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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有浓郁乡土芬芳和时代气息的地方特色——松溪版面，经过二十多年坚韧的努力、不懈的探求，已成为该县文化艺术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弘扬湛卢精神，构建特色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于2000年5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版画艺术之乡”。
【关键词】松溪版画；古建安刻版
版画艺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门类。它以各种板材为创作介质，用生动的线条和色块表现生活、表现美，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版画与中国画、油画、雕塑在艺术领域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共同构成了称雄中国美术界的四大门类。中国现当代版画的创作与世界同步，在国外，不仅博物馆、艺术机构重视版画的收藏，并且一般家庭收藏版画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传统。
松溪版画从创建队伍、创作产品、繁荣发展到被授予全国版画之乡，是有着它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衍和历史渊源的，松溪版画的文化本位可追溯到古建安刻版（刻书）历史文化层面上。古建安刻书历史悠久，宋朝时建安已是我国刻书中心之一。古代建安版图书俗称“建本”，既为“建安版画”，是指建阳的雕版刻书，它兴于宋盛于明，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宋代之前书籍是没有封面和插图的，只是用白纸包装，自有了建安刻书之后，才有了书籍的封面和文字内容的插图，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和创造。
建阳地处福建北部武夷山区，古属建安郡治（建安郡治辖建瓯、南平、建阳、水吉、松溪等地）。手工业发达，文风隆盛，北宋时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南宋时，朱熹曾留居于此，吸引了不少学者，促进了刻书业日趋繁盛，书坊集中于崇化、麻沙两镇。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特别提到“麻沙本”图书，从现存宋刻“建本”《老子道德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等考察，当时这里的刻书已相当精美，并已有插图，十分生动。在众多插图本图书中，当以北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余靖安勤有堂刻印的《古列女传》年代最早而又水平最高，插图题为顾恺之画，虽为书商假借名人声望的经营手段，但书中一些人物形象和构图，与现存传为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对照，确有一些关联，可能是按当时流传的顾恺之粉本摹刻。元代“建本”版画仍保持较高水平，以传世之五种全相平话及《事林广记》最为突出。其中《新全三国志平话》刻画人物生动，常能以少胜多的巧妙处理，表现复杂的情节和壮阔的战争场面，版画风格质朴而严谨，黑白分明，疏密有致，具有明快质朴的特色。特别是首创扉页版画，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末明初，麻沙、崇化两镇书坊先后遭遇火灾，加上战乱，因而刻书业沉寂了一段时候，但不久即得到恢复，到万历时期（1573—1620年）进入全盛，刻书量和行销面都超过往昔。“建本”图书以社会中下层为对象，刻书内容非常广泛，尤以通俗的戏曲小说为多，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各书坊都在书籍插图上大做文章，纷纷以“全像”、“绣像”、“出相”、“补相”为招揽，花样百出，影响到金陵版和徽版图书争相仿效。这种竞争，有力地推动了版画的发展，如余象斗双峰堂刻印的《水浒志传》、乔山堂刘氏刻印的《西厢记》等，绘刻刚劲明快，清新自然，堪称“建本”版画辉煌时期的代表。
就小说版画而言，福建建安派历史最久，自宋刊《列女传》、元刊《连相搜神广记》、《全相平话五种》，至明嘉靖、隆庆诸本，皆为建版。就其发展来看，建安版画曾有两个雕印中心。宋、元时书坊多聚集于建安县，入明后渐衰，建阳县则取而代之，成为书坊林立之处。两处所刊版画，风格无异，故统以“建安派”名之。
自明万历至明亡，是建安派小说版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其间书肆主要集中在建阳县的麻沙、崇化两处。相比之下，更以崇化为大宗。嘉靖《建陽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据统计，现今尚有名称可查考的坊肆，就有九十家左右。书业之盛，可见一斑。这些坊肆，刻印了大量的小说版画。可以这样说，古小说版画的大繁荣局面，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了第一页的。
