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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图书市场渠道之变，一直是书业界人士之敏感话题。其实，渠道之变，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话题，但是，发生在2005年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市场巨变之前的动荡。
2006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总有一些故事发生。对2005年的图书发行民营渠道来说，有一些故事是注定要发生的。
在2005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全国第一家港资图书发行公司——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正式亮相。作为香港最大出版和零售机构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此次投资3000万元成立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内地图书批销的大蛋糕。
订货会第二天，经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专业工作委员会批准，酝酿三年之久的“全国民营社科文艺图书发行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挂牌。
联合体拥有陕西音乐天地书刊发行部、广东学而优书店有限公司、北京鹏飞一力图书有限公司、重庆经典书店等19个成员，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联合体的成员主要是各省的省会或中心城市书店，19家成员覆盖了18个省市，主要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是香港最具规模的中文出版机构，与内地关系密切。自1988年成立至今，属下机构已扩展至29家，其中包括三联、中华、商务等多家知名出版社。目前该集团在内地发展声势迅猛，在内地控股参股的企业已达11家，其中包括上海的沪港三联书店。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绝不会是仅有的一家外资图书发行公司。2004年底，我国正式对外资放开图书发行市场以来，不少外国资本正在积极申请这一“牌照”。
一项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具有批发权的民营企业大致有五六千家，有总发权的民营企业也已有15家，但90％以上的民营企业仍是小作坊经营、家族式管理。从管理能力和信誉度两方面说，一个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就有可能将90％的民营批发商比下去。“等到了2006年，总发行权放开，更多的外商蜂拥而至时，民营批发商面临的生存考验将更加艰巨。”
前后几天相继发生的这两个颇有意味的事件，加上一些新华书店的改制提速，其实已经暗暗埋下了今后渠道博弈的大致格局。记得当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不少书业人士曾忧心忡忡地认为，“左有新华改制，右有外资虎视，图书销售大环境不好，自身还款也不理想”，2005年是民营书业的严冬之年。
作为印证，2005年的一些故事确实也让出版社惴惴不安。
20053月底，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春秋书店悄然关张。“春秋”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但在读书人中已有了不错的口碑，很多人也知道这家“法国人开的书店”，因此，它的突然离去也让不少人感到诧异与惋惜。有网友留言说，“首次去那家书店，真的很不错，好书不少，为什么办不下去，这是市场经营的问题，不过那确是学者的好去处，书店只去过一次，还想有机会再去，真是遗憾……”但对于一个连续亏损的民营书店来说，离去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2005年6月30日，著名的上海思考乐书店被上海银行浦东分行、交通银行浦东支行等银行以拖欠贷款告上了法庭，各路供应商也因该店拖欠货款纷纷停止供货。上海思考乐书店不得已让它的各连锁店分批停业，直至7月25日改弦易辙，委身南京的大众书局。
2005年8月底，喧嚣一时的北京百荣书店悄然关门，成为继“知道图书广场”、“春秋书店”之后又一烈士。当书店正式通知出版社撤架后，场面极其混乱，匆忙赶来的出版社业务人员要么恳求百荣剩下的工作人员让自己进去下架收回自己的图书以减少损失，要么大吵大叫索要赔款，可是又有谁理睬呢——数十名被解聘的或明知即将被解聘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堵门追要两个月的欠薪。
2005年的民营渠道告诉了出版社很多很多。
“知道”去了，“春秋”走了，“思考乐”卖了，“百荣”倒了。对“知道”、“春秋”、“思考乐”、“百荣”而言，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悲剧。对于他们的上游供应商呢，对那些出版社呢，难道不是另外的一个悲剧吗?图书大都是供货商尤其是出版社见平台眼开，寄卖而已。到头来能拿回去多少就算多少，至于缺胳膊少腿也只能算自作自受。但冤有头，债无主，“责任”再大至“有限”而了，谁让它没有注册“无限”，出版社能做什么?
