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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他还说，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被查处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子就损失十几亿、几十个亿，比贪污受贿更可怕。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在他的题为《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这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
当然，这样说，不是说贪污受贿等腐败的危害不严重，而是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确实，如果我们细加剖析，就会发现，一些工程项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往往就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它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2004年，在他们对10家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及经济犯罪的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竟是9倍之多。2005年的审计报告又指出，当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也达15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浪费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同时，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的15年间，我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2006年8月16日，国务院对内蒙古新丰热电公司违规建设问题和重大施工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设负有领导责任的自治区政府正副三位主席向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据调查，新丰电厂建设规模为两台30万千瓦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达28．88亿元。而且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还越权审批、违规批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尤其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电站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更严重的是，内蒙古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也曾出现重大的政策性决策失误。比如，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出台，诱发和加速了沪深股市的一次暴跌。著名证券专家韩志国说，由于决策失当，国有股减持只收回了几十亿元的资金，但股市暴跌却使1．8万亿元的市值被蒸发了。如果按当年lO月底的股本结构来计算，那么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6200多亿元，非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1．18万亿元。其中，国家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8300多亿元，法人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3300多亿元。由于法人股的绝大部分都具有国有性质，因而在这轮股市暴跌中，国有资产的市值损失实际上大大超过一万亿元。为了阻止股市继续暴跌，中国证监会不得不暂停了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实施。有人把这种结果概括为全盘皆输：决策者损失的是权威，持股者损失的是金钱，市场损失的是机制，社会损失的是信誉。
项目决策失误
平心而论，不少领导干部想上项目、上大项目、多上大项目，出发点往往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是现在各地竞争激烈，主要领导大多肩负着“比学赶超”的压力。如果项目成功上马，就可以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轻易决策，不顾实际地拼命“上项目”，结果是盲目的决策导致了国家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机场投资建设中出现的决策失误，非常典型。
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决心建造“全国最先进的机场”，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资40亿元(总造价69亿元)建设珠海机场。他们原本指望机场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却陷入了巨大的亏损之中，拖欠的巨额债务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事实上，当时在决策过程中，已经出现许多失误现象。
当初，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珠海机场的规模，是利用旧三灶机场改建为中型国内机场，跑道长2800米，投资额2亿元，而当时的珠海市主要领导却擅自更改这一决定，另行填海兴建跑道长达4000米的大型国际机场，单是机场本身的投资额就达到40多亿元。对此，国务院曾发文做出严厉批评。除了批评擅自更改中央决定外，还批评未经国家批准就签订了引进国外先进的导航和地面服务设施的商务合同，支付定金1500万美 元。造成既成事实后，要求国家批准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9060万美元，在未经国家批准开工的情况下，主体工程已建设大半。国务院的文件还具有预见性地指出，“目前，在半径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有深圳、珠海等四个国际机场，并已开始建设或准备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使珠海机场客流量在较长时间内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直接影响到还款能力”。
当然，在机场建设项目上，亏损的并不仅仅是珠海机场。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在竣工后的两年间，还有1亿多元工程款未付清。据审计部门调查，绵阳机场几年来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当时，合肥正在热火朝天地创建国家卫生和环保城市，所以考虑在垃圾处理上也要有超前意识，并决定哪怕财力有限，也要兴建一个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大型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这个总投资达1．06亿元的项目，是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重点工程，所以很快通过了全部审批程序。审批得以通过，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专家经过多轮论证后，一致选择了堆肥工艺。然而现在却又一致认为，垃圾处理厂之所以没有发挥效益，就是因为堆肥工艺选错了，它太超前，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明明脱离了实际，可当时专家又怎么众口一词认为规划设计应该超前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奥妙”，就是在专家论证之前，合肥市政府已经有了明确意向。在市政府的一份会议纪要里，已明确提出这个项目应采用堆肥工艺。既然市里已经定了调子，专家们也就一致建议“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建一座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大型垃圾处理厂”了。
然而，2001年工程竣工刚一试运行，就发现“事与愿违”，存在严重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停用。作为补救措施，合肥市政府不得不再投入一亿多元，兴建了一个生活垃圾厂。但几年下来还是不堪重负，终于造成严重污染。
近年来，城市建设(包括搬迁、扩建)越来越追求“时尚”，一些地方一味地贪大求洋，互相攀比，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玉门市是甘肃省酒泉市所属的县级市，人口只有18．9万，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仅为1．4亿元。然而，这个小县城竟敢花7亿元进行“豪华搬迁”。特别是由于规划设计得不科学，或拆掉重建，或停止营业，遭到了当地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
该市2003年8月建成的占地7万平方米、总投资690万元的世纪广场，在2005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为什么要扒掉重建?一是彩砖地面冬天太滑，不利于人们行走；其次是因为盐碱侵蚀得太厉害，许多地面已被严重破坏。另外，投资2800万元、按三星级标准建造的集住宿、餐饮、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涉外玉门宾馆，由于客源稀少，也已停止营业。
