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到城市去，到城市去
“民工潮”反映出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乍听之下，这似乎是个很好的现象——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我国近邻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然而我国的民工潮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却远比日韩要复杂得多。
一直以来，我们希望和预计看到的情况是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得来的：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得到了足够的发展。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之后，一些低层次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因为当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再具备竞争优势而逐渐向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转移，如此一波波的扩散，从而带动所有地区的共同协调发展。而大中城市的建设更能形成“城市辐射效应”，从经济、资源等各方面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是发展起来了，但那些低层次的产业却迟迟不转移出来。究其原因就在于“民工潮”——大量而低价的劳动力的不断涌入，保证了当地人力成本低的竞争优势，虽然这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促进了商品的出口，帮助我国从20世纪日0年代至今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跻身世界外贸大国，并且长期保持相对的贸易顺差优势。但它却人为地割断了产业梯度转移的链条，加剧了城乡及各地区间的差距。
说到差距，在老百姓眼中，那把最简单明了的尺子就是两个字：“收入”。民工潮之所以10多年来丝毫不退，最直白的说法就是农民们对前往城市后的收入预期十分高，换言之就是留在家里的收入不能让人满意。
托达罗指出：农民是否迁往城市取决于他们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别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的大小。而即使较高的城市失业率和较低的就业机会创造率对农民就业产生负面影p向，鉴于农民在城内逗留时间的延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另外，就中国而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户获得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从而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其他收入的自由一一大部分农民进城打工时并没有放弃家中的土地，他们选择“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打工方式，因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最小的风险。而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农民对现状不满，加上沿海等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国家从最初的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这个体制上的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涌入城市——即便城乡二元体制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
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制约了城镇化进程，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户籍、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险等具体制度上构成了坚固的城乡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自由流动。虽然1978年以后城乡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但城镇化的过程仍明显受到二元结构的影口向，城乡贫富差距仍在加大。国际上城市与农村的工资差距是1：2．5，我国是1：4，差距很大。说明城乡居民平等、和谐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由于城乡分隔．行业分野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們在资源、权益的享用程度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关系的重要根源。
“外出一人，致富一家”
有人曾大声疾呼：我们要大力支持“民工潮”，要全力搞好相关的配套服务。他们的理由是：富裕农民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农民。当然这个理由的前提是农民是贫穷的符号。撇开这个符号是否正确不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人支持让农民进城，让民工在城市里生根落地，从而让“民工潮”消失，让城乡差距缩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种概念的提出其思路是一样的，就是鼓励“农村包围城市”，这和我们一开始所希望的“城市辐射农村”其实是相反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的是哪条思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民工潮”带来了什么?
首先是增收。去年“两会”期间，河南省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在北京看望河南民工时说：“外出一人，致富一家。”的确，“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而“民工潮”在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时，也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填补了很多企业的用人空缺，实现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据测算，1995年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差距就达到7381元。如果以9546万农民工(劳动部和统计局，1999年)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当然，这些数字说明了国企和外资企业大量招纳农民工的原因，也说明了农民工得不到国民待遇的歧视所在。同时，“民工潮”也拉动了交通、邮电、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工资从沿海寄往内地农村，同时农民工也在城市内进行了大量的消费，无论是对内地还是对打工者所在城市，都帮助了金融业的繁荣。
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的素质，这是“城市辐射农村”的一个重要标志。越来越多的农民发展各种特色农副产品种植业，都为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化和农工商产业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培育了自身的市场经济观念，塑造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民工潮”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它的消极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比如交通，“民工潮”促进交通需求，刺激其发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交通发展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民工大量涌入城市，除了每年特定的春运高峰，在平时的日常生活里已然大大加重了城市的交通负担。通过对上海。广州、武汉、北京等城市的调查表明，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出行率一般在90％以上，并且80％左右的出行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其中，依靠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量占60％以上。流动人口使得城市人均拥有的原本就不高的交通设施和道路面积水平下降。近年来，我国大城市的行车速度下降了30．5％。
针对流动人口作案增加使我国犯罪率大大上升的状况，近几年公安部门推行了大接访、“命案必破”等一系列活动和举措。然而，无论现在和将来治安状况会怎样发展，“民工”在不少城市居民心中意味着“危险”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安全问题。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受到了“民工潮”的冲击。“厌农轻农”的情绪在新生代民工中尤其明显，城镇居民不愿意当民工，民工也不愿意一辈子做民工，但更不愿意一辈子做农民。于是老弱病残留守家园，土地抛荒情况日趋严重。
我国现今人均土地资源已然越来越 少，仅为1．41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资源的一半，不到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2／3。不仅如此，我国的耕地面积中，有70％多是中低产田，产出量比发达国家少很多。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我国耕地减少量为1422万亩，耕地面积由2003年的18．51亿亩降为2004年的18 37亿亩，与1996年相比耕地净减少1．14亿亩，人均耕地由1.43亩降为1．41亩。这是非常危险的速度。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03年下半年以来严控土地“闸门”。但是，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对土地有大量的需求，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从根本上转变。
土地是一种几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再生25毫米的土表就需要300年。在这种前提下。问句“庸俗”的话：这样下去，再过年，我们吃什么?
