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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说是人学。在古代中国，如果说孔子是深刻思考和系统探讨人的价值的第一位思想家，那么关于人的权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同样也肇始于孔子。
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的学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片面强调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而对人之为人的权利有所忽视。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孔子从未片面地强调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很多时候，他都会立足现实，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只不过他的有关思想并不是直接而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潜含在其它相关论断当中。
孔子认为，人既然降生于世，就享有生存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任何政权和他人都不能轻率地加以剥夺。所以当有人拿“如果杀死坏人、亲近贤人，怎样”的问题请教孔子时，孔子毫不迟疑地给予了否定性回答：“治理国政，怎能滥用刑杀手段？你只要一心向善，那么民众就会变得善良起来。”孔子强调统治者不得随意戕害人的性命，即使对罪犯，也不能草率从事，而应本着“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让罪犯漏网；与其妄增罪责，宁可从轻发落”的原则谨慎对待。实在无法免其死罪了，“乃刑杀”，因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就是被推翻了的政权，其人民的生存和繁衍的权利也不仅不能剥夺，而且还要切实加以维护，“兴灭国，继绝世”便是这一思想的真实反映。
孔子对罪犯和亡国之人的生存权尚且如此重视，对一般民众的生存权，当然就更加关注了。《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前往卫国，看到卫国的都城人口众多，不禁发出慨叹：“庶矣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人口众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生存状况处于良好的态势。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多数统治者都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这对民众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鉴于此，孔子一再大声疾呼统治者对待民众要施舍从多、赋敛从少。在得知农妇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迁居虎豹出没的山林，一家三口接连葬身虎口也坚持不出的情形后，他不禁悲叹道：“苛政猛于虎也！”孔子反对统治者实行苛政的剥削，这是对民众生存权的维护；他主张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幼都得到妥善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之人“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更是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尊重和维护。
孔子是大规模设坛授徒的第一人，“有教无类”是他的施教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就是不分地域和贵贱，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有学者统计，孔子弟子来自鲁、卫、齐、秦、陈、宋、晋等十几个国家，就家庭出身而言，既有孟懿子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曾参这样的平民子弟，还有子贡这样的商人子弟，更有子夏这样的寒门子弟以及冉雍这样的贱人子弟，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一句空话。史实表明，孔子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彻底否定了特权阶层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使获得知识成为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孔子曾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只要满了15岁来求学，孔子一概来者不拒。这显然是对受教育权的自觉尊重。
孔子固然重义，但对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并不反对和排斥。富裕和尊贵乃是“人之所欲”；富裕如果可以求得，就是做一個市场的看门人，我也心甘情愿——这几句话便反映了孔子对待物质利益的基本态度。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谋求施展才干的机会，当卫灵公以他在鲁国任司寇时的官俸聘用他时，他坦然接受，毫无假意推让的造作之举。可见，在孔子的潜意识里，获取正当合理的利益是人的一项权利，天经地义。
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很值得人们玩味，他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就是说，只要符合道义，该获取的尽管获取，人们对此是不会反感和厌恶的。《吕氏春秋•察微》记载，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那人牵来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坦然接受。孔子对子路的做法大加赞赏，并说：从今往后，鲁国人必定争先恐后地拯救遇难者了。这个故事，是对孔子承认和维护获取正当利益权的真实写照。
孔子主张“选贤与能”、“举贤才”，这表明在他看来，一方面，在官吏的荐举、选拔上民众有一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但凡具备从政所需的德行和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去担任官职。孔子周游列国，既有宣传自己思想主张的动因，同时也有寻求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与场所的用意，本身就是对社会政治事务参与权利的一种自觉认识。
孔子还说过“任用正直的人而抑制邪恶之人，民众就服从；任用邪恶之人而抑制正直的人，民众就不服从”；“天下政治清明，民众就不会说三道四”之类的话，显然，对临民理政的官吏予以品头论足，对社会政治状况不如人意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在孔子看来更属民众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
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两句话，反映了孔子对人格尊严的关注和肯定。君臣关系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关系。孔子认为，君臣虽有政治地位的高下之分，但在人格上却是彼此平等和独立的，不存在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吕氏春秋•不苟》记有这样一件事：周武王率师攻伐殷朝的都城，袜带不慎脱落，他身边的五位辅臣竟无一人去帮他重新系上，还坦然地说道：我们所服务于大王的，不是系袜带一类的事。武王对他们竟毫不责怪。孔子对此评论说：这便是此五人之所以成为帝王辅佐的原因所在。孔子曾就仕途上的去就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取俸禄，而此时如果贫穷卑贱，乃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昏暗还享受高官厚禄，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了。这些虽然都是自明本志的言语，但其中隐含的人臣在出仕入仕问题上拥有绝对自主权的思想倾向，却是无可置疑、不能否认的。
