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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文化”是各派学说解说最分歧的名词之一，已有的各种定义不下三百个。我们幸运的是，经过长达十年的一场灾难，大家痛定思痛，终于摒弃了那个以没有文化、扼杀文化为“文化”的荒谬定义，对文化的理解多少一致起来了。党中央发出极大地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号召，上上下下，无不拥护，是为明证。
跑进书店一看，猗欤盛哉，文化之多的确琳琅满目。随便拿起一本书看看，包括食谱花经、棋艺乃至家具图谱在内，无不挂在“文化”名下。这些当然是文化，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十年动乱中被无端贬黜的文化，现在应当给它们以应有的地位。然而，一个对文化感兴趣的人，要想通过读书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人，未必会到此为止。因为文化不仅是一种休息、娱乐的手段，还应当把它当作启蒙的武器，用以打开视野，丰富见识，提高思想。
三联书店在一九八○年出版了五本小书——陈原：《语言和社会生活》，吕叔湘：《语文常谈》，朱自清：《经典常谈》，费孝通：《访美掠影》，吴甲丰：《印象派的再认识》。我想，这些书大概属于上面所说的后一类文化。这些书，粗看起来似乎难以“一以贯之”，各有各的专业，各讲各的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丛书名称。然而，出版社把它们设计成一个格局，应当是有一个统一的考虑的。我们假定把这种考虑说成是提高文化修养，也许不会太错。
这五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具有在狭义意义上的实用性。比如读了《语文常谈》，未必就能有助于改正语法错误、修辞缺点，也不能就此成为汉语语言学家。朱自清先生四十年前在《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得好：“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我看，不只经典(朱先生这里指的是中国古籍)如此，对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即朱先生说的“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来说，其他各种学问何妨也都见识见识，汉语语言学(《语文常谈》)、社会语言学(《语言和社会生活》)、美国社会(《访美掠影》)、某种艺术流派(《印象派的再认识》)，应当都在见识之列。
强调这些书的非实用性(尽管是狭义上的)，可能会使人觉得这是些无关紧要的书。十年动乱中，谁要一提非实用性，当然成了一条罪状，因为这时要的是“立竿见影”，是“刺刀见红”，是连辞典的每个条目中都要“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许多人也都希望自己或子女赶快获得实用知识，能够考取大学，能够立即出国进修。即使是“五讲四美”吧，也希望仅仅靠一纸礼貌语言的单子来使大家都有语言美，提倡少烫发或者多烫发来得到仪表、行为美，等等。后面这些看法，用心当然不坏，但如果仅止于此，就不免有片面性。一个人才能的提高，不能只依靠一些实用知识的积累，更需要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列宁曾经反复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告诫干部，要“学一点”各种科学文化知识。①国外在讨论教育问题时经常有人提到，学校教育不仅要注意表面知识的积累，而且要关心“心灵的启蒙”，要促使学生了解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学科的轮廓和梗概，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一个学了十多年汉语的中学生或者大学生，如果只是熟习语法，不犯语法错误，未必就算过了语文关。假如他了解一下汉语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往往大有助于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才能。不仅年轻学生如此，即使是别一行的专家，又何妨见识一下别的学科的内容。写《印象派的再认识》的吴甲丰，读了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后，就吸收了其中关于“语言污染”和“流行性概念混乱症”等论点，丰富了自己的著作内容，①——但我相信，吴甲丰绝不是为了要成为社会语言学专家等实用目的而去读陈原的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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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供人“见识”的书，相当难写，人们对它的要求很高。概括起来说，这类书第一是要有相当的可读性，足以吸引读者；第二是要有一定深度，科学上力求准确；第三則要求有思想性，因为任何真正的文化都是有思想性的。就这三个要求来说，这五本书都做得相当出色。