“豪华搬迁”让当地财政“透不过气来”。截至去年底，仅建设局的负债就超过一亿元。长期负债建设，造成欠款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多次被酒泉市清欠办通报。
个人决策失误
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大慷国家之慨，在投资、担保等方面，根本不予充分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往往是“脑袋一拍，大笔一挥”，便擅自盲目决策，致使国家的巨额财产付之东流。还有由于一些地方的领导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因而不顾当地实际、群众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独断专行，这就出现了许多“三拍现象”，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屡屡因决策失误而劳民伤财，贻害一方。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家电力公司原任个别官员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巨额损失。2003年，国家审计署抽调大约1300余人对国电公司进行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在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等方面的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涉及的金额高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就达32．8亿元，占42％。一位参与了此次审计的官员说：“毫不夸张地说，前任某些官员对国有资产的处理，完全可以用‘慷慨’形容。”一个例子是，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在1994至1996年间，擅自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担保，本息合计11．2亿元。由于威克瑞公司濒临破产，经法院判决，北京供电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造成损失4．57亿元。
地方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那些“志得意满”的“战略”决策，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怀忠干什么都是“大”字当头，什么“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 一时间走进阜阳，让人仿佛重又回到了“大跃进”时代。结果，他“拍屁股”走人了，给阜阳留下了20亿元的“政绩包袱”，相当于阜阳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
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提出在卢氏这座北方小山城创建“突出山城特色，体现南国风光，争创全国一流”的城市化建设的决策，也荒唐透顶。为了“形象”，他竟然别出心裁地用自己的“构想”代替城建部门的规划，刨掉了原有郁郁葱葱的泡桐树，建起了7条不同风格的绿色街道：棕榈树一条街、云杉一条街、四季桂一条街、竹子一条街、柳树一条街、黄杨树一条街、泡桐一条街。那些只适宜南方环境的树种，自然成活率极低，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为建造这些“形象工程”，仅资金耗费就达1300多万元，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家拨给卢氏县的扶贫款。还有所谓的“红色革命”，也是荒唐透顶。他规定，全县无论城乡，沿公路的人家必须刷上铁锈红。因此，该县沿线公路两侧目力所及的砖房、土房，以及厕所、猪圈，一片红色，就连偏远的山区小村也未能幸免。而且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就必须重新粉刷一遍。
编辑：韩铁马
决策失误无异于化神奇为腐朽
杨宇立
近代以来，中国是对公权力决策失误最感切肤之痛的国家之一。政治方面，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灾难。“大跃进”、“文革”让中国在世界丢尽颜面，经济损失更让人提起来就伤心。这个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但有一个结论能说清楚，即公权力决策失误的贻害最大，而以私权利为基础的决策最正当。
人类无法保证决策没有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已显出与越南战争失败很相似的特征。现代文明要求，公民对所有涉及纳税人血汗钱的公共决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同时高度尊重他人在私域内的决策权利——“好心好意”为别人“当家作主”的逻辑已经相当过时了，况且失败的合法决策多少都有些“前车之鉴”和“成功之母”的意义。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他证明了决策方案不可能达到最优，人们只能在“满意”和“许可”之间取舍。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备，会导致决策方案不完备和方案实施过程不清晰，进而使决策后果不可比。可见任何决策都有些“赌”的成分。西蒙从未提及舞弄权力所造成的“拍脑袋”、“出政绩”和“心血来潮”式的决策算怎么回事。
对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之间关联的拿捏，能准确检测一个公民名副其实的程度。简单如，一个家长偏爱哪一个孩子或某种教育方式，你管得着吗?你不管，表示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长虐待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你难道不愿意公开表达一点抗议吗?这样做了，表示你有公德，是对“涉公”事务的积极实践。
接下来我们评析若干决策案例。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同时面临电子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日本认为，虽然当时的晶体管技术还不稳定，但小型化可能是应用电子技术的必由之路。于是日本把完善晶体管技术作为产业方向。前苏联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管生产技术。他们认为，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并使之小型化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再理会晶体管技术。
20年之后，日本的电子技术总体领先前苏联近20年，后者只能在军事领域进行有限的赶超。比较两国的决策后果固然重要，但关键的差异却是，有许多日本商人凭借开发与晶体管有关的产品发了大财，世界市场上充斥着日本的电子产品；前苏联却无一人因为要对重大决策的失误负责被送到西伯利亚去流放。所以他们还会再错。
——中国开放初期，菲利浦公司和日本电器财团分别来中国考察电视机市场后获悉：中国人穷，住房紧张，南方潮湿，电压不是110V，等等。菲利浦决定撤退。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虽然穷，各家还是有些储蓄的，住房虽然紧张，但电视机却有点炫耀性消费效用。至于潮湿和电压问题，技术上都不难解决。结果，日本通过向中国大量出口黑白电视机，延缓了其生产线被拆除的命运。中国市场还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当然，决策能赢一次不等于次次都能赢。日本汽车业看中国市场就大大地看走了眼，拱手让德国同行在中国赚足了钱。
到上世纪末，日本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豪感，在美国新经济的惊人崛起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日本人痛苦地反省：为什么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没有在日本出现?后来他们发现，在每一个成功的美国IT企业行进的道路上，大约躺着两千家破产企业的“尸体”。这种代价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承受的，在日本就不行。一一在决策失误的表演场上，美国人不是从不登台的“角”。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就拿出巨额公共资金投入“攻克癌症计划”，失败了。之前，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还试图研制汽车的陶瓷发动机，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过公道地说，美国既有的制度安排确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程序至上”原则，能在相当程度上标识出“误区”和“陷阱”，使后来者悬崖勒马。
素以严谨著称的欧洲人也不是没有“花钱买教训”的经历。他们为研制超音速民航飞机，即协和式飞机，投入数百亿美元，最终生产出15架便封存了生产线，赔得一塌糊涂。因为，民航客机需达到400架以上的生产规模才有经济效益。
——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决策失误是不对的。人类不能自断创新之路。所有决策失误都有“试错”的意义。然而，对于那些无视科学规律，一错再错，拿公共资金支撑“政绩工程”的决策失误，恨不起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良心的。如果决策权力与责任脱节，那么，决策对上对下都不能负责。