“知道”、“春秋”、百荣”的前仆后继，使供货商当初对民营书城的忧虑不幸成为现实，民营资本再想踏入这块宝地，将会因为机会成本过高而可望而不可及。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出版社的终极警示器。去找实力更强、信誉更好的外资发行公司去填补新华书店做不到的市场似乎也成了出版社一个不错的选择。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些民营图书发行企业的消失，并不代表严冬的来临。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圈内人都知道，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公司的操盘手正是以人脉甚广著称的三联书店前发行科科长叶芳。公司属于行业内的介入，懂行，不但具有资金优势，还深知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则，而且公司是以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又具有国资背景，所以很多出版社放心与其合作。“我们既然选择了‘广东联合’，其他民营的批发商一般就不再考虑了。”这是一家出版社负责人的话。同样，这段话也作了一个绝佳的注释：何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人人都想做先知，没有人想做先烈。民营渠道的种种问题，其实并不自今日始。对出版社来说，遭受冤有头、债无主的委屈很大一部分属于身不由己。老是被动地去应付市场格局，因此很多出版社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说这个款又回不来了。但从根本原因来讲，其实还是出版企业本身没有做大做强、没有一个良好的运营机制，所以才会在应收款管理和帐期管理等问题上遇到重重困难。
对接力出版社这样的出版企业来说，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是内部管理、实务操作的规范性。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并不想做先烈，那就得有不做先烈的资本。这些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危局并不是过接力而不入。2005年，接力社完成大众图书销售1．47亿码洋，其中依靠民营渠道完成销售已经过半。
作为民营渠道的上游企业，出版社如果没有精细的基层营销、死抠管理的细节，种下的是虱子，收获的当然不会是龙种。与其下工夫在辨别良莠，不如下工夫在自身的营销管理。以接力社数千万码洋的民营渠道销售，如果不是精心做好基层营销、精确征订的标准化、供货管理的细密合同化等等工作，根本不可想象。
有一句话，强者定规则，在市场上占一定份额的人，就能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对出版社来说，新一轮的渠道洗牌已经摆开阵势。
2006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总有一些故事发生。对2005年的图书发行民营渠道来说，有一些故事是注定要发生的。
在2005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全国第一家港资图书发行公司——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正式亮相。作为香港最大出版和零售机构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此次投资3000万元成立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内地图书批销的大蛋糕。
订货会第二天，经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专业工作委员会批准，酝酿三年之久的“全国民营社科文艺图书发行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挂牌。
联合体拥有陕西音乐天地书刊发行部、广东学而优书店有限公司、北京鹏飞一力图书有限公司、重庆经典书店等19个成员，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联合体的成员主要是各省的省会或中心城市书店，19家成员覆盖了18个省市，主要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是香港最具规模的中文出版机构，与内地关系密切。自1988年成立至今，属下机构已扩展至29家，其中包括三联、中华、商务等多家知名出版社。目前该集团在内地发展声势迅猛，在内地控股参股的企业已达11家，其中包括上海的沪港三联书店。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绝不会是仅有的一家外资图书发行公司。2004年底，我国正式对外资放开图书发行市场以来，不少外国资本正在积极申请这一“牌照”。
一项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具有批发权的民营企业大致有五六千家，有总发权的民营企业也已有15家，但90％以上的民营企业仍是小作坊经营、家族式管理。从管理能力和信誉度两方面说，一个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就有可能将90％的民营批发商比下去。“等到了2006年，总发行权放开，更多的外商蜂拥而至时，民营批发商面临的生存考验将更加艰巨。”
