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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所收藏的大量法国十八世纪早期的传世名画中有一幅让一弗朗索瓦德特洛伊的作品，名为“沙龙里的读书会(La Lecture dans unSalon)”。当弗里德里希二世与包括伏尔泰在内的1747年到1753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们会面，并进行那场别开生面的“圆桌会议”时，这幅画就挂在无忧宫的宴会厅内。后来这幅画被拿破仑的军队劫到了巴黎，再也没有回到过最初收藏它的地方。《沙龙里的读书会》将观者带入贵族社交圈的世界中。一个由五名贵妇和两名贵族男子组成的小团体在下午聚到了一起——背景上的钟显示了精确的时间，现在是下午四点半。他们聚会是为了一起渡过一个悠闲的下午。锦衣华服和堂皇的室内装饰无不彰显着场面的华美优渥，将观者的目光吸引到这个小圈子的高雅氛围上。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门第和教育来是培植这种小圈子的土壤，拥有细腻感触和卓越品位的人在一起被成为“精华圈子(labonne compagnie)”。在让·弗朗索瓦·德·特鲁瓦(Jean-Frangois de Troy)的画中，“精华圈子”所享受到的精神愉悦来自他们对一本书的共同阅读。一名贵族男子是朗读者，他的周围环绕着做在矮沙发上聆听的女士们，而另外两个人只好站着。朗读者的目光从手中的书本移开，抬头查看他朗读的效果和听众们脸上的反应。他的目光首先捕获了坐在他右边的那位女士，而她也望向了他——自己的观察者。这里的目光流转是不是意味着某些细微的暧昧情愫呢?
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应当由所读的书本来提供，而画家在此并未给出答案。1919年以来男子所读的书一直被解读为莫里哀的一出戏剧，剧中刚好描绘了画里的场景。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可靠。因为这幅画就像它目前还被保留在无忧宫的姊妹篇一样，作于1731年，很有可能画中的“精华圈子”的谈话是关于一部当时被疯狂传阅的伤感小说《爱情与偶然的游戏(Lejeu del’amour et duhasard)》。这本书在创作此画的一年之前由剧作家马里沃(Marivaux)出版。这部以情欲为核心的作品糅杂着脉脉柔情和卖弄风骚，又同时充斥了伤感与欢乐，与特鲁瓦画中的氛围如出一辙。在画面中这本书刚好占据了构图的中心位置，精确地落在画面所表现的情节的中轴点上。一本书可以成为谈话的主题，可以成为众人兴趣的焦点。不只这幅画，包括无忧宫的宴会厅这个曾经收藏了这幅画并举办了的卓越思想家们的讨论的地方，都证明了这一点。书籍成为了知识的来源。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书籍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也变得越来越普及。要回顾这一点，我们得先来看另一幅画。
莫里斯·昆廷·德·拉·图尔(MaurichQuentin de La Tour，1740—1788)，法国伟大的色粉画家，于1742年创作了他的朋友阿贝让一雅克胡贝尔(Abbés Jean-Jacques Huber，1699—1747)的半身像。画中的他正在挑灯夜读。这位曾作为外交使节周游远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备受巴黎社交界欢迎的教士显然把自己的阅读状态弄得非常舒服。他外套敞开着，撑着手臂，仅仅坐在椅子的一角，正躬身细读一本大书。为了更好地阅读他把这本书用另外两本大厚书垫起来了。一只双臂烛台将光投射到翻开的书页和读者的脸上，而沉浸在书籍中的胡贝尔似乎并没有注意的，两只蜡烛中的一只已经熄灭了。高度的聚精会神，面带微笑的沉思，以及深夜里保持着头脑清醒，阅读铅字并不断吸收知识的精神过程通过胡贝尔的神态被细腻地表现了出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书中夹带了白色小纸条作为不时要翻看的页码的记号，同时阅读者的食指也在书中缝里插入了下一章节，以便阅读时随时翻看要参照的文本。不同于特鲁瓦的那幅关于聊天的绘画，阅读在这里不再是附庸风雅的消遣，而是一种简直是如饥似渴地对知识的获取。由此我们就到领略到了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核心思想：让-雅克·胡贝尔是一位“被照亮的人”(éclairé)，不过照亮他的光不是来自蜡烛，而是知识之光。