河南省某明星村党委书记一意孤行，“力排众议”搞什么“永动机”，突显了其物理知识不及高中水平。该项目浪费四千万，他竟然毫发无损，重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戏。那些投入“永动机”研制活动的专家们，究竟是揣着怎样阴暗的心理投入“研发”的?同样是四千万，曾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微缩景观“三峡集锦”景区，经过四年“门前冷落游客稀”的尴尬之后被拆除了。建，用公家的钱；拆，仍用公家的钱，相关责任人居然没有损失一针一线。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特征，盲目竞争是市场的衍生品。中国初搞市场经济时，各地盲目开工的项目不少，对缓解短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当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技艺生疏，被浪费掉的资金也很惊人。
“八五”期间，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两千万台，市场容量仅一千万台。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也都来个一哄而上，随后一哄而散，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被蒸发掉了。目前，中国汽车生产线的开工率约70％，各地仍有许多新项目在涌跃上马。 中国棉纺生产线闲置1／3，铝材生产厂家的设备利用率仅20％。中国市场上需要的50亿只易拉罐，对应着100亿只的生产能力。这种局面固然令人心酸，但还不是最令人心痛和愤怒的盲目决策后果。
——臭名昭著的河南中原制药厂建设项目惨败至今，不知责任人是否安然无恙?该项目是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的最大工程，利用世行贷款，总投资18亿，占地1300亩，没投产就破产了。一个项目就让每个中国人损失了约1．5元钱。该项目失败的表面原因是，没心没肺、无法无天的中方决策者出国考察数番，引进的技术居然来自根本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一家瑞士“野鸡公司”。
我国凡属涉及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公权力总脱不了干系。如今，中国人已能以较高的文明水准，平静地看待民营企业投资决策之成败，但不能容忍某些官员用大把的公款耍大爷决策之威风。
企业的重大决策受到地方官员意志的影响，是一种很坏的“败家子”式官商关系。1992年史玉柱盖巨人大厦时，出台的方案是18层。一个领导提议盖高一点，于是设计到54层再到64层。1994年又来了一位领导之后，图纸上的大厦变成了70层。不久，巨人大厦轰然倒塌。史玉柱因此而破产还真冤枉，因为领导既不负有限责任，更不负无限责任。
——原北京市长彭真最后拍板长安街的建设规模的时候，有不少人以为贪大求洋。现在重提这个案例，已被视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水平的典范。问题是，有些地方领导全无高瞻远瞩的本事，却有决定项目及建设规模的强势权力，导致失误连连。
——综合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对象和违规金额，人们不难发现，“涉公”、“涉权”是共同的因素。一个贪官贪污几百万元被判刑，人们已从拍手称快变为麻木不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笔一挥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抽象文字背后，有数亿、甚至十几个亿的公共资金损失。多数情况下，决策失误都比贪污腐败更有效率地打击了老百姓的钱包。
去年仅对10家央企原任领导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就发现，经济犯罪额约16亿，但因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高达145亿。用这笔钱、以市场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能新增多少就业岗位?令人失望的国有企业在2002年1～11月间，仅仅由于错误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就损失72亿元。等于每个中国人损失了5．5元。这些本应能创造财富或治病救人、安排下岗职工生活的宝贵资金，经过垃圾化的决策，真正实现了“化神奇为腐朽、化腐朽为粪土”的过程。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决策原则是，找不到责任人和负责方式，就取消决策。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博导)
编辑：靳伟华
问责赔偿彰显责任理念
雷 达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此，应该说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因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一般却很少有人关注，也懒得算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还对决策失误不以为意，常常以“权当交了一笔学费”而轻轻放过，很少去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更不要说提议赔偿了。
面对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和损失，我们不应该“心平如水”，对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更不能一直“束手无策”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遏制这种现象的信号已经发出，并且日渐见强。2001年，深圳市出台了有关意见，指出：“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两年后，他们又开始实行“绩效审计”，从而引入了决策问责。其他如海南、重庆、上海、黑龙江等省市，都针对决策失误出台了相应的问责法规。国家审计署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今后将不断加强“绩效审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是更加着眼于检查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以及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个信号，也让人备感欣慰，那就是不久前海南省省长在该省的一次省委全会上明确表示，从现在开始，由于海南地方政府自身原因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由当地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补偿责任。
由于政府决策失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或者给投资者造成财产损失的，以往一般都是对有关领导批评教育了事，大不了要求其“深刻检查”。现在，随着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决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再也难辞其咎、难逃其责了。
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防止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对于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在决策问责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机制，则比决策问责制更进了一步。
以往，政府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后，很少意识到应该给遭受损失者以经济上的赔偿。比如，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推行所谓“逼民致富”政策，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由于产品滞销等原因使农民惨遭损失，政府往往仍然是“无事一身轻”，而农民也只能自认倒霉。再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朝令夕改，今天这样规划，明天那样规划，今天建明天拆，也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投资者所能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道歉，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尽管决策失误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受到党纪政纪乃至法律惩处，但是这种惩处，对于遭受损失者来说，并不能让他们挽回经济损失。至于对决策失误者连责任追究都没有，对遭受损失者来说更是连“安慰”都得不到。
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完全由投资者“埋单”，显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由政府向受损失者进行经济赔偿或补偿，让政府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埋单”，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说，由政府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向受损者进行经济赔偿，其背后所蕴含的执政理念，是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投资者提供科学决策，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海南省建立的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尚属“新生事物”，客观上还有考虑不周全之处。比如，他们仅仅提出对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予以赔偿。那么，损害了不属于投资的一般群众的利益，要不要赔偿(补偿)?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要不要追究决策失误者的经济责任?凡此种种，我认为，政策和法规都应该及时“跟进”。因为从本质上说，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与投资者的权益是一样的，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然，在目前，我们还是对海南这一负责任的政策表示欢迎，毕竟它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这一政策能够为其他地方所借鉴，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基本准则和普遍做法。
