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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说了，要占领工体！”，10月24日，野孩子乐队的手风琴手张玮玮在乐队成立20周年专场音乐会上对台下观众喊道。那一天是国内独立音乐圈的大日子：除了野孩子，万晓利、小河、周云蓬等被称作“民谣黄金一代”的几位音乐人齐聚在工人体育馆，跟上万名观众回忆那段岁月。
不知是看到乐队这些年点点滴滴的记录被投放到大屏幕心生感慨，还是一路从小酒吧唱到大场馆的辛酸涌上心头，那一晚有好几个时刻，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9月，马頔也在这里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一一那是他把演出场地从livehouse升级到剧场之后的又一次突破。而差不多时间，就在隔壁的工人体育场一一陈奕迅、五月天、张惠妹等一线大牌的演出圣地，好妹妹乐队成功开唱，创造了独立音乐人的又一个第一次。
除了占领工体，被《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冠军张磊唱红的马頔的作品《南山南》在今年夏天占领了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不得不说，今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谣年”。这种曾经小众、低调的音乐类型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从歌手、演出场地到受众的换代升级，甚至开始走上国内主流文化的舞台。对于谁来说，这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最能安抚失意之人
上世纪80年代，校园民谣风靡，反映的都是青年学生的校园生活，总体来说都是朴实明快、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如今虽然提出“民谣复兴”，但民谣的整体面貌都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
对于当下的中国新民谣，台湾乐评人马世芳曾在《地下乡愁蓝调》一书中，给出这样的定义：“他们的形象都带着点落魄浪荡的云游诗人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通常编曲不是太复杂，带着很强烈的现实关怀的痕迹，语言诗的质感很强烈。”
那是一个情感输出和情感共鸣的需求都很强烈的地界。跟电影中那个屡遭受现实打击的主人公一样，混迹酒吧的民谣歌手们，基本上都是理想在眼前，而成功远在天边，每个人身后都拖着长长一火车皮的故事。
但可以说，民谣的独特气质也在此中。民谣中，情感的力量就像海底的暗流一样，音乐技巧、思想深度、表演水平等则是海面上的波涛，而波涛汹涌的程度是由暗流决定的。 如卢中强所说，“好好听一听民谣的歌词，太有意思了。”
他们这样诠释爱慕，“你是一片光荣的叶子落在我卑贱的心”；
他们这样说迷失，“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
他们这样写友情，“不借钱给朋友就会失去朋友失去钱，借钱给朋友可能又会失去钱失去朋友”；
他们也这样自嘲，“一回头，青春都喂了狗”。
可能，这就是民谣能够打动人最根本的原因，它最能安抚失意之人，而这个时代的失意之人实在太多。
当年的流浪、孤独与狂欢
寒意初乍的秋天，张玮玮半开玩笑说自己“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作为曾经的北漂一族，张玮玮离开北京已有整整3年，如今他定居云南大理，和周云蓬、舌头乐队成为邻居。
有人说，现在的大理有点像“中年版”的北京树村，因为聚集了很多当年在树村生活过的民谣音乐人，当然，也因为以前揣着20块钱四处找排练室的毛头小子，如今大多已是结婚生子的中年大叔。
位于北京北五环边上的树村，听起来浪漫又有点童话色彩，实际上却是个街巷狭窄、脏乱不堪的小村子。因为位置便利，房租便宜，村里住着一万五千多外来人口一一是本地村民的十几倍。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热爱音乐的青年，租下房子后成天捣鼓些叮叮当当的音乐，从物质到精神上相依为命。
北京树村就是“地下音乐”的代名词，包括摇滚，也包括民谣。
周云蓬在1995年初到北京的时候，就在这里租了个80块钱的小房子，靠街头卖艺为生。“每天清晨和小商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它，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周云蓬回忆道。“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未来。”
