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标题，可能有些隐晦。什么叫“两员龙腾”？原来，老朽本文所表的两位主人公，名字中都有yuan，一位姓伍名员，一位姓屈字原，音同字不同，但两位都是我国古代的大员，朝廷重臣。对这两位，老百姓都很熟悉，京剧《文昭关》、《刺王僚》戏里都有伍员；郭沫若编剧的话剧演的就是屈原故事。
　　伍子胥（公元前？～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是春秋时吴国大夫。其父伍奢是楚平王时太师，辅太子建，因直言被杀。后伍子胥经宋、郑入吴，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破楚国，以功封于申。吴王夫差时，劝王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渐被疏远，后吴王赐剑命他自杀，一说投水而死。
　　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人，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他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他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他在同反动贵族的斗争中，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楚都郢为秦兵所破，遂投汨罗江而死，留下《离骚》、《九歌》等名篇。
　　有人说，您老老糊涂了，将相距一二百年的两个人物扯在一起，这不是“关公战秦琼”么？不是的，因为，每到端午，老百姓就会吃着粽子，划起龙舟，思念这老二位。
　　最早将端午风俗跟屈原联系起来的古代文献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初学记》卷四引云“五月五日以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称此举“亦因屈原”。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则说得更活灵活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此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除了用粽子祭奠屈原以外，人们又以竞渡方式去拯救他。《北堂书钞》卷一三七引晋葛洪《抱朴子》外篇佚文云：
　　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
　　跟“屈原说”类似的是，人们又把竞渡和伍子胥及越王勾践联系起来。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说：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此外，还有纪念孝女曹娥说：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对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学术界还有许多说法，诸如“祭龙说”、“恶月说”、“卫生说”、“苗濮说”、“水死水神说”等等，在此我们不再赘言，其实，赛龙舟竞渡，吃粽子本是古俗，既不是一种娱乐，也不是对于什么人的纪念，而是一种傩仪，之所以加上了一些知名人物的故事，是出于文化传承的某种需要而已。
　　五月五日端午节最早是与介之推传说搭配在一起的，后来因为种种因素不能配合，所以才在众多的传说中采用了屈原投江的传说来补充，这就是古代季节性仪式于传说之间的“任择”关系。仪式与传说之间本来并无真正的关联，或者更明显地说，仪式的举行背后并不一定有一个戏剧性的“本事”，但是为了保证仪式的合理执行，就要借用一则动人或者富有戏剧性的传说来支持肯定它。荀子说，对知识分子（士君子）来说，可以知道是为人之道所以安行之，然而对老百姓而言，则要以崇拜超自然鬼神的办法来诱导，才能使之成俗。我国过去是个农业社会，非常注重季节农时。季节性的仪式如寒食、端午等，都是非常象征性的仪礼，所以要借用动人的传说来支持它，使老百姓即使不明其道理，也能易于了解而成俗举行，这便是《文化人类学》中神话传说的辩证关系所生。
　　支持仪式的传说可以编，但是不能胡编，这里面有一个合理的“择”。在中国古代，对冬夏两至的不均等、不平衡的关系极为在意，所以一直用阴/阳、昼/夜、德/刑、生/死、水/火、湿/燥等对比来理解它，从而透过讯息去用行动来表达它。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为什么与冬至有关的寒食仪式要用“介子推焚死”的传说来配合，而与夏至有关的端午仪式，却要用“屈原投水”的传说来呼应，那就是因为“日冬至则火从之，日夏至则水从之”的缘故。
