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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以下的名言：“所有的改革都是被迫的。”（见郑必坚《大战略》，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这句话应用在蒋经国晚年，决定从“保守”走向“开放”的过程，自是十分真实确切。他当年的确是在内、外的巨大压力下，加上自己健康的恶化，被迫而不得不走的唯一一条路，应是持平之论。
只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研究蒋经国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却少有人从这个“被迫”的角度，来论断他不为人知的痛苦心路历程，而大多认为他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体察民意，顺应潮流的“英明”领导人，才断然做了这个足以奠定他历史地位的重要决定。
保守的第一任期
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一共10年不到，第一任期的6年（1978—1984），他的作风是保守的，无论对内、对外的政策都是极端强硬、坚持，毫无商量的余地。
对内来说，当时尚未正式组党的台湾政治反对势力（统称“党外”），每逢选举的“民主假期”，总是趁机聚众闹事，甚至在1979年12月10日，利用“国际人权日”的机会，在高雄發动了大规模的反国民党统治大游行，演成台湾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群众暴力事件（即“美丽岛事件”）。事后蒋经国决定严惩参与暴动的主从人员，进行了公开的“美丽岛大审”，分别处以8年以上的重刑，还撤换了以开明作风著称的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楚崧秋，理由就是他主张公开审判，造成了台湾人民“精神污染”的后果，必须担责下台。
除了“美丽岛事件”外，1980年2月28日又发生了参加“美丽岛事件”被关押主嫌林义雄家中的灭门血案，以及发生在1981年7月3日半夜的美国知名大学教授离奇陈尸台湾大学校园内的“陈文成命案”，这两个重大的政治案件，迄今仍然没有侦破，自然这笔账就都算在执政的国民党身上，难以洗刷。
而对外方面，1979年元旦，美国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撤军的条件，正式与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新对台政策，推动两岸之间的“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四流（探亲、旅游、学术文化、体育工艺的交流）”。蒋经国严肃看待此事，将之定位为“中共统战”，立即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反统战”组织——“固国小组”，并亲定“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为“反统战”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年后，更扩大“固国小组”为“王复国办公室”（后又更名为“刘少康办公室”），以加强台湾“反统战”的力度（详情可参阅《世纪》2018年第2期）。
以上种种作为，可以明显看出，蒋经国的第一任期执行的是保守政策，是高压政策，是“安定重于进步”的政策，使得台湾的政局表面上看来是稳定的，实质上却应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老话。一场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蓄势待发，终于在他的第二任期（1984—1988）接连引爆，令已是风烛残年、卧床治国的蒋经国，感受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压力，他被迫走上了开放的道路，是不得已的，反而因此奠定了他历史上开明民主的地位与形象。
走向开放的第二任期
蒋经国在1984年5月20日就职连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后不到一个月，先是发生一连串重大的煤矿灾变事件，造成高达268名矿工罹难的惨剧，重创政府的声望。就在煤矿灾变尚未解决的同时，又在1984年10月1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江南命案”。“江南命案”着实令蒋经国头疼不已，非得自己强打精神，收拾残局，修补与美国本来就很脆弱的非政府关系。然而，令蒋经国头疼的问题还不止于此，1985年2月，台湾爆发了严重的金融违纪、违规，造成广大银行存户挤兑风波的“十信事件”，内情竟然牵涉到台湾党政高层与企业之间不正常的官商勾结复杂关系，这是蒋经国最不能忍受与原谅的错误。他全面改组了国民党的高层人事，决心以党的革新带动政府的革新。
在此期间，他连续两次公开宣示：“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竞选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政府不能也不会进行军事统治。”他痛心地亲自宣布在他之后，即会结束蒋家在台湾的统治。在压力下，他被迫走向民主开放，台湾迎来了改革元年。