土地的流失对务工人员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一旦“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权利消失，在如今用人单位普遍提高用人门槛、城乡二元体制依旧存在的今天，成为“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人员，实在是一件很令人担忧的事情。
而对国家而言，土地安全意味着什么?笔者就不赘述了。
“农村包围城市”?
我国9607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规划面积39．4万平方公里)。这3万平方公里之外的国土面积是广义的农村，为城市面积的320倍。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民工潮”在这3万平方公里之外的领域全面兴起，这320倍的差距会造成怎样一种状况？
会是交通上的崩溃吗?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表示，未来五年，中国铁路将建设新线19800公里，其中客运专线达9800公里，到201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9．5万公里，复线和电气化比例分别达到45％以上。届时，中国快速铁路客运将初步成网。该客运网络能够辐射全国70％的50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人口达到7亿多，基本满足人民快速便捷出行的要求。
是的，也许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诸如“春运”这样的交通问题，可是，“春运”只是“民工潮”的表面，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民工潮”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呢?
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摆正态度。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解决民工问题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呵护，而非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如果非要再来一次“非典”，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庞大的流动人口带来的痛楚的话，恐怕为时已晚。
其次，我们要明确，中国是不可能带着七八亿流动的农民迈入现代化的，到底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辐射农村”?就目前状况而言，言“农村包围城市”实在为时过早。
首先，“民工潮”的积极作用正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而减退。在民工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民工的素质却没有随着用人单位的要求有相应的提升。而与此同时，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从1978年到2002年增加了四成以上，达80739万人，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趋向饱和，而科技的进步(如收割机、插秧机等机器的应用推广)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庄稼收成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趋明显。同样的，对于广大城镇居民而言，近几年来就业依然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因此，在这样一个劳动力过剩，绝大部分人都想着要进城或留城的背景下，贸然将“城门半开”变为“城门大开”是不妥的。保持“城门半开”，将就业问题更多的留给市场去选择才是上策，一来可以自然促进城乡务工人员素质的提高，二来也可以有利于解决城镇居民就业问题，另外也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自然转移。要注意的是，在关心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时，绝不能忽视城镇居民的就业等问题。近两年来，尤其是媒体，对“民工”，“农村”等字眼的关怀已经借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偏离了“客观公正”的新闻精神，比如“阿星事件”等。发展是全国人民的事，时间上可以有先后，天平两端的砝码却需是同等的重量。
其次，就是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土地安全问题，如果一味地默认农村用“民工潮”方式包围城市，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无疑将受到动摇，由此国家安全将无从谈起。
为民工潮“消肿”
记者提倡“城市辐射农村”。和“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工潮”是迟早要消失的，但绝对不是近两年的事。
要做到這一点，首先，应该是宏观调控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分布，通过分布的变化来调控民工的去向，并且应大力建设大城市周边的城镇，形成周边城镇经济带、小城镇，一来是缓解当今“民工潮”等问题的方法，二来是将来打破城乡壁垒的有效途径：对大城市周边城镇而言，民工能比在大城市时更快地适应环境，更好地调整心态。对于新生代的民工而言，这也是一个进入大城市的跳板。有人说，城镇化建设尤其是乡村城镇化建设导致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使得民工仍然游离在城市之外。他们忽略了一点，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进入城市。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本就只规划了39，4万的城区建设面积，而今只有3万平方公里已建设城区。如果他们还不把小城镇计算在内，只计算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话，几亿的人口怎么可能全挤在大城市?进入大城市就一定意味着胜利了么?民工要真正的进入城市，自然是应该从能否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来说的，而这样的待遇的实现，身份的认同，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甚而乡村，一旦壁垒打破，城乡一体，在哪里都无所谓了。而周边城镇对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在产业梯度理论、城市辐射效应等我们希望的道路上走着的一个过程。简单的说，周边城镇经济带是一个从“城门半开”到“城门大开”的缓冲带。
其次，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城市化建设，近年来，西部大开发使地区投资增加，不少民工也开始朝西部转移。就收入而言，在广东如果一个月赚600元，在西部一个月赚400元，可这400元却能当800元来花，民工受到的歧视，感受到的剥夺感还少，民工自然愿意留在那里。另一方面加强农村科技化，或者在某些特定的农村搞农村特色化，更好地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比如湖南在近些年大力发展苗寨作为开发旅游资源的一种手段，增加了苗族人的收入，拉动了地方经济，也保护了苗语。又如江南一带搞的江南古镇等等。当然，搞地方特色化经济切忌一窝蜂，没计划，各种计划盲目上马，最后只能是自讨苦吃。