那时候大多数的民谣歌手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包括张玮玮。他22岁的时候追随野孩子乐队来到北京，理想是做一名歌手，但却稀里糊涂地当了乐手，还在琴行打工卖乐器。“虽然日子很穷，但每天都挺开心，”张玮玮说，尤其是民谣圈开始“抱团”之后。
真正的民谣圈
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北京三里屯南街开了一间叫“河”的酒吧，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间靠乐手们凑钱勉强开起来的酒吧会成为中国民谣的一块圣地。
作为野孩子的灵魂人物，加上性格热情擅长交友，小索（索文俊）在圈内很受欢迎，也被人称作乐队的“外交部长”。当时经常有外地来的青年来到河酒吧，晚了没地方住，小索就热情地带他们回自己家住，好多人在他家沙发上过过夜，而且经常一住就是三四天。
很快，河酒吧就吸纳了很多北漂的独立音乐人和一大批乐迷一一用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越的话形容， “野孩子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民谣圈……之前，大家都散落在各个酒吧唱歌。”
当时以高晓松、老狼、叶蓓为代表的校园民谣经历了黄金时期后逐渐走下神坛，媒体开始把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乐队这些靠歌艺生存，为自己创作的音乐人冠以“新民谣”的头衔。
无论是小河还是万晓利，回忆起那段时间，都认为那是自己的巅峰时期，虽然生活依然很清贫。
但是，这样乌托邦般的日子在2003年小索被查出胃癌之后戛然而止。2004年10月30日，小索没能抗争过病魔，离开人世，留给朋友们巨大的惊诧和悲痛。张玮玮最后一次去河酒吧，是在某一年小索的忌日，那时三里屯南街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我们随便找了把草点着了，往里面扔了几根烟，就说，请小索抽根烟。”
2009年，三里屯南街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 上网甚至比吃饭更重要
和那时候的民谣音乐人一样，宋冬野、马頔、尧十三这些新一代音乐人也喜欢抱团。只不过在这群“对着电脑屏幕长大”的80后眼里，社交网络、论坛上的热络互动，会比找一个类似河酒吧的地方交流感情来得更实际，也更方便。
凭着一曲《董小姐》一夜爆红的宋冬野，形容网络平台相当于这个时代的“河酒吧”。通过互联网，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人。他回想起2011年夏天，麻油叶成员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时，忍不出笑了起来。“当时在鼓楼的城楼底下，隔着老远就听见大家喊‘傻逼’！”其实，那时麻油叶已经成立将近一年，之前大家都是在网上聊天的网友。
“你当时绝对以为我是个姑娘！你还老不承认！”马崾笑着谈起刚认识尧十三的时候。后来尧十三建了一个QQ群，里面都是“麻油叶”最开始的成员：不二、衣湿、宋冬野等人。豆瓣上，一些民谣歌手在有了音乐作品之后，想要申请豆瓣音乐人，发现用“麻油叶”的歌申请会比较快。于是，马頔提议创建名为“麻油叶民间组织”的小站，“麻油叶”就此成立，这些民谣歌手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厂牌”。
当然，他也没有想过一个从QQ群开始的小团体，能发展到像今天这样：随着宋冬野、马頔、尧十三先后签入摩登天空，麻油叶也在不久前被集体签下。
互联网，就是区别新一批民谣音乐人和上一代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他们一开始在酒吧里演出，后来才延伸到网络，但我们和他们相反，我们是先在网络上创作，之后才落地演出的。”宋冬野说道。
唱进了电视和大场馆，并不等于赚了大钱
好妹妹在工体的演唱会确实很神奇：破天荒地以独立音乐人身份进驻这片大场地，很有巨星风范，但同时99元“白菜价”门票又很符合民谣演出的亲民路线。那么这场演唱会造成的轰动和反响，有没有转化成对等的真金白银？
演出主办方聚橙算了一笔账一一这场演出总共投入500万，众筹完成236万，加上提前预售的票，实际票房收入360万，再算上视频直播的盈利和广告赞助，整体持平，盈利不多。
李赵恩有着多年做音乐演出的经验，周杰伦、S.H. E等流行巨星的内地演唱会她都参与承办过，今年她开始帮朋友操办民谣音乐人的演出，这中间就包括李志的六城巡演。她告诉记者，虽然几场都非常火爆，上座率很高，但基本不赚钱：“比起当红的流行歌手动不动就是十几场甚至二三十场的规模还是差远了。再加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摇滚、民谣这类演出的低票价，在定价上不可能像流行演唱会那样完全走商业路线，所以整体下来收入真没多少。”
