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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损失，国共合作濒临破裂。面对严峻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化解危机，狠击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此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对中国抗战的政局和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危机前夕：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1939年1月21日，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试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国民党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交通、外交等方面的严密封锁，隔绝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与外部的联系;另一方面，取缔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阻断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歪曲中国共产党反抗侵略的事实真相，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负面形象，图谋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摩擦制造借口。
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一直以作风顽强、敢打敢拼著称，摧毁了其根据地周边的日本侵略者设置的所有据点。新四军强大的战斗力，令国民党方面很是不安，他们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军事摩擦，试图运用军事手段来遏制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炮制出“中央提示案”，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全部开到鲁北、晋北和河北省一带，企图沿黄河封锁八路军、新四军，并借日伪之手予以削弱、消灭。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力量已有50万人之众，除了30万军队以外，还有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20万人，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在日军的残酷“扫荡”下本就非常艰难：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等物资供给极度匮乏，而皖南新四军整体北移对中国共产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无异于雪上加霜。国民党调离新四军，试图趁机巩固华中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心腹之地的统治，坐收渔人之利。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大义出发，在新四军的驻防问题上对蒋介石采取让步。然而，国民党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颠倒是非，肆意污蔑八路军、新四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皓电》。《皓电》揭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让新四军移驻华北不是蒋介石的根本目的，蒋介石是要寻找借口将新四军彻底消灭。只要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示不执行命令，他就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执行军法的名义，对新四军进行军事制裁。国民党顽固派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场更大的阴谋已经酝酿成熟。
危机来临：中国共产党的奋力反击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奉命北上，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新四军到达茂林后，国民党军立即对其实行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仓促应战，并致电国民党当局质问。但蒋介石诡称已命令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阴谋。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国民党部队的围攻。经七天七夜的血战，新四军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壯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一○八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遇难。
为了掩盖真相、混淆视听，1月17日，蒋介石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军队20余万人进攻江北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皖南事变定性为整饬军纪问题，强调事变绝不牵涉政治或党派问题，而纯是一个军纪问题，将责任归咎于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以此来淡化政治色彩，以便可以从容收场。面对国民党的丑陋表演，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作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指南，主要从政治、宣传、统战和国际等方面奋起反击，揭露皖南事变的反共阴谋。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歪曲事实的舆论宣传发起反击，在《指示》中向全社会公开皖南事变的真相，宣布皖南事变绝非所谓军纪问题，而“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决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表现”。中国共产党通过《指示》摆事实、讲道理，公布大量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证据，揭露其在军事、政治、新闻、外交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和限制，将皖南事变定性为政治问题、党派问题，揭露了国民党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的真面目，让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了解，这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迫害，深刻剖析了皖南事变的原因，即国民党顽固派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要求国民党公开处理皖南事变，停止“剿共”，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等。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和谈话，表示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及时妥善处理，中国共产党代表将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1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宣布重组新四军军部，次日以新四军将领名义通电全国，声讨国民党顽固派。
在宣传方面，《指示》提出了“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等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顽固派，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周恩来奋笔疾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哀悼新四军将士的悼词和挽联：“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于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同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为阵地，以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为主要渠道，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向日本妥协投降的体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全心全意抗日的有生力量。 在统战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指示》中宣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立场，向全社会表达了继续坚持团结各方力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得到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的支持。许多中间党派领导人和进步民主人士纷纷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如《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上蒋介石书》《陈嘉庚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转国民政府电》《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呼吁团结快邮代电》等，呼吁蒋介石、国民党以国家危亡为重，停止分裂，维护团结抗战。各界的密切关注逐渐形成一股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力量，让国民党不得不慎重对待此后反共与投降的错误举动。
在国际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指示》中准确研判了国际形势，利用苏联、美国、英国等需要国共合作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需求，积极争取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援助。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打破舆论封锁，与各国驻华官员和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向各国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美国、英国政府也派人对皖南事变的真相进行调查，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停止冲突行为。苏联《真理报》在报道中抨击国民党以“党派褊狭之动机”，进攻新四军，“无异于扩大内战，结果唯有削弱中国而已”。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孤立无援。
危机化解：反共高潮遭到粉碎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制造摩擦、分裂抗日阵营的行径，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在国际国内的多方压力之下，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狼狈境地，不得不在1941年3月6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發表演说，“保证”以后绝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
皖南事变之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大多是在“战而不宣”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往往采取忍让态度，仅对制造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作出有限度的反击，但从未在全局层面公开声讨国民党。皖南事变将国共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布《指示》，在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不忘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结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给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以坚决回击，使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将此次反共行动草草收场。《指示》在解决皖南事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过程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成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关键一招。
