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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罪”——面对检方指控，身着黄色囚服的黄金梁当庭认错。作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科技局原科长，黄金梁因涉嫌受贿，2014年6月5日被检方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涉贿达17项，涉案金额近500万元。
黄金梁只是在广东科技领域腐败系列案中站上被告席的最新一员。2013年2月以来，广东科技系统陆续有70多人因涉嫌贪腐落马，其中既有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这样的“一把手”，也有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下称广州市科信局）原主任科员曾国兵这样的“基层人员”。此系列案件涉案人员之多、涉案范围之广，均属罕见。
长期以来，科技系统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随着科研经费逐年加大，以及监管制度的缺失，科技行业已成腐败重灾区。
据《财经》记者了解，利用体制中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为行贿者谋取科研经费，是这一窝案的典型运作方式。涉案的70多人，受贿方式五花八门，腐败形式多种多样。用李兴华的话说就是：“吃吃喝喝、收些烟酒，不过是小事一桩。”
截至目前，70多名涉案人员中的大多数已进入司法程序，随着案情次第曝光，可知科技领域的权力寻租多围绕科技扶持资金展开，其立项及下拨成为腐败问题发生的核心环节。这一寻租现象呈现出以下特点：
——规模庞大。涉案人员多、层次高、范围广、金额大。
——多样性。既包括常见的收受金钱、礼品，更有赠送期权、“干股”等问题。
——隐蔽性与长期性。与中介机构互相勾结，骗取科研经费，提取回扣；或者直接开设公司，左手做官，右手拿项目。
2014年3月14日，广东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张明涉嫌严重违纪被查。这距离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可炜被查不到一个月，也是广东科技系统第四位落马的厅级官员，此前被调查的厅级官员是时任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和广州市科信局局长谢学宁。
调查始于2013年2月，涉案人员主要来自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科信局、佛山市科技局、佛山市南海区科技局和顺德区科技局等单位，涉案金额5000多万元。这一窝案被官方定性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高层领导由此对加强科研经费监管作出相关批示、指示，要求深入排查突出问题，遏制科技领域贪腐行为。
李兴华被查，是广东科技系统窝案爆发的标志。2013年7月26日，广东纪检监察网披露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被查。权威材料显示，李兴华涉嫌收受贿赂1924.8万元、港币30万元，非法获取受贿孽息1200多万元，以及收受多家企业股权贿赂。此外，谢学宁涉嫌收受钱、卡、物折合229万元；王可炜涉及猥亵、性侵妇女，及科技扶贫资金、收受礼金问题；张明主要涉及有关工程建设项目等问题。
1958年出生的李兴华是广东五华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自2007年4月任广东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起，李兴华主持该厅党政全面工作超过六年，分管人事处、科研条件与财务处，负责联系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据其《悔过书》自述，大肆受贿是在2010年之后。彼时，其子沉迷于赌博，前后四批债务总计2000万元，有企业主动出面承担赌债，李兴华因此对企业进行利益输送。在2010年之前，李兴华虽然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但看到不少人受贿，贪念也开始膨胀。从最初的几千元红包，发展到上百万元贿款，他都一律收下。2010年之前是熟悉的人送的钱才敢收，2010年之后不熟悉的人送的钱也敢收了。
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导致科技腐败的重要原因。以广州市科信局为例，在该局的19个处室中，具有项目管理职能的就达到14个，这14个处室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又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进而言之，从项目的指南制订，组织专家评审、考察、分数统计、排名及分数调整都在相应的一个处室。这种绝对的权力使得寻租有了巨大空间。
业内人士透露，在上述每一个环节，都有寻租空间：从一开始的项目指南制订时就可以为利益相关的企业量身定制；在组织专家评审和考察时，引导专家为个别企业打出高分；在统计分数时可以造假，私自调整某些企业的分数。
在《悔过书》中，李兴华自述，“潜规则”由来已久，系统内的人员在寻租过程中早已能做到“心领神会”，他甚至可以通过“一个眼神”就能寻租。“我很少直接告诉他们要‘关照’某个项目，只需要在企业汇报项目时把他们叫来一起听，他们可以从我的态度、语气、眼神中领会我的意思，回去之后就会执行。”