需要指出的是，画家拉图尔并没有隐瞒他的朋友胡贝尔读的到底是什么。在被翻开的册页的书脊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蒙田”的名字。胡贝尔所读的正是这位法国文艺复兴晚期哲学家自1580年开始陆续面世的作品《蒙田随笔》。蒙田在这部作品中通过观察和分析，将人类和人类世界作为探讨的对象。他既带着怀疑精神又怀着充满爱意的谅解，将质疑的种子种下，把知识巩固和传播，并始终以保护思想自由的为己任。蒙田由此成为了第一批自由思想家之一。作为自由的思想者他的影响力一直波及到二十世纪。蒙田是十八世纪思想界的宠儿，许多启蒙思想家将他视作典范、前辈，这其中尤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代表。在胡贝尔的夜读时光中，《蒙田随笔》是他的求知欲和宁静心境的绝佳伴侣。
十八世纪书籍作为传播媒介盛行一时，人们经常将此现象称之为“阅读革命”。蜂拥而至的出版物和被细分的纸媒市场都导致了书籍文化比之前几个世纪的大规模升温。随着供应量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作家活动的职业化，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职业群体。此外图书市场受到了业已改变的阅读行为的支配，旧的图书主题在今天的市场上已经难以为继，原先的深入精读的阅读习惯已经被今日的广泛浏览所取代。人们不再将阅读对象限制在少数几本书并进行反复深入的研究，而是孜孜不倦不知餍足地追求新的阅读材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十八世纪欧洲的所有国家，从科学论文到小说的各种出版物的数量都在大幅度增加，同时增加还有应运而生的大量读者群。从这时候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传播途径。
在十八世纪阅读不止像拉-图尔的绘画中表现的那样只在私人空间里展开，它也可以像特鲁尔描绘的那样，成为社交活动中谈话的主题。一种具有文学素养的公众群体占领了咖啡馆、俱乐部，以及新建立的图书租借处这种能够获得书籍的场所。阅读者们最为风雅的交流场所无疑是沙龙。沙龙起初是只为贵族们的聚会服务的，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了十八世纪法国的一种思想交流的论坛。精英阶层的代表，比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聚在无拘无束的私人家居氛围中一起进行讨论，不用担心受到等级门第的限制。文化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加速了启蒙运动的进程。人们可以把巴黎的沙龙看做启蒙运动的实验室，在那里各种启蒙的理念和规划在如火如荼的争论和批评中经受淬炼。这些沙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主持的。这些女性作为讨论的邀请者以及主持人致力于引导众人的对话，运用自己迷人的人格魅力化解各方的唇枪舌战并使讨论变得文雅有礼。她们通常博学而富有洞见，就像十八世纪新的图书市场所透露出的讯息一样：女性读者出现了。 让-埃迪安·利奥塔尔(Jean-étienneLiotard)在他创作于1759年的画作就描绘了一位这样一位“女才子(femme delettres)”——路易丝·埃皮奈(Louised’Epinay)。她是启蒙时代最智慧的女性之一，并受到了出色的教育。埃皮奈夫人在她巴黎的沙龙里招待了卢梭、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冯·格林，乃至青年莫扎特等人。她一度成为卢梭的赞助人，但后来为了迎合伏尔泰又与之分道扬镳。凭着对她的生动的回忆利奥塔尔绘制了这位杰出女性的肖像。食指轻触下颌，探索的眼神望向前方，埃皮奈夫人以一种清明的智慧注视着观者。大概在她的沙龙里她也是这样注视着她彼时的谈伴们，好激发他们的灵感。她左手拿着一本半开的书，就好像刚刚被打断了阅读，抬头望向了自己的观众。利奥塔尔在这里有意隐去了她读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因为埃皮奈夫人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有可能这本书是跟她自己的写作有关的内容。也许正是绘制这幅画时她所写的一本宣扬教育理论的书《给儿子的信》(Lettres a Mon Fils)。这本书甚至早于罗素1762年出版的教育小说《爱弥儿》，而后者正是由埃皮奈夫人送去日内瓦付梓印刷的。