第三，为务工人流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和服务体系。这方面，我国做的远远不够。比如打黑工的现象依旧严重，民工去某个城市也往往是因为有认识的老乡在那里，并不会去研究这个城市的就业容纳程度，比较盲目。这里，我们 可以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
作为世界强国，非法移民问题一直都令联邦政府头疼，据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现在至少有1100万非法移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膨胀。在过去四年中，非法移民的数量就增加了23％。有52％的美国入主张将减少非法移民当成当务之急。而美国首府哥伦比亚特区近郊的小城赫顿(Herndon)大概是美国如何对付自己的“民工潮”问题最好的缩影。
2005年12月14日，全美第一家由纳税人买单的临时工中心(DayLaborCentsr)在赫顿市成立，为那些非法移民寻找工作提供方便。
投了贊成票的赫顿市长麦克‘奥莱利解释了他的决定：“移民问题是联邦事务，我们管不了，作为地方政府，我们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找工作的无序状态。”
而临时工中心的倡议者，“希望与和谐工程”的主任吉奥·米尔斯表示：“很多人将临时工中心当成一个移民问题，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主要是个经济问题。我们所在的费尔法克斯县房产市场高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极大。”他认为建立该中心可以改善社区的安全。
而就中国而言，如何让民工务工规范化已是当务之急。实行人口登记制度，开展工作培训，介绍工作单位，为民工立法，开设民工俱乐部等，比起事后帮助民工追讨工资等要实际得多，也紧迫得多。一项调查中表明，大城市中有78％的民工认为需要成立专门的民工求助组织。而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有专门的组织负责民工问题，对于解决城市生活环境及治安等也将大有帮助。最重要的是，这种组织的建立有利于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为将来的城乡一体化作奠基。
农村信用社和中小银行的建立也刻不容缓。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和完善民工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
打破城乡壁垒是迟早的事情，笔者在此不想赘述。笔者倒是觉得，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远远不够——父母都出去打工，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打工者家庭不在少数。湘西某山村里，难觅青壮年，问问山村中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有的父母出去了五六年还没有回来过一趟。然而他们的世故老练又让你吃惊，在借用了他们家的东西后理直气壮地向你伸手要钱，又或者睁大了眼睛缠着你带他去城里。处在这样一种生长环境里，我们理解他们，却实在无法喜欢他们。这些儿童对外面的世界的印象只存在于一个符号里，那就是钱，而一旦这些儿童长大，成为新一代的民工，尝试涌入社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政府而言，对这些乡村必须投入足够的教育力量，确保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速度。
民工潮真正结束的那一天，必然人人都有满意的生活状态，这种满意的生活状态和自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如若没有一定的工作素质和文化知识，“民工潮”永远不会结束，“民工荒”也永远不会结束。
“民工潮”反映出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乍听之下，这似乎是个很好的现象——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我国近邻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然而我国的民工潮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却远比日韩要复杂得多。
一直以来，我们希望和预计看到的情况是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得来的：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得到了足够的发展。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之后，一些低层次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因为当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再具备竞争优势而逐渐向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转移，如此一波波的扩散，从而带动所有地区的共同协调发展。而大中城市的建设更能形成“城市辐射效应”，从经济、资源等各方面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是发展起来了，但那些低层次的产业却迟迟不转移出来。究其原因就在于“民工潮”——大量而低价的劳动力的不断涌入，保证了当地人力成本低的竞争优势，虽然这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促进了商品的出口，帮助我国从20世纪日0年代至今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跻身世界外贸大国，并且长期保持相对的贸易顺差优势。但它却人为地割断了产业梯度转移的链条，加剧了城乡及各地区间的差距。
说到差距，在老百姓眼中，那把最简单明了的尺子就是两个字：“收入”。民工潮之所以10多年来丝毫不退，最直白的说法就是农民们对前往城市后的收入预期十分高，换言之就是留在家里的收入不能让人满意。
托达罗指出：农民是否迁往城市取决于他们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别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的大小。而即使较高的城市失业率和较低的就业机会创造率对农民就业产生负面影p向，鉴于农民在城内逗留时间的延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另外，就中国而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户获得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从而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其他收入的自由一一大部分农民进城打工时并没有放弃家中的土地，他们选择“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打工方式，因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最小的风险。而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农民对现状不满，加上沿海等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国家从最初的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这个体制上的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涌入城市——即便城乡二元体制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