由于科研项目本身的特殊属性，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按现有政策，一般只公开立项的项目，对于没有立项的项目，未立项的原因、专家的意见、最终的打分情况均不公开。
“（科研）项目说是你的，那就是你的；说不是你的，那就不是你的。至于为什么是你的，为什么不是你的，没有人告诉你。”一位正在跑项目的人士向《财经》记者感慨。其所在单位正在和100多个同行争取只有一个名额的项目扶持计划。“为什么其他竞争者落选，以及为什么是我们和另外一家单位成为最后的竞争者，我并不知道原因。”
广州市科信局局长马正勇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有4000多个项目申报，大部分都符合申报要求，给谁不给谁，容易出现寻租空间。”
据目前已披露的司法材料，涉案的70多人中，部门“一把手”寻租者居多，并无实权、依靠体制漏洞进行寻租的“基层人员”同样不在少数。他们如何寻租？
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出售信息谋利，是最简单也是最初级的寻租方式。以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原主任科员符健为例，他并无实权，却依靠“出售信息”大肆受贿。由于掌握项目的申报条件、资金拨付等第一手资料，符健通过提前向利益相关企业透露消息，从中收受贿赂。
和符健这种一对一售卖信息相比，他的一些同事进行的“公司化”运作，更为高级也更具普遍性。时任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科技局副局长的欧阳可斌即通过筹办公司谋取私利。2004年6月，佛山市南海区开普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开普公司）成立，这家公司主营科技策划业务，法定代表人为阳天锡。 鲜为人知的是，欧阳可斌为开普公司幕后受益人。司法材料显示，2004年3月，欧阳可斌提议阳天锡成立公司，用于承揽科技局的科技策划业务。很快，开普公司成立，其1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阳天锡提供，但欧阳可斌通过其弟媳谭金梅持有公司30%股份。开普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即承揽了南海区科技局“工业设计大赛”“专利倍增计划”等多个项目。在业务越做越大的同时，欧阳可斌不仅按双方约定获得公司30%的干股，还收受阳天锡的贿款30万元。
明面上做官、暗地里经商者并非孤例。时任南海区科技局产业发展科科长何家锋也通过创建公司，专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业务。
何于2007年底与佛山市普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普纬公司）负责人陈昭伟商议成立一家公司，由陈昭伟出资，何家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提供资讯和帮助，利润七三分账。同年11月，陈昭伟从普纬公司出资110万元成立佛山市粤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粤盈公司），普纬公司占70%股份；何家锋未出资，以其父亲的名义占30%股份。2009年至2013年间，何家锋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为陈昭伟介绍客户并提供资讯。陈昭伟每年年初按照约定，以粤盈公司分红的名义送给何家锋共计107.3万元。
最具隐蔽性的一种寻租方式是，官员利用“科技中介”牵线，瓜分利益。
在科技行业，一群身份特殊的“科技中介”广泛存在。他们专门负责牵线搭桥，拉拢贪腐。这些“科技中介”大多由离职的科技系统人士创办，以“科技咨询”的名义，利用过往在科技部门积累的资源，帮助企业行贿官员。企业会在获得科研经费后按照一定比例给“科技中介”支付“咨询费”，“科技中介”再拿出部分“反哺”科技官员，由此形成“利益同盟”。
司法材料显示，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原主任科员曾国兵“下海”后即当起了“科技中介”，他成立的科技咨询公司，主要是向他的前同事——广州市科信局软件和信息服务处原处长张实行贿，除20万元现金外，还送给张实的情妇“干股”。作为回报，张实在项目上对曾国兵给予支持。从广东省科技厅离职后的郭丹丹，成立的“科技中介”则是“明码标价”，其公司按照项目所申报专项资金的20%至50%收取“咨询费”，帮助企业向多名官员行贿，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业内惯用的分成比例是：“科技中介”按申报资金的30%收取“咨询费”，并将其中的10%贿送给“协办”官员，申报企业最终得到70%的扶持基金。
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利用初创期高科技企业希望得到扶持资金、政策支持以及信息指导的情况，2010年以来涉嫌先后收受了七家企业的“干股”，挂在亲戚和指定人名下，从3%到33%不等，其中部分后来退股。
李兴华回报给企业的，除了“现货”（当年就在项目安排时给予资金支持），也有他一手策划的“期货”（未来几年后才能有收益）。通过“服务产品‘超市’建设”“产业生态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这些“期货”项目，李兴华获得巨额收益。
不仅如此，李兴华还涉嫌收受企业股改时的股份，上市后获取暴利在1000万元以上。
在《悔过书》中，李兴华直言，科技腐败普遍存在，寻租方式多种多样。何以至此？