在处理完“煤矿灾变”“江南命案”“十信事件”等重大政治案件后，1986年3月29日，蒋经国决定在台北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他在开会典礼上，提出“政治革新”议案，呼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开拓台湾光明的前途”。他的讲话得到所有与会中央委员的支持与通过。接着，在例行改选中央常务委员时，他突破以往稳定保守的做法，提名了四位属于国民党内“开明派”的委员，出任中常委，他们是：“教育部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与“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陈诚的长子）。
三中全会后，为了具体落实“政治革新”的主张，在4月9日举行的中常会中，蒋经国任命了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等12位中常委组成的“政治革新小组”，由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严家淦担任召集人，两人一组，分别讨论六个亟需革新的议题：包括民意代表机构、地方自治、民间社会组织的改革和解除戒严、强化社会治安、加强党务等问题。
就这样，在蒋经国亲自督军的情形下，启动了台湾正式的改革开放，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一年半里，他在与时间赛跑，要求“政治革新小组”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华航货机事件”打破“三不政策”
就在国民党积极推动政治革新工作的节骨眼上，1986年5月3日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全货运波音747货机，在机长王锡爵（本籍四川）思乡情切的坚持下，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这个突发事件立即惊动了两岸的高层，而如何处理善后，使其他两位非志愿前往大陆的机务人员与被迫降落广州白云机场的华航货机能够顺利归还，返回台湾，两岸有关官员势必要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谈判，方得以使此事件得到圆满合理的解决。然而，这样的接触谈判，正好违背了蒋经国亲定的“三不政策”，迫使蒋经国不得不有新的思维，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碍于形势，蒋经国只有自己打破自己亲定的政策，允许台湾民航局官员与华航人员在香港与大陆相对口的单位进行归还人、机的接触、谈判，最后顺利解决了这个突发事件，台湾的“三不政策”从此被打破，不再成为两岸之间人员交流的阻力与障碍。 正当蒋经国决心推动台湾的政治革新，在党内組织了12位中常委，成立项目小组，针对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开放省市长民选、“国会”全面改选等敏感政治议题，进行研拟解决办法的时候，台湾的“党外反对人士”已有所风闻，他们决定先声夺人，酝酿正式筹组台湾40年来第一个国民党之外的政党。
“党外人士”突袭组党
1986年7月3日，台湾党外人士成立了“组党十人秘密小组”，商讨组党事宜，准备突破长期戒严下的党禁。1986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也是台湾教师节假日。当天来自台湾各地“党外后援会”、献身党外运动的代表132人，聚集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临时变更原定议程，成为组党发起人会议，进而正式宣布“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的诞生。
此时负责组党的几位带领人，心中是忐忑不安的，他们不知道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何时会采取行动，宣告他们的组党是违反了戒严法，并随即逮捕这带头的激进分子。不过，事实上警备总部没有采取任何干涉或拘捕的动作，出乎他们的预料。
当时国民党内的确有人主张取缔刚成立的“民进党”，蒋经国特别召见了李登辉，要李在国民党中常会报告他的意见：“应采取温和的态度……处理事情。”并请李登辉接任严家淦因中风而出缺的国民党“政治革新小组”召集人。
9天以后，蒋经国在1986年10月7日，利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西泽林 ·格兰汉姆（Katherine C. Graham）的机会，告知台湾即将解除戒严法与党禁、报禁。这样明确的宣示表态，等于宣告“民进党”的成立即将合法化。第二天，蒋经国在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本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经国如此用心良苦，发表这样的谈话，目的就在消除党内持不同意见、反对开放革新同志心中的疑虑。
接着，在1986年10月15日的中常会上，通过“政治革新小组”关于“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令’”与“动员戡乱时期民间社团组织”两项政治革新议题的结论，研讨以“国家安全法令”取代戒严令，修改人民团体组织有关法律，以规范政治性团体合法活动。此后，蒋经国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清楚阐释他对政治革新的基本理念与态度。台湾的政治革新正式启动了，这是国民党历史性重大政策的改变与转折。一个民主开放的新时代已然来临。