前后几天相继发生的这两个颇有意味的事件，加上一些新华书店的改制提速，其实已经暗暗埋下了今后渠道博弈的大致格局。记得当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不少书业人士曾忧心忡忡地认为，“左有新华改制，右有外资虎视，图书销售大环境不好，自身还款也不理想”，2005年是民营书业的严冬之年。
作为印证，2005年的一些故事确实也让出版社惴惴不安。
20053月底，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春秋书店悄然关张。“春秋”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但在读书人中已有了不错的口碑，很多人也知道这家“法国人开的书店”，因此，它的突然离去也让不少人感到诧异与惋惜。有网友留言说，“首次去那家书店，真的很不错，好书不少，为什么办不下去，这是市场经营的问题，不过那确是学者的好去处，书店只去过一次，还想有机会再去，真是遗憾……”但对于一个连续亏损的民营书店来说，离去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2005年6月30日，著名的上海思考乐书店被上海银行浦东分行、交通银行浦东支行等银行以拖欠贷款告上了法庭，各路供应商也因该店拖欠货款纷纷停止供货。上海思考乐书店不得已让它的各连锁店分批停业，直至7月25日改弦易辙，委身南京的大众书局。
2005年8月底，喧嚣一时的北京百荣书店悄然关门，成为继“知道图书广场”、“春秋书店”之后又一烈士。当书店正式通知出版社撤架后，场面极其混乱，匆忙赶来的出版社业务人员要么恳求百荣剩下的工作人员让自己进去下架收回自己的图书以减少损失，要么大吵大叫索要赔款，可是又有谁理睬呢——数十名被解聘的或明知即将被解聘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堵门追要两个月的欠薪。
2005年的民营渠道告诉了出版社很多很多。
“知道”去了，“春秋”走了，“思考乐”卖了，“百荣”倒了。对“知道”、“春秋”、“思考乐”、“百荣”而言，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悲剧。对于他们的上游供应商呢，对那些出版社呢，难道不是另外的一个悲剧吗?图书大都是供货商尤其是出版社见平台眼开，寄卖而已。到头来能拿回去多少就算多少，至于缺胳膊少腿也只能算自作自受。但冤有头，债无主，“责任”再大至“有限”而了，谁让它没有注册“无限”，出版社能做什么?
“知道”、“春秋”、百荣”的前仆后继，使供货商当初对民营书城的忧虑不幸成为现实，民营资本再想踏入这块宝地，将会因为机会成本过高而可望而不可及。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出版社的终极警示器。去找实力更强、信誉更好的外资发行公司去填补新华书店做不到的市场似乎也成了出版社一个不错的选择。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些民营图书发行企业的消失，并不代表严冬的来临。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圈内人都知道，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公司的操盘手正是以人脉甚广著称的三联书店前发行科科长叶芳。公司属于行业内的介入，懂行，不但具有资金优势，还深知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则，而且公司是以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又具有国资背景，所以很多出版社放心与其合作。“我们既然选择了‘广东联合’，其他民营的批发商一般就不再考虑了。”这是一家出版社负责人的话。同样，这段话也作了一个绝佳的注释：何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人人都想做先知，没有人想做先烈。民营渠道的种种问题，其实并不自今日始。对出版社来说，遭受冤有头、债无主的委屈很大一部分属于身不由己。老是被动地去应付市场格局，因此很多出版社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说这个款又回不来了。但从根本原因来讲，其实还是出版企业本身没有做大做强、没有一个良好的运营机制，所以才会在应收款管理和帐期管理等问题上遇到重重困难。
对接力出版社这样的出版企业来说，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是内部管理、实务操作的规范性。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并不想做先烈，那就得有不做先烈的资本。这些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危局并不是过接力而不入。2005年，接力社完成大众图书销售1．47亿码洋，其中依靠民营渠道完成销售已经过半。
作为民营渠道的上游企业，出版社如果没有精细的基层营销、死抠管理的细节，种下的是虱子，收获的当然不会是龙种。与其下工夫在辨别良莠，不如下工夫在自身的营销管理。以接力社数千万码洋的民营渠道销售，如果不是精心做好基层营销、精确征订的标准化、供货管理的细密合同化等等工作，根本不可想象。
有一句话，强者定规则，在市场上占一定份额的人，就能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对出版社来说，新一轮的渠道洗牌已经摆开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