科研经费逐年提高，但管理体制上的停滞不前，是导致寻租的重要原因。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指出，中国研发经费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2012年达到10298.4亿元，居世界第三位。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实现了每年20%左右的增长。以广东省科技厅掌握的科技经费为例，2006年的科研经费是12亿元左右，但到了2012年，增加至近50亿元。随着科研经费整体投入的加大，单个项目的扶持力度也大幅提升。以前单个项目可能只有300万元-500万元的支持，现在则提升到了3000万元-5000万元。
然而，与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提高相悖的是，中国科技竞争力提升有限。以科技投入得出的论文产出为例，据ISI（科学信息研究所）公布，近两年全世界有6466名高引文科学家，其中美国4127人，其次是英国、日本和德国，中国仅有39人。这39人中，香港和台湾地区占据34人，大陆地区仅有5人。这也从侧面说明，科研经费流失严重。
“科技领域的造假太严重了，简直一塌糊涂。”2014年6月4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下称科技研究会）常务理事张碧晖对《财经》记者说。
今年74岁的张碧晖是科技系统的“老资格”，退休前是科技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任武汉市科委主任的张碧晖就在脑子里经常思考一个问题：科研项目如何找最合适的人来做，科研经费如何用在刀刃上？他在当时尝试了很多方式，包括创办科技投资公司、设立科研基金等，但成效甚微。后来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了，但科技体制仍主要沿袭上世纪80年代的制度，计划体制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科技领域通过行政手段配置为主导的本质一直没变。过度行政化，必定会带来权力寻租，导致腐败严重。”张碧晖说。他曾亲身经历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始于1985年。当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要求从实际出发，对科技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最初的改革集中于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两方面，但此后数十年，改革几近停滞。“不痛不痒的小改革倒是有，但核心的改革没有。”
李兴华在《悔过书》中称，目前科技制度一大堆，但大部分只重形式，针对性不强，制度的漏洞很多，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广东科技系统腐败窝案的发生，倒逼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2014年6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此前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核心是要求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提高使用效益，加快建立统筹协调、职责清晰、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和监管有力的科研项目与经费管理运行机制。
科技部则要求全国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权，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科技厅出台“阳光再造方案”，制定了一揽子举措。其核心是：实现公开透明的管理模式，将科研项目和经费拿出来“晒太阳”。
“以案治本、祛除病根，是我们的改革目标。”2013年9月上任的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公开表示。为此，广东省科技厅对内设部门和职能进行了重构。
前不久，广东省编办同意了省科技厅的内部机构和职能调整：剥离规划处手中的部分项目审批权，专事负责总体布局规划、规则的制定、项目申报指南编订等；新增监督审计处，对项目立项、资金发放和产出进行后端审计监督；各大业务处室负责项目具体运作。其总体思路是，划分指南编制、评审组织、立项建议和经费分配等关键环节，分别由不同的处室负责，每个部门只能对全流程的某个环节具有操作权限，实现“评审权与立项权相制衡、立项权与资金分配权相制约”。
落马后，李兴华在《悔过书》中提出了六条建议，包括最大限度减少业务处室自由裁量权、项目立项过程向社会公开、建立可追溯体系、建立查重（改头换面重复申报）等内容的系统、建立交叉监督制度、建立专家诚信制度等。
“以前一个项目是由一个处室从头管到底。今后，我们会对各个处室的职能进行重新优化、流程再造。再也不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处室从头管到底。”去年底上任的广州市科信局局长马正勇了解到科技系统的腐败程度后，直言“深受震动”。
“科技腐败是制度出了问题，但目前的改革不能只是听了‘阳光’这两个字就鼓掌叫好，科技改革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方向：一是目前科技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主要是忽视了科技资源的资本属性，今后应由“科技资源”向“科技资本”转型；二是由‘政府出钱，企业研发’过渡到‘企业出钱、政府补贴’。”张碧晖说。