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重用李焕
1987年7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经国交议的重要人事案，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马树礼请辞获准，由李焕继任。当时台北的媒体在报道这个人事案的时候，纷纷指出，李焕过去在党务工作的表现，深得蒋经国的信任与赞赏，是蒋经国时代的重要推手。如今，为了深化蒋经国念兹在兹的政治革新工作，终于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重用李焕，重回党部出任要职。
1987年7月4日，蒋经国亲自在中央党部主持新旧任秘书长的交接，然后在官邸接见李焕，交付他未来亟待推动的三项工作：党务要革新、政治要民主、国家要统一。因此，李焕在就职后不久，请三位副秘书长一起，共同讨论当时民主改革与两岸开放的议题。李焕分别交代他们不同的工作，首席副秘书长宋楚瑜负责开放大陆探亲的规划，高铭辉副秘书长负责地方自治法治化，也就是省市长民选问题，马英九副秘书长负责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问题。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令。11月2日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交流，1988年元旦解除党禁与报禁。
“这些措施都是经国先生要实现三大心愿的起步，可惜1988年1月13日他就不幸逝世。我相信他心里一定还有许多计划想要继续推动，上天如果能多给他两三年的时间，台湾应该另有一番面貌。”李焕不胜唏嘘地说（请参阅《追随半世纪》第252页）。
结束悲剧人生，却被铭记在心
知名历史学家沈刚伯教授一直是蒋经国极为敬重的一位学者与长辈，两人相识于抗战时期的重庆。沈来台后，蒋经国仍不时向他请益。有次李焕陪同蒋经国造访沈府，听沈刚伯畅谈天下大事后，沈对蒋经国直言：“你注定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蒋经国的一生，在他平民化的装束、大格局的施政能力与刚柔并济的领导统御下，依李焕的体会，饱受国事、家事与病痛折磨多重压力下，其实内心真是苦涩。
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0分，蒋经国病逝于台北寓所。在蒋经国逝世30年后的今天，台湾各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结果，都一致显示，蒋经国仍然是台湾地区人民评价最高、最受爱戴的领导人。
（作者为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原校长）
只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研究蒋经国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却少有人从这个“被迫”的角度，来论断他不为人知的痛苦心路历程，而大多认为他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体察民意，顺应潮流的“英明”领导人，才断然做了这个足以奠定他历史地位的重要决定。
保守的第一任期
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一共10年不到，第一任期的6年（1978—1984），他的作风是保守的，无论对内、对外的政策都是极端强硬、坚持，毫无商量的余地。
对内来说，当时尚未正式组党的台湾政治反对势力（统称“党外”），每逢选举的“民主假期”，总是趁机聚众闹事，甚至在1979年12月10日，利用“国际人权日”的机会，在高雄發动了大规模的反国民党统治大游行，演成台湾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群众暴力事件（即“美丽岛事件”）。事后蒋经国决定严惩参与暴动的主从人员，进行了公开的“美丽岛大审”，分别处以8年以上的重刑，还撤换了以开明作风著称的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楚崧秋，理由就是他主张公开审判，造成了台湾人民“精神污染”的后果，必须担责下台。
除了“美丽岛事件”外，1980年2月28日又发生了参加“美丽岛事件”被关押主嫌林义雄家中的灭门血案，以及发生在1981年7月3日半夜的美国知名大学教授离奇陈尸台湾大学校园内的“陈文成命案”，这两个重大的政治案件，迄今仍然没有侦破，自然这笔账就都算在执政的国民党身上，难以洗刷。
而对外方面，1979年元旦，美国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撤军的条件，正式与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新对台政策，推动两岸之间的“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四流（探亲、旅游、学术文化、体育工艺的交流）”。蒋经国严肃看待此事，将之定位为“中共统战”，立即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反统战”组织——“固国小组”，并亲定“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为“反统战”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年后，更扩大“固国小组”为“王复国办公室”（后又更名为“刘少康办公室”），以加强台湾“反统战”的力度（详情可参阅《世纪》2018年第2期）。