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的学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片面强调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而对人之为人的权利有所忽视。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孔子从未片面地强调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很多时候，他都会立足现实，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只不过他的有关思想并不是直接而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潜含在其它相关论断当中。
孔子认为，人既然降生于世，就享有生存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任何政权和他人都不能轻率地加以剥夺。所以当有人拿“如果杀死坏人、亲近贤人，怎样”的问题请教孔子时，孔子毫不迟疑地给予了否定性回答：“治理国政，怎能滥用刑杀手段？你只要一心向善，那么民众就会变得善良起来。”孔子强调统治者不得随意戕害人的性命，即使对罪犯，也不能草率从事，而应本着“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让罪犯漏网；与其妄增罪责，宁可从轻发落”的原则谨慎对待。实在无法免其死罪了，“乃刑杀”，因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就是被推翻了的政权，其人民的生存和繁衍的权利也不仅不能剥夺，而且还要切实加以维护，“兴灭国，继绝世”便是这一思想的真实反映。
孔子对罪犯和亡国之人的生存权尚且如此重视，对一般民众的生存权，当然就更加关注了。《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前往卫国，看到卫国的都城人口众多，不禁发出慨叹：“庶矣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人口众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生存状况处于良好的态势。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多数统治者都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这对民众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鉴于此，孔子一再大声疾呼统治者对待民众要施舍从多、赋敛从少。在得知农妇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迁居虎豹出没的山林，一家三口接连葬身虎口也坚持不出的情形后，他不禁悲叹道：“苛政猛于虎也！”孔子反对统治者实行苛政的剥削，这是对民众生存权的维护；他主张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幼都得到妥善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之人“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更是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尊重和维护。
孔子是大规模设坛授徒的第一人，“有教无类”是他的施教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就是不分地域和贵贱，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有学者统计，孔子弟子来自鲁、卫、齐、秦、陈、宋、晋等十几个国家，就家庭出身而言，既有孟懿子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曾参这样的平民子弟，还有子贡这样的商人子弟，更有子夏这样的寒门子弟以及冉雍这样的贱人子弟，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一句空话。史实表明，孔子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彻底否定了特权阶层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使获得知识成为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孔子曾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只要满了15岁来求学，孔子一概来者不拒。这显然是对受教育权的自觉尊重。
孔子固然重义，但对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并不反对和排斥。富裕和尊贵乃是“人之所欲”；富裕如果可以求得，就是做一個市场的看门人，我也心甘情愿——这几句话便反映了孔子对待物质利益的基本态度。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谋求施展才干的机会，当卫灵公以他在鲁国任司寇时的官俸聘用他时，他坦然接受，毫无假意推让的造作之举。可见，在孔子的潜意识里，获取正当合理的利益是人的一项权利，天经地义。
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很值得人们玩味，他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就是说，只要符合道义，该获取的尽管获取，人们对此是不会反感和厌恶的。《吕氏春秋•察微》记载，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那人牵来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坦然接受。孔子对子路的做法大加赞赏，并说：从今往后，鲁国人必定争先恐后地拯救遇难者了。这个故事，是对孔子承认和维护获取正当利益权的真实写照。
孔子主张“选贤与能”、“举贤才”，这表明在他看来，一方面，在官吏的荐举、选拔上民众有一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但凡具备从政所需的德行和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去担任官职。孔子周游列国，既有宣传自己思想主张的动因，同时也有寻求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与场所的用意，本身就是对社会政治事务参与权利的一种自觉认识。
孔子还说过“任用正直的人而抑制邪恶之人，民众就服从；任用邪恶之人而抑制正直的人，民众就不服从”；“天下政治清明，民众就不会说三道四”之类的话，显然，对临民理政的官吏予以品头论足，对社会政治状况不如人意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在孔子看来更属民众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
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两句话，反映了孔子对人格尊严的关注和肯定。君臣关系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关系。孔子认为，君臣虽有政治地位的高下之分，但在人格上却是彼此平等和独立的，不存在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吕氏春秋•不苟》记有这样一件事：周武王率师攻伐殷朝的都城，袜带不慎脱落，他身边的五位辅臣竟无一人去帮他重新系上，还坦然地说道：我们所服务于大王的，不是系袜带一类的事。武王对他们竟毫不责怪。孔子对此评论说：这便是此五人之所以成为帝王辅佐的原因所在。孔子曾就仕途上的去就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取俸禄，而此时如果贫穷卑贱，乃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昏暗还享受高官厚禄，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了。这些虽然都是自明本志的言语，但其中隐含的人臣在出仕入仕问题上拥有绝对自主权的思想倾向，却是无可置疑、不能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