可读性是我们出版界多年忽视的问题。现在常说，社会科学读物卖不出去，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有些书写得枯燥教条，可读性差。写这一类一个学科的入门读物，更容易写成辞典里的条目或者大学讲义的压缩本。这样写法的书可以供查考，不过很难吸引人去自觉购读。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序言中说，他写这书，只是“希望有些读者在看小说看电视看得腻味的时候，拿来换换口味，而不至于毫无所得就是了。”说得非常委婉，可是一本讲汉语语言学的著作要想做到与小说、电视“换口味”，作者在生动可读方面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了。吕先生此书的可读性，除了书中不时穿插的许多故事、轶闻、笑话之外，最主要的是，书中的举例设譬大多取自日常的语言现象，然后加以透辟分析，使会讲汉语、也识之无的读者如我辈者，读着读着不自觉地发出“喔！”“喔！”的惊叹声，因为这些语言现象我们都是熟悉的，只是从不深究，现在一经作者点破，茅塞顿开——于是，手中的书就放不下来了。
《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生动活泼已经脍炙人口。作者涉笔成趣，机智幽默，读来兴味盎然。十年动乱中我们所熟知的种种语言现象，到了作者笔下，都用社会语言学这把刀子一一剖析，成为讽刺对象，使人因“语”及事，浮想联翩，忍俊不禁。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社会科学著作是否也应当有幽默、诙谐？有个古罗马诗人说过，“笑语何妨谈真理”。这多少年来，我们在真理与笑语之间筑了一条深沟。除了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无可奈何，可以允许保留作者的诙谐语、双关语以及文字游戏等等，其他作者就未必有这权利了。在战火纷飞、人头落地的年代，借谈幽默否定被压迫者的斗争，这是荒谬的。但大可不必把各种情况下的幽默感一律取消掉。
这些书的读者，可能对书中的论述生动印象较深，而对这些书在学术上的深度了解稍少。有一位青年读者看了《语言与社会生活》之后，主要的感想是：“在轻松的气氛中受到教育”。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假如只顾了轻松而看不到书中学术内容的深度，恐怕也会是一种损失。这五本书，作者都是大手笔，举重若轻，瞧着不费劲，其实往往一语千钧，极有份量。王宗炎教授在《读书》第七期评《语文常谈》说，这本书“看体积是一本小书，看内容却不下于一本大书”。又说，作者的“有些议论，看似平淡无奇，因为作者是那么安详平静，不动声色，可是细想一下，其实是挑战性的。”的确是这样，这些书不但能吸引读者，而且经得起“细想”。深入浅出，此之谓也。
费孝通的《访美掠影》，就形式看是最轻松了，象是一篇游记，一点随感。近几年来出国的人多了，写外国观感的人，何止数十。然而，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一位居美多年的陈先生亲口对笔者说，他读过的访美观感，以此书最有深度，最实际。粗心的读者容易放过“最有深度”这一点，尽顾着欣赏作者流利的文笔，从容的态度，不去仔细思索。其实，这本书处处用三十五年前的美国同现在相比，每个章节都写出美国社会的一个方面，不少论点言在意外，不细心寻思，便会忽略过去。作者用老人服硝酸甘油来比喻美国当前的总政策，用车、油、路三位一体来表明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本质，都是既深刻又有分寸感，不是对欧美社会有深刻了解，焉能臻此？我们多年来由于热衷于上纲、上线，喜欢用大字眼来说明小事情，日子一长，即使是大字眼也使人麻木了。现在费先生用小字眼来说明大问题，使人一新耳目。我们希望因此能改变一些读者的阅读心理。
文化的思想性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字眼，也是我们评论书刊常用的标准，这原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时会把用多少政治术语、对论敌骂得多凶当作思想性的标准。用这尺度来看，这些书是不够格的。但我们当然不同意说它们没有思想性。
吴甲丰的《印象派的再认识》是一本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著作。作者虽然只讲了一个美术流派，似乎只是叙述一些关于印象派的知识，实际上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怎样看待某些近代外国思潮，怎样解脱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教条主义框框，怎样实事求是地分析一种学说而不随便贴标签、戴帽子。它否定了说印象派的哲学基础是马赫主义这顶大帽子，指出这种说法的可笑，因而也就否定了直到八十年代仍然因袭不变的一些糊涂思想。应当说，对一种新学说、流派不持分析态度而随便戴帽子的做法，有时还能见到。遗憾的是，象这样一本思想上非常尖锐、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的著作，只印了六千册。我刚从书店给孩子买了一本指导作文的書，印数为三十二万册，相比之下，可见今日书市的需求状况。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应当提倡写好这类著作。
