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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之际，在纪念“红七军转战湖南”90周年之时，我们重温红七军转战湖南那段风雨如晦、信念如磐的峥嵘岁月，追忆那段艰苦卓绝、千里转战的铿锵历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历史功勋，弘扬革命前辈的崇高风范，意义重大而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湖南党史资源丰富，重大历史事件众多，党史人物群星璀璨，为我们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源泉。但红七军转战湖南，在湘桂边、湘粤边、湘赣边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冲破多次围追堵截，最终胜利到达中央苏区这一重大党史事件，以前研究太少、宣传太少，以至知之者不多。作为我们这一代党史人，有责任对它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帮助人们了解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认识其在党史军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使之在资政育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就红七军转战湖南的历史地位谈点粗浅的认识。
开创性自主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领导
众所周知，1930年夏，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李立三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于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久又提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制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冒险计划。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红七军东征就是在这种“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被迫执行的战略任务。
1930年9月，受命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邓岗，到红七军坐镇督战，命令红七军攻打广西省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红七军被迫于11月10日从广西河池出发，转战桂湘边界，转战途中损失惨重。经过数次挫折，特别是四把、长安等几场战役之后，红七军逐渐认识到以现有武装力量，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攻打柳州、桂林是非常不现实的，清醒地认识到执行立三路线的危害。转战进入湖南后，特别是攻打武冈受挫后，红七军经新宁进入东安，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在一间小茅屋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转兵全州。这是红七军在生死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次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全州会议，宣告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红七军领导的终结。
此后，红七军从被动执行东征、北上战略任务，转变为主动放弃攻打大中城市，会师朱毛红军，将一场场险象环生的攻坚战、消耗战，转变为高度灵活机动、因地制宜的游击战，成为红七军逆境重生、从屡遭挫折走向不断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透过红七军转战历程，我们发现：受当时交通联络条件限制，红七军于1931年初在广东连县时才得知党内已于几个月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批判，并基本结束了其在党中央的领导。红七军转战湖南期间，在不了解这一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根据斗争形势和自身力量，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大无畏的政治胆略，自主独立地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领导，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有力策应了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武装斗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国民党当局对此异常恐惧。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七军在此期间，征战桂粤湘赣边区，其中在湖南转战县域最多，吸引调动和牵制住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和粤系军阀部分力量，有力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紧接着又于1931年3月中旬，调动湘赣粤桂四省军队及中央军、地方民团武装数十万人，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立即发出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指示，红七军积极响应，主动配合。他们迅速转战湘粤赣边，蒋介石不得不把参加“围剿”的部分部队抽调到资兴、汝城、宜章、桂东一带来围堵红七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压力，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原有的战略部署。3月，张云逸率红七军五十八团与湘东南独立师派往酃县联络红七军的王震第三团胜利会合后，迅速返回湘东南根据地，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此后，两支部队密切配合，统一军事行动，使湘东南苏区与湘赣边苏区连成一个整体，湘东进入红色区域全盛时期，有效调动和牵制了何键、刘建绪部力量，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圍剿”。
两次策应红一方面军反“围剿”，红七军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高度的政治自觉，顾全大局，不怕牺牲，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卓越贡献。
深刻影响了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
湖南虽经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洗礼，人民群众日益觉醒，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根基较深，一时无法从根本上撼动。
红七军是第一支大范围转战湖南的人民军队。从1930年12月19日进入湖南通道坪坦，至1931年6月22日经宁冈、茶陵、永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七军9次进出湖南，转战湖南16个县，时间跨度6个多月，先后攻克绥宁、道县、江华、茶陵、安仁、攸县、酃县7座县城，赶跑了国民政府绥宁县长聂康济，活捉了酃县县长谭仲玫，帮助指导湘南、湘东南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促进了湘南、湘东南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正如开国中将谭家述在《红六军团诞生的基础》一文中所说：“1931年3月，独立一师第三团协同红七军夺取了茶陵，缴获很大，给了湘军一大打击……”
红七军转战湖南期间，沿途打击土豪劣绅，救助贫苦百姓，宣传革命道理，教育革命群众，播撒革命火种。人民群众从与红七军的实际接触中，增进了对红军队伍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从最初的害怕躲避红军，到后来主动为红七军带路、打探消息、照料伤病员、积极参军。当时，资兴东坪包家垅一个仅有8户人家的小村庄的村民，积极为红军烧火、煮饭，还特意宰杀一头生猪慰劳红七军。 红七军转战湖南，深刻地影响了各县区的革命形势，与所经过的境域百姓建立起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使广大群众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大大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锻造出一支敢打仗能打仗善打仗的威武之师
诞生于广西百色的红七军是一支正规红军野战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率领下，转战桂、黔、湘、粤、赣5省，冲破国民党军截击、围堵，经历大小战斗几十次。他们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敢于斗争的顽强作风、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民团武装，经受住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保存了精锐力量，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