编辑：韩铁马
国际社会如何面对决策失误
魏道培
从国防部长辞职看美国人如何对待政策失误 2006年11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舆论认为，拉氏因9．11事件而崛起，又因美军陷入伊拉克泥潭不能自拔而被轰下台。拉氏辞职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政府耗费数千亿美元入侵伊拉克，却未能实现布什政府的诺言，其决策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陷入困境，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从经济上说，这已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
美国政府入侵伊拉克所导致的失误，还遭遇国内舆论和民主党的强大压力。美国民众一再追问政府，伊战什么时候结束。铺天盖地的问责使布什政府无法招架，拉氏自然成为目标和替罪羊。美国《时代周刊》把拉氏看作美国历史上最笨的一位国防部长。美国多名将军集体要求拉氏辞职。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希拉里．克林顿也公开指责拉氏的失策给美国带来了灾难，并要他辞职。美国民主党乘势卷土重来，在中期大选中一举获胜。
长期以来，美国共和党执政要受到民主党的质询；民主党执政也要受到共和党的问责。他们都是一方利益的代言人。因此，问责的内容也成为双方争斗的核心。在各类问责主体中，执政党是最重要的问责对象。西方的问责制主要是异体问责。如果异体(反对党或在野党)拿获执政党政策失误的证据，那么必然诉诸法律，司法部门也一定会介入。美国宪法规定：若执政党行为不当被众议院弹劾或被参议院证明有罪，那么具体负责的官员必须辞职。触犯刑法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若执政党要包庇，那必然会遭到多方攻击。拉氏就是在这种四面楚歌声中被迫下台的。
美国政治的分权制衡体系，也使政府常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持续审查。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程序，已成为判断政府是否失策的重要工具，这大大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在野党的监督意识。
澳大利亚问责制强化法律职责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政府就意识到，国内若失去公平和公正就会在世界上丧失国家竞争力。为此，政府于1989年开发出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决策公平制》，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目的是激励政府各个机构为满足国家的长远需要，必须保持管理方面的高度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施政方针，避免决策失误。例如，切合实际地增加社会经济低层人员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1996年，澳大利亚颁布平等、多样和优质的高等教育实施方案。它要求各地各届政府，按照公平民主、公开公正的原则制定政策，必须逐年提高社会经济低层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政府若在一定期限内未达到宪法规定的要求，那么就算执政失误；若超出预算过快地发展高等教育，也会被指责为政策失误。这时就会有人出来清算它给国家带来的潜在损失，监管部门将对其进行调查和评估。如果，该届政府未能实现承诺，具体责任人将承担责任。但是，这个体系在实施中却遇到了诸多障碍，涉及的问题不仅是资金、项目、人才，还涉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后来，澳大利亚政府发现，问责制能很好地避免严重失策，因此委托国民大学设立研究项目，专门研究政府如何避免政策失误。
之后，为了确保决策实施的正确性，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各地政府要按照公平、公开和民主的原则，拓宽市民的参与范围，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无论是社会高层或低层，均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和义务，目的仍然是最大限度地保障政府减少决策失误。相反，执政党若因违反宪法造成失策，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害，那么执政党的直接责任人或上级都将受到各方面的问责，还将被追究责任或受法律的惩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各届政府要确保国家长远计划的正确实施，需要获得某种保障。这个保障从何而来呢?后来，国民大学提供了关键性建议，即建立政府政策分析报告制。政府所做之事都将进入这个评估体系。一旦政府决策失误，那么损失和影响将细化到每个部门，强调个人的责任。国民大学的专家引用了这样一个案例：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曾经为获取选民支持，承诺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范围，不切实际地承诺提前实现教育目标。但几年后却未能实现这个承诺，即在15至25岁的人群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不足25％。为此，这一数字被看作是政府失职，工党政府失误，由此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他们由此失去选民的信任，工党政府不得不下台。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就是在这种宪法问责制下，让广泛的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使得政策性失误越来越少。各地政府的政策至今仍受这个宪法框架约束，避免了潜在的决策失误。
其他发达国家的问责制
今天，发达国家政坛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都会引发各种问责。问责制在西方，已成为一种决策失误导致的问责，或多或少体现了民主和追究责任的方式。问责制集中表现在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所以，狭义的问责制就是指组织和个人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并不要等到决策实施产生结果后才发生，而是在颁布或执行之前，决策就需要经过多层次多方面探讨，提出质疑。
发达国家的问责制以及相关形式是多样的，但主要是执政党负有让民众参政议政并接受监督的职责。执政党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引发在野党掀起一场风暴，高官可能因为重大失误或卷入政治丑闻而下马或引咎辞职，随之刮来的是审计风暴、环保风暴、丑闻风暴以及反贪风暴等，最后诉诸法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在强大的压力下，必须主动地为民服务。因此，西方的问责制，实际上已成为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何让一个国家在决策上避免失误，实际上就在于是否完善具有法制烙印的问责制。目前，诸如美国司法审查这样的体系，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已存在。德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司法审查，都有十分完善严格的程序。倘若一个高官犯下决策错误，他们会首先评定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影响。如何审查、什么时候审查、审查的对象和方式，都要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而审查的结果，不是诉诸法律就是走人或政党跨台。
西方的问责制并非一蹴而就。最初是在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发生辩论时形成的，相互追查责任并探究失误带来的后果。在野党往往把执政党所造成的失误当作把柄进行问责。随后，这种辩论式的问责演变为社会机构、党团和群众追究政府失误的方式。但那时的问责制，只是从政治和道义的层面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后来，西方政治体系中的问责，逐渐演变为依宪治政，问责更具法律效力，成为一种对政策重大失误、内部不正之风、不当行政行为或官员个人生活问题很有杀伤力的铁面制度。比如，法律追究一般要坚持谁违纪违法谁承担责任的原则。因此，问责制不仅在执政党内部上下级之间发挥重要作用，有效地监督和强化了执政党内部的责任意识，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督促作用。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问责制已发展得比较完备。
例如发生重大失误，其上级领导都有可能根据所发生的问题或事件的严重程度而承担责任。这不一定是因为其上级领导与此问题或事件有直接牵连，而是因为作为上级，他的下属或者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出了严重问题或事件，他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责任。