十八世纪的受教育女性不仅会在阅读小说和时装杂志上花时间，也会致力于严肃的研究，甚至像埃皮奈夫人这样资助之。拉图尔在1753年所描绘的费朗(Ferrand)小姐画像就印证了这一点。画中的她为了舒舒服服地阅读把一本书立了起来，此刻眼睛正离开书本抬头看人。在打开的书本的右侧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名字——牛顿。这很有可能是伏尔泰发表的一篇关于牛顿定律的文章，名为《牛顿哲学原理》，于173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费朗小姐读的是本书的1752年版本。该版本在绘制这幅画的前一年才刚刚出版上市，并且格外受读者欢迎。拉·图尔的这幅画惯常被叫做“费朗小姐思索牛顿”。但不同于画名的暗示，画家在这里并不是表现了费朗小姐独自一人苦苦思索和领悟文章的内容，而更像是从刚刚看过的书转向一个想象中的对话者，好与他展开针对书中内容的深入讨论。费朗小姐放在耳后的手仿佛是在收拢自己的注意力，好全神贯注地参与到谈话中。一缕聪慧的笑意掠过她的脸颊。
阅读艾萨克·牛顿的费朗小姐接触到的是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者。牛顿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基础，并且通过实验和计算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行星的运行系统。牛顿证明了绝对的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存在。他的成果还以别的方式刺激了十八世纪的思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所揭示出的秩序被运用到了社会关系上，并引起了变革。这些变革在后来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中都可觅得踪迹。牛顿的作品构成了“学者共和国”(république delettres)的柱石之一。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精神空间，但也可以在书信交往和信中的讨论里找到它切实的雏形。“学者共和国”的概念不分国界地渗入了整个欧洲和新大陆。自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奠基性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问世以来，人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启蒙运动在公共领域的产生的影响将会怎样威胁现存的政权，并撼动当权者的统治地位。在一张覆盖全欧的大网上，文学领域的公众发展成为政治领域的公众，理性的标尺通过出版物获得了实际的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作为。在启蒙的时代书籍带来的讯息具有巨大的爆炸性效果。许多作家被迫通过地下活动或者流亡生涯来写作和出版，一大批作品只能在海外印刷并通过秘密的渠道进行销售。但历史的变迁不会因此受阻，启蒙之光也并未黯淡。
十八世纪重要出版物的编辑史在此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启蒙运动最初的宣言《百科全书》是那个时代最畅销的书籍，在1751年它是以豪华的对开本形式制作的。《百科全书)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并得到法国思想界精英的支持。作为对一项伟大的思想运动的总结，《百科全书》试图研究籍由人的理智和感官获得的认识，以此打破由政治和宗教所设定的专制意识形态的理性桎梏。由于《百科全书》对统治阶层意志的蔑视，它变成了一部危险的文学作品，其编辑出版更是成为了一项大胆的冒险活动。在《百科全书》的头两卷出版之后统治阶层就开始进行干涉：皇家枢密院和教会将这部作品诋毁为叛乱的工具。镇压措施在1759年第七卷出版后愈演愈烈。法国国会禁止了《百科全书》的继续销售，皇家印刷特权被收回，梵蒂冈更是将这套书列入了禁书目录。尽管如此，《百科全书》还是以它在全欧洲范围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它的不可战胜性和历史性的地位。1765年《百科全书》余下的十卷顺利出版，1772年狄德罗将这部作品全部编纂完毕。《百科全书》的出版是着启蒙运动的转折点，这个思想领域的大胆冒险中所设立的现代文明的目标标志了欧洲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成熟。
