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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说是人学。在古代中国,如果说孔子是深刻思考和系统探讨人的价值的第一位思想家,那么关于人的权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同样也肇始于孔子。
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的学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片面强调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而对人之为人的权利有所忽视。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孔子从未片面地强调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很多时候,他都会立足现实,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只不过他的有关思想并不是直接而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潜含在其它相关论断当中。
孔子认为,人既然降生于世,就享有生存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任何政权和他人都不能轻率地加以剥夺。所以当有人拿“如果杀死坏人、亲近贤人,怎样”的问题请教孔子时,孔子毫不迟疑地给予了否定性回答:“治理国政,怎能滥用刑杀手段?你只要一心向善,那么民众就会变得善良起来。”孔子强调统治者不得随意戕害人的性命,即使对罪犯,也不能草率从事,而应本着“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让罪犯漏网;与其妄增罪责,宁可从轻发落”的原则谨慎对待。实在无法免其死罪了,“乃刑杀”,因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就是被推翻了的政权,其人民的生存和繁衍的权利也不仅不能剥夺,而且还要切实加以维护,“兴灭国,继绝世”便是这一思想的真实反映。
孔子对罪犯和亡国之人的生存权尚且如此重视,对一般民众的生存权,当然就更加关注了。《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前往卫国,看到卫国的都城人口众多,不禁发出慨叹:“庶矣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人口众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生存状况处于良好的态势。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多数统治者都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这对民众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鉴于此,孔子一再大声疾呼统治者对待民众要施舍从多、赋敛从少。在得知农妇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迁居虎豹出没的山林,一家三口接连葬身虎口也坚持不出的情形后,他不禁悲叹道:“苛政猛于虎也!”孔子反对统治者实行苛政的剥削,这是对民众生存权的维护;他主张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幼都得到妥善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之人“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更是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尊重和维护。
孔子是大规模设坛授徒的第一人,“有教无类”是他的施教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就是不分地域和贵贱,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有学者统计,孔子弟子来自鲁、卫、齐、秦、陈、宋、晋等十几个国家,就家庭出身而言,既有孟懿子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曾参这样的平民子弟,还有子贡这样的商人子弟,更有子夏这样的寒门子弟以及冉雍这样的贱人子弟,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一句空话。史实表明,孔子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彻底否定了特权阶层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使获得知识成为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孔子曾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只要满了15岁来求学,孔子一概来者不拒。这显然是对受教育权的自觉尊重。
孔子固然重义,但对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并不反对和排斥。富裕和尊贵乃是“人之所欲”;富裕如果可以求得,就是做一個市场的看门人,我也心甘情愿——这几句话便反映了孔子对待物质利益的基本态度。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谋求施展才干的机会,当卫灵公以他在鲁国任司寇时的官俸聘用他时,他坦然接受,毫无假意推让的造作之举。可见,在孔子的潜意识里,获取正当合理的利益是人的一项权利,天经地义。
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很值得人们玩味,他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就是说,只要符合道义,该获取的尽管获取,人们对此是不会反感和厌恶的。《吕氏春秋•察微》记载,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那人牵来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坦然接受。孔子对子路的做法大加赞赏,并说:从今往后,鲁国人必定争先恐后地拯救遇难者了。这个故事,是对孔子承认和维护获取正当利益权的真实写照。
孔子主张“选贤与能”、“举贤才”,这表明在他看来,一方面,在官吏的荐举、选拔上民众有一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但凡具备从政所需的德行和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去担任官职。孔子周游列国,既有宣传自己思想主张的动因,同时也有寻求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与场所的用意,本身就是对社会政治事务参与权利的一种自觉认识。
孔子还说过“任用正直的人而抑制邪恶之人,民众就服从;任用邪恶之人而抑制正直的人,民众就不服从”;“天下政治清明,民众就不会说三道四”之类的话,显然,对临民理政的官吏予以品头论足,对社会政治状况不如人意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在孔子看来更属民众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
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两句话,反映了孔子对人格尊严的关注和肯定。君臣关系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关系。孔子认为,君臣虽有政治地位的高下之分,但在人格上却是彼此平等和独立的,不存在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吕氏春秋•不苟》记有这样一件事:周武王率师攻伐殷朝的都城,袜带不慎脱落,他身边的五位辅臣竟无一人去帮他重新系上,还坦然地说道:我们所服务于大王的,不是系袜带一类的事。武王对他们竟毫不责怪。孔子对此评论说:这便是此五人之所以成为帝王辅佐的原因所在。孔子曾就仕途上的去就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取俸禄,而此时如果贫穷卑贱,乃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昏暗还享受高官厚禄,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了。这些虽然都是自明本志的言语,但其中隐含的人臣在出仕入仕问题上拥有绝对自主权的思想倾向,却是无可置疑、不能否认的。