即使在唱片业还算景气的十几年前，民谣跟赚钱也很难攀上关系。2002年，万晓利出了一张名叫《走过来走过去》的现场录音专辑，由女诗人尹丽川亲自撰写文案，包括《狐狸》、《妈妈》、《走过来走过去》等歌现在都成为民谣经典。可这样一张制作精良的专辑，在当时只卖了5000块钱一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委屈，而是当时民谣原生阶段的真实写照。
民谣也变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距离张玮玮在工体开唱只有几天时间了，可他并没有想象中紧张。激动，有，但更多是因为这场演出的意义重大，毕竟从live house唱到万人体育馆，马頔只用了不到一年，而张玮玮却等了20年。
说起民谣的再次崛起，他也挺激动，但远不如回忆以前在河酒吧里快乐日子时那般神采奕奕和自信。他说，时代变了，觉得自己有点落伍了，不如互联网养起来的这一批新人，“更懂得粉丝和观众想要什么”。
新一代的民谣音乐人确实很会“迎合”观众。在麻油叶三周年纪念专场上，挤满千人的麻雀瓦舍在酷夏的高温和沸腾的人气下活脱脱成了“人肉桑拿房”，马頔不断往台下扔冰棍和杜蕾斯，还有舌吻大赛，激起一波接一波地人潮涌动。
音乐本身也是一样。随着综艺节目的火爆，《懂小姐》、《南山南》等歌曲逐渐家喻户晓，也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在选秀平台上火起来的这些歌，更像是披着民谣外壳的流行歌曲……
记者让马頔给自己的音乐风格下个定义的时候，马由页停顿了一会：“我更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爱唱歌的人’，做出来的也是‘自己喜欢的歌’。”而尧十三把自己的风格定义为“伪民谣”，他也坦承，自己的民谣缺少一股淳朴气息，更偏向为流行。宋冬野则直言：“我们有年轻的成分在里面，但在沉淀和生活阅历上，跟前辈们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毕竟我们是听周杰伦长大的孩子，潜移默化地，都会受些影响。”
尧十三口中所说的“淳朴”，也许就是老一辈民谣音乐人最大的特色。他们年轻时大多是北漂，用唱歌来维持生计，生活简朴，甚至贫穷。但他们自得其乐，也并没有强烈的成名冲动，更像是一批热爱自由的人，用很平和、生活化的心态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如果说上一代民谣音乐人更像“民间艺人”的创作状态，新一代则更像娱乐明星：马崾因帅气的外表自带偶像光环，被称为“民谣界G-Dragon”，控诉张磊侵权的新闻也屡登头条……
在张玮玮看来，“民谣”这个词早晚会像“摇滚”一样被完全商业化， “时代的进步不是说把一个东西的艺术水准推向更高，而是说这个艺术水准到这就结束了，会有另一个领域的东西来代替。”
不知是看到乐队这些年点点滴滴的记录被投放到大屏幕心生感慨，还是一路从小酒吧唱到大场馆的辛酸涌上心头，那一晚有好几个时刻，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9月，马頔也在这里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一一那是他把演出场地从livehouse升级到剧场之后的又一次突破。而差不多时间，就在隔壁的工人体育场一一陈奕迅、五月天、张惠妹等一线大牌的演出圣地，好妹妹乐队成功开唱，创造了独立音乐人的又一个第一次。
除了占领工体，被《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冠军张磊唱红的马頔的作品《南山南》在今年夏天占领了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不得不说，今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谣年”。这种曾经小众、低调的音乐类型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从歌手、演出场地到受众的换代升级，甚至开始走上国内主流文化的舞台。对于谁来说，这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最能安抚失意之人
上世纪80年代，校园民谣风靡，反映的都是青年学生的校园生活，总体来说都是朴实明快、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如今虽然提出“民谣复兴”，但民谣的整体面貌都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
对于当下的中国新民谣，台湾乐评人马世芳曾在《地下乡愁蓝调》一书中，给出这样的定义：“他们的形象都带着点落魄浪荡的云游诗人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通常编曲不是太复杂，带着很强烈的现实关怀的痕迹，语言诗的质感很强烈。”
那是一个情感输出和情感共鸣的需求都很强烈的地界。跟电影中那个屡遭受现实打击的主人公一样，混迹酒吧的民谣歌手们，基本上都是理想在眼前，而成功远在天边，每个人身后都拖着长长一火车皮的故事。