拉-图尔于1755年绘制的蓬皮杜夫人的等身画像展现了启蒙的讯息如何渗透到法国的高层。蓬皮杜夫人(1721—1764)1745年成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后来成为他柏拉图式的伴侣和重要的顾问，并最终一度成为法国内政外交的幕后指挥。画面上蓬皮杜夫人安坐于一张桌子旁边，周围环绕的事物都是她的兴趣和才能所在。她手中拿着一份乐谱，摆设的铜版画和版画册页表明了她的艺术涵养，不过最重要的线索还是来自于放在她桌上的随时可供参阅的书籍。书脊上的字样不难辨认，从左边开始书列的第一本是乔凡尼-巴蒂斯塔瓜里尼(Giovanni Battista Guarini)于1590年出版的田园诗集《忠实的牧羊人(Il Pastor Fido)》这部作品在十八世纪激起了对乡村田园风光的向往，由它改编而成的戏剧受到了蓬皮杜夫人的特别钟爱。旁边是伏尔泰的《亨利亚德(LaHenriade)》，一部写于1723年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史诗作品。它歌颂了法国王朝的建立，赞美了法王亨利四世，并在他身上赋予了原本属于启蒙思想家的哲学和国家政治理念。接下来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进一步增添了法国作为“学者共和国”的荣耀。这部于1748年面世的著作内容涉及法律的精神、宪法的必要性、属于个人的进行自我开发的自由权利等，它对自由国家体质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孟德斯鸠确立的三权分立法则最终进入了一切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中。这部作品因为竖立在皇家贵妇的桌子上，甚至拿在她的手中，而展现出非同寻常的震撼力，特别是在它还受到巴黎大学的谴责，并在教会的禁书目录上榜上有名的情况下。书列的最后一本是《百科全书》第四卷，它出版于1754年，正是绘制这幅画的前一年。拥有和使用《百科全书》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女主人的思想自由。这部挑战旧秩序，质疑统治阶层的作品能够享有法国最 具权势的女人的青睐，并不只是画家的幻想。在现实世界的国家政治里它们也确实受到了特殊的照顾。《百科全书》在1752年遭遇第一次出版危机时，多亏蓬皮杜夫人的介入事情才有了回旋的余地，它才不至于被扼杀。将《百科全书》的最新一卷作为私人物品陈列出来，不仅意味着蓬皮杜夫人接受了书中宣传的进步、大胆的道路，也宣示了她骄傲地信仰着启蒙思想家的理想。这个充满自信的年轻女人带着她崇高的声望将自己置身于启蒙之光的照耀中，并证明了自己的思想自由。1764年四月当伏尔泰收到蓬皮杜夫人的死讯后，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写到：“她是我们中的一个。”
我们可以简短地看看另外两幅画作为比较。画中展示的两位阅读私人读物的女士，她们都身着艳丽动人、突出强调女性魅力的锦衣华服。让-埃迪安·利奥塔尔展示的是一套显得有些怪异的土耳其服饰，与此相对的，弗朗索瓦·布歇(FransoisBoucher，1703—1770)则赞颂了法国宫廷服饰的华美奢豪。在利奥塔尔的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冷美人，而布歇又一次描绘了艳光四射，妩媚可爱的蓬皮杜夫人。两幅画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不过只有布歇的画上明确标示了作品作于1756年。利奥塔尔满足于对房间背景仅作简单的交代，而布歇的画里则展示了宫廷风格的繁复奢华。穿着充满异域风情的土耳其服饰的年轻女子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的软垫子上，而蓬皮杜夫人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倚靠在软榻上。穿土耳其服装的女子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也许她读的正是当时最畅销的色情文学——克雷比翁(Crébillon)出版于1742年的充满梦幻气息的小说《沙发(Le Sopha)》。而蓬皮杜夫人的眼光从一本也许并不属于她本人的读物上移开，在这凝固的瞬间她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仿佛那些国家与社会、艺术与哲学问的相互关系纷纷来到了她眼前。