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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予轼认为，“通过持续改进政府效率、加强法律监管、提高社会信用、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些都是新加坡和香港连续多年跻身世界竞争力第一方阵，并成为东亚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的主要原因。从这些方面来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中国内地的榜样，这些路径都值得中国内地学习。”
靠制作“中国富豪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胡润，第二次来到中国任职安达信上海办事处是1997年，他回忆起那时的上海，“男人们仍然穿着蓝色中山装，浦东国际机场、云南路、隧道开发得热火朝天，安达信服务的对象没有内资都是外资企业，大批的香港、台湾的小企业主涌到上海寻找把事业做大的梦想……”
10年后的6月17日，胡润正在重庆参加“重庆直辖十周年庆典”，他带着兴奋给《华人世界》描述，“看起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满怀信心，许多女孩提前穿上了夏日的露脐装，政府官员正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商谈招商项目，而几个年轻的本地企业家正轻松地谈着十多亿元的生意……”
胡润对相隔11年中国发展的形象化描述，也许与分析“中国竞争力”必要的数据、定性的指示相比显得过于模糊，但其结论却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5月10日发布《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相一致。
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内地竞争力排名获得历史性突破，升至第15位。在东亚地区，中国内地竞争力位居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后列第3位，首次超过日本和中国台湾。
超过了什么?
“中国竞争力排名第15位，首次全面超过日本、韩国、台湾，我认为很正常。”胡润认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而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则更为明显。”
事实确实，《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在“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4大指标中，中国内地的排名均上升迅速。与日本相比，中国内地经济表现第2位，而日本为22位;政府效率中国内地为第8位，而日本为第34位;企业效率中国内地为26位，日本为第27位。
与中国台湾的对比，中国内地在“经济表现”与“政府效率”2个指标上更是遥遥领先:经济表现中国内地第2位，中国台湾第16位;政府效率中国内地第8位，而中国台湾第20位。
“不用说今年，其实我们觉得前两年，内地的竞争力实际上就已超过了台湾。”一名在内地投资已有八年的台商认为，“内地经济每年增长率都高达9%左右，境外投资每年都有大幅增加，尤其是我们台资。我每年都有一些做企业的朋友到内地来投资，我们台商为什么都来内地投资?还不是因为与台湾相较，内地更有竞争力。这几年我觉得内地政府的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以前我们来内地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下来要几个月，而现在几天就能搞定，并且投资后遇到任何问题，内地政府都能帮助解决。”
正如这位台商所言，中国内地竞争力的增强，其实仅从经济增长和外资增长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并且政治稳定、外贸出口大幅增加、我国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升，这些也是我国竞争力升至世界15位的主要因素。而且在有些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无法与中国内地相比的，像成年人就业率、公共财政这两个方面，中国内地历年来都是世界第一。
进入第一方阵的障碍从第29位—第24位—第31位—第18位—第15位，这是洛桑评价体系2003年第二次变动后，中国竞争力排名的变化路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2005年外，中国竞争力均保持了稳步上升的势头。但我们是否可以参照这样的上升路线，预测未来数年内中国竞争力能够进入到世界第一方阵呢?
“中国竞争力的上升势头估计会保持下去，但中国竞争力要想挤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前10位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这需要中国解决环保和发展不平衡等难题。”这是此前麦考利女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给出的答案。
麦考利女士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她对中国竞争力未来数年内挤进世界第一方阵并不乐观，她认为“环保”和“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内地进入第一方阵的障碍。
“事实上，障碍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方面。”著名经济学家茅予轼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商业立法、社会信用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而这两个方面现在确实对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实际对中国竞争力的持续攀升已经形成阻力，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资的引进，并且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危机。”胡润认为，“当然，要解决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对我国竞争力形成阻力的问题，中国可以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产业升级以及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等方面来破题。”
东亚的榜样
胡润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竞争力形成阻力的破题，事实上包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世界竞争力第一方阵成员都曾采取过的改革路径。
中国香港在80年代之前，对外贸易80%靠制造业支撑。但80年代后，随着本地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升，香港开始全面推行经济多元化，将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或向内地转移，同时加速发展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20年左右的时间一跃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今天，香港服务业占生产总值超过90%，而制造业不足4%。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香港经济成功加入高增值行列，向着具有较高增值服务和知识为本的经济实现成功转移。
事实确实如此，此前在获知中国香港位居中国竞争力第三位时，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就曾表示，“特区政府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好名次，与一向致力加强香港的基础建设，促进方便营商，以及维持公平竞争环境有密切关系。这些政策促进了香港工商贸易及投资，亦提高了香港对海外及内地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了香港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而在5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今年超越香港我国99.1分逼近美国竞争力全球排第二》文章，也指出了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何以能在世界竞争力的座次上坐亚望冠的原因:在政府效率这一项，无论是政府政策对经济变革的适应能力，决策后的有效贯彻，政府体制不阻碍商业活动，以及政党了解当下的经济挑战等项，都得第一;在商业效率方面，社会了解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本地经商环境对外国专业人员的吸引力及劳资关系基本上保持积极等项，新加坡都排名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学校对科学的重视，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环保法律，城市发展与设施维修等方面，也名列前茅。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超过欧洲发达国家，分列世界竞争力排名的第二和第三位，不是没有原因的。”茅予轼认为，“通过持续改进政府效率、加强法律监管、提高社会信用、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些都是新加坡和香港连续多年跻身世界竞争力第一方阵的主要原因。从这些方面来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中国内地的榜样，这些路径都值得中国内地学习。”
靠制作“中国富豪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胡润，第二次来到中国任职安达信上海办事处是1997年，他回忆起那时的上海，“男人们仍然穿着蓝色中山装，浦东国际机场、云南路、隧道开发得热火朝天，安达信服务的对象没有内资都是外资企业，大批的香港、台湾的小企业主涌到上海寻找把事业做大的梦想……”
10年后的6月17日，胡润正在重庆参加“重庆直辖十周年庆典”，他带着兴奋给《华人世界》描述，“看起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满怀信心，许多女孩提前穿上了夏日的露脐装，政府官员正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商谈招商项目，而几个年轻的本地企业家正轻松地谈着十多亿元的生意……”
胡润对相隔11年中国发展的形象化描述，也许与分析“中国竞争力”必要的数据、定性的指示相比显得过于模糊，但其结论却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5月10日发布《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相一致。
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内地竞争力排名获得历史性突破，升至第15位。在东亚地区，中国内地竞争力位居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后列第3位，首次超过日本和中国台湾。
超过了什么?
