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国七十有多盛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像西汉（前202—8）、东汉（25—220）、东晋（317—420）、北魏（386—534）、唐（618—907）、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辽（916—1125）、金（1115—1234）、明（1368—1644）、清（1644—1911）等都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朝代。
　　那么，这些王朝在开国七十年时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呢？
　　举例来说，西汉的开国七十年是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刘彻在位，此时走过了整个朝代33%的历程;北魏是在公元456年，魏文成帝拓跋溶在位，此时走过了整个朝代47%的历程;唐朝是在公元688年，唐睿宗李旦在位，实际掌权者是武则天，此时走过了整个朝代24.1%的历程;北宋是在公元1030年，宋仁宗赵祯在位，此时走过了整个朝代41.7%的历程;明朝是在公元1438年，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太皇太后张氏辅政，贤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政，此时走过了整个朝代25.3%的历程;清朝是在公元1714年，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位，此时走过了整个朝代26.2%的历程。
　　从上面的数据再结合史实来看，这些王朝在开国七十年时基本都处于如虹盛世之际，特别是西汉、唐代、明代、清代，当朝的历史进程处于25%至35%之间，就像电脑重装了系统，清除掉了之前所有的垃圾，而新的系统又充满活力，朝代更迭留下的创伤也渐渐平息，百姓的日子充满希望。
　　按照中国的代际算法，七十年也是过了三代。那时登上皇位的人基本没有参与先辈的开国征战。但是，他们的耳边时常有“创业艰苦百战多”的余音，有着“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庙堂之上的开阔视野，以及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情趣，而这恰恰对施政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不得不说，在封建“家天下”的王朝里，治世或盛世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才能出众、自制力超群的英明君主，他们强硬中不失风度，铁血中不乏柔情，坚韧与执着并重，机智与幽默皆有。
　　回顾历史，上面提及的大多封建王朝在开国七十年之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战争给经济造成的创伤基本得到抚平，社会财富有了较大的积聚。也就是说，此时的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文化较为兴盛，人们在祥和的环境中生活。
　　比如西汉，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是王朝建立到国力鼎盛的时期。武帝时，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奠定了中华版图的基础。
　　唐朝也是如此，在开国七十年之际，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声威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

二、风险意识不可少

　　必须承认，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军事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在内的执政风险，也会围绕在这些王朝的周围。
　　历史上那些怀有抱负、冷静执着的英君明主在国家初定或者繁荣伊始时，仍能保持强烈的风险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始终在思考如何让天下百姓安居、让江山社稷巩固。比如，康熙平定三藩后对“盛世”二字并不感兴趣，当初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正是这种清醒，才有了一系列正确决策的出台，使得康雍乾盛世持续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
　　前面讲到的汉武帝的确是汉朝最有作为的皇帝。然而，在国家繁荣之后，他渐渐失去了风险意识，开始放纵享乐、荒诞迷信、穷兵黩武，造成社会经济乃至国力的大幅衰退。到了他执政的末期，社会开始出现动荡。幸亏武帝及时反省，调整政策，使西汉王朝得以在昭宣时代出现中兴。
　　纵观历史，一个王朝在开拓进取的过程中，统治者总是以强烈的底线思维，始终盯住风险，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较少有帝王和大臣放纵自己，而是以前朝为鉴，绷紧风险之弦。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一方面，风险和利益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不冒点风险，不遭些挫折，“新”字就创造不出来。另一方面，面对风险，如果不去正视，不去积极应对，恶果就会接踵而来。历史上那些使王朝保持兴盛不衰的君主，大多有冷静的头脑，并以辩证的眼光正视和应对风险。

三、兴亡盛衰岂无凭

　　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帝国的命运，一个王朝的兴衰，都不是朝夕间的事，而是多方面日积月累的结果，有其内在的原因。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探讨王朝兴衰的过程，从而认识和把握王朝兴衰历史大剧背后的脉络和道理。
　　首先，从治国的战略思想看。治国理政的方式一种是刚性的，从理论上讲，就是依法治国;另一种是柔性的，就是以德治国。这两种方略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根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社会需求，适时进行调整。汉代初期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方针，百姓摆脱了秦朝的苛政，得以休养生息，这使西汉初期的社会逐渐安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其次，从革新的着力点看。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革的动因。上面提到的一些王朝，在开国七十年前后都进行了革新变法：汉武帝不仅攘夷拓土，而且将盐、铁、酒收归“国营”，实行“专卖”，史称“汉武盛世”;汉和帝刘肇将专权结党的外戚窦氏一网打尽，并实行宽刑薄赋的政策，使東汉国力走向鼎盛，史称“永元之隆”;武则天广开言路、扩大仕途、加强法制、布政维新，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史称她有“贞观遗风”，号称“武周之治”。这些改革对调节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活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也说明，历史阵痛最剧烈的时代，往往也是历史惰性最小的时代，此时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再次，从土地管理的情况看。就本质而言，中国封建时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个利益集团乃至个人财富的多少很大程度体现在土地的拥有量上。王朝初立之时，勋贵等特权阶级少，加之战争造成人口流失严重，所以基本上可以做到“耕者有其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激烈，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些都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而拥有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于是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明朝开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对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不手软。但到了中晚期，自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国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而90%以上的人口沦为佃农和一无所有的流民。面对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统治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无力纠正错误，亦无措施缓和矛盾。这样，农民起义就爆发了，它成为一个帝国覆灭的开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土地兼并”是每一个王朝的最大敌人，也可以说是历朝历代灭亡的根本原因。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要使王朝永续，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第四，从科举制度的作用看。“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此后不断完善，成为国家选举人才的重要制度。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秦汉时期的察举征召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都是在少数贵族中选人，平民子弟很难入仕。科举制度的创立，使大量布衣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走上做官的道路，加入到社会上层中。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完美主义的追求，不断对封建制度进行修补、加固和完善，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并且平衡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百姓之间的利益和矛盾。科举制度由此成为“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反观元朝，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实行科举制度，一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开始恢复科举，在实行过程中还有地域、民族限制。将尖端的人才排斥在外，试想这个王朝能长久吗？
　　最后，从处理文治与武功的关系看。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难以保住。以汉、唐与两宋为例，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基础之上的，而宋代的军人社会地位不高，很多士兵都是脸上刺字后被发配充军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导致了当时社会上杰出的文人很多，而杰出的军人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宋金战争中，连宋朝的皇帝都被金兵掳去，留下了千古笑柄。可见，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两者都应该受到重视。一个王朝、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后盾，还要有不畏强敌、勇于战斗的决心和勇气，否则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便无从保障，政权更是难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