阅读创造了可以吸引人类，甚至改变人类的知识的空间。在欧洲的启蒙时期书籍是进步的工具，书籍中记录了理性的尺度。书籍所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分等级贵贱，无论性别差异——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女性读者的描绘。正是这种平等造就了一种公众群体，他们训练自己交谈和讨论，他们将贵族阶层和市民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教育的平等将启蒙之光投向了宗教迷信和陈规旧俗的阴影。书籍为激越的启蒙思潮指引方向，在今天仍是如此。
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应当由所读的书本来提供，而画家在此并未给出答案。1919年以来男子所读的书一直被解读为莫里哀的一出戏剧，剧中刚好描绘了画里的场景。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可靠。因为这幅画就像它目前还被保留在无忧宫的姊妹篇一样，作于1731年，很有可能画中的“精华圈子”的谈话是关于一部当时被疯狂传阅的伤感小说《爱情与偶然的游戏(Lejeu del’amour et duhasard)》。这本书在创作此画的一年之前由剧作家马里沃(Marivaux)出版。这部以情欲为核心的作品糅杂着脉脉柔情和卖弄风骚，又同时充斥了伤感与欢乐，与特鲁瓦画中的氛围如出一辙。在画面中这本书刚好占据了构图的中心位置，精确地落在画面所表现的情节的中轴点上。一本书可以成为谈话的主题，可以成为众人兴趣的焦点。不只这幅画，包括无忧宫的宴会厅这个曾经收藏了这幅画并举办了的卓越思想家们的讨论的地方，都证明了这一点。书籍成为了知识的来源。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书籍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也变得越来越普及。要回顾这一点，我们得先来看另一幅画。
莫里斯·昆廷·德·拉·图尔(MaurichQuentin de La Tour，1740—1788)，法国伟大的色粉画家，于1742年创作了他的朋友阿贝让一雅克胡贝尔(Abbés Jean-Jacques Huber，1699—1747)的半身像。画中的他正在挑灯夜读。这位曾作为外交使节周游远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备受巴黎社交界欢迎的教士显然把自己的阅读状态弄得非常舒服。他外套敞开着，撑着手臂，仅仅坐在椅子的一角，正躬身细读一本大书。为了更好地阅读他把这本书用另外两本大厚书垫起来了。一只双臂烛台将光投射到翻开的书页和读者的脸上，而沉浸在书籍中的胡贝尔似乎并没有注意的，两只蜡烛中的一只已经熄灭了。高度的聚精会神，面带微笑的沉思，以及深夜里保持着头脑清醒，阅读铅字并不断吸收知识的精神过程通过胡贝尔的神态被细腻地表现了出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书中夹带了白色小纸条作为不时要翻看的页码的记号，同时阅读者的食指也在书中缝里插入了下一章节，以便阅读时随时翻看要参照的文本。不同于特鲁瓦的那幅关于聊天的绘画，阅读在这里不再是附庸风雅的消遣，而是一种简直是如饥似渴地对知识的获取。由此我们就到领略到了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核心思想：让-雅克·胡贝尔是一位“被照亮的人”(éclairé)，不过照亮他的光不是来自蜡烛，而是知识之光。
需要指出的是，画家拉图尔并没有隐瞒他的朋友胡贝尔读的到底是什么。在被翻开的册页的书脊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蒙田”的名字。胡贝尔所读的正是这位法国文艺复兴晚期哲学家自1580年开始陆续面世的作品《蒙田随笔》。蒙田在这部作品中通过观察和分析，将人类和人类世界作为探讨的对象。他既带着怀疑精神又怀着充满爱意的谅解，将质疑的种子种下，把知识巩固和传播，并始终以保护思想自由的为己任。蒙田由此成为了第一批自由思想家之一。作为自由的思想者他的影响力一直波及到二十世纪。蒙田是十八世纪思想界的宠儿，许多启蒙思想家将他视作典范、前辈，这其中尤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代表。在胡贝尔的夜读时光中，《蒙田随笔》是他的求知欲和宁静心境的绝佳伴侣。