1931年4月，他们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参加第二次反“围剿”;6月，他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归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建制，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一支劲旅。他们参加过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杰出贡献。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在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红七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并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红七军能打啊！”
红七军在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锻炼了革命力量，涌现出邓小平、张云逸、韦国清、李天佑等一大批杰出军事将领和党的领导干部。这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巨大贡献。
为党史研究留下了一座红色资源的富矿
红七军转战湖南，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这段重大史实的发掘、研究和宣传，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共同的责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永州市中共党史联络组和中共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委党史研究院的支持指导下，从2020年7月起，组成若干小组，分赴广西、湖南十几个市、县，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走访、精心征集查阅和甄别佐证有关资料，通过近半年的努力，基本廓清了红七军转战湖南的来龙去脉，获得大量过去未曾掌握的史料，为深入研究这一重大党史事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重大党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离现在太过久远，当事人已基本逝去，加上战争年代形成的档案资料难以保存，所有史实要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是不现实的。特别是红七军转战湖南历时那么长，经过的地方那么广，留下的遗址遗迹那么多，很可能还有一些宝贵的史料、感人的故事没有被发现，还有一些珍贵的“遗珠”埋藏在红色资源的富矿深处，没有被挖掘出来。
大家知道，发生在湖南郴州汝城、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就是《经济日报》原记者罗开富当年重走红军长征路时挖掘出来的。如果没有罗开富当年重走长征路在汝城一带深入采访，“半条被子”这一极具意义的党史故事就可能永远被淹没了。2020年7月，我到湘南了解几个市党史部门开展“红军长征过湖南”专题调研的情况，很多地方谈到，这次调研有许多新的发现，其中新发现的两个故事很有意义：一个是红军桥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长工，把自己睡觉的床板拿出来，为红军架桥过河，自己睡在地上病倒了;一个是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女红军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相当感人。这告诉我们，对重大党史事件的研究需要不断深入。
我们对红七军转战湖南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开了个头，务必继续深入进行。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郴州期间强调的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把沒有发现的宝贵史料特别是有意义的党史故事挖掘出来、整理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把蕴含在其中的精神内核和宝贵经验揭示出来、提炼出来，向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广泛宣传，使之在资政育人中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作者系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副组长、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湖南党史资源丰富，重大历史事件众多，党史人物群星璀璨，为我们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源泉。但红七军转战湖南，在湘桂边、湘粤边、湘赣边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冲破多次围追堵截，最终胜利到达中央苏区这一重大党史事件，以前研究太少、宣传太少，以至知之者不多。作为我们这一代党史人，有责任对它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帮助人们了解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认识其在党史军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使之在资政育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就红七军转战湖南的历史地位谈点粗浅的认识。
开创性自主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领导
众所周知，1930年夏，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李立三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于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久又提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制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冒险计划。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红七军东征就是在这种“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被迫执行的战略任务。
1930年9月，受命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邓岗，到红七军坐镇督战，命令红七军攻打广西省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红七军被迫于11月10日从广西河池出发，转战桂湘边界，转战途中损失惨重。经过数次挫折，特别是四把、长安等几场战役之后，红七军逐渐认识到以现有武装力量，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攻打柳州、桂林是非常不现实的，清醒地认识到执行立三路线的危害。转战进入湖南后，特别是攻打武冈受挫后，红七军经新宁进入东安，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在一间小茅屋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转兵全州。这是红七军在生死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次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全州会议，宣告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红七军领导的终结。