　　既然是夏至日从水，所以屈原投水的传说就最能配合。原先有人想用介子推来作为端午的传说故事，后来因为不合理，所以传不下去了。介子推是自焚而死，与从水的端午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自然在传承中被淘汰了。所以仪式与传说的配合，虽然说是任选任择，但是在其背后，还是有其内在的结构契合的，这就是屈大夫投江的传说不但可以“击败”介子推传说的原因，也是它能在其他如伍子胥、曹娥以至越王勾践、白洁夫人等传说中“脱颖而出”，成为流传最普遍版本的根本原因。农耕文化以制造心理敬畏来制约人们的行为，在古时民智未开的时代也未必不是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在支持仪式的神话中往往有一种或数种傩食品登台亮相，参与表演。比如寒食的寒具、中秋的月饼、冬至的馄饨、夏至的面条、春节的饺子，当然还有端午的粽子。它们不但是神话的内容，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表意、会说话，起着“食以载道，敦化人伦”的特殊社会作用，劝人从善，教人学好，不忘国家祖宗，懂得感恩回报。
　　其实，粽子原为角黍，是一种古老的傩食品，用来在夏至节祭祀地祗物魅的，与屈大夫并无关系。
　　夏至日祭祀，周代就有之。《周礼·春官·神仕》：“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魅，以禬国之凶荒、民之礼丧。”冬至日阳气升而祭鬼神，夏至日阴气升而祭地祗物魅，魅：百物之神。致人鬼于祖庙，致物魅于墠坛。《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地祗皆出。”祭天地人神，都为顺其为人与物也。在周代，夏至日祭地祗物魅，黍只是其中之一，刚开始只是以黍米而非角黍。后人发明角黍，取角形是因为上古人有以牛角祭祖之俗，取其角形包以菰叶，是因为黍又称“火谷”。《尔雅翼》：“黍之秀特舒散，故说者以其象火为南方之谷。”火属阳，而菰叶水生而属阴，这就成了“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对象”。 　　在古时，其实夏至和端午是两个节日。端午，端，初也，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古“五”与“午”通用。端午节最原始的说法起于上古三代的兰浴。《楚辞》有“浴兰汤兮沐芳华”之句。《风俗通》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浴兰、悬文，都是为避毒，用五彩丝线绕臂、缠桶，俗叫“续命缕”，为益人命。应该说，五月端午作为天中节，刚开始并无祭人的意思，因为阳气至极万物茂盛，于是就要提醒人们避毒，因为防身避阴疾，所以要“绕命缕”，其意还是顺应天时地和。
　　到了后世，人们把夏至的祭祀搬到了端午，祭祀的内容与方式则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增加内容。在京剧《白蛇传》中，已经把古人如何过端午的习俗描绘得非常清楚了。直到现代，人们不再饮雄黄酒了，“续命缕”也演变为孩子们的衣饰“老虎褡裢”了。但是，吃粽子仍然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节食。
　　粽子的名称除“角黍”外，还有“裹燕”、“不落荚”、“白玉团”、“餈筒”等名。形状也各异，有锥形，有秤锤形，有菱角形，也有枕头形的。包裹材料，有以茭叶、粽叶，也有用芦叶、竹叶的。其馅，甜者如赤小豆、豆沙枣泥、桃仁芝麻松子；咸者如火腿咸肉、鲜肉鸭肉，以至干贝虾仁。《酉阳杂俎》记：“庚家粽子，白莹如玉。”《西湖老人繁盛录》：“角黍，天下唯有是都城将粽凑成楼阁、亭子、车儿诸般巧样。”《开元天宝遗事》说，“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貯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
　　虽然中国的节日都离不开吃，但端午节的吃却独有特色。一是吃东西要拆包装；二是街头巷尾，一派清香。粽子的做法在我国南北方大不相同。在北方，传统的粽子不是放大枣就是放小豆，用糯米做粽。也有用黄米做粽的，味道不同于糯米，熟后蘸饴糖吃，味道挺好。还有将粽子与鸡蛋同煮的，俟粽子煮熟，把粽子捞出来，鸡蛋仍放在锅里继续煮。歇火后，鸡蛋在锅里泡一夜，第二天再捞出来吃，味道十分清香而有嚼头。也就是这一天，人们能吃到这样的清香蛋，过了端午节，没人再吃这种蛋了。
　　在南方，去上海，过嘉兴，到杭州，到处都卖肉粽子，那粽子个儿很大，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勾人食欲。不过老朽挺纳闷的，南方同胞食量小，吃的东西诸如苏州小吃、上海小笼包，都是小巧玲珑的，那么大的肉粽如何吃得下？
　　端午节又到了，人们欣赏着京剧《白蛇传》，吃着和屈大夫或伍将军有故事的粽子，也许是不为口欲，为的是一种文化享受和传承。
　　（下期预告：舌尖上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