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王沪宁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决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当念到“程开甲”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屏幕上只是出现了他的相片。在此一个月前的11月17日，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在301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程开甲，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不关心时事的人，或者不是国防与物理学的爱好者来说，这仍然是个陌生的名字，名气比不上那些人气小生，即使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里也不及钱学森、邓稼先般耳熟能详。直到近几年，他的事迹才渐渐被大众得知。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得者，是曾经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核司令”。

披甲铸盾只为国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经营纸张生意的“徽商”家庭。祖父程敬斋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家里能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因此为其取了一个“开甲”的名字，意即“登科及第”。
　　后来的成长轨迹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4位教授嚴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
　　1946年8月，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物理学大师波恩教授的学生。1948年，程开甲被授予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在玻恩的推荐下，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以年薪750英镑的优厚待遇聘请程开甲担任研究员。这是一份很优渥的工作，如果就这样干下去，程开甲不仅能享受到很高的待遇，甚至在学术上也能继续深造，或许也能和他的老师一样获得诺贝尔奖，名誉全世界。当第一次领到750英镑的薪水时，程开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坚定支持他出国留学、独自在国内抚养两个孩子的夫人高耀珊送件礼物。他来到商店，挑选了一件皮大衣，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蔑视地打量他，根本不相信黄皮肤的中国人能买得起他店里的商品，还专门打电话向银行查询。银行职员告知，程开甲是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老板才将大衣递给他。
　　这件事刺痛了程开甲的自尊心。
　　玻恩对程开甲的研究能力一直很欣赏，曾两次劝他尽快把家眷接到英国来，但程开甲都没有答复。
　　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前夕，英国的紫石英号在长江水域与解放军相互炮击，中伤出逃。“紫石英号事件”让程开甲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也让程开甲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给家人、同学写信，询问国内情况。先他回国的同学胡济民在回信中告诉他，国家真的有希望了。于是，他决定回国。
　　1950年，程开甲婉拒玻恩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科研条件，毅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开启了他报效祖国的人生之旅。
　　回国后最初的十年，是日子平静的十年。他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任命他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
　　从此，他消失了。就如同所有消失的“两弹元勋”科学家一样，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赌在了西北荒无人迹的荒漠上，从此消失二十余年。程开甲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4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

核弹试验赖程君

　　在马兰基地广场的醒目位置，耸立着一块红色花岗岩，上面镌刻着我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写给程开甲的一首诗：“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在那个最艰苦的年代，张蕴钰与程开甲是核试验的领导者和亲历者，他们共同携手渡过难关，也因此结下了深刻的友谊。张蕴钰称“程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而正是因为张蕴钰的支持，程开甲才能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使核试验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
　　马兰，中国原子城，一个曾经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在这里有一个与世隔绝的营区，聂荣臻元帅为其命名为“红山”，那里条件艰苦，终年风沙少水，生于江南小镇的程开甲就这样来到了这里。作为核试验开发的领军人物，程开甲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这份事业上。原总装备部后勤部部长任万德当时任程开甲的警卫员，据他回忆，程开甲责任心极重，工作起来更是废寝忘食，为他做的饭常常被“冷遇”，第二天起来看人已经睡着，再看饭却未动，布满一层沙子。那段时间，程开甲的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站在后面的邓稼先提醒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着，思考着。
　　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京工作，程开甲在戈壁滩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1969年，为了核事业，程开甲甚至举家从秀美的江南搬到了千里荒芜的戈壁滩。二十多年中，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到之后的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各种类型核试验三十多次。在此期间，他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程开甲谈起当年周恩来总理请核试验的开发人员吃饭的事情，谈及此已经是耄耋之年的程开甲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竖起大拇指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请我们吃红烧肉，这就非常高了。”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问过邓稼先“两弹”研制成功后的奖金问题。邓稼先告诉他：“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这还是最高级别的奖励。这就是程开甲所说的“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正因为这样的信念，我才能将精力全部用于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和事业上”。这是那一代“马兰人”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