黄金梁只是在广东科技领域腐败系列案中站上被告席的最新一员。2013年2月以来，广东科技系统陆续有70多人因涉嫌贪腐落马，其中既有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这样的“一把手”，也有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下称广州市科信局）原主任科员曾国兵这样的“基层人员”。此系列案件涉案人员之多、涉案范围之广，均属罕见。
长期以来，科技系统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随着科研经费逐年加大，以及监管制度的缺失，科技行业已成腐败重灾区。
据《财经》记者了解，利用体制中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为行贿者谋取科研经费，是这一窝案的典型运作方式。涉案的70多人，受贿方式五花八门，腐败形式多种多样。用李兴华的话说就是：“吃吃喝喝、收些烟酒，不过是小事一桩。”
截至目前，70多名涉案人员中的大多数已进入司法程序，随着案情次第曝光，可知科技领域的权力寻租多围绕科技扶持资金展开，其立项及下拨成为腐败问题发生的核心环节。这一寻租现象呈现出以下特点：
——规模庞大。涉案人员多、层次高、范围广、金额大。
——多样性。既包括常见的收受金钱、礼品，更有赠送期权、“干股”等问题。
——隐蔽性与长期性。与中介机构互相勾结，骗取科研经费，提取回扣；或者直接开设公司，左手做官，右手拿项目。
“一个眼神”就能寻租
2014年3月14日，广东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张明涉嫌严重违纪被查。这距离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可炜被查不到一个月，也是广东科技系统第四位落马的厅级官员，此前被调查的厅级官员是时任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和广州市科信局局长谢学宁。
调查始于2013年2月，涉案人员主要来自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科信局、佛山市科技局、佛山市南海区科技局和顺德区科技局等单位，涉案金额5000多万元。这一窝案被官方定性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高层领导由此对加强科研经费监管作出相关批示、指示，要求深入排查突出问题，遏制科技领域贪腐行为。
李兴华被查，是广东科技系统窝案爆发的标志。2013年7月26日，广东纪检监察网披露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被查。权威材料显示，李兴华涉嫌收受贿赂1924.8万元、港币30万元，非法获取受贿孽息1200多万元，以及收受多家企业股权贿赂。此外，谢学宁涉嫌收受钱、卡、物折合229万元；王可炜涉及猥亵、性侵妇女，及科技扶贫资金、收受礼金问题；张明主要涉及有关工程建设项目等问题。
1958年出生的李兴华是广东五华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自2007年4月任广东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起，李兴华主持该厅党政全面工作超过六年，分管人事处、科研条件与财务处，负责联系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据其《悔过书》自述，大肆受贿是在2010年之后。彼时，其子沉迷于赌博，前后四批债务总计2000万元，有企业主动出面承担赌债，李兴华因此对企业进行利益输送。在2010年之前，李兴华虽然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但看到不少人受贿，贪念也开始膨胀。从最初的几千元红包，发展到上百万元贿款，他都一律收下。2010年之前是熟悉的人送的钱才敢收，2010年之后不熟悉的人送的钱也敢收了。
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导致科技腐败的重要原因。以广州市科信局为例，在该局的19个处室中，具有项目管理职能的就达到14个，这14个处室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又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进而言之，从项目的指南制订，组织专家评审、考察、分数统计、排名及分数调整都在相应的一个处室。这种绝对的权力使得寻租有了巨大空间。
业内人士透露，在上述每一个环节，都有寻租空间：从一开始的项目指南制订时就可以为利益相关的企业量身定制；在组织专家评审和考察时，引导专家为个别企业打出高分；在统计分数时可以造假，私自调整某些企业的分数。
在《悔过书》中，李兴华自述，“潜规则”由来已久，系统内的人员在寻租过程中早已能做到“心领神会”，他甚至可以通过“一个眼神”就能寻租。“我很少直接告诉他们要‘关照’某个项目，只需要在企业汇报项目时把他们叫来一起听，他们可以从我的态度、语气、眼神中领会我的意思，回去之后就会执行。”
由于科研项目本身的特殊属性，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按现有政策，一般只公开立项的项目，对于没有立项的项目，未立项的原因、专家的意见、最终的打分情况均不公开。
