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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新年贺词中,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到“粮食安全”问题。此番论述引起了全国和世界的广泛关注。
中央领导人为什么要在新年伊始提出“粮食安全”呢?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在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就提出了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时隔两年后的2006年春天,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坚守13亿人粮食安全的生命线。然而,当今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18亿亩耕地红线失守,这必然会直接威胁到我国粮食安全这条生命线!
不同版本的“红线账”
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来,八年过去了,正当许多人关注这一红线能否守得住时,不同版本的“红线账”出来了,不同的声音也出来了。
令人生疑的官方账:2010年2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2008年底,国土资源部门调查统计的数字显示,我国实有耕地18.26亿亩。由于我国坚持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及耕地的占补平衡制度。我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被突破。
2010年12月20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肯定了2010年18亿亩红线未突破的现状。他说,2009年度与2008年度172个城市两年相比,违法用地宗数、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分别下降18%、51.57%。在加大投资力度,扩内需、保增长的2008和2009年,我国耕地减少势头被持续遏制。
言之凿凿的专家账:《(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应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2010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向媒体表示,中国耕地保有量已经突破18亿亩红线。他的理论根据是,中国每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占用44亩土地。以此计算,2010年最保守的投资增速是20%,达到494661亿元。这也意味着2010年极有可能注水的“18.18亿亩”耕地保有量红线早已被突破。
值得参考的外国账:2009年4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对媒体表示,美国测出来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没有18亿亩,少了3000万亩。袁隆平认为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意义重大。粮食战争中国输不起,18亿亩耕地红线万万动不得。我为什么着急?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谁能养活中国13亿人?我们只有靠自己!如何靠自己?袁隆平说了三条:第一就是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第二是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单产;第三是做好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土壤性状都要过关。相信尊重科学,心底无私,敢讲真话的袁隆平不会说假话,此本“外国账”和袁隆平的肺腑之言值得我们深思和参考。
令人揪心的惯性账:土地的减少是有惯性的,急刹车的效果不会很大。据新华社报道,从1996年到2004年的近10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亿多亩;据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尚有19.45亿亩,仅过去7年,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非农建设占地成为罪魁祸首。有专家核查过,1997年到2010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高达2746.5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版图。
在2006年9月召开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看到第三轮《全国土地规划纲要动中提出到2010年要保17亿多亩耕地,总理急了,说有17就有16,要坚决守住18,而且要守到2020年。
我们还发现许多地方在刹不住车的惯性违法占用耕地的同时,大量土地被粗放利用,甚至浪费。调查显示,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闲置、空闲土地近200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3.44万亩,三类土地总量为395.61万亩。
如此快速的减地惯性令人揪心!
眼见为实的百姓账:民间有句俗语:“渔翁不识秤,就看筐内鱼。”你官方无论怎么宣传新增了多少土地,无论怎么为自己“评功摆好”,人民心中自有一本眼见为实的账。他们亲眼看到的是大片良田被地方政府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建成高楼大厦;他们亲眼看到的是绿油油的庄稼被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吞没;他们亲眼看到的是如织纤陌被成片厂房占领;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与国土部门联手弄虚作假,不断玩弄土地生财的数字游戏,以及欺上瞒下、以次充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不容乐观的土地家底
土地资源极度紧缺,耕地不断减少,已到了保证粮食安全的最下限,而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用地需求还在不断增加——这就是我国不容乐观的土地家底总体状况。
1、土地禀赋不足。我国内陆土地总面积约为144亿亩,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地却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8亩,其中有9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3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我国人均耕地量仅比孟加拉国和日本略多一点,排在倒数第三位。
同时,土地质量较差。我国国土中干旱、半干旱面积大约占了一半,山地、丘陵和高原占66%,平原仅占34%。而且我国国土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沙漠、荒漠化土地不断扩大,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土地危机十分严峻。
