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语中，“打的”确有如尘元先生所解释的——“搭乘的士”、“乘出租汽车”之意。不过，“打”、“搭”虽然读音相近，但“打”恐怕不是从“搭”而来。“打”在口语中，有时用来代替其它动词，所构成的词显得更生动。而且，它代表的行为通常是主动的。如“打钟”(敲钟)，“打草”(割草)，“打坑”(挖坑)，“打蔗荚”(剥除甘蔗的枯叶)，等等。
　　出租汽车通常是扬手即停的，因而“打的”的“打”字就用得很妙：除了有搭乘之意，还包含有扬手叫停的动作，并暗示乘客是主动的——叫停就停。粤语中的“搭车”(一般指乘公共汽车)，没有演变成“打车”，恐怕是公共汽车的停与不停一般与扬不扬手无关，乘客是被动的，因而也就只能“搭车”而不能“打车”了。
　　读者·作者·编者
　　陈玉娜
　　迎接中国的“企业家时代”
　　
　　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有待于中国的企业家的出色表演。但是，如何造就一支宏大的企业家队伍，如何使中国的厂长、经理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企业家的成长道路上应扫除哪些障碍，如此等等都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总结。《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为此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
　　
　　经济增长的国王
　　
　　历史说明，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一部技术变革史和制度创新史，而推动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发动机却是企业家。英国的产业革命中，蒸汽机、飞机、纺纱机的发明，都是企业家之手推动的。联邦德国战后恢复经济时出现的“艾哈德奇迹”，日本五十年代中期从战争废墟中创造的“神武景气”，都仰仗于一批特殊的社会财富——经过商品经济锻炼的、富于首创精神的企业家。
　　《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的作者根据历史的透视，提出了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进步加速机制：首先是想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企业家提出技术变革需要；其次，企业家以独特的历史眼光来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然后通过冒险而又合理的行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生产。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工程师从事技术开发，企业家将产品投入市场，由此不断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又推动新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在这个机制中，企业家是轴心，是科技发展的发动机。
　　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正是缺乏将各种生产要素正确组合起来的企业家。战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时，往往强调把加速资本积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作为应选择的战略重点。遗憾的是，采纳此类战略的结果却是：一些积累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经济起飞，许多在西方是非常成功的投资项目和先进设备，被某些欠发达国家引进后却变成废铜烂铁，企图“引进”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尝试反而导致该国经济严重失调，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当权者甚至被迫亡命国外。撇开复杂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不谈，欠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失败教训可以归结于“见物不见人”，即忽略了企业家及企业家能力的培育。在前资本主义因素影响深重的许多欠发达国家，昏庸的官僚和低能的管理者把持着经济命脉，工业、商业、金融业的投资效率极其低下，物质资本的形成率往往只及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经济难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回顾历史，在西欧的封建领主那里，蒸汽机只能用来去造什么会跳舞的机器人，以满足他们充满愚昧色彩的奢侈性需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兴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汉阳钢铁厂，脑子里想的多是封建官僚那一套为官之道，与一个企业家所想的、所干的大相径庭，即使各种生产要素齐备，但由于组合方式不佳，产品只得报废了事。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尽管年代久远，但它们提供的启示却是极富现实意义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企业家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看得见的手
　　
　　企业家之需要，还表现在它可以用“看得见的手”来代替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
　　对企业组织结构演变和管理阶层兴起的历史考察，以及对企业管理协调同市场协调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管理的竞争，企业经理和内部组织质量的竞争。一个成功的企业，主要决定于管理者阶层协调工作的能力，按照市场需求制订全盘计划的能力以及在企业内部合理分配资源的能力。在专业化日益增加、市场变化日益迅速的情况下，要想以高额产量占领市场，必然要求更周密的规划来协调。通过周密规划来协调生产和资源分配流程所获得的节约，要比单纯扩大生产要素或企业规模所造成的节约大得多。
　　以企业家的协调功能取代市场机制的协调功能，其经济根源何在？西方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为此提供了有益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需要付出成本，尤其是了解有关价格的信息需要费用，这里包括市场交易中的谈判、签约等费用；此外，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预测的困难，尽管长期合同可以减少短期合同的较多交易费用，但也难以充分避免风险。为了降低这些费用，就需要形成组织并允许企业家来领导资源配置，因为他可以按低于市场交、易费用的代价取得生产要素。当然，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会迅速求助于市场机制的协调。企业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动，正是内部组织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变化不断调整的。通俗地说，当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组织管理费用较低之时，企业规模就扩大；若组织管理费用过高，市场交易费用较小，企业就缩小或改组内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家则是操纵这一替代物的灵魂。