我们有时喜欢从题材来决定著作的思想性，似乎现代题材思想性一定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四十年前的旧著，讲的内容又是一些老古董，连书名也是今天的青年容易误解的(他们心中的“经典”只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但是能说朱先生的这部著作没有思想性吗？看来不行。作者在介绍典籍时，字里行间，处处与提倡读“经”的反动思想相对立，向读者介绍真实的知识。中国古代那些历来被认为“神圣”的东西，经他一一辨析，还其本来面目(当然是以四十年前的学术水平而言)。这种功夫，当然需要有明确的立场、科学的方法，只是作者未加明言，更未吹嘘而已。
＊＊＊
就提高文化修养这个大题目说，这些小书只是一砖一石，并不是栋梁之材。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我们太需要这类著作。三联书店一年出版五本这样的小书，不算太少，但是比起需要来，我们总还嫌不够。这五本书的作者都是老一辈的学者，除掉《经典常谈》不说，其他四本，约略算一下，作者的平均年龄在七十上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我们敬佩这些老学者愿做普及工作的精神，但更希望出版社放开选题路子，放手组稿，多约请一些中青年作者参加这一工作，把这些有助于提高文化修养的书出得更多更好，为“四化”作出更多贡献！
①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往往不从提高文化素养的角度来领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学一点”，而作了非常近视的解释。七十年代初期，笔者曾参与一套叫作“学点历史”的丛书的工作，当时就把学点历史只理解为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提供一些历史名词、史实。那时以为，这样是在十分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现在回想起来当然极其可笑。
②《印象派的再认识》109页。
跑进书店一看，猗欤盛哉，文化之多的确琳琅满目。随便拿起一本书看看，包括食谱花经、棋艺乃至家具图谱在内，无不挂在“文化”名下。这些当然是文化，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十年动乱中被无端贬黜的文化，现在应当给它们以应有的地位。然而，一个对文化感兴趣的人，要想通过读书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人，未必会到此为止。因为文化不仅是一种休息、娱乐的手段，还应当把它当作启蒙的武器，用以打开视野，丰富见识，提高思想。
三联书店在一九八○年出版了五本小书——陈原：《语言和社会生活》，吕叔湘：《语文常谈》，朱自清：《经典常谈》，费孝通：《访美掠影》，吴甲丰：《印象派的再认识》。我想，这些书大概属于上面所说的后一类文化。这些书，粗看起来似乎难以“一以贯之”，各有各的专业，各讲各的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丛书名称。然而，出版社把它们设计成一个格局，应当是有一个统一的考虑的。我们假定把这种考虑说成是提高文化修养，也许不会太错。
这五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具有在狭义意义上的实用性。比如读了《语文常谈》，未必就能有助于改正语法错误、修辞缺点，也不能就此成为汉语语言学家。朱自清先生四十年前在《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得好：“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我看，不只经典(朱先生这里指的是中国古籍)如此，对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即朱先生说的“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来说，其他各种学问何妨也都见识见识，汉语语言学(《语文常谈》)、社会语言学(《语言和社会生活》)、美国社会(《访美掠影》)、某种艺术流派(《印象派的再认识》)，应当都在见识之列。
