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汉顺帝时期，冀州刺史（监察官）苏章有位好友，在清河郡当太守，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苏章奉命到清河查办这位好友的案子。那郡守为拉拢私人感情，于是大摆筵席，准备好好地请苏章一下，苏章也欣然去赴会。郡守在热闹的应酬之后，满以为在官官相护之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苏章却说：“今夕苏孺文（苏章字孺文）与故人欢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
　　次日办案，苏章严正地一一列举了这位太守的罪行，按律予以严办，丝毫未顾及私人感情。本来，有很多双眼睛紧盯着苏章，因为昨天晚上两人欢宴之事早已传扬开来，许多人想看他面对私情公法怎么办，若徇私情，有人就准备告发他。然而，苏章头脑很清醒，公私拎得清清楚楚，根本没有公权私用的念头。自此，冀州境内吏民，都知道苏章铁面无私，对他都很敬畏，社会风气也好转起来。
　　公私之间隔红线，泾渭分明，其中难过是“情关”。亲情、友情、乡情，很难绕过，稍不注意即觸红线。苏章私恩公法能做到两分明，体现了胸怀正气，私不侵公的清廉品格。而相对友情关来说，更难跨过的是亲情关。
　　君不见，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吏，以权为亲戚谋私利，而成为被打的“老虎”、被拍的“苍蝇”，最终身陷囹圄。
　　广州一副区长高某，对女儿甚为宠爱，女儿要出国读书，耗资很大，按正常收入难以支撑，高某便拿权换钱，八方敛财，四处受贿，最终不仅丢了官帽，还被判处无期徒刑。某副省级高官麦某，满脑子的“龙生龙，凤生凤”和“子凭父贵”的封建意识，见儿子不是做官的料，就一心打造“新贵族”。为此，麦某知法犯法，贪赃枉法，用权钱交易得来的赃钱，来满足儿子的任何要求。结果，下狱十五载。贵州一执法系统副局长李某，退休四载后，被判入狱七年。李某在儿子四岁时离异，为弥补儿子，有求必应，宠溺至极。其子喜欢成都，他就把儿子安排进自己管辖区域内经商者在成都的公司，再安排儿子向老板“借钱”买房、买车位，李某退休后将借条要回。
　　因满足亲情而公私不分，走向贪腐的例子不胜枚举。往往以爱的名义贪赃枉法，最终收获的是害己害亲人的苦果，可悲可叹！
　　权威资料显示，“在2019年的贪污受贿腐败案件中，七成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约八成与家庭成员有关，而所涉赃款的主要去向是为子女经商、从政和出国留学铺路”。难怪一位反腐专家说，想知道一个官员是廉是贪，看看其子女在哪儿，在做什么，就知其八九。此言虽略有偏颇，但也不无道理。窥一斑而知全豹，过“亲情关”的确不易。
　　“亲情关”之所以难过，以公权力谋私利，公私纠缠不清，归根结底，是因为信仰、观念出了问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幽灵在作怪。倘若理想信念坚定，心里装的是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利益，公私两分明，欲过“亲情关”，便不是难事。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同样也要面对亲情、友情、乡情。他的做法，堪称典范，展现了一代伟人的高洁和廉明。近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感慨良多。据统计，书中自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收录了毛泽东回复亲朋好友的信件170封，从复信可以看出，请求毛泽东安排工作和解决生活困难的居多数。在俗人眼里，毛泽东身为主席，解决这点小事，岂不是小菜一碟？不料，包括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亲表哥文运昌在内，统统被婉言拒绝了。“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毛泽东在信中如此写道。
　　毛泽东把公私分得明明白白，坚定拒绝用公权为亲友谋取私利，“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毛泽东始终坚持“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自掏腰包资助、接济亲友。他还特别指示湖南相关干部，“不许我的亲友搞任何特殊，一切按规则办”。
　　做到公私两分明，难么？有人难，有人易，关键在境界，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