以上种种作为，可以明显看出，蒋经国的第一任期执行的是保守政策，是高压政策，是“安定重于进步”的政策，使得台湾的政局表面上看来是稳定的，实质上却应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老话。一场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蓄势待发，终于在他的第二任期（1984—1988）接连引爆，令已是风烛残年、卧床治国的蒋经国，感受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压力，他被迫走上了开放的道路，是不得已的，反而因此奠定了他历史上开明民主的地位与形象。
走向开放的第二任期
蒋经国在1984年5月20日就职连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后不到一个月，先是发生一连串重大的煤矿灾变事件，造成高达268名矿工罹难的惨剧，重创政府的声望。就在煤矿灾变尚未解决的同时，又在1984年10月1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江南命案”。“江南命案”着实令蒋经国头疼不已，非得自己强打精神，收拾残局，修补与美国本来就很脆弱的非政府关系。然而，令蒋经国头疼的问题还不止于此，1985年2月，台湾爆发了严重的金融违纪、违规，造成广大银行存户挤兑风波的“十信事件”，内情竟然牵涉到台湾党政高层与企业之间不正常的官商勾结复杂关系，这是蒋经国最不能忍受与原谅的错误。他全面改组了国民党的高层人事，决心以党的革新带动政府的革新。
在此期间，他连续两次公开宣示：“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竞选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政府不能也不会进行军事统治。”他痛心地亲自宣布在他之后，即会结束蒋家在台湾的统治。在压力下，他被迫走向民主开放，台湾迎来了改革元年。
在处理完“煤矿灾变”“江南命案”“十信事件”等重大政治案件后，1986年3月29日，蒋经国决定在台北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他在开会典礼上，提出“政治革新”议案，呼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开拓台湾光明的前途”。他的讲话得到所有与会中央委员的支持与通过。接着，在例行改选中央常务委员时，他突破以往稳定保守的做法，提名了四位属于国民党内“开明派”的委员，出任中常委，他们是：“教育部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与“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陈诚的长子）。
三中全会后，为了具体落实“政治革新”的主张，在4月9日举行的中常会中，蒋经国任命了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等12位中常委组成的“政治革新小组”，由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严家淦担任召集人，两人一组，分别讨论六个亟需革新的议题：包括民意代表机构、地方自治、民间社会组织的改革和解除戒严、强化社会治安、加强党务等问题。
就这样，在蒋经国亲自督军的情形下，启动了台湾正式的改革开放，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一年半里，他在与时间赛跑，要求“政治革新小组”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华航货机事件”打破“三不政策”
就在国民党积极推动政治革新工作的节骨眼上，1986年5月3日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全货运波音747货机，在机长王锡爵（本籍四川）思乡情切的坚持下，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这个突发事件立即惊动了两岸的高层，而如何处理善后，使其他两位非志愿前往大陆的机务人员与被迫降落广州白云机场的华航货机能够顺利归还，返回台湾，两岸有关官员势必要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谈判，方得以使此事件得到圆满合理的解决。然而，这样的接触谈判，正好违背了蒋经国亲定的“三不政策”，迫使蒋经国不得不有新的思维，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碍于形势，蒋经国只有自己打破自己亲定的政策，允许台湾民航局官员与华航人员在香港与大陆相对口的单位进行归还人、机的接触、谈判，最后顺利解决了这个突发事件，台湾的“三不政策”从此被打破，不再成为两岸之间人员交流的阻力与障碍。 正当蒋经国决心推动台湾的政治革新，在党内組织了12位中常委，成立项目小组，针对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开放省市长民选、“国会”全面改选等敏感政治议题，进行研拟解决办法的时候，台湾的“党外反对人士”已有所风闻，他们决定先声夺人，酝酿正式筹组台湾40年来第一个国民党之外的政党。