“（科研）项目说是你的，那就是你的；说不是你的，那就不是你的。至于为什么是你的，为什么不是你的，没有人告诉你。”一位正在跑项目的人士向《财经》记者感慨。其所在单位正在和100多个同行争取只有一个名额的项目扶持计划。“为什么其他竞争者落选，以及为什么是我们和另外一家单位成为最后的竞争者，我并不知道原因。”
广州市科信局局长马正勇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有4000多个项目申报，大部分都符合申报要求，给谁不给谁，容易出现寻租空间。”
据目前已披露的司法材料，涉案的70多人中，部门“一把手”寻租者居多，并无实权、依靠体制漏洞进行寻租的“基层人员”同样不在少数。他们如何寻租？
多种寻租模式
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出售信息谋利，是最简单也是最初级的寻租方式。以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原主任科员符健为例，他并无实权，却依靠“出售信息”大肆受贿。由于掌握项目的申报条件、资金拨付等第一手资料，符健通过提前向利益相关企业透露消息，从中收受贿赂。
和符健这种一对一售卖信息相比，他的一些同事进行的“公司化”运作，更为高级也更具普遍性。时任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科技局副局长的欧阳可斌即通过筹办公司谋取私利。2004年6月，佛山市南海区开普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开普公司）成立，这家公司主营科技策划业务，法定代表人为阳天锡。 鲜为人知的是，欧阳可斌为开普公司幕后受益人。司法材料显示，2004年3月，欧阳可斌提议阳天锡成立公司，用于承揽科技局的科技策划业务。很快，开普公司成立，其1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阳天锡提供，但欧阳可斌通过其弟媳谭金梅持有公司30%股份。开普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即承揽了南海区科技局“工业设计大赛”“专利倍增计划”等多个项目。在业务越做越大的同时，欧阳可斌不仅按双方约定获得公司30%的干股，还收受阳天锡的贿款30万元。
明面上做官、暗地里经商者并非孤例。时任南海区科技局产业发展科科长何家锋也通过创建公司，专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业务。
何于2007年底与佛山市普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普纬公司）负责人陈昭伟商议成立一家公司，由陈昭伟出资，何家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提供资讯和帮助，利润七三分账。同年11月，陈昭伟从普纬公司出资110万元成立佛山市粤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粤盈公司），普纬公司占70%股份；何家锋未出资，以其父亲的名义占30%股份。2009年至2013年间，何家锋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为陈昭伟介绍客户并提供资讯。陈昭伟每年年初按照约定，以粤盈公司分红的名义送给何家锋共计107.3万元。
最具隐蔽性的一种寻租方式是，官员利用“科技中介”牵线，瓜分利益。
在科技行业，一群身份特殊的“科技中介”广泛存在。他们专门负责牵线搭桥，拉拢贪腐。这些“科技中介”大多由离职的科技系统人士创办，以“科技咨询”的名义，利用过往在科技部门积累的资源，帮助企业行贿官员。企业会在获得科研经费后按照一定比例给“科技中介”支付“咨询费”，“科技中介”再拿出部分“反哺”科技官员，由此形成“利益同盟”。
司法材料显示，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原主任科员曾国兵“下海”后即当起了“科技中介”，他成立的科技咨询公司，主要是向他的前同事——广州市科信局软件和信息服务处原处长张实行贿，除20万元现金外，还送给张实的情妇“干股”。作为回报，张实在项目上对曾国兵给予支持。从广东省科技厅离职后的郭丹丹，成立的“科技中介”则是“明码标价”，其公司按照项目所申报专项资金的20%至50%收取“咨询费”，帮助企业向多名官员行贿，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业内惯用的分成比例是：“科技中介”按申报资金的30%收取“咨询费”，并将其中的10%贿送给“协办”官员，申报企业最终得到70%的扶持基金。
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利用初创期高科技企业希望得到扶持资金、政策支持以及信息指导的情况，2010年以来涉嫌先后收受了七家企业的“干股”，挂在亲戚和指定人名下，从3%到33%不等，其中部分后来退股。
李兴华回报给企业的，除了“现货”（当年就在项目安排时给予资金支持），也有他一手策划的“期货”（未来几年后才能有收益）。通过“服务产品‘超市’建设”“产业生态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这些“期货”项目，李兴华获得巨额收益。
不仅如此，李兴华还涉嫌收受企业股改时的股份，上市后获取暴利在1000万元以上。
行政化弊端
在《悔过书》中，李兴华直言，科技腐败普遍存在，寻租方式多种多样。何以至此？
