我想起弘一法师的轶事来，当年法师遁入空门，众多尘世的崇拜者竞相拜见，法师一律不见，后来求到他的朋友住持方丈那里，住持无奈，求法师行个方便，法师泣曰：“朽人入佛门，实為生死大事，妻儿家小尚且可离，这等事情怎可迁就？望师父成全。”唯有此等坚决之意志，方可有所成就。现今之世诱惑更杂，这等精神是最稀缺却又最要紧的。
　　一路读来，鄙人在书上信笔涂鸦，现择其略有可观者抄在下面：
　　第三十五页，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刮骨堂按语：倘无语言学之训练，则史料亦很难读懂弄明，而学问之根基便浅薄矣。（三月二十三日夜）
　　第四十七页，刮骨堂按语：历史之成为学科，实出于实证主义的影响，故而对史料之科学实证极为重视，兰克学派风靡一时，其预设有绝对之真相，可于考证中得之。此亦与英人培根之归纳法有关，一是根据史料之考辨可得出结论，另一是根据理性之假设，而后找到史料证实，与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证实”极相近。中国史学之近代转型与傅斯年创办“史语所”关系极大，且傅氏之观念“史学即是史料学”之极端论点亦与兰克学派相近，实是为扭转当时浮靡之今文史学学风而来的。（三月二十四日夜）
　　第四十八页，国际学术界重视日本学人的成绩，固然因为日本是亚洲的先进强国，西方人学日文远在学中文之前，他们多半是通过日本人的著作来了解中国学问，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刮骨堂按语：此说法实可表明日本为中、西交流之双重媒介。（三月二十五日深夜）
　　第五十五页，先讲自己能力。每个人的能力，各有长短，也各有所偏，选择论题，自然要先度量自己的长处何在，千万不能盲目地看到好题目就做，也不管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否可以胜任！刮骨堂按语：尽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实堪明智。昨日抄录了一条印光法师文钞，其中内容亦是此理，我有贪多好高之病，当深戒之。记得从前读《十力语要》，里面有“好为涉猎，而不务精探”之语，即是说我，这许多时，虽总记得，但毛病未改多少，知易行难，此时再想严耕望先生之所为，当真令人感佩。（三月二十九日夜）
　　第五十九页，刮骨堂按语：有青年之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但绝无青年之大史学家，此一论断真实而残酷。可知如熊十力先生断难成为史学家，只可凭一己之悟性，勤奋之苦读与思考，力破万般之勇力，而成就有创获之哲学，其中之深渺幽微，多天分所至，旁人切不可强入。然熊先生亦多有强古人之意从己意之病，然他终能开一派之学问，居功甚伟。然而史家尤其是近代史家，如二陈、钱穆、顾颉刚氏等，皆应西学，且有家学渊源，苦学积年乃有所成。钱穆之学问多在通识，不好专精，然其论及大势，亦不空疏，多有精妙之语。其并不汲汲于新史料，其考证之功力比之于陈寅恪先生等，亦有不及，且西学的底子不厚，一旦触及史料，必会沦入汉学之考据的老路。故而成任何学问，实与家境、天分、兴趣、才情多有干系，不可轻下定论，妄加褒贬。近代史学之主流是傅孟真先生之史语所，而柳翼谋先生之南通学派则在承继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别开一派。迁台后，这两支均枝繁叶茂，前者依旧是主流。（四月二日夜）
　　第一百零二页，刮骨堂按语：做任何事皆需苦心经营，有组织之营谋学术方可有如现代工业之生产能力。著作之产生皆由于经营，不经营者，纵有大好才华终一事无成。犹如《孙子兵法》云：多谋多胜，寡谋少胜，况无谋乎？（大意）有才学如陈寅恪者，终是文章未尽其才，遗恨多矣，然陈素有名士气，可知其结局如此，未必无因。（四月三日夜）
　　第一百零五页，学术工作只为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为了学术成就，名利权位，皆不能分心争取。刮骨堂按语：此为史学家之语，张爱玲言：出名要趁早，则为文学家之语也。（四月四日晨）
　　第一百零八页，刮骨堂按语：执与不执之间，即为允执厥中，即为中道，学问之道皆应守中道而为，方为正道，否则极易沦入歧途。（四月四日晨）