2、人地矛盾突出。1950年我国耕地面积是29.4亿亩,人口是5.7亿人,人均5.2亩。2008年我国人口增加到了13.28亿人,耕地却减少了11亿多亩,而且每年还在以1800-2000万亩的速度减少。国家统计局2011年2月28日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已达13.41亿人。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人,耕地危机还会进一步恶化。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供应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要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30%,而不断减少的耕地又使维持现有产量都难上加难,因此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土地利用,特别是耕地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
3、土地质量恶化。近年来,由于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工业化污染、土地沙化及变味儿的“占补平衡”等原因,致使土地质量下降得很厉害。比如东北的黑土地,据水利部松辽水利 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东北大地积数万年形成的黑土层,其厚度已由开垦初期的平均80-100厘米,降至现在的20-40厘米。若以年均0.3~1厘米的侵蚀率计算,40~50年后,东北的黑土地将流失殆尽,届时,昔日的“北大仓”可真要变成“北大荒”了。
另据中科院一项研究显示,我国耕地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也很严重,现达两千多万公顷,约为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全国每年因此而减产粮食上千万吨。湖南产粮大县湘潭就是一个缩影。这个传统的双季稻栽培区,共有耕地101.1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作为袁隆平格外偏爱的示范地之一,这里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2010年11月,正是晚稻的收割时节。但湘潭响塘乡农民黄运升却愁眉不展,他的地每亩只收了300斤,最后竟连一斤也未卖出去。因为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敢要,只好喂了鸡和猪。据他说,这一切都与近在咫尺的锰矿开发有关。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4、两难处境加剧。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虽说不高,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却一直在快马加鞭;另一方面又要节约土地。“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两难处境日趋加剧。197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是1.72亿人,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06亿人,30年增加了3.5倍。预计2025年达到9.26亿,2030年将突破10亿,城乡人口转移的规模是世界上空前的。如果202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即9.26亿人居住在城里,城镇人口比现在还要增加3亿多,需要约12.2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土地,这至少还要新增约2万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另外道路交通,工矿企业也要发展,也要占地。因此,今后我国每年至少要再占用四五百万亩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按照中国人均一亩多地的耕地占用量,今后每年将有26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如今,我国很多城市按照原土地规划已经无地可征。在耕地不断减少,已到保证粮食安全最下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不断增长的城市建设和工业用地需求,已成为当前通盘规划中的一道首要难题。
谁在大胆踩红线?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强化规划和年度计划管控,严格用途管制”。这是写进法律的,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也是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同时也是不断加大问责力度的。但是,仍然有人在大胆践踏红线。
土地财政冲击红线。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12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814.4亿元,同比增加50%。其中三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突破1000亿元。国土部的数据也表明,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实际土地出让面积42.8万公顷,同比增加105%。如此巨大的“土地财政”蛋糕,是导致地方政府大片违法占用耕地的直接诱因。
自去年11月开始,土地市场开始上演年末的“疯狂”。中国城市地价监测表明,2010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2882元/平方米,呈明显上升态势。不仅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的“地王”被不断刷新,甚至“地5E"行情也已传导至二三线城市,这也直接使得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创出新高。从日前披露的2010年全国土地成交金额排行前20名的城市来看,北京、上海、大连3个城市已进入“千亿俱乐部”,成交金额分别为1600亿、1500亿和1100亿元。而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再次显示,201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4.1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8.4%,土地购置费9992亿元,比上年增长65.9%。
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成了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钱袋子”。一些地方土地出让金的使用也有猫腻。比如,按照规定,各地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但审计署去年11月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07年至2009年,有22个城市的提取比例未达到要求,共计少提取约146.23亿元。