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制约了城镇化进程，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户籍、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险等具体制度上构成了坚固的城乡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自由流动。虽然1978年以后城乡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但城镇化的过程仍明显受到二元结构的影口向，城乡贫富差距仍在加大。国际上城市与农村的工资差距是1：2．5，我国是1：4，差距很大。说明城乡居民平等、和谐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由于城乡分隔．行业分野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們在资源、权益的享用程度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关系的重要根源。
“外出一人，致富一家”
有人曾大声疾呼：我们要大力支持“民工潮”，要全力搞好相关的配套服务。他们的理由是：富裕农民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农民。当然这个理由的前提是农民是贫穷的符号。撇开这个符号是否正确不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人支持让农民进城，让民工在城市里生根落地，从而让“民工潮”消失，让城乡差距缩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种概念的提出其思路是一样的，就是鼓励“农村包围城市”，这和我们一开始所希望的“城市辐射农村”其实是相反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的是哪条思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民工潮”带来了什么?
首先是增收。去年“两会”期间，河南省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在北京看望河南民工时说：“外出一人，致富一家。”的确，“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而“民工潮”在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时，也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填补了很多企业的用人空缺，实现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据测算，1995年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差距就达到7381元。如果以9546万农民工(劳动部和统计局，1999年)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当然，这些数字说明了国企和外资企业大量招纳农民工的原因，也说明了农民工得不到国民待遇的歧视所在。同时，“民工潮”也拉动了交通、邮电、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工资从沿海寄往内地农村，同时农民工也在城市内进行了大量的消费，无论是对内地还是对打工者所在城市，都帮助了金融业的繁荣。
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的素质，这是“城市辐射农村”的一个重要标志。越来越多的农民发展各种特色农副产品种植业，都为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化和农工商产业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培育了自身的市场经济观念，塑造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民工潮”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它的消极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比如交通，“民工潮”促进交通需求，刺激其发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交通发展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民工大量涌入城市，除了每年特定的春运高峰，在平时的日常生活里已然大大加重了城市的交通负担。通过对上海。广州、武汉、北京等城市的调查表明，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出行率一般在90％以上，并且80％左右的出行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其中，依靠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量占60％以上。流动人口使得城市人均拥有的原本就不高的交通设施和道路面积水平下降。近年来，我国大城市的行车速度下降了30．5％。
针对流动人口作案增加使我国犯罪率大大上升的状况，近几年公安部门推行了大接访、“命案必破”等一系列活动和举措。然而，无论现在和将来治安状况会怎样发展，“民工”在不少城市居民心中意味着“危险”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安全问题。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受到了“民工潮”的冲击。“厌农轻农”的情绪在新生代民工中尤其明显，城镇居民不愿意当民工，民工也不愿意一辈子做民工，但更不愿意一辈子做农民。于是老弱病残留守家园，土地抛荒情况日趋严重。
我国现今人均土地资源已然越来越 少，仅为1．41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资源的一半，不到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2／3。不仅如此，我国的耕地面积中，有70％多是中低产田，产出量比发达国家少很多。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我国耕地减少量为1422万亩，耕地面积由2003年的18．51亿亩降为2004年的18 37亿亩，与1996年相比耕地净减少1．14亿亩，人均耕地由1.43亩降为1．41亩。这是非常危险的速度。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03年下半年以来严控土地“闸门”。但是，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对土地有大量的需求，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从根本上转变。
土地是一种几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再生25毫米的土表就需要300年。在这种前提下。问句“庸俗”的话：这样下去，再过年，我们吃什么?