建阳余氏是明万历时建安派版画的主将。余氏刻书历史悠久，自宋时余靖庵摹刻《列女传》，兹后递代相承，子孙世业，直至清初，仍有版画作品行世。其间最有名的书坊，首推双峰堂。双峰堂主人名余象斗，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双峰堂所刻书或有刊署余象乌、余世腾者，据考皆为余象斗的别署。双峰堂所刻小说，数量极多，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列国志》、《两晋志传》、《两宋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英烈传》等当时广为流传的小说，无不锓梓。其他如萃庆堂，克勤斋等，亦是余氏中的有名书肆。
除余氏外，建阳还荟集了不少他姓的刻书家，如熊氏熊龙峰的忠正堂、熊清波诚德堂、熊宗立种德堂、熊鹿台忠贤堂、熊氏宏远堂等；刘氏刘龙田乔山堂、南闽潭邑艺林刘氏太华等；杨氏清白堂，书林杨居寀等；郑氏联辉堂、宗文书堂等，可谓举不胜举。建阳书业之盛，于此可见。
建阳书肆所刻版画，以上图下文为多，绘镌简单明了，质朴生动，一部长篇小说，配制的图版往往上千幅不止，展开来看就是一幅上下衔接，层次清楚的连环画长卷。历来论建本图书，贬多于褒。明大学问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谢肇淛亦言：“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纸版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记，非以传世也。”（《五杂俎》）胡、谢所言，指的主要是刻印技术及校雠优劣，并不及于版画。但若推及版画，建阳所刊，也是较为粗糙的。“徒为射利记”，更是一言中的。但建本书之所以能常盛不衰，靠的正是数量多而价低廉，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就小说版画而言。上图下文式图文相接，上下相连，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图文并茂，还是很受大众欢迎的。
就版式而言，上图下文仅是建本小说版画最常见的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如双峰堂刊《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等书，均插有单面方式图。余氏萃庆堂小说版画，所见整版图更多，如《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锲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皆为双面连式；所镌《一见赏心编》，则为单面方式。这些本子的插图，镌刻相对精细，与活跃于万历中期的金陵名肆文林阁、广庆堂等所刊版画在风格上相近，由此也可看出两地小说版画在技术、风格上的相互借鉴，及建安派版画由粗至精的发展脉胳。 清代康乾以后，建安刻书业由于康乾两朝严禁“淫词小说”和不敌金陵、徽派的经营手段而衰落，至道光咸丰年间麻沙“市屋数百家……无一书坊也”，建安版画随着建阳刻书业延续800多年的发展也就销声匿迹。
尽管建安派版画总体上看较粗率，纸墨择选亦未见精良，但就小说版图而言，它毕竟是当时最为活跃的一支。其所做的许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意义。在版式、构图、表现手法等诸方面，对后世及其他流派产生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由于“建本”流传于民间中下层，过去不为收藏家看重，因而现存很少，反倒是在日本和韩国有不少收藏。早年，郑振铎等先生认识到建安古版画的艺术价值，曾着力搜寻而有所收获，但可观的收获还是由周芜先生历30余年奔走完成，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通过国际交流，周芜从日本内阁文库等处寻觅到不少建安古版画的孤本和绝本影印件，如元刻五种全相平话等，大大丰富了资料，极为珍贵。
二十世纪的前30年，版画处于平淡无奇的局面，但民间木版年画以其拙朴画风记述有关审美情趣的演化与现实生活的变迁。三十年代初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兴起了描绘人民疾苦、民族危亡为已任，把艺术创作与劳苦大众联系起来，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受四十年代中国抗战时期延安一大批长期在闽北活动的版画家创作精神的影响版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延伸，首先版画记录和传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后它成了千百万中国老百姓逢年过节家中必不可少之物，如年画、门神、财神和灶神等；后来版画慢慢地被先进的照相印刷术代替。上世纪30年代，当中国传统版画几乎快要灭绝的时候，鲁迅先生引进了现代创作版画，提出“版画回娘家”，并给它注入新的生命意义——政治运动的“投枪匕首”。建国后，中国版画逐渐成熟，开始确立自身，由功利型转向审美型。各地版画家以不同的地方特色丰富了版画创作的面貌，出现了许多地方学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画开始多向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曾一度走入冷寂、低迷状态。新版材、新技法的大量开发利用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局面，形成版画史上新高峰。这一时期创作的版画，其制作技巧之精到艺术语言的纯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