强调这些书的非实用性(尽管是狭义上的)，可能会使人觉得这是些无关紧要的书。十年动乱中，谁要一提非实用性，当然成了一条罪状，因为这时要的是“立竿见影”，是“刺刀见红”，是连辞典的每个条目中都要“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许多人也都希望自己或子女赶快获得实用知识，能够考取大学，能够立即出国进修。即使是“五讲四美”吧，也希望仅仅靠一纸礼貌语言的单子来使大家都有语言美，提倡少烫发或者多烫发来得到仪表、行为美，等等。后面这些看法，用心当然不坏，但如果仅止于此，就不免有片面性。一个人才能的提高，不能只依靠一些实用知识的积累，更需要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列宁曾经反复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告诫干部，要“学一点”各种科学文化知识。①国外在讨论教育问题时经常有人提到，学校教育不仅要注意表面知识的积累，而且要关心“心灵的启蒙”，要促使学生了解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学科的轮廓和梗概，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一个学了十多年汉语的中学生或者大学生，如果只是熟习语法，不犯语法错误，未必就算过了语文关。假如他了解一下汉语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往往大有助于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才能。不仅年轻学生如此，即使是别一行的专家，又何妨见识一下别的学科的内容。写《印象派的再认识》的吴甲丰，读了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后，就吸收了其中关于“语言污染”和“流行性概念混乱症”等论点，丰富了自己的著作内容，①——但我相信，吴甲丰绝不是为了要成为社会语言学专家等实用目的而去读陈原的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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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供人“见识”的书，相当难写，人们对它的要求很高。概括起来说，这类书第一是要有相当的可读性，足以吸引读者；第二是要有一定深度，科学上力求准确；第三則要求有思想性，因为任何真正的文化都是有思想性的。就这三个要求来说，这五本书都做得相当出色。
可读性是我们出版界多年忽视的问题。现在常说，社会科学读物卖不出去，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有些书写得枯燥教条，可读性差。写这一类一个学科的入门读物，更容易写成辞典里的条目或者大学讲义的压缩本。这样写法的书可以供查考，不过很难吸引人去自觉购读。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序言中说，他写这书，只是“希望有些读者在看小说看电视看得腻味的时候，拿来换换口味，而不至于毫无所得就是了。”说得非常委婉，可是一本讲汉语语言学的著作要想做到与小说、电视“换口味”，作者在生动可读方面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了。吕先生此书的可读性，除了书中不时穿插的许多故事、轶闻、笑话之外，最主要的是，书中的举例设譬大多取自日常的语言现象，然后加以透辟分析，使会讲汉语、也识之无的读者如我辈者，读着读着不自觉地发出“喔！”“喔！”的惊叹声，因为这些语言现象我们都是熟悉的，只是从不深究，现在一经作者点破，茅塞顿开——于是，手中的书就放不下来了。
《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生动活泼已经脍炙人口。作者涉笔成趣，机智幽默，读来兴味盎然。十年动乱中我们所熟知的种种语言现象，到了作者笔下，都用社会语言学这把刀子一一剖析，成为讽刺对象，使人因“语”及事，浮想联翩，忍俊不禁。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社会科学著作是否也应当有幽默、诙谐？有个古罗马诗人说过，“笑语何妨谈真理”。这多少年来，我们在真理与笑语之间筑了一条深沟。除了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无可奈何，可以允许保留作者的诙谐语、双关语以及文字游戏等等，其他作者就未必有这权利了。在战火纷飞、人头落地的年代，借谈幽默否定被压迫者的斗争，这是荒谬的。但大可不必把各种情况下的幽默感一律取消掉。
这些书的读者，可能对书中的论述生动印象较深，而对这些书在学术上的深度了解稍少。有一位青年读者看了《语言与社会生活》之后，主要的感想是：“在轻松的气氛中受到教育”。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假如只顾了轻松而看不到书中学术内容的深度，恐怕也会是一种损失。这五本书，作者都是大手笔，举重若轻，瞧着不费劲，其实往往一语千钧，极有份量。王宗炎教授在《读书》第七期评《语文常谈》说，这本书“看体积是一本小书，看内容却不下于一本大书”。又说，作者的“有些议论，看似平淡无奇，因为作者是那么安详平静，不动声色，可是细想一下，其实是挑战性的。”的确是这样，这些书不但能吸引读者，而且经得起“细想”。深入浅出，此之谓也。