十八世纪书籍作为传播媒介盛行一时，人们经常将此现象称之为“阅读革命”。蜂拥而至的出版物和被细分的纸媒市场都导致了书籍文化比之前几个世纪的大规模升温。随着供应量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作家活动的职业化，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职业群体。此外图书市场受到了业已改变的阅读行为的支配，旧的图书主题在今天的市场上已经难以为继，原先的深入精读的阅读习惯已经被今日的广泛浏览所取代。人们不再将阅读对象限制在少数几本书并进行反复深入的研究，而是孜孜不倦不知餍足地追求新的阅读材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十八世纪欧洲的所有国家，从科学论文到小说的各种出版物的数量都在大幅度增加，同时增加还有应运而生的大量读者群。从这时候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传播途径。
在十八世纪阅读不止像拉-图尔的绘画中表现的那样只在私人空间里展开，它也可以像特鲁尔描绘的那样，成为社交活动中谈话的主题。一种具有文学素养的公众群体占领了咖啡馆、俱乐部，以及新建立的图书租借处这种能够获得书籍的场所。阅读者们最为风雅的交流场所无疑是沙龙。沙龙起初是只为贵族们的聚会服务的，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了十八世纪法国的一种思想交流的论坛。精英阶层的代表，比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聚在无拘无束的私人家居氛围中一起进行讨论，不用担心受到等级门第的限制。文化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加速了启蒙运动的进程。人们可以把巴黎的沙龙看做启蒙运动的实验室，在那里各种启蒙的理念和规划在如火如荼的争论和批评中经受淬炼。这些沙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主持的。这些女性作为讨论的邀请者以及主持人致力于引导众人的对话，运用自己迷人的人格魅力化解各方的唇枪舌战并使讨论变得文雅有礼。她们通常博学而富有洞见，就像十八世纪新的图书市场所透露出的讯息一样：女性读者出现了。 让-埃迪安·利奥塔尔(Jean-étienneLiotard)在他创作于1759年的画作就描绘了一位这样一位“女才子(femme delettres)”——路易丝·埃皮奈(Louised’Epinay)。她是启蒙时代最智慧的女性之一，并受到了出色的教育。埃皮奈夫人在她巴黎的沙龙里招待了卢梭、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冯·格林，乃至青年莫扎特等人。她一度成为卢梭的赞助人，但后来为了迎合伏尔泰又与之分道扬镳。凭着对她的生动的回忆利奥塔尔绘制了这位杰出女性的肖像。食指轻触下颌，探索的眼神望向前方，埃皮奈夫人以一种清明的智慧注视着观者。大概在她的沙龙里她也是这样注视着她彼时的谈伴们，好激发他们的灵感。她左手拿着一本半开的书，就好像刚刚被打断了阅读，抬头望向了自己的观众。利奥塔尔在这里有意隐去了她读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因为埃皮奈夫人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有可能这本书是跟她自己的写作有关的内容。也许正是绘制这幅画时她所写的一本宣扬教育理论的书《给儿子的信》(Lettres a Mon Fils)。这本书甚至早于罗素1762年出版的教育小说《爱弥儿》，而后者正是由埃皮奈夫人送去日内瓦付梓印刷的。
十八世纪的受教育女性不仅会在阅读小说和时装杂志上花时间，也会致力于严肃的研究，甚至像埃皮奈夫人这样资助之。拉图尔在1753年所描绘的费朗(Ferrand)小姐画像就印证了这一点。画中的她为了舒舒服服地阅读把一本书立了起来，此刻眼睛正离开书本抬头看人。在打开的书本的右侧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名字——牛顿。这很有可能是伏尔泰发表的一篇关于牛顿定律的文章，名为《牛顿哲学原理》，于173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费朗小姐读的是本书的1752年版本。该版本在绘制这幅画的前一年才刚刚出版上市，并且格外受读者欢迎。拉·图尔的这幅画惯常被叫做“费朗小姐思索牛顿”。但不同于画名的暗示，画家在这里并不是表现了费朗小姐独自一人苦苦思索和领悟文章的内容，而更像是从刚刚看过的书转向一个想象中的对话者，好与他展开针对书中内容的深入讨论。费朗小姐放在耳后的手仿佛是在收拢自己的注意力，好全神贯注地参与到谈话中。一缕聪慧的笑意掠过她的脸颊。