如今，一些发达国家的宪法已赋予公民和司法机关等，有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这集中体现在问责的方式上，它甚至具体到了个人行为或在某个时间说的某句话上。我们常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坛经常发生人事变动，其中原因并不一定是有多少腐败和丑闻败露，而是因为制定的政策导致国家遭受了严重损失。实际上，问责制使得在必要时，任何法人和机构都可以把制定政策的责任人告上法庭。
编辑：韩铁马
当然，这样说，不是说贪污受贿等腐败的危害不严重，而是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确实，如果我们细加剖析，就会发现，一些工程项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往往就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它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2004年，在他们对10家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及经济犯罪的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竟是9倍之多。2005年的审计报告又指出，当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也达15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浪费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同时，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的15年间，我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2006年8月16日，国务院对内蒙古新丰热电公司违规建设问题和重大施工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设负有领导责任的自治区政府正副三位主席向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据调查，新丰电厂建设规模为两台30万千瓦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达28．88亿元。而且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还越权审批、违规批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尤其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电站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更严重的是，内蒙古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也曾出现重大的政策性决策失误。比如，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出台，诱发和加速了沪深股市的一次暴跌。著名证券专家韩志国说，由于决策失当，国有股减持只收回了几十亿元的资金，但股市暴跌却使1．8万亿元的市值被蒸发了。如果按当年lO月底的股本结构来计算，那么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6200多亿元，非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1．18万亿元。其中，国家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8300多亿元，法人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3300多亿元。由于法人股的绝大部分都具有国有性质，因而在这轮股市暴跌中，国有资产的市值损失实际上大大超过一万亿元。为了阻止股市继续暴跌，中国证监会不得不暂停了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实施。有人把这种结果概括为全盘皆输：决策者损失的是权威，持股者损失的是金钱，市场损失的是机制，社会损失的是信誉。
项目决策失误
平心而论，不少领导干部想上项目、上大项目、多上大项目，出发点往往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是现在各地竞争激烈，主要领导大多肩负着“比学赶超”的压力。如果项目成功上马，就可以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轻易决策，不顾实际地拼命“上项目”，结果是盲目的决策导致了国家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机场投资建设中出现的决策失误，非常典型。
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决心建造“全国最先进的机场”，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资40亿元(总造价69亿元)建设珠海机场。他们原本指望机场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却陷入了巨大的亏损之中，拖欠的巨额债务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事实上，当时在决策过程中，已经出现许多失误现象。
当初，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珠海机场的规模，是利用旧三灶机场改建为中型国内机场，跑道长2800米，投资额2亿元，而当时的珠海市主要领导却擅自更改这一决定，另行填海兴建跑道长达4000米的大型国际机场，单是机场本身的投资额就达到40多亿元。对此，国务院曾发文做出严厉批评。除了批评擅自更改中央决定外，还批评未经国家批准就签订了引进国外先进的导航和地面服务设施的商务合同，支付定金1500万美 元。造成既成事实后，要求国家批准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9060万美元，在未经国家批准开工的情况下，主体工程已建设大半。国务院的文件还具有预见性地指出，“目前，在半径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有深圳、珠海等四个国际机场，并已开始建设或准备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使珠海机场客流量在较长时间内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直接影响到还款能力”。
当然，在机场建设项目上，亏损的并不仅仅是珠海机场。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在竣工后的两年间，还有1亿多元工程款未付清。据审计部门调查，绵阳机场几年来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当时，合肥正在热火朝天地创建国家卫生和环保城市，所以考虑在垃圾处理上也要有超前意识，并决定哪怕财力有限，也要兴建一个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大型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这个总投资达1．06亿元的项目，是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重点工程，所以很快通过了全部审批程序。审批得以通过，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专家经过多轮论证后，一致选择了堆肥工艺。然而现在却又一致认为，垃圾处理厂之所以没有发挥效益，就是因为堆肥工艺选错了，它太超前，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明明脱离了实际，可当时专家又怎么众口一词认为规划设计应该超前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奥妙”，就是在专家论证之前，合肥市政府已经有了明确意向。在市政府的一份会议纪要里，已明确提出这个项目应采用堆肥工艺。既然市里已经定了调子，专家们也就一致建议“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建一座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大型垃圾处理厂”了。
然而，2001年工程竣工刚一试运行，就发现“事与愿违”，存在严重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停用。作为补救措施，合肥市政府不得不再投入一亿多元，兴建了一个生活垃圾厂。但几年下来还是不堪重负，终于造成严重污染。
近年来，城市建设(包括搬迁、扩建)越来越追求“时尚”，一些地方一味地贪大求洋，互相攀比，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玉门市是甘肃省酒泉市所属的县级市，人口只有18．9万，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仅为1．4亿元。然而，这个小县城竟敢花7亿元进行“豪华搬迁”。特别是由于规划设计得不科学，或拆掉重建，或停止营业，遭到了当地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
该市2003年8月建成的占地7万平方米、总投资690万元的世纪广场，在2005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为什么要扒掉重建?一是彩砖地面冬天太滑，不利于人们行走；其次是因为盐碱侵蚀得太厉害，许多地面已被严重破坏。另外，投资2800万元、按三星级标准建造的集住宿、餐饮、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涉外玉门宾馆，由于客源稀少，也已停止营业。
“豪华搬迁”让当地财政“透不过气来”。截至去年底，仅建设局的负债就超过一亿元。长期负债建设，造成欠款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多次被酒泉市清欠办通报。
个人决策失误