数据还显示,近10年来,随着各地土地出让金的持续攀升,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土地出让金俨然已绝对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甚至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此外,还需提出的是,土地财政的背后往往隐匿着土地腐败,比如有的房地产商之所以能拿到地,是因为和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有些房地产商本身就具有政府背景。面对土地这块大蛋糕,那些有机会腐败的人谁都想切一块。近年来,关于土地出让方面的腐败案例,可谓俯拾皆是。
占补平衡忽悠红线。根据国土部门“占补平衡”政策规定,新增耕地可按比例换取本地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多出的新增耕地面积指标,则将通过省一级国土部门统一核算。“占补平衡”的本意是,用掉一亩地,则须再开垦一亩地来补上,以确保耕地红线的安全,并解决经济发展与用地不平衡的矛盾。如果真正做到执行不走样的话,18亿亩耕地红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突破的。但是,许多地方却打着“占补平衡”的旗号做出了许多欺上瞒下的事来。
一是占多补少。明明占用了100亩,只补了60亩,上报时号称100亩。安徽阜阳市政府与国土部门联手造假,以谷场复垦的名义,谎报了三万六千亩复垦耕地面积,一下子为市里挣来了两年的用地指标。
二是占好补次。占用的是城市周围的良田,补的却是远在深山沟里的荒地。北京某机关在海淀区占了一块地,最后补的是延庆小山沟里的一块地。还有,占用的地本来是一年两熟的良田,而补的地则是一年一熟的低产田。有的甚至把盐碱地、沙地、山顶地也补了进来。
房地产商鲸吞红线。在房地产开发热及国家土地政策变化的刺激下,开发商圈地热高烧不退。2002年11号令公布以后,开发商圈占土地更是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从过去几十亩、几百亩,直至现在的几千亩、上万亩,其中就包含大量违法征地。有资料显示,1998-2008年的10年间,全国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面积达31.3亿平方米,截至2008年底,全国土地开发量仅为19.4亿平方米,有约12亿平方米的土地滞压在房地产商手中。当前的存量房源就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去消化,如果加上政府继续供地的潜在规模,将有超过24亿平方米的潜在房屋供应量。目前整个房地产业的存货资产有不低于2.9万亿元的土地存货和约1.2万亿元的商品房存货,合计4万亿元左右。如果考虑到2008、2009年未完成的项目,以及2010年的新开工项目,可以 认定,我国城镇住房目前已面临严重的过剩局面,而不是开发商宣称的“刚需、短缺”。如此大量的房屋可能10年都卖不完。
专家理论干扰红线。被冠以所谓“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多次公开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之论。他说:允许耕地转为开发地,房价就能降下来,保护耕地没必要。他认为,粮食可以进口来解决。广大网友批评说,这个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痛。中国耕地本来就少,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七,再不保护,13亿人吃什么?国际市场哪能供应得了13亿人的吃饭需求?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以新农村建设为幌子的踩红线、以办开发区为名义的踩红线及“以土地换保障”的踩红线等等。
土地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一直为国人所关注。我们必须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用政治眼光看历史。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几乎都是由于失去土地、吃不饱饭的农民揭竿而起推翻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被称为土地革命,主要也是因为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平均地权”,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才取得胜利的。所以解放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进行土改,让农民分得土地,以稳定政权。
用政治眼光看以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仍然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政府让农民重新得到了土地支配权,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才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新局面。30年一轮回,如今我们又重新面临着新的土地困局: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土地,与耕地保护、粮食危机、大量失地农民产生了尖锐矛盾,或者说建设与吃饭、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尖锐矛盾。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和发展、导致中国农村不稳的首要问题。而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建设和地方财政,强行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造成上亿农民失地而引发的。
用政治眼光看当前。眼下中国,粮食问题即政治问题无疑已经成为现实。从国内来看,土地危机日趋加剧,18亿亩耕地红线的失守,加之气候异常,天灾频发,水利欠账太多,农业科研成果不明显。从全球来看,国际上的粮食形势同样不容乐观。缺食人口与日俱增,当前全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近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未来10年,将有约20%近15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据世行最新统计,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国际粮价大幅上涨15%,与一年前相比飙升了29%。眼下,各国纷纷捂住了粮袋子,不但限制出口,而且还竞相从国外购粮、囤粮。再有,据联合国预测,今年全球人口可能突破70亿,2050年将攀升至90亿。由此看来,粮价的继续推高已成定局。“民以食为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粮食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41亿人口的大国,尤其敏感,也尤其重大。因此,粮食不但是我们的生存活命之本,也是我们的国泰民安之本。
(责编:山林)
中央领导人为什么要在新年伊始提出“粮食安全”呢?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在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就提出了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时隔两年后的2006年春天,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坚守13亿人粮食安全的生命线。然而,当今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18亿亩耕地红线失守,这必然会直接威胁到我国粮食安全这条生命线!