皖南事变对中国共产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指示》对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研判准确，对问题的定性恰当，抓住了主要矛盾，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粉碎化解了危机，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对于当下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处理突发事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危机前夕：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1939年1月21日，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试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国民党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交通、外交等方面的严密封锁，隔绝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与外部的联系;另一方面，取缔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阻断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歪曲中国共产党反抗侵略的事实真相，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负面形象，图谋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摩擦制造借口。
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一直以作风顽强、敢打敢拼著称，摧毁了其根据地周边的日本侵略者设置的所有据点。新四军强大的战斗力，令国民党方面很是不安，他们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军事摩擦，试图运用军事手段来遏制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炮制出“中央提示案”，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全部开到鲁北、晋北和河北省一带，企图沿黄河封锁八路军、新四军，并借日伪之手予以削弱、消灭。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力量已有50万人之众，除了30万军队以外，还有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20万人，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在日军的残酷“扫荡”下本就非常艰难：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等物资供给极度匮乏，而皖南新四军整体北移对中国共产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无异于雪上加霜。国民党调离新四军，试图趁机巩固华中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心腹之地的统治，坐收渔人之利。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大义出发，在新四军的驻防问题上对蒋介石采取让步。然而，国民党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颠倒是非，肆意污蔑八路军、新四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皓电》。《皓电》揭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让新四军移驻华北不是蒋介石的根本目的，蒋介石是要寻找借口将新四军彻底消灭。只要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示不执行命令，他就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执行军法的名义，对新四军进行军事制裁。国民党顽固派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场更大的阴谋已经酝酿成熟。
危机来临：中国共产党的奋力反击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奉命北上，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新四军到达茂林后，国民党军立即对其实行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仓促应战，并致电国民党当局质问。但蒋介石诡称已命令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阴谋。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国民党部队的围攻。经七天七夜的血战，新四军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壯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一○八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遇难。
为了掩盖真相、混淆视听，1月17日，蒋介石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军队20余万人进攻江北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皖南事变定性为整饬军纪问题，强调事变绝不牵涉政治或党派问题，而纯是一个军纪问题，将责任归咎于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以此来淡化政治色彩，以便可以从容收场。面对国民党的丑陋表演，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作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指南，主要从政治、宣传、统战和国际等方面奋起反击，揭露皖南事变的反共阴谋。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歪曲事实的舆论宣传发起反击，在《指示》中向全社会公开皖南事变的真相，宣布皖南事变绝非所谓军纪问题，而“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决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表现”。中国共产党通过《指示》摆事实、讲道理，公布大量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证据，揭露其在军事、政治、新闻、外交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和限制，将皖南事变定性为政治问题、党派问题，揭露了国民党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的真面目，让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了解，这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迫害，深刻剖析了皖南事变的原因，即国民党顽固派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要求国民党公开处理皖南事变，停止“剿共”，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等。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和谈话，表示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及时妥善处理，中国共产党代表将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1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宣布重组新四军军部，次日以新四军将领名义通电全国，声讨国民党顽固派。
在宣传方面，《指示》提出了“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等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顽固派，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周恩来奋笔疾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哀悼新四军将士的悼词和挽联：“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于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同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为阵地，以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为主要渠道，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向日本妥协投降的体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全心全意抗日的有生力量。 在统战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指示》中宣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立场，向全社会表达了继续坚持团结各方力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得到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的支持。许多中间党派领导人和进步民主人士纷纷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如《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上蒋介石书》《陈嘉庚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转国民政府电》《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呼吁团结快邮代电》等，呼吁蒋介石、国民党以国家危亡为重，停止分裂，维护团结抗战。各界的密切关注逐渐形成一股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力量，让国民党不得不慎重对待此后反共与投降的错误举动。
在国际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指示》中准确研判了国际形势，利用苏联、美国、英国等需要国共合作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需求，积极争取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援助。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打破舆论封锁，与各国驻华官员和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向各国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美国、英国政府也派人对皖南事变的真相进行调查，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停止冲突行为。苏联《真理报》在报道中抨击国民党以“党派褊狭之动机”，进攻新四军，“无异于扩大内战，结果唯有削弱中国而已”。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孤立无援。
危机化解：反共高潮遭到粉碎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制造摩擦、分裂抗日阵营的行径，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在国际国内的多方压力之下，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狼狈境地，不得不在1941年3月6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發表演说，“保证”以后绝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
皖南事变之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大多是在“战而不宣”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往往采取忍让态度，仅对制造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作出有限度的反击，但从未在全局层面公开声讨国民党。皖南事变将国共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布《指示》，在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不忘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结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给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以坚决回击，使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将此次反共行动草草收场。《指示》在解决皖南事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过程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成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关键一招。
皖南事变对中国共产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指示》对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研判准确，对问题的定性恰当，抓住了主要矛盾，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粉碎化解了危机，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对于当下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处理突发事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