土地的流失对务工人员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一旦“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权利消失，在如今用人单位普遍提高用人门槛、城乡二元体制依旧存在的今天，成为“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人员，实在是一件很令人担忧的事情。
而对国家而言，土地安全意味着什么?笔者就不赘述了。
“农村包围城市”?
我国9607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规划面积39．4万平方公里)。这3万平方公里之外的国土面积是广义的农村，为城市面积的320倍。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民工潮”在这3万平方公里之外的领域全面兴起，这320倍的差距会造成怎样一种状况？
会是交通上的崩溃吗?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表示，未来五年，中国铁路将建设新线19800公里，其中客运专线达9800公里，到201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9．5万公里，复线和电气化比例分别达到45％以上。届时，中国快速铁路客运将初步成网。该客运网络能够辐射全国70％的50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人口达到7亿多，基本满足人民快速便捷出行的要求。
是的，也许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诸如“春运”这样的交通问题，可是，“春运”只是“民工潮”的表面，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民工潮”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呢?
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摆正态度。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解决民工问题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呵护，而非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如果非要再来一次“非典”，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庞大的流动人口带来的痛楚的话，恐怕为时已晚。
其次，我们要明确，中国是不可能带着七八亿流动的农民迈入现代化的，到底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辐射农村”?就目前状况而言，言“农村包围城市”实在为时过早。
首先，“民工潮”的积极作用正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而减退。在民工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民工的素质却没有随着用人单位的要求有相应的提升。而与此同时，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从1978年到2002年增加了四成以上，达80739万人，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趋向饱和，而科技的进步(如收割机、插秧机等机器的应用推广)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庄稼收成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趋明显。同样的，对于广大城镇居民而言，近几年来就业依然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因此，在这样一个劳动力过剩，绝大部分人都想着要进城或留城的背景下，贸然将“城门半开”变为“城门大开”是不妥的。保持“城门半开”，将就业问题更多的留给市场去选择才是上策，一来可以自然促进城乡务工人员素质的提高，二来也可以有利于解决城镇居民就业问题，另外也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自然转移。要注意的是，在关心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时，绝不能忽视城镇居民的就业等问题。近两年来，尤其是媒体，对“民工”，“农村”等字眼的关怀已经借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偏离了“客观公正”的新闻精神，比如“阿星事件”等。发展是全国人民的事，时间上可以有先后，天平两端的砝码却需是同等的重量。
其次，就是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土地安全问题，如果一味地默认农村用“民工潮”方式包围城市，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无疑将受到动摇，由此国家安全将无从谈起。
为民工潮“消肿”
记者提倡“城市辐射农村”。和“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工潮”是迟早要消失的，但绝对不是近两年的事。