“党外人士”突袭组党
1986年7月3日，台湾党外人士成立了“组党十人秘密小组”，商讨组党事宜，准备突破长期戒严下的党禁。1986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也是台湾教师节假日。当天来自台湾各地“党外后援会”、献身党外运动的代表132人，聚集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临时变更原定议程，成为组党发起人会议，进而正式宣布“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的诞生。
此时负责组党的几位带领人，心中是忐忑不安的，他们不知道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何时会采取行动，宣告他们的组党是违反了戒严法，并随即逮捕这带头的激进分子。不过，事实上警备总部没有采取任何干涉或拘捕的动作，出乎他们的预料。
当时国民党内的确有人主张取缔刚成立的“民进党”，蒋经国特别召见了李登辉，要李在国民党中常会报告他的意见：“应采取温和的态度……处理事情。”并请李登辉接任严家淦因中风而出缺的国民党“政治革新小组”召集人。
9天以后，蒋经国在1986年10月7日，利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西泽林 ·格兰汉姆（Katherine C. Graham）的机会，告知台湾即将解除戒严法与党禁、报禁。这样明确的宣示表态，等于宣告“民进党”的成立即将合法化。第二天，蒋经国在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本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经国如此用心良苦，发表这样的谈话，目的就在消除党内持不同意见、反对开放革新同志心中的疑虑。
接着，在1986年10月15日的中常会上，通过“政治革新小组”关于“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令’”与“动员戡乱时期民间社团组织”两项政治革新议题的结论，研讨以“国家安全法令”取代戒严令，修改人民团体组织有关法律，以规范政治性团体合法活动。此后，蒋经国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清楚阐释他对政治革新的基本理念与态度。台湾的政治革新正式启动了，这是国民党历史性重大政策的改变与转折。一个民主开放的新时代已然来临。
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重用李焕
1987年7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经国交议的重要人事案，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马树礼请辞获准，由李焕继任。当时台北的媒体在报道这个人事案的时候，纷纷指出，李焕过去在党务工作的表现，深得蒋经国的信任与赞赏，是蒋经国时代的重要推手。如今，为了深化蒋经国念兹在兹的政治革新工作，终于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重用李焕，重回党部出任要职。
1987年7月4日，蒋经国亲自在中央党部主持新旧任秘书长的交接，然后在官邸接见李焕，交付他未来亟待推动的三项工作：党务要革新、政治要民主、国家要统一。因此，李焕在就职后不久，请三位副秘书长一起，共同讨论当时民主改革与两岸开放的议题。李焕分别交代他们不同的工作，首席副秘书长宋楚瑜负责开放大陆探亲的规划，高铭辉副秘书长负责地方自治法治化，也就是省市长民选问题，马英九副秘书长负责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问题。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令。11月2日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交流，1988年元旦解除党禁与报禁。
“这些措施都是经国先生要实现三大心愿的起步，可惜1988年1月13日他就不幸逝世。我相信他心里一定还有许多计划想要继续推动，上天如果能多给他两三年的时间，台湾应该另有一番面貌。”李焕不胜唏嘘地说（请参阅《追随半世纪》第252页）。
结束悲剧人生，却被铭记在心
知名历史学家沈刚伯教授一直是蒋经国极为敬重的一位学者与长辈，两人相识于抗战时期的重庆。沈来台后，蒋经国仍不时向他请益。有次李焕陪同蒋经国造访沈府，听沈刚伯畅谈天下大事后，沈对蒋经国直言：“你注定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蒋经国的一生，在他平民化的装束、大格局的施政能力与刚柔并济的领导统御下，依李焕的体会，饱受国事、家事与病痛折磨多重压力下，其实内心真是苦涩。
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0分，蒋经国病逝于台北寓所。在蒋经国逝世30年后的今天，台湾各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结果，都一致显示，蒋经国仍然是台湾地区人民评价最高、最受爱戴的领导人。
（作者为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