不同版本的“红线账”
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来,八年过去了,正当许多人关注这一红线能否守得住时,不同版本的“红线账”出来了,不同的声音也出来了。
令人生疑的官方账:2010年2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2008年底,国土资源部门调查统计的数字显示,我国实有耕地18.26亿亩。由于我国坚持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及耕地的占补平衡制度。我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被突破。
2010年12月20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肯定了2010年18亿亩红线未突破的现状。他说,2009年度与2008年度172个城市两年相比,违法用地宗数、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分别下降18%、51.57%。在加大投资力度,扩内需、保增长的2008和2009年,我国耕地减少势头被持续遏制。
言之凿凿的专家账:《(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应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2010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向媒体表示,中国耕地保有量已经突破18亿亩红线。他的理论根据是,中国每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占用44亩土地。以此计算,2010年最保守的投资增速是20%,达到494661亿元。这也意味着2010年极有可能注水的“18.18亿亩”耕地保有量红线早已被突破。
值得参考的外国账:2009年4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对媒体表示,美国测出来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没有18亿亩,少了3000万亩。袁隆平认为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意义重大。粮食战争中国输不起,18亿亩耕地红线万万动不得。我为什么着急?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谁能养活中国13亿人?我们只有靠自己!如何靠自己?袁隆平说了三条:第一就是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第二是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单产;第三是做好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土壤性状都要过关。相信尊重科学,心底无私,敢讲真话的袁隆平不会说假话,此本“外国账”和袁隆平的肺腑之言值得我们深思和参考。
令人揪心的惯性账:土地的减少是有惯性的,急刹车的效果不会很大。据新华社报道,从1996年到2004年的近10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亿多亩;据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尚有19.45亿亩,仅过去7年,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非农建设占地成为罪魁祸首。有专家核查过,1997年到2010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高达2746.5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版图。
在2006年9月召开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看到第三轮《全国土地规划纲要动中提出到2010年要保17亿多亩耕地,总理急了,说有17就有16,要坚决守住18,而且要守到2020年。
我们还发现许多地方在刹不住车的惯性违法占用耕地的同时,大量土地被粗放利用,甚至浪费。调查显示,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闲置、空闲土地近200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3.44万亩,三类土地总量为395.61万亩。
如此快速的减地惯性令人揪心!
眼见为实的百姓账:民间有句俗语:“渔翁不识秤,就看筐内鱼。”你官方无论怎么宣传新增了多少土地,无论怎么为自己“评功摆好”,人民心中自有一本眼见为实的账。他们亲眼看到的是大片良田被地方政府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建成高楼大厦;他们亲眼看到的是绿油油的庄稼被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吞没;他们亲眼看到的是如织纤陌被成片厂房占领;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与国土部门联手弄虚作假,不断玩弄土地生财的数字游戏,以及欺上瞒下、以次充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不容乐观的土地家底
土地资源极度紧缺,耕地不断减少,已到了保证粮食安全的最下限,而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用地需求还在不断增加——这就是我国不容乐观的土地家底总体状况。
1、土地禀赋不足。我国内陆土地总面积约为144亿亩,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地却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8亩,其中有9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3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我国人均耕地量仅比孟加拉国和日本略多一点,排在倒数第三位。
同时,土地质量较差。我国国土中干旱、半干旱面积大约占了一半,山地、丘陵和高原占66%,平原仅占34%。而且我国国土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沙漠、荒漠化土地不断扩大,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土地危机十分严峻。
2、人地矛盾突出。1950年我国耕地面积是29.4亿亩,人口是5.7亿人,人均5.2亩。2008年我国人口增加到了13.28亿人,耕地却减少了11亿多亩,而且每年还在以1800-2000万亩的速度减少。国家统计局2011年2月28日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已达13.41亿人。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人,耕地危机还会进一步恶化。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供应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要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30%,而不断减少的耕地又使维持现有产量都难上加难,因此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土地利用,特别是耕地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
3、土地质量恶化。近年来,由于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工业化污染、土地沙化及变味儿的“占补平衡”等原因,致使土地质量下降得很厉害。比如东北的黑土地,据水利部松辽水利 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东北大地积数万年形成的黑土层,其厚度已由开垦初期的平均80-100厘米,降至现在的20-40厘米。若以年均0.3~1厘米的侵蚀率计算,40~50年后,东北的黑土地将流失殆尽,届时,昔日的“北大仓”可真要变成“北大荒”了。