要做到這一点，首先，应该是宏观调控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分布，通过分布的变化来调控民工的去向，并且应大力建设大城市周边的城镇，形成周边城镇经济带、小城镇，一来是缓解当今“民工潮”等问题的方法，二来是将来打破城乡壁垒的有效途径：对大城市周边城镇而言，民工能比在大城市时更快地适应环境，更好地调整心态。对于新生代的民工而言，这也是一个进入大城市的跳板。有人说，城镇化建设尤其是乡村城镇化建设导致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使得民工仍然游离在城市之外。他们忽略了一点，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进入城市。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本就只规划了39，4万的城区建设面积，而今只有3万平方公里已建设城区。如果他们还不把小城镇计算在内，只计算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话，几亿的人口怎么可能全挤在大城市?进入大城市就一定意味着胜利了么?民工要真正的进入城市，自然是应该从能否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来说的，而这样的待遇的实现，身份的认同，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甚而乡村，一旦壁垒打破，城乡一体，在哪里都无所谓了。而周边城镇对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在产业梯度理论、城市辐射效应等我们希望的道路上走着的一个过程。简单的说，周边城镇经济带是一个从“城门半开”到“城门大开”的缓冲带。
其次，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城市化建设，近年来，西部大开发使地区投资增加，不少民工也开始朝西部转移。就收入而言，在广东如果一个月赚600元，在西部一个月赚400元，可这400元却能当800元来花，民工受到的歧视，感受到的剥夺感还少，民工自然愿意留在那里。另一方面加强农村科技化，或者在某些特定的农村搞农村特色化，更好地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比如湖南在近些年大力发展苗寨作为开发旅游资源的一种手段，增加了苗族人的收入，拉动了地方经济，也保护了苗语。又如江南一带搞的江南古镇等等。当然，搞地方特色化经济切忌一窝蜂，没计划，各种计划盲目上马，最后只能是自讨苦吃。
第三，为务工人流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和服务体系。这方面，我国做的远远不够。比如打黑工的现象依旧严重，民工去某个城市也往往是因为有认识的老乡在那里，并不会去研究这个城市的就业容纳程度，比较盲目。这里，我们 可以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
作为世界强国，非法移民问题一直都令联邦政府头疼，据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现在至少有1100万非法移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膨胀。在过去四年中，非法移民的数量就增加了23％。有52％的美国入主张将减少非法移民当成当务之急。而美国首府哥伦比亚特区近郊的小城赫顿(Herndon)大概是美国如何对付自己的“民工潮”问题最好的缩影。
2005年12月14日，全美第一家由纳税人买单的临时工中心(DayLaborCentsr)在赫顿市成立，为那些非法移民寻找工作提供方便。
投了贊成票的赫顿市长麦克‘奥莱利解释了他的决定：“移民问题是联邦事务，我们管不了，作为地方政府，我们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找工作的无序状态。”
而临时工中心的倡议者，“希望与和谐工程”的主任吉奥·米尔斯表示：“很多人将临时工中心当成一个移民问题，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主要是个经济问题。我们所在的费尔法克斯县房产市场高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极大。”他认为建立该中心可以改善社区的安全。
而就中国而言，如何让民工务工规范化已是当务之急。实行人口登记制度，开展工作培训，介绍工作单位，为民工立法，开设民工俱乐部等，比起事后帮助民工追讨工资等要实际得多，也紧迫得多。一项调查中表明，大城市中有78％的民工认为需要成立专门的民工求助组织。而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有专门的组织负责民工问题，对于解决城市生活环境及治安等也将大有帮助。最重要的是，这种组织的建立有利于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为将来的城乡一体化作奠基。
农村信用社和中小银行的建立也刻不容缓。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和完善民工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
打破城乡壁垒是迟早的事情，笔者在此不想赘述。笔者倒是觉得，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远远不够——父母都出去打工，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打工者家庭不在少数。湘西某山村里，难觅青壮年，问问山村中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有的父母出去了五六年还没有回来过一趟。然而他们的世故老练又让你吃惊，在借用了他们家的东西后理直气壮地向你伸手要钱，又或者睁大了眼睛缠着你带他去城里。处在这样一种生长环境里，我们理解他们，却实在无法喜欢他们。这些儿童对外面的世界的印象只存在于一个符号里，那就是钱，而一旦这些儿童长大，成为新一代的民工，尝试涌入社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政府而言，对这些乡村必须投入足够的教育力量，确保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速度。
民工潮真正结束的那一天，必然人人都有满意的生活状态，这种满意的生活状态和自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如若没有一定的工作素质和文化知识，“民工潮”永远不会结束，“民工荒”也永远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