费孝通的《访美掠影》，就形式看是最轻松了，象是一篇游记，一点随感。近几年来出国的人多了，写外国观感的人，何止数十。然而，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一位居美多年的陈先生亲口对笔者说，他读过的访美观感，以此书最有深度，最实际。粗心的读者容易放过“最有深度”这一点，尽顾着欣赏作者流利的文笔，从容的态度，不去仔细思索。其实，这本书处处用三十五年前的美国同现在相比，每个章节都写出美国社会的一个方面，不少论点言在意外，不细心寻思，便会忽略过去。作者用老人服硝酸甘油来比喻美国当前的总政策，用车、油、路三位一体来表明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本质，都是既深刻又有分寸感，不是对欧美社会有深刻了解，焉能臻此？我们多年来由于热衷于上纲、上线，喜欢用大字眼来说明小事情，日子一长，即使是大字眼也使人麻木了。现在费先生用小字眼来说明大问题，使人一新耳目。我们希望因此能改变一些读者的阅读心理。
文化的思想性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字眼，也是我们评论书刊常用的标准，这原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时会把用多少政治术语、对论敌骂得多凶当作思想性的标准。用这尺度来看，这些书是不够格的。但我们当然不同意说它们没有思想性。
吴甲丰的《印象派的再认识》是一本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著作。作者虽然只讲了一个美术流派，似乎只是叙述一些关于印象派的知识，实际上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怎样看待某些近代外国思潮，怎样解脱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教条主义框框，怎样实事求是地分析一种学说而不随便贴标签、戴帽子。它否定了说印象派的哲学基础是马赫主义这顶大帽子，指出这种说法的可笑，因而也就否定了直到八十年代仍然因袭不变的一些糊涂思想。应当说，对一种新学说、流派不持分析态度而随便戴帽子的做法，有时还能见到。遗憾的是，象这样一本思想上非常尖锐、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的著作，只印了六千册。我刚从书店给孩子买了一本指导作文的書，印数为三十二万册，相比之下，可见今日书市的需求状况。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应当提倡写好这类著作。
我们有时喜欢从题材来决定著作的思想性，似乎现代题材思想性一定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四十年前的旧著，讲的内容又是一些老古董，连书名也是今天的青年容易误解的(他们心中的“经典”只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但是能说朱先生的这部著作没有思想性吗？看来不行。作者在介绍典籍时，字里行间，处处与提倡读“经”的反动思想相对立，向读者介绍真实的知识。中国古代那些历来被认为“神圣”的东西，经他一一辨析，还其本来面目(当然是以四十年前的学术水平而言)。这种功夫，当然需要有明确的立场、科学的方法，只是作者未加明言，更未吹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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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高文化修养这个大题目说，这些小书只是一砖一石，并不是栋梁之材。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我们太需要这类著作。三联书店一年出版五本这样的小书，不算太少，但是比起需要来，我们总还嫌不够。这五本书的作者都是老一辈的学者，除掉《经典常谈》不说，其他四本，约略算一下，作者的平均年龄在七十上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我们敬佩这些老学者愿做普及工作的精神，但更希望出版社放开选题路子，放手组稿，多约请一些中青年作者参加这一工作，把这些有助于提高文化修养的书出得更多更好，为“四化”作出更多贡献！
①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往往不从提高文化素养的角度来领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学一点”，而作了非常近视的解释。七十年代初期，笔者曾参与一套叫作“学点历史”的丛书的工作，当时就把学点历史只理解为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提供一些历史名词、史实。那时以为，这样是在十分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现在回想起来当然极其可笑。
②《印象派的再认识》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