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大慷国家之慨，在投资、担保等方面，根本不予充分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往往是“脑袋一拍，大笔一挥”，便擅自盲目决策，致使国家的巨额财产付之东流。还有由于一些地方的领导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因而不顾当地实际、群众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独断专行，这就出现了许多“三拍现象”，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屡屡因决策失误而劳民伤财，贻害一方。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家电力公司原任个别官员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巨额损失。2003年，国家审计署抽调大约1300余人对国电公司进行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在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等方面的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涉及的金额高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就达32．8亿元，占42％。一位参与了此次审计的官员说：“毫不夸张地说，前任某些官员对国有资产的处理，完全可以用‘慷慨’形容。”一个例子是，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在1994至1996年间，擅自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担保，本息合计11．2亿元。由于威克瑞公司濒临破产，经法院判决，北京供电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造成损失4．57亿元。
地方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那些“志得意满”的“战略”决策，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怀忠干什么都是“大”字当头，什么“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 一时间走进阜阳，让人仿佛重又回到了“大跃进”时代。结果，他“拍屁股”走人了，给阜阳留下了20亿元的“政绩包袱”，相当于阜阳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
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提出在卢氏这座北方小山城创建“突出山城特色，体现南国风光，争创全国一流”的城市化建设的决策，也荒唐透顶。为了“形象”，他竟然别出心裁地用自己的“构想”代替城建部门的规划，刨掉了原有郁郁葱葱的泡桐树，建起了7条不同风格的绿色街道：棕榈树一条街、云杉一条街、四季桂一条街、竹子一条街、柳树一条街、黄杨树一条街、泡桐一条街。那些只适宜南方环境的树种，自然成活率极低，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为建造这些“形象工程”，仅资金耗费就达1300多万元，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家拨给卢氏县的扶贫款。还有所谓的“红色革命”，也是荒唐透顶。他规定，全县无论城乡，沿公路的人家必须刷上铁锈红。因此，该县沿线公路两侧目力所及的砖房、土房，以及厕所、猪圈，一片红色，就连偏远的山区小村也未能幸免。而且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就必须重新粉刷一遍。
编辑：韩铁马
决策失误无异于化神奇为腐朽
杨宇立
近代以来，中国是对公权力决策失误最感切肤之痛的国家之一。政治方面，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灾难。“大跃进”、“文革”让中国在世界丢尽颜面，经济损失更让人提起来就伤心。这个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但有一个结论能说清楚，即公权力决策失误的贻害最大，而以私权利为基础的决策最正当。
人类无法保证决策没有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已显出与越南战争失败很相似的特征。现代文明要求，公民对所有涉及纳税人血汗钱的公共决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同时高度尊重他人在私域内的决策权利——“好心好意”为别人“当家作主”的逻辑已经相当过时了，况且失败的合法决策多少都有些“前车之鉴”和“成功之母”的意义。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他证明了决策方案不可能达到最优，人们只能在“满意”和“许可”之间取舍。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备，会导致决策方案不完备和方案实施过程不清晰，进而使决策后果不可比。可见任何决策都有些“赌”的成分。西蒙从未提及舞弄权力所造成的“拍脑袋”、“出政绩”和“心血来潮”式的决策算怎么回事。
对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之间关联的拿捏，能准确检测一个公民名副其实的程度。简单如，一个家长偏爱哪一个孩子或某种教育方式，你管得着吗?你不管，表示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长虐待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你难道不愿意公开表达一点抗议吗?这样做了，表示你有公德，是对“涉公”事务的积极实践。
接下来我们评析若干决策案例。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同时面临电子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日本认为，虽然当时的晶体管技术还不稳定，但小型化可能是应用电子技术的必由之路。于是日本把完善晶体管技术作为产业方向。前苏联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管生产技术。他们认为，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并使之小型化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再理会晶体管技术。
20年之后，日本的电子技术总体领先前苏联近20年，后者只能在军事领域进行有限的赶超。比较两国的决策后果固然重要，但关键的差异却是，有许多日本商人凭借开发与晶体管有关的产品发了大财，世界市场上充斥着日本的电子产品；前苏联却无一人因为要对重大决策的失误负责被送到西伯利亚去流放。所以他们还会再错。
——中国开放初期，菲利浦公司和日本电器财团分别来中国考察电视机市场后获悉：中国人穷，住房紧张，南方潮湿，电压不是110V，等等。菲利浦决定撤退。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虽然穷，各家还是有些储蓄的，住房虽然紧张，但电视机却有点炫耀性消费效用。至于潮湿和电压问题，技术上都不难解决。结果，日本通过向中国大量出口黑白电视机，延缓了其生产线被拆除的命运。中国市场还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当然，决策能赢一次不等于次次都能赢。日本汽车业看中国市场就大大地看走了眼，拱手让德国同行在中国赚足了钱。
到上世纪末，日本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豪感，在美国新经济的惊人崛起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日本人痛苦地反省：为什么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没有在日本出现?后来他们发现，在每一个成功的美国IT企业行进的道路上，大约躺着两千家破产企业的“尸体”。这种代价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承受的，在日本就不行。一一在决策失误的表演场上，美国人不是从不登台的“角”。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就拿出巨额公共资金投入“攻克癌症计划”，失败了。之前，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还试图研制汽车的陶瓷发动机，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过公道地说，美国既有的制度安排确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程序至上”原则，能在相当程度上标识出“误区”和“陷阱”，使后来者悬崖勒马。
素以严谨著称的欧洲人也不是没有“花钱买教训”的经历。他们为研制超音速民航飞机，即协和式飞机，投入数百亿美元，最终生产出15架便封存了生产线，赔得一塌糊涂。因为，民航客机需达到400架以上的生产规模才有经济效益。
——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决策失误是不对的。人类不能自断创新之路。所有决策失误都有“试错”的意义。然而，对于那些无视科学规律，一错再错，拿公共资金支撑“政绩工程”的决策失误，恨不起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良心的。如果决策权力与责任脱节，那么，决策对上对下都不能负责。
河南省某明星村党委书记一意孤行，“力排众议”搞什么“永动机”，突显了其物理知识不及高中水平。该项目浪费四千万，他竟然毫发无损，重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戏。那些投入“永动机”研制活动的专家们，究竟是揣着怎样阴暗的心理投入“研发”的?同样是四千万，曾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微缩景观“三峡集锦”景区，经过四年“门前冷落游客稀”的尴尬之后被拆除了。建，用公家的钱；拆，仍用公家的钱，相关责任人居然没有损失一针一线。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特征，盲目竞争是市场的衍生品。中国初搞市场经济时，各地盲目开工的项目不少，对缓解短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当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技艺生疏，被浪费掉的资金也很惊人。
