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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极度反常的政治环境中，最令人称奇的一幕是“后事实”世界的兴起——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
在2016年极度反常的政治环境中，最令人称奇的一幕是“后事实”世界的兴起——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
19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曾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民主的福音和人类解放的时刻。信息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因此，从信息越来越廉价和越来越容易获得的角度来讲，公众在民主机制下可以参与到更广泛的领域，而此前，在这些领域他们一直是被排除在外的。
21世纪初，社交媒体的发展似乎加速了这种趋势，在上述趋势下，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助推了从乌克兰到缅甸、再到埃及等国国内政治的改变。在点对点通信的世界里，原来对信息进行的控制，可以被绕过。
然而，尽管这些积极的变化的确是事实，但阴暗的一面也在形成。旧势力以逆历史潮流的形式对新技术做出反应，试图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并将海量的错误信息散布到社交网络。上述趋势在2016年以极为显而易见的方式汇集起来，充分体现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中。
不仅俄罗斯通过操纵社交媒体，捏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年幼的儿童钉在十字架上、乌克兰政府军击落马航17号航班等事实，在苏格兰独立辩论、英国脱欧公投，以及荷兰有关乌克兰欧盟资格的全民投票过程中，任何可能削弱亲欧盟力量的可疑事实也都被放大了。
专制势力将不实信息作为武器，这本身就糟糕透顶，而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这种做法也被广为使用。所有政客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谎言，歪曲事实。唐纳德·特朗普更是将这种做法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攻势在几年前他宣扬“出生怀疑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特朗普指责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并非出生于美国，甚至在奥巴马拿出自己的出生证明后，特朗普仍不遗余力地散播上述谣言。
在进行总统竞选的辩论中，特朗普坚称自己从未支持伊拉克战争，也从未将气候变化称为一个骗局。可是，这些完全是谎言，而要证明他在说谎非常容易。但糟糕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中，他似乎没有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而受到惩罚。
按照倡导信息自由的人的说法，戳穿虚假信息的经典补救方式是公布真实信息，而真实信息在思想市场上能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在社交媒体充斥着“喷子”和“五毛”的世界里效果大打折扣——据估计，高达1/3～1/4的推特（Twitter）用户属于这类人。互联网本应该让我们摆脱信息的控制者，事实上我们现在接收的信息也的确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它们具有同等的可信度。但是我們没有理由认为，真实信息一定会压倒虚假信息。
有一个问题比单个的虚假言论及其对选举结果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鉴于面对多数事实我们很少有人具有验证的能力，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某个事实的权威性呢？我们的根据是，社会上拥有专司发布可信的事实信息的权威机构。例如，美国公众可以从司法部获取犯罪统计数据，从劳动统计局了解失业人数。此外，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渠道虽然先入为主地不喜欢特朗普，但它拥有防止出现事实错误的正规系统。
而相比之下，在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都被政治化了。在竞选期间，他表示珍妮特·耶伦的联邦储备局正在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工作；选举将被控制；官方媒体故意压低犯罪率；联邦调查局拒绝起诉希拉里·克林顿，这说明克林顿竞选团队对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进行了贿赂。他还拒绝承认情报机构有关俄国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权威指控。当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还迫不及待地诋毁所有主流媒体，称他们的报道所带有的偏见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
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在美国，的确存在制度性缺陷，强势的利益集团一直通过毫无限度的资助竞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国会，上述不良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合法而且普遍存在的。因此普通人有理由感到沮丧。
竞选活动已经通过上述现象而形成普通人的一种信念——一切都是被操纵或政治化的、贿赂无处不在。如果选举结果证明你心仪的候选人不是赢家，或者另一名候选人在辩论中占据上风，那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人们相信这一定是对手精心制造阴谋的结果。相信所有机构都是腐败的，导致人们走进普遍不信任的死胡同。假如缺少对公正机构的信任，而代之以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党派政治斗争，那么，美国民主以及所有的民主都将无法存活。