阅读艾萨克·牛顿的费朗小姐接触到的是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者。牛顿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基础，并且通过实验和计算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行星的运行系统。牛顿证明了绝对的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存在。他的成果还以别的方式刺激了十八世纪的思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所揭示出的秩序被运用到了社会关系上，并引起了变革。这些变革在后来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中都可觅得踪迹。牛顿的作品构成了“学者共和国”(république delettres)的柱石之一。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精神空间，但也可以在书信交往和信中的讨论里找到它切实的雏形。“学者共和国”的概念不分国界地渗入了整个欧洲和新大陆。自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奠基性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问世以来，人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启蒙运动在公共领域的产生的影响将会怎样威胁现存的政权，并撼动当权者的统治地位。在一张覆盖全欧的大网上，文学领域的公众发展成为政治领域的公众，理性的标尺通过出版物获得了实际的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作为。在启蒙的时代书籍带来的讯息具有巨大的爆炸性效果。许多作家被迫通过地下活动或者流亡生涯来写作和出版，一大批作品只能在海外印刷并通过秘密的渠道进行销售。但历史的变迁不会因此受阻，启蒙之光也并未黯淡。
十八世纪重要出版物的编辑史在此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启蒙运动最初的宣言《百科全书》是那个时代最畅销的书籍，在1751年它是以豪华的对开本形式制作的。《百科全书)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并得到法国思想界精英的支持。作为对一项伟大的思想运动的总结，《百科全书》试图研究籍由人的理智和感官获得的认识，以此打破由政治和宗教所设定的专制意识形态的理性桎梏。由于《百科全书》对统治阶层意志的蔑视，它变成了一部危险的文学作品，其编辑出版更是成为了一项大胆的冒险活动。在《百科全书》的头两卷出版之后统治阶层就开始进行干涉：皇家枢密院和教会将这部作品诋毁为叛乱的工具。镇压措施在1759年第七卷出版后愈演愈烈。法国国会禁止了《百科全书》的继续销售，皇家印刷特权被收回，梵蒂冈更是将这套书列入了禁书目录。尽管如此，《百科全书》还是以它在全欧洲范围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它的不可战胜性和历史性的地位。1765年《百科全书》余下的十卷顺利出版，1772年狄德罗将这部作品全部编纂完毕。《百科全书》的出版是着启蒙运动的转折点，这个思想领域的大胆冒险中所设立的现代文明的目标标志了欧洲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成熟。
拉-图尔于1755年绘制的蓬皮杜夫人的等身画像展现了启蒙的讯息如何渗透到法国的高层。蓬皮杜夫人(1721—1764)1745年成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后来成为他柏拉图式的伴侣和重要的顾问，并最终一度成为法国内政外交的幕后指挥。画面上蓬皮杜夫人安坐于一张桌子旁边，周围环绕的事物都是她的兴趣和才能所在。她手中拿着一份乐谱，摆设的铜版画和版画册页表明了她的艺术涵养，不过最重要的线索还是来自于放在她桌上的随时可供参阅的书籍。书脊上的字样不难辨认，从左边开始书列的第一本是乔凡尼-巴蒂斯塔瓜里尼(Giovanni Battista Guarini)于1590年出版的田园诗集《忠实的牧羊人(Il Pastor Fido)》这部作品在十八世纪激起了对乡村田园风光的向往，由它改编而成的戏剧受到了蓬皮杜夫人的特别钟爱。