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柯文教授出生于美国纽约。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I.Sehwartz）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2年至1965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年到麻州韦尔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美国和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国中心观”是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柯文的另一力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以“义和团”作为路径来认识历史，所用资料都是比较平常的史料，但作者对“义和团”的研究却颇有新意，其对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的探讨给我们展示了作者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一）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神话”
　　历史是什么？或许在兰克提出客观主義史学之前，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家笔下的叙述就是历史。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质疑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之时，人们又开始质疑历史就是“真实”的过去。当这些讨论日臻成熟以后，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便诞生了。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将历史分为三种：事件、经历和神话，我们所了解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还是人们经历的事件，抑或是被各个神话的当下？我们可以发现，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作者研究的目的，而是对象，是他认知历史的路径。“历史三调”的三个内涵并非泾渭分明，他们有很多交集，而且一直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的历史著述中。就其中的“神话”而言，由来已久。
　　“鉴往知来”一直是我们对历史的普遍认同，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是本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如此。即便是当下我们的很多历史研究，仍在担心当历史失去其当下意义便会失去其研究意义，却不曾想过当我们遗忘或者歪曲另一段历史时是多么令人悲哀。历史是一门培养人文素养的学科，而非技术应用，我们在看待“鉴往知来”的时候太过于功利了。“鉴往知来”会造成一定的柯文所谓的“神话”，歪曲与不懂历史则更甚。
　　中国素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优美的文字让那段历史为人传颂。《史记》如诗的篇章使它的流传度超过任何一部历史著作，《王氏之死》优美的文字使人们联想到《史记》。文学的虚构一直也是历史学努力避免的，所以史景迁将他的想象注释以告诉我们它的合理性。司马迁却不会这么做，但我们仍然承认他写的是历史。同样，在过去的西欧，宗教拥有解释过去的权力，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相信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有神的意志。
　　过去由经历者遭遇，历史由历史学家掌握，当下由政治家操控，我们很难说历史攥述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神话不同于完全的虚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想要塑造的人格，这便是历史神话的内在原因。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疑这是，在柯文看来应该是，将过去神话的历史，是有时代痕迹与使命召唤的，在那个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时代，但我们不会说他的《十九世纪欧洲史》是虚构的。
　　（二）降神附体：是信仰还是蛊惑？
　　在我们以前以“革命范式”评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其中一点就是认为其“宗教迷信”，“降神附体”就是其宗教迷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且认为这是其“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作者所说的“区分降神附体是‘真的’还是‘假装的’实际上‘毫无疑义’……带有某些技巧的戏剧表演，这比‘真的’有神附体似乎更加重要。”对他们来说，这些“军事化了的宗教仪式”能在心理上给予他们极大的力量。降神附体即是使自己和别人相信有神灵附着在自己身上，我们不经要问，这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蛊惑？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是不存在纯粹的宗教信仰的，自西汉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外儒内法”一直都是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他们极力反对宗教干预政治，即使有宗教成分————后来有儒释道合流，也没有宗教势力左右政治。有人认为“儒教”即是中国的信仰，但我们很快便发现，它更多的是社会精英的信仰，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除了毫无意识地按着儒家描述的家族组织生活以外，只在乎自己的肚子和妻子。有时他们会去求神问卜，或者供养某个神灵，不过，他们更看重的是神灵的功能作用，比如求财供财神，求子求观音，生病求药王，姻缘求月老等等，当事情完结之后，他们甚至不去还愿，那个神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与其说他们信仰什么，不如说他们被什么吸引了，亦即被什么“蛊惑”了。
　　降神附体就是这样一种蛊惑，而不是信仰，人们只是因其神奇的表演而暂时相信。义和团在庙前——这个地方是村民赶集和过节时观看戏剧表演的地方，设立神坛，鸣锣表演，吞符念咒，请神附体——这些神靈大多是来自《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戏剧和小说，比如关帝、孙悟空、关羽、玉皇大帝等等。人们似乎从不怀疑有这些神灵的存在，并且相信有法术可以请他们随时降临，特别是当义和团某些表演产生超乎常理的能量的时候，他们更是深信不疑，如果不是真的有神灵附体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小孩子能在瞬间精通多路武术，大人能刀枪不入或者用刀剑穿过身体而瞬间痊愈、能控制水火等等。正如作者引述罗伯特·韦勒的话“降神表演具有情感力量和美感”，他使每个目击者都认为自己也能通过将神附体而变得强大起来。从更深层次来讲，“这些活动令人兴奋和激动，能够缓解1900年华北地区许多民众挥之不去的忧虑情绪，使得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有机会改变他们的道义、政治和社会地位。”然而当他们看到战场之上倒下的团员时，他们开始害怕了，开始怀疑了，降神附体不是可以刀枪不入吗？不是可以闭住枪炮门吗？手上的稻草不是可以变成枪支吗？为什么都会失灵？他们的头头解释是妇女秽物败法，于是妇女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她们都不敢出门，即使出门也是蒙着脸，怕被认出来。即便如此，义和团的法术最后还是失败了。当人们回忆那段往事，话语里透露的是对当时愚昧无知的惋惜。我们或许不会指责他们愚昧，在那个因饥荒而手足无措的情境之下，降神附体给了他们希望，这是他们当时所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有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中心观”进行批驳，认为柯文“从19、20世纪中国一系列看起来与西方有重大关联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尽可能地剔去西方的影子，使其连缀成一幅在我们看来颇具阴郁色彩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内争不已的历史长卷”。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缺陷，有一天都会过时，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当初“冲击——回应”模式风行一时而后被柯文批判一样，学术本来就是在建立——打破中前进的，批判性的吸收是我们学习引用各种理论的方法。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的“鉴往知来”的作用是他本身的两个要求，我们也没必要非此即彼，事实上好的历史著作本来就只能做到尽量客观，然后引起我们反思自己。我想每个时代都有它想要塑造的普遍人格，历史就是给这种人格注入文化的因素，只是有些人人特立独行，走在了历史的前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