但可以说，民谣的独特气质也在此中。民谣中，情感的力量就像海底的暗流一样，音乐技巧、思想深度、表演水平等则是海面上的波涛，而波涛汹涌的程度是由暗流决定的。 如卢中强所说，“好好听一听民谣的歌词，太有意思了。”
他们这样诠释爱慕，“你是一片光荣的叶子落在我卑贱的心”；
他们这样说迷失，“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
他们这样写友情，“不借钱给朋友就会失去朋友失去钱，借钱给朋友可能又会失去钱失去朋友”；
他们也这样自嘲，“一回头，青春都喂了狗”。
可能，这就是民谣能够打动人最根本的原因，它最能安抚失意之人，而这个时代的失意之人实在太多。
当年的流浪、孤独与狂欢
寒意初乍的秋天，张玮玮半开玩笑说自己“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作为曾经的北漂一族，张玮玮离开北京已有整整3年，如今他定居云南大理，和周云蓬、舌头乐队成为邻居。
有人说，现在的大理有点像“中年版”的北京树村，因为聚集了很多当年在树村生活过的民谣音乐人，当然，也因为以前揣着20块钱四处找排练室的毛头小子，如今大多已是结婚生子的中年大叔。
位于北京北五环边上的树村，听起来浪漫又有点童话色彩，实际上却是个街巷狭窄、脏乱不堪的小村子。因为位置便利，房租便宜，村里住着一万五千多外来人口一一是本地村民的十几倍。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热爱音乐的青年，租下房子后成天捣鼓些叮叮当当的音乐，从物质到精神上相依为命。
北京树村就是“地下音乐”的代名词，包括摇滚，也包括民谣。
周云蓬在1995年初到北京的时候，就在这里租了个80块钱的小房子，靠街头卖艺为生。“每天清晨和小商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它，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周云蓬回忆道。“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未来。”
那时候大多数的民谣歌手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包括张玮玮。他22岁的时候追随野孩子乐队来到北京，理想是做一名歌手，但却稀里糊涂地当了乐手，还在琴行打工卖乐器。“虽然日子很穷，但每天都挺开心，”张玮玮说，尤其是民谣圈开始“抱团”之后。
真正的民谣圈
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北京三里屯南街开了一间叫“河”的酒吧，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间靠乐手们凑钱勉强开起来的酒吧会成为中国民谣的一块圣地。
作为野孩子的灵魂人物，加上性格热情擅长交友，小索（索文俊）在圈内很受欢迎，也被人称作乐队的“外交部长”。当时经常有外地来的青年来到河酒吧，晚了没地方住，小索就热情地带他们回自己家住，好多人在他家沙发上过过夜，而且经常一住就是三四天。
很快，河酒吧就吸纳了很多北漂的独立音乐人和一大批乐迷一一用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越的话形容， “野孩子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民谣圈……之前，大家都散落在各个酒吧唱歌。”
当时以高晓松、老狼、叶蓓为代表的校园民谣经历了黄金时期后逐渐走下神坛，媒体开始把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乐队这些靠歌艺生存，为自己创作的音乐人冠以“新民谣”的头衔。
无论是小河还是万晓利，回忆起那段时间，都认为那是自己的巅峰时期，虽然生活依然很清贫。
但是，这样乌托邦般的日子在2003年小索被查出胃癌之后戛然而止。2004年10月30日，小索没能抗争过病魔，离开人世，留给朋友们巨大的惊诧和悲痛。张玮玮最后一次去河酒吧，是在某一年小索的忌日，那时三里屯南街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我们随便找了把草点着了，往里面扔了几根烟，就说，请小索抽根烟。”
2009年，三里屯南街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 上网甚至比吃饭更重要
和那时候的民谣音乐人一样，宋冬野、马頔、尧十三这些新一代音乐人也喜欢抱团。只不过在这群“对着电脑屏幕长大”的80后眼里，社交网络、论坛上的热络互动，会比找一个类似河酒吧的地方交流感情来得更实际，也更方便。
凭着一曲《董小姐》一夜爆红的宋冬野，形容网络平台相当于这个时代的“河酒吧”。通过互联网，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人。他回想起2011年夏天，麻油叶成员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时，忍不出笑了起来。“当时在鼓楼的城楼底下，隔着老远就听见大家喊‘傻逼’！”其实，那时麻油叶已经成立将近一年，之前大家都是在网上聊天的网友。