“中国竞争力排名第15位，首次全面超过日本、韩国、台湾，我认为很正常。”胡润认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而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则更为明显。”
事实确实，《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在“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4大指标中，中国内地的排名均上升迅速。与日本相比，中国内地经济表现第2位，而日本为22位;政府效率中国内地为第8位，而日本为第34位;企业效率中国内地为26位，日本为第27位。
与中国台湾的对比，中国内地在“经济表现”与“政府效率”2个指标上更是遥遥领先:经济表现中国内地第2位，中国台湾第16位;政府效率中国内地第8位，而中国台湾第20位。
“不用说今年，其实我们觉得前两年，内地的竞争力实际上就已超过了台湾。”一名在内地投资已有八年的台商认为，“内地经济每年增长率都高达9%左右，境外投资每年都有大幅增加，尤其是我们台资。我每年都有一些做企业的朋友到内地来投资，我们台商为什么都来内地投资?还不是因为与台湾相较，内地更有竞争力。这几年我觉得内地政府的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以前我们来内地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下来要几个月，而现在几天就能搞定，并且投资后遇到任何问题，内地政府都能帮助解决。”
正如这位台商所言，中国内地竞争力的增强，其实仅从经济增长和外资增长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并且政治稳定、外贸出口大幅增加、我国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升，这些也是我国竞争力升至世界15位的主要因素。而且在有些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无法与中国内地相比的，像成年人就业率、公共财政这两个方面，中国内地历年来都是世界第一。
进入第一方阵的障碍从第29位—第24位—第31位—第18位—第15位，这是洛桑评价体系2003年第二次变动后，中国竞争力排名的变化路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2005年外，中国竞争力均保持了稳步上升的势头。但我们是否可以参照这样的上升路线，预测未来数年内中国竞争力能够进入到世界第一方阵呢?
“中国竞争力的上升势头估计会保持下去，但中国竞争力要想挤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前10位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这需要中国解决环保和发展不平衡等难题。”这是此前麦考利女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给出的答案。
麦考利女士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她对中国竞争力未来数年内挤进世界第一方阵并不乐观，她认为“环保”和“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内地进入第一方阵的障碍。
“事实上，障碍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方面。”著名经济学家茅予轼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商业立法、社会信用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而这两个方面现在确实对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实际对中国竞争力的持续攀升已经形成阻力，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资的引进，并且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危机。”胡润认为，“当然，要解决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对我国竞争力形成阻力的问题，中国可以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产业升级以及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等方面来破题。”
东亚的榜样
胡润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竞争力形成阻力的破题，事实上包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世界竞争力第一方阵成员都曾采取过的改革路径。
中国香港在80年代之前，对外贸易80%靠制造业支撑。但80年代后，随着本地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升，香港开始全面推行经济多元化，将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或向内地转移，同时加速发展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20年左右的时间一跃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今天，香港服务业占生产总值超过90%，而制造业不足4%。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香港经济成功加入高增值行列，向着具有较高增值服务和知识为本的经济实现成功转移。
事实确实如此，此前在获知中国香港位居中国竞争力第三位时，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就曾表示，“特区政府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好名次，与一向致力加强香港的基础建设，促进方便营商，以及维持公平竞争环境有密切关系。这些政策促进了香港工商贸易及投资，亦提高了香港对海外及内地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了香港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而在5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今年超越香港我国99.1分逼近美国竞争力全球排第二》文章，也指出了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何以能在世界竞争力的座次上坐亚望冠的原因:在政府效率这一项，无论是政府政策对经济变革的适应能力，决策后的有效贯彻，政府体制不阻碍商业活动，以及政党了解当下的经济挑战等项，都得第一;在商业效率方面，社会了解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本地经商环境对外国专业人员的吸引力及劳资关系基本上保持积极等项，新加坡都排名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学校对科学的重视，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环保法律，城市发展与设施维修等方面，也名列前茅。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超过欧洲发达国家，分列世界竞争力排名的第二和第三位，不是没有原因的。”茅予轼认为，“通过持续改进政府效率、加强法律监管、提高社会信用、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些都是新加坡和香港连续多年跻身世界竞争力第一方阵的主要原因。从这些方面来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中国内地的榜样，这些路径都值得中国内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