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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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文学界和媒体都极为关注中国战场的书写.尾崎士郎亦被中央公论社派往中国进行现地观察与写作.出发前尾崎将写作基调定为"爱国热情",这决定了其对中国的书写是很难客观的.尾崎试图以近代战胜前近代的逻辑构建中国及中国国民的可征服性,这暴露了日本"近代文明观"中民主意识缺失的状况.在现地报告和纪行文中,尾崎将"电车""工厂""民族"等文明的表象作为判断中国近代化程度的标识,这背后隐含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试图与西洋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一决高下的文化自卑心理.尾崎在对中国战场进行书写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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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春130024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200433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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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学统制体制与文学家主体性限度研究"(18wwc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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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文学界和媒体都极为关注中国战场的书写.尾崎士郎亦被中央公论社派往中国进行现地观察与写作.出发前尾崎将写作基调定为"爱国热情",这决定了其对中国的书写是很难客观的.尾崎试图以近代战胜前近代的逻辑构建中国及中国国民的可征服性,这暴露了日本"近代文明观"中民主意识缺失的状况.在现地报告和纪行文中,尾崎将"电车""工厂""民族"等文明的表象作为判断中国近代化程度的标识,这背后隐含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试图与西洋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一决高下的文化自卑心理.尾崎在对中国战场进行书写时,触碰到文学管制的边界,但作为侵略者的一员,其立场决定了他书写真实的限度.尾崎通过不真实的中国形象构建的"民族必然性"也势必是虚幻的、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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