科研经费逐年提高，但管理体制上的停滞不前，是导致寻租的重要原因。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指出，中国研发经费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2012年达到10298.4亿元，居世界第三位。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实现了每年20%左右的增长。以广东省科技厅掌握的科技经费为例，2006年的科研经费是12亿元左右，但到了2012年，增加至近50亿元。随着科研经费整体投入的加大，单个项目的扶持力度也大幅提升。以前单个项目可能只有300万元-500万元的支持，现在则提升到了3000万元-5000万元。
然而，与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提高相悖的是，中国科技竞争力提升有限。以科技投入得出的论文产出为例，据ISI（科学信息研究所）公布，近两年全世界有6466名高引文科学家，其中美国4127人，其次是英国、日本和德国，中国仅有39人。这39人中，香港和台湾地区占据34人，大陆地区仅有5人。这也从侧面说明，科研经费流失严重。
“科技领域的造假太严重了，简直一塌糊涂。”2014年6月4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下称科技研究会）常务理事张碧晖对《财经》记者说。
今年74岁的张碧晖是科技系统的“老资格”，退休前是科技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任武汉市科委主任的张碧晖就在脑子里经常思考一个问题：科研项目如何找最合适的人来做，科研经费如何用在刀刃上？他在当时尝试了很多方式，包括创办科技投资公司、设立科研基金等，但成效甚微。后来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了，但科技体制仍主要沿袭上世纪80年代的制度，计划体制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科技领域通过行政手段配置为主导的本质一直没变。过度行政化，必定会带来权力寻租，导致腐败严重。”张碧晖说。他曾亲身经历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始于1985年。当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要求从实际出发，对科技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最初的改革集中于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两方面，但此后数十年，改革几近停滞。“不痛不痒的小改革倒是有，但核心的改革没有。”
李兴华在《悔过书》中称，目前科技制度一大堆，但大部分只重形式，针对性不强，制度的漏洞很多，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改革进行时
广东科技系统腐败窝案的发生，倒逼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2014年6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此前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核心是要求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提高使用效益，加快建立统筹协调、职责清晰、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和监管有力的科研项目与经费管理运行机制。
科技部则要求全国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权，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科技厅出台“阳光再造方案”，制定了一揽子举措。其核心是：实现公开透明的管理模式，将科研项目和经费拿出来“晒太阳”。
“以案治本、祛除病根，是我们的改革目标。”2013年9月上任的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公开表示。为此，广东省科技厅对内设部门和职能进行了重构。
前不久，广东省编办同意了省科技厅的内部机构和职能调整：剥离规划处手中的部分项目审批权，专事负责总体布局规划、规则的制定、项目申报指南编订等；新增监督审计处，对项目立项、资金发放和产出进行后端审计监督；各大业务处室负责项目具体运作。其总体思路是，划分指南编制、评审组织、立项建议和经费分配等关键环节，分别由不同的处室负责，每个部门只能对全流程的某个环节具有操作权限，实现“评审权与立项权相制衡、立项权与资金分配权相制约”。
落马后，李兴华在《悔过书》中提出了六条建议，包括最大限度减少业务处室自由裁量权、项目立项过程向社会公开、建立可追溯体系、建立查重（改头换面重复申报）等内容的系统、建立交叉监督制度、建立专家诚信制度等。
“以前一个项目是由一个处室从头管到底。今后，我们会对各个处室的职能进行重新优化、流程再造。再也不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处室从头管到底。”去年底上任的广州市科信局局长马正勇了解到科技系统的腐败程度后，直言“深受震动”。
“科技腐败是制度出了问题，但目前的改革不能只是听了‘阳光’这两个字就鼓掌叫好，科技改革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方向：一是目前科技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主要是忽视了科技资源的资本属性，今后应由“科技资源”向“科技资本”转型；二是由‘政府出钱，企业研发’过渡到‘企业出钱、政府补贴’。”张碧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