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政权到了晋惠帝时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衰败，彼时内忧为八王之乱，外患为南匈奴虎视眈眈，司马氏政权真正到了日薄西山之时。
　　晋怀帝永嘉元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大丈夫受命于危难之际。《晋书·刘琨传》记载刘琨赴任路上：“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刘琨是一个真正勇敢刚毅的将领，当时司马氏滥杀异己，西北地区民族之间战争愈发激烈，中国北方大地一片战火纷纷，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给时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惧，士人多崇尚清谈，不问政事。刘琨亲眼目睹这乱世萧条，毅然走上了抗击外敌、立志复国的道路。他的文字直抒胸怀，不以文辞见长而以思力取胜，具有强大的感发力量。现存的确定为刘琨所作的诗歌作品有三首，即《扶風歌》《重赠卢谌》《答卢谌诗》，从内容可以推断出这三首作品都是刘琨生命后期所作。
　　在《答卢谌书》中，刘琨表明“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但同时又有“自顷车舟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的表述，自叙了其志之转变。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刘琨雅壮而多风……亦遇之于时事也。”他肯定了刘琨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事和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出任并州刺史就是刘琨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经历了八王之乱，目睹外虏入侵中原以后，刘琨自觉承担起了捍卫家国的重任，随之而来的是完成了自己从一个世家公子到心怀家国天下的英雄身份的转变。江山飘零，人民疾苦的惨状让他对昔日推崇的老庄之学失望不已。他亲身经历了丧乱，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心悲哀，并逐渐对青年时期虚妄的清谈有了清醒的认识，清谈误国，真正做到抗敌报国才是男儿丈夫之责任。
　　从内部来看，刘琨自身也充满雄豪之气，他忠于晋氏，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并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弱之辈。《晋书·祖逊传》记载：“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逊、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八王之乱，外虏入侵后，刘琨思想发生彻底转变，他自觉肩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毅然举起抗击外虏、恢复中原的大旗，彼时刘琨已成为西晋在北方坚持作战的重要军事首领，从其个人精神来看，做出这种选择这是顺理成章的。他出身豪族，必定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家世和个人才能的出众使得刘琨有着独特的傲骨和力量，有直接建安骨力的痕迹。他有着充足的底气和充分的信心，不论对战事还是国家的未来始终不丧失希望和期待，这在他大部分生命甚至是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也体现在了作品中，如他的《扶风歌》和《重赠卢谌》。
　　刘琨的作品忠实地体现出他坚毅刚强的个性和战争中离乱的遭遇。在赴并州途中，刘琨有感于乱世衰败之景，人民身陷苦难，写下了《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刘琨此时临危受命，上文已经提过在去并州途中困难重重，处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节，他持着武器勇敢前行。这里不仅写的是刘琨的武功，还有他一往无前、不畏艰险的精神，可见其志见，见其气概。与此同时，离开洛阳，远赴危机重重的并州，刘琨心中也充满了不舍和悲伤，生逢乱世，大丈夫当立于天地，救民于水火，但他的内心不是如石头般麻木冰冷，只有残酷和杀戮。战乱带给人民和国家的伤害也使他感到痛苦，所以他会叹息，也会落泪。
　　“系马长松下，废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扶风歌》）
　　一路行进并州，悲风冷泉让人哀感顿生，所见人间残景令人心惊胆寒，刘琨忧心于亲人和百姓，他叹息的应是不得不辞别都城的无奈，流下的是为自己、为家人、为人民心痛的泪水。他的内心是火热的，他痛恨敌人，因国家破碎，亲人失散而痛苦，因此他心绪难平，内心的担忧和悲苦难以消解，只能驻马树下，藏身于林间，独自平复内心的哀痛。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扶风歌》）
　　身处林中，梁资匮乏，处境窘迫，刘琨以圣人自勉，人都有遭遇磨难的时候，所以他用圣人来劝勉自己不要抱怨，以吟啸来抒发心中难解之情。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扶风歌》）
　　李陵降匈奴，期至未能归来，最后祸及全家，陇西士大夫皆以李陵为愧。当时刘琨拜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且领匈奴中郎将，到前线抗击匈奴，与李陵有着诸多相似。他由自己的处境联想到汉代的李陵，他为李陵不平，叹息忠信见疑，对自己的前途也感到忧虑，如遭弃置只能悲歌一曲。《扶风歌》表现了刘琨慷慨赴任、胸怀天下的英雄气概，饱含着他对家国飘摇，世多离乱的担忧与痛心。读者从诗歌中可以看出刘琨面临的各种危机，同时可以体会出他对家国的满腔眷恋与热爱，他哀丧乱、哀民生，一面充满慷慨激奋的豪情，一面有对家国未来深刻的忧虑，思绪悲凉，尽是英雄气概。他的语言平实，没有华丽的辞藻，直抒胸臆，大开大合，任情感随意倾泻，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读之使人不觉悲从中来，打动人心却不刻意造作。
　　建兴四年，刘琨部为石勒所败，不得已逃亡投奔段匹磾。起初段匹磾看重刘琨，两人曾结为婚姻，约为兄弟。但后来段匹磾的堂弟与石勒勾结，段匹磾听信手下人的谗言将刘琨拘禁，最后假借诏旨将其杀害。在刘琨遇害之前，他写下了《重赠卢谌》。刘琨在作此诗时已知必死，故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诗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太公、邓禹、陈平、张良、狐偃、管仲等历史人物尽在其中。但此时他已失去段匹磾的信任，而被拘禁，甚至不知何时会失去性命，他的政治抱负注定无法实现。这首诗是他悲功业难建之作，也是他激励友人之作。他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都不曾失去希望，他想要激励卢谌完成自己的心愿，建功立业，复兴晋室，可见刘琨的一腔忠义之情。
　　钟嵘在《诗品》中将刘琨置于中品，并且评价颇高：“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谈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钟嵘对于玄言之作十分反感，他肯定刘琨历经丧乱的感恨之词，认同他清刚之气有建安遗风。刘琨诗中大量的用典和对仗带有那个时期的印记，但风力和气骨则全然不同太康繁缛之风。人们从《答卢谌书》中可以推测刘琨确实主观上有意扭转诗风，暂且无法断论他是否希望影响当时整个诗坛，但至少是有意识地改变个人创作风格。
　　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英雄末路的境遇使得刘琨的诗文有着非凡的感染力，他的语言平实却不普拙，为诗为文不用华词丽藻修饰，感情都是直书直叙，不掩饰造作。作品充满清刚之气，慷慨悲凉之感。国难当头，刘琨挺身而出，他对建城功业充满渴望，对国事家事充满忧虑，对天下苍生充满同情。他有对家国的无限热情和昂扬的斗志，但在生命的晚期被曾经所信之人囚于牢笼，对于那些他目睹过的人间惨景，那些曾受过的苦难他无可奈何，无力拯救，这是他英雄末路，凄凉悲哀的源头。钟嵘评价刘琨：“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从《扶风歌》和《重赠卢谌》这两首代表作来说，读者确实可以体会出刘琨晚期风格的雄峻清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虽悲却壮，不丧失骨气，带来悲凉之感的同时也给人震撼振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