松溪版画扎根乡土，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异军突起，成绩斐然，闻名遐迩。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松溪版画这朵特色文化奇葩的保护和发展，设立了松溪县版画院，成立了版画协会。采取“请进来、送上去、去出去、常下去”的办法，不断提高作者创作水平。组织骨干创作队伍深入研究和秉承古建安版画遗风和老一辈版画家的创作精神，总结版画创作的规律和技法，充分发挥版画的艺术表现力。努力挖掘湛卢文化底蕴，创作出一批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浓郁的题材丰富、版种多样、构图讲究、手法新颖、刻作精致、拓印细腻版画作品，充分反映实践生活和改革开放成就的版画艺术精品。全县现有作品1000多件， 其中5件作品入选全国农民画展，并均获奖，2件被省文化厅选送参加第九展全国美展的评选，3 件作品在福建省第三届书画节上参展，21件作品入选全省农民画展。20余件作品在南平首届文化艺术节上获奖。举办了大型的版画艺术节活动，开辟了作品陈列厅，出版了版画作品集，促使了一批业余版画作者的成长，为松溪版画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松溪版画还很年轻。年轻正是朝气所在，希望所在。松溪版画事业逐渐迈上产业展之路，已在厦门、义乌、武夷山、南平、建阳等地设立了经销点。松溪版画作品已成为具有闽北地方特色的艺术品，并探索开发出了以松溪版画为基础的系列工艺礼品。包装精美的松溪版画作品已进入市场，被行家、有识之士广为收藏，并流传至美国、加拿大、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松溪版画的发展为带动松溪文化事业的繁荣，宣传、推介松溪起到了十分積极、有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沈柔峰等，中国美术辞典，上海辞：}李出版社，1987年，349页
[2]王建中编《汉代画像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386，387页
【关键词】松溪版画；古建安刻版
版画艺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门类。它以各种板材为创作介质，用生动的线条和色块表现生活、表现美，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版画与中国画、油画、雕塑在艺术领域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共同构成了称雄中国美术界的四大门类。中国现当代版画的创作与世界同步，在国外，不仅博物馆、艺术机构重视版画的收藏，并且一般家庭收藏版画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传统。
松溪版画从创建队伍、创作产品、繁荣发展到被授予全国版画之乡，是有着它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衍和历史渊源的，松溪版画的文化本位可追溯到古建安刻版（刻书）历史文化层面上。古建安刻书历史悠久，宋朝时建安已是我国刻书中心之一。古代建安版图书俗称“建本”，既为“建安版画”，是指建阳的雕版刻书，它兴于宋盛于明，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宋代之前书籍是没有封面和插图的，只是用白纸包装，自有了建安刻书之后，才有了书籍的封面和文字内容的插图，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和创造。
