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婚姻观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2018年结婚率仅为7.2‰，这个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从事人口学研究已经30多年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分析，结婚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婚人数的结构性减少，与此同时，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房价高企、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年轻一代“独性”更强等原因，也都成为了年轻人结婚路上的绊脚石。

越来越晚：初婚年龄创史上新高

　　北大博士学历，身高1.72米，在高校任教……于晓楠从小到大都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女，可是随着她的年龄迈过30岁直逼35岁，她明显注意到父母对女儿的自豪感在持续下降。他们开始发动一切关系给家里这个“黄金剩女”安排相亲，晓楠苦笑着说：“可能爸妈觉得好不容易攥了一手好牌，却要砸在手里了。”
　　在高校里，大龄未婚女青年并不少见，很多人经历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求学路，当终于走上了很多人羡慕的“人生巅峰”后，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的人生同行者已经所剩无多。
　　于晓楠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太高，“起码要能跟我聊得来吧，要爱读书吧。”她家境不错，父母已经给她买了车，准备了房子，甚至还发话说：“如果男孩子对你好，房子车子都可以不要。”
　　但是晓楠觉得婚姻双方应该要条件相当，“两个人各方面条件要差不多，这样彼此心里都不会失衡，两个人的三观也不会差距太大”。
　　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上海市妇联的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10年前分别提高了5岁和5.4岁，与欧盟的平均水平持平。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社会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现在高校中本科、硕士学历的女性已经占到一半左右，博士阶段的女性占比接近40%。推迟婚龄、晚婚晚育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1990年，30～35岁的女性中，未婚只占0.6%，如今未婚已经占到7%，而35～40岁的女性未婚占比则从0.3%增长到了4%左右。

主动求“剩”：“独性”很强的年轻人

　　1981年出生的刘豪在城市核心区拥有三套房产，他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长相、温柔的性格、和谐的家庭。“听上去要求不高啊，可是我给他介绍过三个女孩，都无疾而终。”他的表姐气呼呼地说。
　　第一个女孩比较腼腆，两人见面后聊了几句，女孩就时不时地低头看手机，刘豪顿时没了好感。
　　跟第二个女孩见面后，双方都跟介绍人表示对彼此有好感，便互加微信继续联系。结果，那个女孩每次回消息的速度慢得让刘豪抓狂，“有时候隔一天才回复。”刘豪约她周末出来玩，女孩回复：“我爱睡懒觉，周末一般都要睡个大半天，晚点再约。”几次下来，刘豪有点生气，“她怎么只考虑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呢？”
　　刘豪和最后一个女孩聊得挺愉快，但是约会过几次就分手了，原因是女孩养的狗生病了，两人在给狗治病上发生分歧，吵了几句，刘豪觉得自己一片好意没人领情反被埋怨，女孩觉得他在现实中态度粗暴，跟微信聊天简直不像一个人，最后不欢而散。
　　和刘豪一样，这些眼下本该进入婚姻生活的年轻人，恰是独生子女一代。这些年轻人生来就是家庭的中心，因此表现出“独性”很强的特点。他们追求舒适、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享受当下、只对自身负责的生活态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关爱别人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等。
　　近几年高校招聘面试时，一些人的简历特别优秀，用邮件沟通也非常顺畅，可一到面对面环节却判若两人，表现得沉默少言。这种人际沟通的障碍放到谈恋爱中必然成为硬伤，不谈，怎么恋爱啊？
　　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娱乐方式也越发多样性，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有无数种选择可以填补空余时间，这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种感觉：不一定非要有家庭才能享受家庭带来的生活乐趣。
　　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颠覆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整个社会也在走向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不结婚也不意味着没有同伴，大家已经见怪不怪。过去人们在小集体里还有道德约束，现在越是大城市就越开放，谁也不管谁。

被迫单身：房价、就业、生活成本

　　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五年，工作业绩考核的压力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努力工作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上海房价飙升的速度，更让他觉得高不可攀的是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还有一点更重要——上海户口。
　　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户口问题成了一些年轻人迈向婚姻的一道坎儿。
　　婚姻的門槛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无形中也在水涨船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房价飙升更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望婚却步”，无房、无车、无钱都成为婚姻的羁绊。这些经济欲求的增加，迫使很多年轻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考虑婚姻。
　　就业竞争也越发激烈。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的人口虽有所减少，但国家依然处在劳动力供给的“高原平台”上，每年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依旧保持在9亿人以上，直到2040年，劳动力人口依旧不会低于8亿人，这意味着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也导致了婚姻的推迟。
　　此外，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达30年时间累积了3000万以上的“剩男”，如果婚恋市场有“鄙视链”的话，那么大多数“剩女”往往是高知、高收入，处于“鄙视链”的顶端，而“剩男”则往往是学历和收入都较低，处于底端，这两组人群从根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
　　《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对于“如果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您会怎样”的问题，69.53%的青年选择继续等待，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会选择结婚;15.61%的青年选择保持单身;有9.34%的青年愿意降低择偶标准;仅有5.52%的青年选择将就结婚。
　　面对结婚率一降再降的现状，不少专家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必要过多担心。无论是晚婚还是不婚，都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社会和家长应该尊重，给年轻人更多的选择空间。
　　（摘自《新民晚报社区版·家庭周刊》201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