　　既然使用市场机制要付出交易费用，那么就需要由企业家组织企业、通过管理协调来取代市场协调，特别是当市场无政府状态造成交易费用极为昂贵时，就更是如此。但是，试图由国家把社会当作一个企业，取消市场，又会付出比市场交易费用更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避免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企业家用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并不意味着可以由国家用行政手段控制整个经济，而是要使市场机制在市场主体——企业家的参与和指挥下更好地运转起来。市场是不可由国家替代的。而且，企业家只是在对交易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作出比较之后才决定是否取代市场协调，他也并不能取消市场。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动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企业家的活动并非被动地适应供求和价格变化，他还主动地预测供求和价格变动以作出决策，因而资源配置恰当与否，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灵活反应和创见能力。由于企业家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市场协调的盲目性势必大大降低，市场协调的“事后性”也相应受到抵消，这样才有“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代替。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政府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与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的作用尤为不可忽视。但是，政府有三个致命的弱点，使它不能长久替代企业家的职能。一是政府具有绝对垄断地位，这将损害市场竞争。二是行政官员对于投资损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和风险责任；服从上级的行政原则以及官僚机器造就的行政官员素质，无法让他们自主创新、灵活应变。三是政府纵向等级制使市场横向信息流断裂，往往浪费企业家最珍视的时间，使其丧失市场机会。作者通过国际经验的对比所作的下述总结，我以为是很精彩的：“最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政府是‘帮助’企业家的政府，而不是‘代替’企业家的政府”。
　　
　　企业家与中国的改革
　　
　　我国近十年来的改革已经出现了一批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的经济实体，涌现了一批不愧为企业家称号的厂长经理。不过，企业家集团的发育还面临着许多障碍，企业家成长过程中也有不少教训值得记取。
　　我们的改革比较多的注意计划、市场、价格、利润这些非人格范畴，而忽略作为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队伍的培养。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目前中国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企业家似乎大多来自乡镇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人尚没有充分显示其企业家才能。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家集团的中坚应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他们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装备，领导着现代大工业锻造出来的职工队伍，他们文化水平高，眼界开阔，又深知旧体制的弊害，如果他们也获得了同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甚至合资企业一样的竞争条件，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会干得更为出色。不能不承认，农民企业家和个体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并不比国营大中型企业领导人更完美，相反，前者往往还拖着一些挺落后的尾巴，反映着传统的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例如，有些人缺乏现代管理知识和经济民主观念，用家长式、行会师傅式的方法管理企业；而且，在农民企业家和个体企业家中，不少人缺乏长远发展的意识，他们一旦积了财富，往往把财富用于高消费、慈善事业甚至封建迷信活动，而不是用于生产建设性投资。一旦国营大中型企业摆脱了过多的国家控制，那里的企业领导也不致于把赚来的钱扔到修庙建佛像里去。
　　农村经济和城市非国营经济中之所以率先涌现出更多的企业家，一方面说明只有市场竞争才能造就企业家，另一方面说明当代中国蕴藏着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只要政府放松管制，这些资源就能得到充分发掘。而当代中国企业家成长艰难的巨大障碍，看来主要在于产权关系尚未理顺和城市计划体制尚未彻底改造。由于城市国营企业缺乏独立的法人财产，企业仅仅掌握日常生产经营权，还不能最终解决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如何在经济上实现，以及行政机构和官员如何不再干预企业的问题。在农村经济中，如果个人财产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个人财产被随意侵犯的现象不能得到纠正，农民企业家的积累意愿和扩张动机势将萎缩下去，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和农民企业家阶层的健康成长。城市计划体制的统制对城市市场机制的阻碍、对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的割裂，使得生产要素不能顺畅流动，城乡经济难以沟通，难以平等竞争，如果不能尽快加以改革，不仅城市企业家(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家)无法正常发育，农民企业家也不会有更广阔的活动天地。
　　增加中国的企业家资源的供给，目前应当以城市国营经济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人为工作重点。首先，在经济体制方面要抓好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构造，抓好市场体系的建设，抓好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企业法人制度是指国营企业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在保证国有资产完整和增殖的前提下，让企业领导人有独立的资产处置权，随市场变动自主进行企业长期发展和日常经营方面的决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资产管理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必须相应地合理分解，通过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之类的法人机构与生产经营企业形成法人对法人的市场横向联系，保证企业不再受行政干预。市场体系的建设是要使企业家在竞争环境中自主组织一切生产要素，自主销售产品，不再依赖上级的调拨和统购统配。新的企业领导体制应能保证企业家只对董事会而不是行政机关负责，也应能保证及时吐故纳新，促使企业家不断自我完善。
　　其次，在政治体制方面，应当切断企业领导人同政府官员的“血缘关系”，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建立独立于政府官员的企业家报酬制度，打破官本位制对企业领导人的侵蚀和诱惑。而且，还要使企业家协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有代表性、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社会协商机构，参与政府决策的制订，在同工会、政府部门的谈判协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能让企业家通过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实力去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意志，对社会事务发挥积极的影响。
　　最后，还要进一步推动观念变革，改变传统的价值取向。这里最重要的努力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确立企业家的崇高社会地位，使社会崇尚企业家精神，淡化当官意识。二是要培养企业家的成就感和荣耀感，建立对企业家的独特评判尺度和激励手段。企业的成功就是评判企业家成就的根本依据，对企业家的激励不应是加官晋爵，而应是社会最高荣誉之类的东西，以便促使企业家珍视自己的人力资本。三是要使人们认识到企业家是一种需要高度素养和综合能力的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是时代的骄子，民族的精英。企业家的这种形象一旦在人们心目中树立，它就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吸引千千万万具有企业家潜能的人去从事这一崇高的职业，诱导其他社会精英分子或是踏入企业家行列，或是在企业家的组织下，共同挑起民族经济振兴的历史重担。
　　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家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应再犹豫、踌躇、观望、等待，而要热情地迎接、扶植它。
　　
　　 (《经济增长的国王》，盛斌、张维迎著，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