建阳地处福建北部武夷山区，古属建安郡治（建安郡治辖建瓯、南平、建阳、水吉、松溪等地）。手工业发达，文风隆盛，北宋时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南宋时，朱熹曾留居于此，吸引了不少学者，促进了刻书业日趋繁盛，书坊集中于崇化、麻沙两镇。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特别提到“麻沙本”图书，从现存宋刻“建本”《老子道德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等考察，当时这里的刻书已相当精美，并已有插图，十分生动。在众多插图本图书中，当以北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余靖安勤有堂刻印的《古列女传》年代最早而又水平最高，插图题为顾恺之画，虽为书商假借名人声望的经营手段，但书中一些人物形象和构图，与现存传为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对照，确有一些关联，可能是按当时流传的顾恺之粉本摹刻。元代“建本”版画仍保持较高水平，以传世之五种全相平话及《事林广记》最为突出。其中《新全三国志平话》刻画人物生动，常能以少胜多的巧妙处理，表现复杂的情节和壮阔的战争场面，版画风格质朴而严谨，黑白分明，疏密有致，具有明快质朴的特色。特别是首创扉页版画，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末明初，麻沙、崇化两镇书坊先后遭遇火灾，加上战乱，因而刻书业沉寂了一段时候，但不久即得到恢复，到万历时期（1573—1620年）进入全盛，刻书量和行销面都超过往昔。“建本”图书以社会中下层为对象，刻书内容非常广泛，尤以通俗的戏曲小说为多，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各书坊都在书籍插图上大做文章，纷纷以“全像”、“绣像”、“出相”、“补相”为招揽，花样百出，影响到金陵版和徽版图书争相仿效。这种竞争，有力地推动了版画的发展，如余象斗双峰堂刻印的《水浒志传》、乔山堂刘氏刻印的《西厢记》等，绘刻刚劲明快，清新自然，堪称“建本”版画辉煌时期的代表。
就小说版画而言，福建建安派历史最久，自宋刊《列女传》、元刊《连相搜神广记》、《全相平话五种》，至明嘉靖、隆庆诸本，皆为建版。就其发展来看，建安版画曾有两个雕印中心。宋、元时书坊多聚集于建安县，入明后渐衰，建阳县则取而代之，成为书坊林立之处。两处所刊版画，风格无异，故统以“建安派”名之。
自明万历至明亡，是建安派小说版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其间书肆主要集中在建阳县的麻沙、崇化两处。相比之下，更以崇化为大宗。嘉靖《建陽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据统计，现今尚有名称可查考的坊肆，就有九十家左右。书业之盛，可见一斑。这些坊肆，刻印了大量的小说版画。可以这样说，古小说版画的大繁荣局面，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了第一页的。
建阳余氏是明万历时建安派版画的主将。余氏刻书历史悠久，自宋时余靖庵摹刻《列女传》，兹后递代相承，子孙世业，直至清初，仍有版画作品行世。其间最有名的书坊，首推双峰堂。双峰堂主人名余象斗，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双峰堂所刻书或有刊署余象乌、余世腾者，据考皆为余象斗的别署。双峰堂所刻小说，数量极多，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列国志》、《两晋志传》、《两宋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英烈传》等当时广为流传的小说，无不锓梓。其他如萃庆堂，克勤斋等，亦是余氏中的有名书肆。
除余氏外，建阳还荟集了不少他姓的刻书家，如熊氏熊龙峰的忠正堂、熊清波诚德堂、熊宗立种德堂、熊鹿台忠贤堂、熊氏宏远堂等；刘氏刘龙田乔山堂、南闽潭邑艺林刘氏太华等；杨氏清白堂，书林杨居寀等；郑氏联辉堂、宗文书堂等，可谓举不胜举。建阳书业之盛，于此可见。
建阳书肆所刻版画，以上图下文为多，绘镌简单明了，质朴生动，一部长篇小说，配制的图版往往上千幅不止，展开来看就是一幅上下衔接，层次清楚的连环画长卷。历来论建本图书，贬多于褒。明大学问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谢肇淛亦言：“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纸版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记，非以传世也。”（《五杂俎》）胡、谢所言，指的主要是刻印技术及校雠优劣，并不及于版画。但若推及版画，建阳所刊，也是较为粗糙的。“徒为射利记”，更是一言中的。但建本书之所以能常盛不衰，靠的正是数量多而价低廉，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就小说版画而言。上图下文式图文相接，上下相连，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图文并茂，还是很受大众欢迎的。
就版式而言，上图下文仅是建本小说版画最常见的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如双峰堂刊《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等书，均插有单面方式图。余氏萃庆堂小说版画，所见整版图更多，如《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锲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皆为双面连式；所镌《一见赏心编》，则为单面方式。这些本子的插图，镌刻相对精细，与活跃于万历中期的金陵名肆文林阁、广庆堂等所刊版画在风格上相近，由此也可看出两地小说版画在技术、风格上的相互借鉴，及建安派版画由粗至精的发展脉胳。 清代康乾以后，建安刻书业由于康乾两朝严禁“淫词小说”和不敌金陵、徽派的经营手段而衰落，至道光咸丰年间麻沙“市屋数百家……无一书坊也”，建安版画随着建阳刻书业延续800多年的发展也就销声匿迹。