旁边是伏尔泰的《亨利亚德(LaHenriade)》，一部写于1723年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史诗作品。它歌颂了法国王朝的建立，赞美了法王亨利四世，并在他身上赋予了原本属于启蒙思想家的哲学和国家政治理念。接下来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进一步增添了法国作为“学者共和国”的荣耀。这部于1748年面世的著作内容涉及法律的精神、宪法的必要性、属于个人的进行自我开发的自由权利等，它对自由国家体质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孟德斯鸠确立的三权分立法则最终进入了一切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中。这部作品因为竖立在皇家贵妇的桌子上，甚至拿在她的手中，而展现出非同寻常的震撼力，特别是在它还受到巴黎大学的谴责，并在教会的禁书目录上榜上有名的情况下。书列的最后一本是《百科全书》第四卷，它出版于1754年，正是绘制这幅画的前一年。拥有和使用《百科全书》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女主人的思想自由。这部挑战旧秩序，质疑统治阶层的作品能够享有法国最 具权势的女人的青睐，并不只是画家的幻想。在现实世界的国家政治里它们也确实受到了特殊的照顾。《百科全书》在1752年遭遇第一次出版危机时，多亏蓬皮杜夫人的介入事情才有了回旋的余地，它才不至于被扼杀。将《百科全书》的最新一卷作为私人物品陈列出来，不仅意味着蓬皮杜夫人接受了书中宣传的进步、大胆的道路，也宣示了她骄傲地信仰着启蒙思想家的理想。这个充满自信的年轻女人带着她崇高的声望将自己置身于启蒙之光的照耀中，并证明了自己的思想自由。1764年四月当伏尔泰收到蓬皮杜夫人的死讯后，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写到：“她是我们中的一个。”
我们可以简短地看看另外两幅画作为比较。画中展示的两位阅读私人读物的女士，她们都身着艳丽动人、突出强调女性魅力的锦衣华服。让-埃迪安·利奥塔尔展示的是一套显得有些怪异的土耳其服饰，与此相对的，弗朗索瓦·布歇(FransoisBoucher，1703—1770)则赞颂了法国宫廷服饰的华美奢豪。在利奥塔尔的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冷美人，而布歇又一次描绘了艳光四射，妩媚可爱的蓬皮杜夫人。两幅画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不过只有布歇的画上明确标示了作品作于1756年。利奥塔尔满足于对房间背景仅作简单的交代，而布歇的画里则展示了宫廷风格的繁复奢华。穿着充满异域风情的土耳其服饰的年轻女子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的软垫子上，而蓬皮杜夫人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倚靠在软榻上。穿土耳其服装的女子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也许她读的正是当时最畅销的色情文学——克雷比翁(Crébillon)出版于1742年的充满梦幻气息的小说《沙发(Le Sopha)》。而蓬皮杜夫人的眼光从一本也许并不属于她本人的读物上移开，在这凝固的瞬间她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仿佛那些国家与社会、艺术与哲学问的相互关系纷纷来到了她眼前。阅读创造了可以吸引人类，甚至改变人类的知识的空间。在欧洲的启蒙时期书籍是进步的工具，书籍中记录了理性的尺度。书籍所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分等级贵贱，无论性别差异——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女性读者的描绘。正是这种平等造就了一种公众群体，他们训练自己交谈和讨论，他们将贵族阶层和市民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教育的平等将启蒙之光投向了宗教迷信和陈规旧俗的阴影。书籍为激越的启蒙思潮指引方向，在今天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