此后，红七军从被动执行东征、北上战略任务，转变为主动放弃攻打大中城市，会师朱毛红军，将一场场险象环生的攻坚战、消耗战，转变为高度灵活机动、因地制宜的游击战，成为红七军逆境重生、从屡遭挫折走向不断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透过红七军转战历程，我们发现：受当时交通联络条件限制，红七军于1931年初在广东连县时才得知党内已于几个月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批判，并基本结束了其在党中央的领导。红七军转战湖南期间，在不了解这一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根据斗争形势和自身力量，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大无畏的政治胆略，自主独立地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领导，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有力策应了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武装斗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国民党当局对此异常恐惧。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七军在此期间，征战桂粤湘赣边区，其中在湖南转战县域最多，吸引调动和牵制住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和粤系军阀部分力量，有力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紧接着又于1931年3月中旬，调动湘赣粤桂四省军队及中央军、地方民团武装数十万人，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立即发出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指示，红七军积极响应，主动配合。他们迅速转战湘粤赣边，蒋介石不得不把参加“围剿”的部分部队抽调到资兴、汝城、宜章、桂东一带来围堵红七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压力，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原有的战略部署。3月，张云逸率红七军五十八团与湘东南独立师派往酃县联络红七军的王震第三团胜利会合后，迅速返回湘东南根据地，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此后，两支部队密切配合，统一军事行动，使湘东南苏区与湘赣边苏区连成一个整体，湘东进入红色区域全盛时期，有效调动和牵制了何键、刘建绪部力量，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圍剿”。
两次策应红一方面军反“围剿”，红七军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高度的政治自觉，顾全大局，不怕牺牲，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卓越贡献。
深刻影响了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
湖南虽经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洗礼，人民群众日益觉醒，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根基较深，一时无法从根本上撼动。
红七军是第一支大范围转战湖南的人民军队。从1930年12月19日进入湖南通道坪坦，至1931年6月22日经宁冈、茶陵、永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七军9次进出湖南，转战湖南16个县，时间跨度6个多月，先后攻克绥宁、道县、江华、茶陵、安仁、攸县、酃县7座县城，赶跑了国民政府绥宁县长聂康济，活捉了酃县县长谭仲玫，帮助指导湘南、湘东南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促进了湘南、湘东南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正如开国中将谭家述在《红六军团诞生的基础》一文中所说：“1931年3月，独立一师第三团协同红七军夺取了茶陵，缴获很大，给了湘军一大打击……”
红七军转战湖南期间，沿途打击土豪劣绅，救助贫苦百姓，宣传革命道理，教育革命群众，播撒革命火种。人民群众从与红七军的实际接触中，增进了对红军队伍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从最初的害怕躲避红军，到后来主动为红七军带路、打探消息、照料伤病员、积极参军。当时，资兴东坪包家垅一个仅有8户人家的小村庄的村民，积极为红军烧火、煮饭，还特意宰杀一头生猪慰劳红七军。 红七军转战湖南，深刻地影响了各县区的革命形势，与所经过的境域百姓建立起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使广大群众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大大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锻造出一支敢打仗能打仗善打仗的威武之师
诞生于广西百色的红七军是一支正规红军野战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率领下，转战桂、黔、湘、粤、赣5省，冲破国民党军截击、围堵，经历大小战斗几十次。他们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敢于斗争的顽强作风、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民团武装，经受住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保存了精锐力量，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
1931年4月，他们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参加第二次反“围剿”;6月，他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归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建制，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一支劲旅。他们参加过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杰出贡献。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在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红七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并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红七军能打啊！”
红七军在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锻炼了革命力量，涌现出邓小平、张云逸、韦国清、李天佑等一大批杰出军事将领和党的领导干部。这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巨大贡献。
为党史研究留下了一座红色资源的富矿
红七军转战湖南，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这段重大史实的发掘、研究和宣传，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共同的责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永州市中共党史联络组和中共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委党史研究院的支持指导下，从2020年7月起，组成若干小组，分赴广西、湖南十几个市、县，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走访、精心征集查阅和甄别佐证有关资料，通过近半年的努力，基本廓清了红七军转战湖南的来龙去脉，获得大量过去未曾掌握的史料，为深入研究这一重大党史事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重大党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离现在太过久远，当事人已基本逝去，加上战争年代形成的档案资料难以保存，所有史实要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是不现实的。特别是红七军转战湖南历时那么长，经过的地方那么广，留下的遗址遗迹那么多，很可能还有一些宝贵的史料、感人的故事没有被发现，还有一些珍贵的“遗珠”埋藏在红色资源的富矿深处，没有被挖掘出来。
大家知道，发生在湖南郴州汝城、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就是《经济日报》原记者罗开富当年重走红军长征路时挖掘出来的。如果没有罗开富当年重走长征路在汝城一带深入采访，“半条被子”这一极具意义的党史故事就可能永远被淹没了。2020年7月，我到湘南了解几个市党史部门开展“红军长征过湖南”专题调研的情况，很多地方谈到，这次调研有许多新的发现，其中新发现的两个故事很有意义：一个是红军桥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长工，把自己睡觉的床板拿出来，为红军架桥过河，自己睡在地上病倒了;一个是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女红军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相当感人。这告诉我们，对重大党史事件的研究需要不断深入。
我们对红七军转战湖南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开了个头，务必继续深入进行。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郴州期间强调的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把沒有发现的宝贵史料特别是有意义的党史故事挖掘出来、整理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把蕴含在其中的精神内核和宝贵经验揭示出来、提炼出来，向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广泛宣传，使之在资政育人中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作者系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副组长、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