“八五”期间，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两千万台，市场容量仅一千万台。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也都来个一哄而上，随后一哄而散，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被蒸发掉了。目前，中国汽车生产线的开工率约70％，各地仍有许多新项目在涌跃上马。 中国棉纺生产线闲置1／3，铝材生产厂家的设备利用率仅20％。中国市场上需要的50亿只易拉罐，对应着100亿只的生产能力。这种局面固然令人心酸，但还不是最令人心痛和愤怒的盲目决策后果。
——臭名昭著的河南中原制药厂建设项目惨败至今，不知责任人是否安然无恙?该项目是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的最大工程，利用世行贷款，总投资18亿，占地1300亩，没投产就破产了。一个项目就让每个中国人损失了约1．5元钱。该项目失败的表面原因是，没心没肺、无法无天的中方决策者出国考察数番，引进的技术居然来自根本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一家瑞士“野鸡公司”。
我国凡属涉及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公权力总脱不了干系。如今，中国人已能以较高的文明水准，平静地看待民营企业投资决策之成败，但不能容忍某些官员用大把的公款耍大爷决策之威风。
企业的重大决策受到地方官员意志的影响，是一种很坏的“败家子”式官商关系。1992年史玉柱盖巨人大厦时，出台的方案是18层。一个领导提议盖高一点，于是设计到54层再到64层。1994年又来了一位领导之后，图纸上的大厦变成了70层。不久，巨人大厦轰然倒塌。史玉柱因此而破产还真冤枉，因为领导既不负有限责任，更不负无限责任。
——原北京市长彭真最后拍板长安街的建设规模的时候，有不少人以为贪大求洋。现在重提这个案例，已被视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水平的典范。问题是，有些地方领导全无高瞻远瞩的本事，却有决定项目及建设规模的强势权力，导致失误连连。
——综合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对象和违规金额，人们不难发现，“涉公”、“涉权”是共同的因素。一个贪官贪污几百万元被判刑，人们已从拍手称快变为麻木不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笔一挥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抽象文字背后，有数亿、甚至十几个亿的公共资金损失。多数情况下，决策失误都比贪污腐败更有效率地打击了老百姓的钱包。
去年仅对10家央企原任领导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就发现，经济犯罪额约16亿，但因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高达145亿。用这笔钱、以市场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能新增多少就业岗位?令人失望的国有企业在2002年1～11月间，仅仅由于错误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就损失72亿元。等于每个中国人损失了5．5元。这些本应能创造财富或治病救人、安排下岗职工生活的宝贵资金，经过垃圾化的决策，真正实现了“化神奇为腐朽、化腐朽为粪土”的过程。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决策原则是，找不到责任人和负责方式，就取消决策。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博导)
编辑：靳伟华
问责赔偿彰显责任理念
雷 达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此，应该说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因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一般却很少有人关注，也懒得算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还对决策失误不以为意，常常以“权当交了一笔学费”而轻轻放过，很少去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更不要说提议赔偿了。
面对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和损失，我们不应该“心平如水”，对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更不能一直“束手无策”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遏制这种现象的信号已经发出，并且日渐见强。2001年，深圳市出台了有关意见，指出：“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两年后，他们又开始实行“绩效审计”，从而引入了决策问责。其他如海南、重庆、上海、黑龙江等省市，都针对决策失误出台了相应的问责法规。国家审计署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今后将不断加强“绩效审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是更加着眼于检查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以及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个信号，也让人备感欣慰，那就是不久前海南省省长在该省的一次省委全会上明确表示，从现在开始，由于海南地方政府自身原因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由当地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补偿责任。
由于政府决策失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或者给投资者造成财产损失的，以往一般都是对有关领导批评教育了事，大不了要求其“深刻检查”。现在，随着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决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再也难辞其咎、难逃其责了。
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防止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对于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在决策问责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机制，则比决策问责制更进了一步。
以往，政府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后，很少意识到应该给遭受损失者以经济上的赔偿。比如，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推行所谓“逼民致富”政策，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由于产品滞销等原因使农民惨遭损失，政府往往仍然是“无事一身轻”，而农民也只能自认倒霉。再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朝令夕改，今天这样规划，明天那样规划，今天建明天拆，也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投资者所能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道歉，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尽管决策失误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受到党纪政纪乃至法律惩处，但是这种惩处，对于遭受损失者来说，并不能让他们挽回经济损失。至于对决策失误者连责任追究都没有，对遭受损失者来说更是连“安慰”都得不到。
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完全由投资者“埋单”，显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由政府向受损失者进行经济赔偿或补偿，让政府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埋单”，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说，由政府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向受损者进行经济赔偿，其背后所蕴含的执政理念，是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投资者提供科学决策，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海南省建立的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尚属“新生事物”，客观上还有考虑不周全之处。比如，他们仅仅提出对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予以赔偿。那么，损害了不属于投资的一般群众的利益，要不要赔偿(补偿)?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要不要追究决策失误者的经济责任?凡此种种，我认为，政策和法规都应该及时“跟进”。因为从本质上说，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与投资者的权益是一样的，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然，在目前，我们还是对海南这一负责任的政策表示欢迎，毕竟它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这一政策能够为其他地方所借鉴，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基本准则和普遍做法。