“你当时绝对以为我是个姑娘！你还老不承认！”马崾笑着谈起刚认识尧十三的时候。后来尧十三建了一个QQ群，里面都是“麻油叶”最开始的成员：不二、衣湿、宋冬野等人。豆瓣上，一些民谣歌手在有了音乐作品之后，想要申请豆瓣音乐人，发现用“麻油叶”的歌申请会比较快。于是，马頔提议创建名为“麻油叶民间组织”的小站，“麻油叶”就此成立，这些民谣歌手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厂牌”。
当然，他也没有想过一个从QQ群开始的小团体，能发展到像今天这样：随着宋冬野、马頔、尧十三先后签入摩登天空，麻油叶也在不久前被集体签下。
互联网，就是区别新一批民谣音乐人和上一代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他们一开始在酒吧里演出，后来才延伸到网络，但我们和他们相反，我们是先在网络上创作，之后才落地演出的。”宋冬野说道。
唱进了电视和大场馆，并不等于赚了大钱
好妹妹在工体的演唱会确实很神奇：破天荒地以独立音乐人身份进驻这片大场地，很有巨星风范，但同时99元“白菜价”门票又很符合民谣演出的亲民路线。那么这场演唱会造成的轰动和反响，有没有转化成对等的真金白银？
演出主办方聚橙算了一笔账一一这场演出总共投入500万，众筹完成236万，加上提前预售的票，实际票房收入360万，再算上视频直播的盈利和广告赞助，整体持平，盈利不多。
李赵恩有着多年做音乐演出的经验，周杰伦、S.H. E等流行巨星的内地演唱会她都参与承办过，今年她开始帮朋友操办民谣音乐人的演出，这中间就包括李志的六城巡演。她告诉记者，虽然几场都非常火爆，上座率很高，但基本不赚钱：“比起当红的流行歌手动不动就是十几场甚至二三十场的规模还是差远了。再加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摇滚、民谣这类演出的低票价，在定价上不可能像流行演唱会那样完全走商业路线，所以整体下来收入真没多少。”
即使在唱片业还算景气的十几年前，民谣跟赚钱也很难攀上关系。2002年，万晓利出了一张名叫《走过来走过去》的现场录音专辑，由女诗人尹丽川亲自撰写文案，包括《狐狸》、《妈妈》、《走过来走过去》等歌现在都成为民谣经典。可这样一张制作精良的专辑，在当时只卖了5000块钱一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委屈，而是当时民谣原生阶段的真实写照。
民谣也变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距离张玮玮在工体开唱只有几天时间了，可他并没有想象中紧张。激动，有，但更多是因为这场演出的意义重大，毕竟从live house唱到万人体育馆，马頔只用了不到一年，而张玮玮却等了20年。
说起民谣的再次崛起，他也挺激动，但远不如回忆以前在河酒吧里快乐日子时那般神采奕奕和自信。他说，时代变了，觉得自己有点落伍了，不如互联网养起来的这一批新人，“更懂得粉丝和观众想要什么”。
新一代的民谣音乐人确实很会“迎合”观众。在麻油叶三周年纪念专场上，挤满千人的麻雀瓦舍在酷夏的高温和沸腾的人气下活脱脱成了“人肉桑拿房”，马頔不断往台下扔冰棍和杜蕾斯，还有舌吻大赛，激起一波接一波地人潮涌动。
音乐本身也是一样。随着综艺节目的火爆，《懂小姐》、《南山南》等歌曲逐渐家喻户晓，也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在选秀平台上火起来的这些歌，更像是披着民谣外壳的流行歌曲……
记者让马頔给自己的音乐风格下个定义的时候，马由页停顿了一会：“我更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爱唱歌的人’，做出来的也是‘自己喜欢的歌’。”而尧十三把自己的风格定义为“伪民谣”，他也坦承，自己的民谣缺少一股淳朴气息，更偏向为流行。宋冬野则直言：“我们有年轻的成分在里面，但在沉淀和生活阅历上，跟前辈们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毕竟我们是听周杰伦长大的孩子，潜移默化地，都会受些影响。”
尧十三口中所说的“淳朴”，也许就是老一辈民谣音乐人最大的特色。他们年轻时大多是北漂，用唱歌来维持生计，生活简朴，甚至贫穷。但他们自得其乐，也并没有强烈的成名冲动，更像是一批热爱自由的人，用很平和、生活化的心态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如果说上一代民谣音乐人更像“民间艺人”的创作状态，新一代则更像娱乐明星：马崾因帅气的外表自带偶像光环，被称为“民谣界G-Dragon”，控诉张磊侵权的新闻也屡登头条……
在张玮玮看来，“民谣”这个词早晚会像“摇滚”一样被完全商业化， “时代的进步不是说把一个东西的艺术水准推向更高，而是说这个艺术水准到这就结束了，会有另一个领域的东西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