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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指针回到1995年。
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首次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0天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热潮”。
4个月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被列为今后15年乃至更长时期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科教兴国这项基本国策的确立，向世人宣示：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亿万人民，自觉坚定地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兴国强国注入强大持久动力。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曾策划举办“科技梦·中国梦”大型主题展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学者王扬宗教授说。
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一番话，就已充分展现其远见卓识。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读到这段史料时，王扬宗满心敬佩。“打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把科学和教育放在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
1985年3月和5月，中央相继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1988年9月5日，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表达了他的深思熟虑：“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不断贯穿落实在此后的全党重点工作中，并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无论是中央作出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重大决定，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都符合国家当时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上世纪90年代，段瑞春作为原国家科委副秘书长、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曾参与了《决定》的讨论和起草工作，对这份《决定》的出台记忆犹新。
彼时的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正不断创造经济奇迹，但外延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人口等巨大压力。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与支撑在哪里？
彼时的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加大科研创新投入，科技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靠什么跻身强国？
虽然“科学技術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极大释放了科技生产力，但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技术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真正要让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需要站在国家层面考虑，从制度、人才、投入等方面改革。”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这样回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的具体背景。
1994年11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制定《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上议程。起草者们广泛征求、积极吸纳各方意见，深入调研、字斟句酌……
让段瑞春印象极深的有几点：一是自主创新被提到显著的位置，“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具有战略远见”;二是《决定》提出，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这个比例的确定来之不易”，“说明在科技投入方面形成了更大共识和举措”;三是更加强调通过法治手段来促进和保障科技工作。
还有一处细节：最初讨论稿中是“科技兴国”，最后确定为“科教兴国”，一字之差，在齐让看来意义重大。“如果说‘经济’是我们要谈的今天的事，那‘科技’就是明天的事，‘教育’是后天的事。‘教育’这个‘后天的事’，一定要提前至今天来统筹。”他说，“把教育和科技一起放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考虑，正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大计。”
“回放‘九五’的一路凯歌，科技和教育是其中的优美和弦，‘科教兴国’战略成为20世纪最后5年的时代强音。”2000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有关“九五”成果综述，如此欣喜地评价。
的确是时代强音！全国形成“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第一生产力”的可喜局面，全国科技、教育工作者成为科教兴国战略主力军，大批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大量科技型企业纷纷涌现。短短时间内，“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来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深入人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家喻户晓。
一系列科教领域的创新部署加速推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国家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进，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
2001年4月，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向中外记者发布了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九五”期间，中国在科技攻关领域共取得成果2万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多亿元，培养科研人才近2万名……这是科教兴国战略在中国大地的最美回声。
◎ 来源|人民日报
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首次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0天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热潮”。
4个月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被列为今后15年乃至更长时期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科教兴国这项基本国策的确立，向世人宣示：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亿万人民，自觉坚定地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兴国强国注入强大持久动力。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曾策划举办“科技梦·中国梦”大型主题展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学者王扬宗教授说。
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一番话，就已充分展现其远见卓识。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读到这段史料时，王扬宗满心敬佩。“打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把科学和教育放在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
1985年3月和5月，中央相继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1988年9月5日，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表达了他的深思熟虑：“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不断贯穿落实在此后的全党重点工作中，并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无论是中央作出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重大决定，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都符合国家当时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上世纪90年代，段瑞春作为原国家科委副秘书长、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曾参与了《决定》的讨论和起草工作，对这份《决定》的出台记忆犹新。
彼时的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正不断创造经济奇迹，但外延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人口等巨大压力。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与支撑在哪里？
彼时的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加大科研创新投入，科技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靠什么跻身强国？
虽然“科学技術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极大释放了科技生产力，但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技术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真正要让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需要站在国家层面考虑，从制度、人才、投入等方面改革。”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这样回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的具体背景。
1994年11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制定《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上议程。起草者们广泛征求、积极吸纳各方意见，深入调研、字斟句酌……
让段瑞春印象极深的有几点：一是自主创新被提到显著的位置，“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具有战略远见”;二是《决定》提出，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这个比例的确定来之不易”，“说明在科技投入方面形成了更大共识和举措”;三是更加强调通过法治手段来促进和保障科技工作。
还有一处细节：最初讨论稿中是“科技兴国”，最后确定为“科教兴国”，一字之差，在齐让看来意义重大。“如果说‘经济’是我们要谈的今天的事，那‘科技’就是明天的事，‘教育’是后天的事。‘教育’这个‘后天的事’，一定要提前至今天来统筹。”他说，“把教育和科技一起放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考虑，正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大计。”
“回放‘九五’的一路凯歌，科技和教育是其中的优美和弦，‘科教兴国’战略成为20世纪最后5年的时代强音。”2000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有关“九五”成果综述，如此欣喜地评价。
的确是时代强音！全国形成“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第一生产力”的可喜局面，全国科技、教育工作者成为科教兴国战略主力军，大批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大量科技型企业纷纷涌现。短短时间内，“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来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深入人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家喻户晓。
一系列科教领域的创新部署加速推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国家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进，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
2001年4月，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向中外记者发布了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九五”期间，中国在科技攻关领域共取得成果2万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多亿元，培养科研人才近2万名……这是科教兴国战略在中国大地的最美回声。
◎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