编辑：韩铁马
国际社会如何面对决策失误
魏道培
从国防部长辞职看美国人如何对待政策失误 2006年11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舆论认为，拉氏因9．11事件而崛起，又因美军陷入伊拉克泥潭不能自拔而被轰下台。拉氏辞职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政府耗费数千亿美元入侵伊拉克，却未能实现布什政府的诺言，其决策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陷入困境，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从经济上说，这已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
美国政府入侵伊拉克所导致的失误，还遭遇国内舆论和民主党的强大压力。美国民众一再追问政府，伊战什么时候结束。铺天盖地的问责使布什政府无法招架，拉氏自然成为目标和替罪羊。美国《时代周刊》把拉氏看作美国历史上最笨的一位国防部长。美国多名将军集体要求拉氏辞职。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希拉里．克林顿也公开指责拉氏的失策给美国带来了灾难，并要他辞职。美国民主党乘势卷土重来，在中期大选中一举获胜。
长期以来，美国共和党执政要受到民主党的质询；民主党执政也要受到共和党的问责。他们都是一方利益的代言人。因此，问责的内容也成为双方争斗的核心。在各类问责主体中，执政党是最重要的问责对象。西方的问责制主要是异体问责。如果异体(反对党或在野党)拿获执政党政策失误的证据，那么必然诉诸法律，司法部门也一定会介入。美国宪法规定：若执政党行为不当被众议院弹劾或被参议院证明有罪，那么具体负责的官员必须辞职。触犯刑法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若执政党要包庇，那必然会遭到多方攻击。拉氏就是在这种四面楚歌声中被迫下台的。
美国政治的分权制衡体系，也使政府常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持续审查。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程序，已成为判断政府是否失策的重要工具，这大大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在野党的监督意识。
澳大利亚问责制强化法律职责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政府就意识到，国内若失去公平和公正就会在世界上丧失国家竞争力。为此，政府于1989年开发出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决策公平制》，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目的是激励政府各个机构为满足国家的长远需要，必须保持管理方面的高度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施政方针，避免决策失误。例如，切合实际地增加社会经济低层人员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1996年，澳大利亚颁布平等、多样和优质的高等教育实施方案。它要求各地各届政府，按照公平民主、公开公正的原则制定政策，必须逐年提高社会经济低层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政府若在一定期限内未达到宪法规定的要求，那么就算执政失误；若超出预算过快地发展高等教育，也会被指责为政策失误。这时就会有人出来清算它给国家带来的潜在损失，监管部门将对其进行调查和评估。如果，该届政府未能实现承诺，具体责任人将承担责任。但是，这个体系在实施中却遇到了诸多障碍，涉及的问题不仅是资金、项目、人才，还涉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后来，澳大利亚政府发现，问责制能很好地避免严重失策，因此委托国民大学设立研究项目，专门研究政府如何避免政策失误。
之后，为了确保决策实施的正确性，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各地政府要按照公平、公开和民主的原则，拓宽市民的参与范围，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无论是社会高层或低层，均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和义务，目的仍然是最大限度地保障政府减少决策失误。相反，执政党若因违反宪法造成失策，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害，那么执政党的直接责任人或上级都将受到各方面的问责，还将被追究责任或受法律的惩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各届政府要确保国家长远计划的正确实施，需要获得某种保障。这个保障从何而来呢?后来，国民大学提供了关键性建议，即建立政府政策分析报告制。政府所做之事都将进入这个评估体系。一旦政府决策失误，那么损失和影响将细化到每个部门，强调个人的责任。国民大学的专家引用了这样一个案例：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曾经为获取选民支持，承诺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范围，不切实际地承诺提前实现教育目标。但几年后却未能实现这个承诺，即在15至25岁的人群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不足25％。为此，这一数字被看作是政府失职，工党政府失误，由此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他们由此失去选民的信任，工党政府不得不下台。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就是在这种宪法问责制下，让广泛的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使得政策性失误越来越少。各地政府的政策至今仍受这个宪法框架约束，避免了潜在的决策失误。
其他发达国家的问责制
今天，发达国家政坛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都会引发各种问责。问责制在西方，已成为一种决策失误导致的问责，或多或少体现了民主和追究责任的方式。问责制集中表现在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所以，狭义的问责制就是指组织和个人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并不要等到决策实施产生结果后才发生，而是在颁布或执行之前，决策就需要经过多层次多方面探讨，提出质疑。
发达国家的问责制以及相关形式是多样的，但主要是执政党负有让民众参政议政并接受监督的职责。执政党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引发在野党掀起一场风暴，高官可能因为重大失误或卷入政治丑闻而下马或引咎辞职，随之刮来的是审计风暴、环保风暴、丑闻风暴以及反贪风暴等，最后诉诸法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在强大的压力下，必须主动地为民服务。因此，西方的问责制，实际上已成为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何让一个国家在决策上避免失误，实际上就在于是否完善具有法制烙印的问责制。目前，诸如美国司法审查这样的体系，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已存在。德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司法审查，都有十分完善严格的程序。倘若一个高官犯下决策错误，他们会首先评定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影响。如何审查、什么时候审查、审查的对象和方式，都要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而审查的结果，不是诉诸法律就是走人或政党跨台。
西方的问责制并非一蹴而就。最初是在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发生辩论时形成的，相互追查责任并探究失误带来的后果。在野党往往把执政党所造成的失误当作把柄进行问责。随后，这种辩论式的问责演变为社会机构、党团和群众追究政府失误的方式。但那时的问责制，只是从政治和道义的层面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后来，西方政治体系中的问责，逐渐演变为依宪治政，问责更具法律效力，成为一种对政策重大失误、内部不正之风、不当行政行为或官员个人生活问题很有杀伤力的铁面制度。比如，法律追究一般要坚持谁违纪违法谁承担责任的原则。因此，问责制不仅在执政党内部上下级之间发挥重要作用，有效地监督和强化了执政党内部的责任意识，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督促作用。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问责制已发展得比较完备。
例如发生重大失误，其上级领导都有可能根据所发生的问题或事件的严重程度而承担责任。这不一定是因为其上级领导与此问题或事件有直接牵连，而是因为作为上级，他的下属或者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出了严重问题或事件，他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责任。
如今，一些发达国家的宪法已赋予公民和司法机关等，有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这集中体现在问责的方式上，它甚至具体到了个人行为或在某个时间说的某句话上。我们常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坛经常发生人事变动，其中原因并不一定是有多少腐败和丑闻败露，而是因为制定的政策导致国家遭受了严重损失。实际上，问责制使得在必要时，任何法人和机构都可以把制定政策的责任人告上法庭。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