尽管建安派版画总体上看较粗率，纸墨择选亦未见精良，但就小说版图而言，它毕竟是当时最为活跃的一支。其所做的许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意义。在版式、构图、表现手法等诸方面，对后世及其他流派产生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由于“建本”流传于民间中下层，过去不为收藏家看重，因而现存很少，反倒是在日本和韩国有不少收藏。早年，郑振铎等先生认识到建安古版画的艺术价值，曾着力搜寻而有所收获，但可观的收获还是由周芜先生历30余年奔走完成，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通过国际交流，周芜从日本内阁文库等处寻觅到不少建安古版画的孤本和绝本影印件，如元刻五种全相平话等，大大丰富了资料，极为珍贵。
二十世纪的前30年，版画处于平淡无奇的局面，但民间木版年画以其拙朴画风记述有关审美情趣的演化与现实生活的变迁。三十年代初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兴起了描绘人民疾苦、民族危亡为已任，把艺术创作与劳苦大众联系起来，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受四十年代中国抗战时期延安一大批长期在闽北活动的版画家创作精神的影响版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延伸，首先版画记录和传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后它成了千百万中国老百姓逢年过节家中必不可少之物，如年画、门神、财神和灶神等；后来版画慢慢地被先进的照相印刷术代替。上世纪30年代，当中国传统版画几乎快要灭绝的时候，鲁迅先生引进了现代创作版画，提出“版画回娘家”，并给它注入新的生命意义——政治运动的“投枪匕首”。建国后，中国版画逐渐成熟，开始确立自身，由功利型转向审美型。各地版画家以不同的地方特色丰富了版画创作的面貌，出现了许多地方学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画开始多向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曾一度走入冷寂、低迷状态。新版材、新技法的大量开发利用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局面，形成版画史上新高峰。这一时期创作的版画，其制作技巧之精到艺术语言的纯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
松溪版画扎根乡土，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异军突起，成绩斐然，闻名遐迩。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松溪版画这朵特色文化奇葩的保护和发展，设立了松溪县版画院，成立了版画协会。采取“请进来、送上去、去出去、常下去”的办法，不断提高作者创作水平。组织骨干创作队伍深入研究和秉承古建安版画遗风和老一辈版画家的创作精神，总结版画创作的规律和技法，充分发挥版画的艺术表现力。努力挖掘湛卢文化底蕴，创作出一批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浓郁的题材丰富、版种多样、构图讲究、手法新颖、刻作精致、拓印细腻版画作品，充分反映实践生活和改革开放成就的版画艺术精品。全县现有作品1000多件， 其中5件作品入选全国农民画展，并均获奖，2件被省文化厅选送参加第九展全国美展的评选，3 件作品在福建省第三届书画节上参展，21件作品入选全省农民画展。20余件作品在南平首届文化艺术节上获奖。举办了大型的版画艺术节活动，开辟了作品陈列厅，出版了版画作品集，促使了一批业余版画作者的成长，为松溪版画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松溪版画还很年轻。年轻正是朝气所在，希望所在。松溪版画事业逐渐迈上产业展之路，已在厦门、义乌、武夷山、南平、建阳等地设立了经销点。松溪版画作品已成为具有闽北地方特色的艺术品，并探索开发出了以松溪版画为基础的系列工艺礼品。包装精美的松溪版画作品已进入市场，被行家、有识之士广为收藏，并流传至美国、加拿大、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松溪版画的发展为带动松溪文化事业的繁荣，宣传、推介松溪起到了十分積极、有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沈柔峰等，中国美术辞典，上海辞：}李出版社，1987年，349页
[2]王建中编《汉代画像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386，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