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系统的体系，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诞生出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生存态度、文化样式等的聚合体，是人用具体的生活样式演绎和放射出的内在张力。虽然历史不断流变，但在不同的族群和民族中，仍会表现出与其根文化源头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苗族先民最早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部分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创始者之一。5 000 多年前的涿鹿之战，黄帝联合炎帝打败以蚩尤为首的包括苗族先民的九黎部落，使苗族退出中原。炎黄部落，在兼容了苗族文化后，创造了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化腾飞，也使得许多中国传统悟性和表意文化逐渐清晰和具象起来。然而，在此之前，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由于还没有文字，这些文化源头的表述，都是以符号图案的形式出现的。直到商周时代，这些符号的内涵才用新的符号加上文字的解读演绎出来。
　　苗族人口约900万，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贵州。苗族最鼎盛的时代是5 500年前的九黎部落时期，部落首领蚩尤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下游的 81个部落，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苗族的“苗”字意为以种植禾苗为生的民族，可见其与农耕文化关系之紧密。许多研究证明，九黎部落拥有许多中国古代文明之“最”，比如是最早进入农耕时代、最早发明金属冶炼技术并使用金属工具等的群体，这在《山海经》中都可考证。苗族同胞在几千年的迁徙中没有忘记故土的一切，而是把这些古老符号绣在织物上，流传至今。
　　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着自己文化的源头，苗族也不例外。苗族的三大文化发端，不仅演绎了苗族以后的“生存模式”，也演绎了这个民族的习俗、工艺等“生活样式”。在苗族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服饰纹样中，这种文化源头的符号性记忆无处不在。
　　苗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一直传承着古老的巫文化。远古时代，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各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他们把这些现象以符号或纹饰的形式记录在服饰纹样中。苗族人喜欢把情感和生存机遇寄托在自然事物上，并加以符号化的释放，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撑。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存在，如果对世间万物加以崇敬，就会得到这些“灵魂”的接济或护佑。
　　在丹寨白领苗地区广泛流传着一个苗族少女与“机机豆”的故事。相传，一位身患重病的苗族少女由于不愿牵连家人，跑到了深山里。她饥饿难耐，就以一种叫“机机豆”的野菜为食，“机机豆”竟治好了她的病。后来，白领苗将“机机豆”的形状绘制在背面、床单上，在婚嫁、祝寿、添丁等喜事上作为上等礼物赠送，借“机机豆”的“魔力”祛病强身。
　　苗族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就进入了原始農耕文明。由于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农业收成全看“老天”的“脸色”。但是，睿智的苗族先民在没有预警机制的情况下，通过对环境的细致观察，发现每当有着细长躯体的生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会有大雨出现，庄稼就有了雨露滋润，丰收就有希望。于是，他们把各种细长身子的生物绘制成“龙”纹，借助“龙”这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对于苗族的起源，《苗族古歌》中有清晰的描述：蝴蝶妈妈从枫树里出生，与水泡恋爱，生了12个蛋，然后死去。枫叶变成一对鸟，为蝴蝶孵蛋，生出了世间的各种生物和人类。其中，枫树是苗族的“祖神”，蝴蝶是“生母”，鸟是“养母”（《山海经》中也有苗族以鸟为图腾的论述）。因此，在苗族许多支系中，这些纹样就是祖先的标志，也是图腾的标志。
　　隐藏于服饰中的审美意蕴
　　贵州苗族服饰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是独特而丰富的。从总体上看，可分为象征性造型、随意性造型、立体思维造型3大特性。这些特性既是苗族服饰自身审美理念的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理念的丰富。
　　象征是许多古老民族审美意愿表达的基础模式，从少数民族所用的象征物和行为方式来看尤为突出。少数民族纹样在感情表达方式上重含蓄，常以“以象寓境，以物寓意”的象征性手法，达到文化情感的传达和审美艺术追求的契合。苗族也不例外，鸟、蝶、鱼、蛙、龙等的纹样造型就是如此。这些造型符号既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又是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创作者某种深刻思想，或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通过创作者对本体事物特征的突出描绘，会使艺术欣赏者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领悟到创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有着艺术学与人类学的双重象征意义。