在2016年极度反常的政治环境中，最令人称奇的一幕是“后事实”世界的兴起——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
19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曾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民主的福音和人类解放的时刻。信息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因此，从信息越来越廉价和越来越容易获得的角度来讲，公众在民主机制下可以参与到更广泛的领域，而此前，在这些领域他们一直是被排除在外的。
21世纪初，社交媒体的发展似乎加速了这种趋势，在上述趋势下，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助推了从乌克兰到缅甸、再到埃及等国国内政治的改变。在点对点通信的世界里，原来对信息进行的控制，可以被绕过。
然而，尽管这些积极的变化的确是事实，但阴暗的一面也在形成。旧势力以逆历史潮流的形式对新技术做出反应，试图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并将海量的错误信息散布到社交网络。上述趋势在2016年以极为显而易见的方式汇集起来，充分体现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中。
不仅俄罗斯通过操纵社交媒体，捏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年幼的儿童钉在十字架上、乌克兰政府军击落马航17号航班等事实，在苏格兰独立辩论、英国脱欧公投，以及荷兰有关乌克兰欧盟资格的全民投票过程中，任何可能削弱亲欧盟力量的可疑事实也都被放大了。
专制势力将不实信息作为武器，这本身就糟糕透顶，而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这种做法也被广为使用。所有政客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谎言，歪曲事实。唐纳德·特朗普更是将这种做法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攻势在几年前他宣扬“出生怀疑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特朗普指责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并非出生于美国，甚至在奥巴马拿出自己的出生证明后，特朗普仍不遗余力地散播上述谣言。
在进行总统竞选的辩论中，特朗普坚称自己从未支持伊拉克战争，也从未将气候变化称为一个骗局。可是，这些完全是谎言，而要证明他在说谎非常容易。但糟糕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中，他似乎没有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而受到惩罚。
按照倡导信息自由的人的说法，戳穿虚假信息的经典补救方式是公布真实信息，而真实信息在思想市场上能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在社交媒体充斥着“喷子”和“五毛”的世界里效果大打折扣——据估计，高达1/3～1/4的推特（Twitter）用户属于这类人。互联网本应该让我们摆脱信息的控制者，事实上我们现在接收的信息也的确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它们具有同等的可信度。但是我們没有理由认为，真实信息一定会压倒虚假信息。
有一个问题比单个的虚假言论及其对选举结果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鉴于面对多数事实我们很少有人具有验证的能力，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某个事实的权威性呢？我们的根据是，社会上拥有专司发布可信的事实信息的权威机构。例如，美国公众可以从司法部获取犯罪统计数据，从劳动统计局了解失业人数。此外，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渠道虽然先入为主地不喜欢特朗普，但它拥有防止出现事实错误的正规系统。
而相比之下，在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都被政治化了。在竞选期间，他表示珍妮特·耶伦的联邦储备局正在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工作；选举将被控制；官方媒体故意压低犯罪率；联邦调查局拒绝起诉希拉里·克林顿，这说明克林顿竞选团队对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进行了贿赂。他还拒绝承认情报机构有关俄国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权威指控。当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还迫不及待地诋毁所有主流媒体，称他们的报道所带有的偏见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
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在美国，的确存在制度性缺陷，强势的利益集团一直通过毫无限度的资助竞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国会，上述不良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合法而且普遍存在的。因此普通人有理由感到沮丧。
竞选活动已经通过上述现象而形成普通人的一种信念——一切都是被操纵或政治化的、贿赂无处不在。如果选举结果证明你心仪的候选人不是赢家，或者另一名候选人在辩论中占据上风，那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人们相信这一定是对手精心制造阴谋的结果。相信所有机构都是腐败的，导致人们走进普遍不信任的死胡同。假如缺少对公正机构的信任，而代之以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党派政治斗争，那么，美国民主以及所有的民主都将无法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