　　第一百零九页，刮骨堂按语：近日于京津之间奔忙，实无甚大事，仅心神不宁之借口。北来后，欲念亦多，故多有无聊之事。昨夜闻一朋友推心置腹的棒喝，实不该贪小利而误大事，实当奋起静心，与其坐以待毙，何不放手一搏！内外交困，实心中不静所致，作茧自缚，若脱开虚妄，纵然不能化出蝶来，或可有一线生机。此书本购于武昌，读于汉口，今夜读于天津友人舍中，感慨系之。想来在外漂沦转徙已七年，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是夕猛然有凄然之意，曾日月之几何，“江山”不可复识矣。细细想来，从前东坡又何曾真正识得江山，而我又何尝真正识得东坡呢！此番奚落亦如仰天而唾，那所出之物最终还是结结实实地砸在我的脸上。（四月四日夜） 　　第二百一十一页，刮骨堂按语：近日清明，鞭炮声不绝，大伯父去世已十四年，时日如流，我已至而立之年。五年前，一同事告诉我，他三十的时候，儿子站起来，他的而立实是“儿立”。这话在他，满是人世的喜气，而在我，却偏偏是凄然。自作自为，又何怨何悔？今日午后，读完此书，今后为人为学皆当孤守一隅，方能有所成，否则，泯然众人矣。（四月五日午后）
　　抄到这里，诸君该是厌烦了。严先生此书之精神，简要地说，便是要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恒心地做下去。钱穆先生说，研究历史须有两只脚：一只是政治制度史，另一为历史地理学，此二者最为具体切实。严先生一生就是做这两样具体切实的研究，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有虚浮之气。他自称幼年课业中最好的是数学，故此喜欢客观真相之探寻，于思想哲学之类万不敢沾，说是自己无此天赋。自谦乎？自知耶！据称当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招研究生的时候，也是首先要求数学成绩好。
　　严先生爱读唐诗，只是他的阅读是拿唐诗当作历史资料来看的。他的文字严正得很，无丝毫的花哨，但自有韵味，这恐怕是他读诗的无心之得。他对写作多有妙论：“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研究阶段。不写作为文，根本就未完成研究功夫，学问也未成熟。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搜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的写作出来，始能成为真知识真学问。因为平时找材料用思考，都是零碎的，未必严密，也无系统。要到写作时，各种矛盾，各种缺隙，各种问题，可能都钻出来了，须得经过更精细的复读，更严密的思考，一一解决，理出一条线索，把论断显豁出来，这条论断才站得住。所以，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最后阶段，非写作成文，不能视为研究终结。”
　　这段文字当真是切切实实劝人作文的，将那些疏于写作的懒汉的理由都一一打破堵死了。
　　他于考据之功夫下得很深，认识也深，如他对比陈垣与陈寅恪二先生的考据之功：“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地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静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即为佳例。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做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
　　这段评论二位前辈大师的言语，持论平正，且隐隐然更认同陈垣，因其更平实，且可学，而寅恪先生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效仿的。对颇受史学界冷落的吕诚之先生，其分析亦颇为切实：“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而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
　　严先生的史学研究确实达到了专精与博通并重的境界。据说，由于严先生连续出版发表著作，日本学者中有人疑心严先生有自己的写作研究的班子。他于研究有一个大计划，然后分成一个一个的题目去做，最后集成一个大题目，便汇成一本长达几百万言的巨著。先生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等著作就是这样写成的。当年，钱穆先生曾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無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
　　而严先生却自称不敢求第一流，自认第二流，其座右铭为：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此书虽名为《治史三书》，其实当作“治学三书”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