　　贵州苗族的服饰纹样虽然风格相似，但并不雷同。他们可以在同一个核心纹样的周围随意增减元素，看似无规无矩，没有章法，实则是在掌握高超技法后的随心所欲，不仅是技法上的随意，更是表意上的随心。
　　夸张变形是苗族服饰随心性造型最基本的手法与特征。在苗族的审美理念中，物体之象只是外象，“灵魂”才是本真。苗族人认为，只有通过抓住物体某一独特的特征，并加以夸张变形，才能将其本真凸显出来。因此，在对某一物体进行造型表现时，会出现不同于物体本身的造型。这种“由形破局”甚至颠覆的手法，让人们通过重组对“形”的认知，获得对“神”的感受。另外，“以满为美，完美求全”是苗族随心性造型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
　　画面往往不留空白，并且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复合造型是苗族服饰纹样随心性造型的另一特点。花、鸟、鱼、蝶等动植物经常复合在一起，舍去了物象单调的成分，使复合后的造型更加丰满和多姿多彩。苗族的复合造型，不是毫无联系的表面叠加，而是随心而为，是基于内在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思维。如鸟和鱼的复合表示祖先崇拜与生育繁衍崇拜，鸟、龙、藤蔓复合成生生不息的“万”字纹，蝶纹和涡纹复合成表示阴阳和归宗等。
　　立体思维是苗族传承了千百年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艺术造型观。苗族妇女是秉承这种方式和观念的审美群体，她们主要通过服饰上的刺绣和蜡染纹样来传达这种立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不受时空和视觉经验的限制，既保留了早期人类混沌的整体思维特性，又与现代艺术的一些思维和表现方式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因此，苗族的许多服饰纹样既有原始的美感，又富于现代艺术特征。比如水城县陡箐镇苗族服饰上蝶纹和鱼纹的组合纹样，是根据蝴蝶翅膀在空中、鱼鳍在水中的每一个细微时间段的位置组合而成的。这种基于立体思维的表现手法，使得纹样造型突破了一事一物的局限而富有延伸性，充满了时间感、流动感和韵律感，有了四维空间的意味。 　　苗族“龙”文化
　　值得玩味的是，苗族虽然支系众多，各个支系的图腾也有所不同，如当今西部方言区竹子、蚩尤像; 中部方言区的飞鸟、蝴蝶、枫叶; 东部方言区的盘瓠等，没有一个苗族支系图腾是龙。但是，在很多苗族支系中都有关于龙的图案和传说，并把这些图案以蜡染、刺绣等形式做成服饰和祭祀经幡加以崇拜，并传承了几千年。
　　这里我们从已有研究文献切入分析。《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项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登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其意为：我国西部和北部人和物聚集区之外的地方，肥沃土地水域的北面，州域有人开发的地域，人们在州域覆蔽，称作种植稻谷的民众。善良失意的民众生活在喧哗的山头，喧哗的山头产生种植稻谷的民众，种田的人是一家家所居的民众，受纳山区周边物资。有山称为大材之山。
　　这些研究表明：苗族在中原大地上长期从事着以原始农耕为基本生产生活模式的生活，他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者。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龙”文化是苗族发明的呢？ 这里面可能只能意会了。
　　但在中原文化逐渐把“龙”神化并作为强大的汉族和统治者权力和地位象征的正统文化里，我们实在难以找到基于人类学的起点支撑。反观苗族，在西南偏远的深沟险壑里，仍然保留着对“龙”的祭祀。这个祭祀仪式的隆重程度，仅次于苗族的 12 年祭祖大典——鼓藏节对龙的祭祀。主要流行于雷公山周围和清水江沿岸的中部方言区，以及雷公山和月亮山交界的都柳江部分地区。主要有两种：一种就叫招龙节，苗语叫“dongx vongx”，“招龙”是苗族人民为某一位族群或家族的长者所延续的后代，招来或祈求得到“龙”的灵魂护佑，进行招龙。这种招龙比较随机，只要家族的后辈许愿，就可以进行。有的苗寨招山龙，有的招水龙，有的招天龙。苗族同胞把龙视为兴风降雨的神灵，作为消灾免难，祈祷来年吉祥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安康，发富发贵之要意。
　　另一种叫“延仙丹”，苗语为“yangl dliangb dab”，是鼓藏节中间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一些苗族支系也把它叫招龙。这个“龙” 不僅仅是风调雨顺的“龙”，而且还有人类传承的“根”之意，即是招回强健有力的生育繁衍的“龙”，它是古老男性生殖崇拜的一种文化延续。仪式地点与风调雨顺的招龙地重叠，只是祭词不一样。在返回村寨的路中要设置两块木板叫“接子桥”。
　　贵州苗族服饰作为苗族历史和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它通过苗族人民千百年的代代传承保存下来，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将其一代代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对它的研究和发掘，使其在新时代激发出新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