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的学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片面强调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而对人之为人的权利有所忽视。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孔子从未片面地强调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很多时候,他都会立足现实,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只不过他的有关思想并不是直接而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潜含在其它相关论断当中。
孔子认为,人既然降生于世,就享有生存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任何政权和他人都不能轻率地加以剥夺。所以当有人拿“如果杀死坏人、亲近贤人,怎样”的问题请教孔子时,孔子毫不迟疑地给予了否定性回答:“治理国政,怎能滥用刑杀手段?你只要一心向善,那么民众就会变得善良起来。”孔子强调统治者不得随意戕害人的性命,即使对罪犯,也不能草率从事,而应本着“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让罪犯漏网;与其妄增罪责,宁可从轻发落”的原则谨慎对待。实在无法免其死罪了,“乃刑杀”,因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就是被推翻了的政权,其人民的生存和繁衍的权利也不仅不能剥夺,而且还要切实加以维护,“兴灭国,继绝世”便是这一思想的真实反映。
孔子对罪犯和亡国之人的生存权尚且如此重视,对一般民众的生存权,当然就更加关注了。《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前往卫国,看到卫国的都城人口众多,不禁发出慨叹:“庶矣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人口众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生存状况处于良好的态势。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多数统治者都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这对民众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鉴于此,孔子一再大声疾呼统治者对待民众要施舍从多、赋敛从少。在得知农妇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迁居虎豹出没的山林,一家三口接连葬身虎口也坚持不出的情形后,他不禁悲叹道:“苛政猛于虎也!”孔子反对统治者实行苛政的剥削,这是对民众生存权的维护;他主张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幼都得到妥善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之人“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更是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尊重和维护。
孔子是大规模设坛授徒的第一人,“有教无类”是他的施教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就是不分地域和贵贱,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有学者统计,孔子弟子来自鲁、卫、齐、秦、陈、宋、晋等十几个国家,就家庭出身而言,既有孟懿子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曾参这样的平民子弟,还有子贡这样的商人子弟,更有子夏这样的寒门子弟以及冉雍这样的贱人子弟,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一句空话。史实表明,孔子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彻底否定了特权阶层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使获得知识成为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孔子曾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只要满了15岁来求学,孔子一概来者不拒。这显然是对受教育权的自觉尊重。
孔子固然重义,但对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并不反对和排斥。富裕和尊贵乃是“人之所欲”;富裕如果可以求得,就是做一個市场的看门人,我也心甘情愿——这几句话便反映了孔子对待物质利益的基本态度。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谋求施展才干的机会,当卫灵公以他在鲁国任司寇时的官俸聘用他时,他坦然接受,毫无假意推让的造作之举。可见,在孔子的潜意识里,获取正当合理的利益是人的一项权利,天经地义。
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很值得人们玩味,他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就是说,只要符合道义,该获取的尽管获取,人们对此是不会反感和厌恶的。《吕氏春秋•察微》记载,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那人牵来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坦然接受。孔子对子路的做法大加赞赏,并说:从今往后,鲁国人必定争先恐后地拯救遇难者了。这个故事,是对孔子承认和维护获取正当利益权的真实写照。
孔子主张“选贤与能”、“举贤才”,这表明在他看来,一方面,在官吏的荐举、选拔上民众有一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但凡具备从政所需的德行和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去担任官职。孔子周游列国,既有宣传自己思想主张的动因,同时也有寻求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与场所的用意,本身就是对社会政治事务参与权利的一种自觉认识。
孔子还说过“任用正直的人而抑制邪恶之人,民众就服从;任用邪恶之人而抑制正直的人,民众就不服从”;“天下政治清明,民众就不会说三道四”之类的话,显然,对临民理政的官吏予以品头论足,对社会政治状况不如人意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在孔子看来更属民众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
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两句话,反映了孔子对人格尊严的关注和肯定。君臣关系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关系。孔子认为,君臣虽有政治地位的高下之分,但在人格上却是彼此平等和独立的,不存在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吕氏春秋•不苟》记有这样一件事:周武王率师攻伐殷朝的都城,袜带不慎脱落,他身边的五位辅臣竟无一人去帮他重新系上,还坦然地说道:我们所服务于大王的,不是系袜带一类的事。武王对他们竟毫不责怪。孔子对此评论说:这便是此五人之所以成为帝王辅佐的原因所在。孔子曾就仕途上的去就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取俸禄,而此时如果贫穷卑贱,乃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昏暗还享受高官厚禄,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了。这些虽然都是自明本志的言语,但其中隐含的人臣在出仕入仕问题上拥有绝对自主权的思想倾向,却是无可置疑、不能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