另据中科院一项研究显示,我国耕地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也很严重,现达两千多万公顷,约为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全国每年因此而减产粮食上千万吨。湖南产粮大县湘潭就是一个缩影。这个传统的双季稻栽培区,共有耕地101.1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作为袁隆平格外偏爱的示范地之一,这里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2010年11月,正是晚稻的收割时节。但湘潭响塘乡农民黄运升却愁眉不展,他的地每亩只收了300斤,最后竟连一斤也未卖出去。因为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敢要,只好喂了鸡和猪。据他说,这一切都与近在咫尺的锰矿开发有关。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4、两难处境加剧。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虽说不高,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却一直在快马加鞭;另一方面又要节约土地。“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两难处境日趋加剧。197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是1.72亿人,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06亿人,30年增加了3.5倍。预计2025年达到9.26亿,2030年将突破10亿,城乡人口转移的规模是世界上空前的。如果202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即9.26亿人居住在城里,城镇人口比现在还要增加3亿多,需要约12.2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土地,这至少还要新增约2万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另外道路交通,工矿企业也要发展,也要占地。因此,今后我国每年至少要再占用四五百万亩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按照中国人均一亩多地的耕地占用量,今后每年将有26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如今,我国很多城市按照原土地规划已经无地可征。在耕地不断减少,已到保证粮食安全最下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不断增长的城市建设和工业用地需求,已成为当前通盘规划中的一道首要难题。
谁在大胆踩红线?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强化规划和年度计划管控,严格用途管制”。这是写进法律的,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也是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同时也是不断加大问责力度的。但是,仍然有人在大胆践踏红线。
土地财政冲击红线。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12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814.4亿元,同比增加50%。其中三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突破1000亿元。国土部的数据也表明,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实际土地出让面积42.8万公顷,同比增加105%。如此巨大的“土地财政”蛋糕,是导致地方政府大片违法占用耕地的直接诱因。
自去年11月开始,土地市场开始上演年末的“疯狂”。中国城市地价监测表明,2010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2882元/平方米,呈明显上升态势。不仅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的“地王”被不断刷新,甚至“地5E"行情也已传导至二三线城市,这也直接使得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创出新高。从日前披露的2010年全国土地成交金额排行前20名的城市来看,北京、上海、大连3个城市已进入“千亿俱乐部”,成交金额分别为1600亿、1500亿和1100亿元。而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再次显示,201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4.1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8.4%,土地购置费9992亿元,比上年增长65.9%。
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成了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钱袋子”。一些地方土地出让金的使用也有猫腻。比如,按照规定,各地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但审计署去年11月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2007年至2009年,有22个城市的提取比例未达到要求,共计少提取约146.23亿元。
数据还显示,近10年来,随着各地土地出让金的持续攀升,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土地出让金俨然已绝对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甚至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此外,还需提出的是,土地财政的背后往往隐匿着土地腐败,比如有的房地产商之所以能拿到地,是因为和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有些房地产商本身就具有政府背景。面对土地这块大蛋糕,那些有机会腐败的人谁都想切一块。近年来,关于土地出让方面的腐败案例,可谓俯拾皆是。
占补平衡忽悠红线。根据国土部门“占补平衡”政策规定,新增耕地可按比例换取本地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多出的新增耕地面积指标,则将通过省一级国土部门统一核算。“占补平衡”的本意是,用掉一亩地,则须再开垦一亩地来补上,以确保耕地红线的安全,并解决经济发展与用地不平衡的矛盾。如果真正做到执行不走样的话,18亿亩耕地红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突破的。但是,许多地方却打着“占补平衡”的旗号做出了许多欺上瞒下的事来。
一是占多补少。明明占用了100亩,只补了60亩,上报时号称100亩。安徽阜阳市政府与国土部门联手造假,以谷场复垦的名义,谎报了三万六千亩复垦耕地面积,一下子为市里挣来了两年的用地指标。
二是占好补次。占用的是城市周围的良田,补的却是远在深山沟里的荒地。北京某机关在海淀区占了一块地,最后补的是延庆小山沟里的一块地。还有,占用的地本来是一年两熟的良田,而补的地则是一年一熟的低产田。有的甚至把盐碱地、沙地、山顶地也补了进来。
房地产商鲸吞红线。在房地产开发热及国家土地政策变化的刺激下,开发商圈地热高烧不退。2002年11号令公布以后,开发商圈占土地更是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从过去几十亩、几百亩,直至现在的几千亩、上万亩,其中就包含大量违法征地。有资料显示,1998-2008年的10年间,全国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面积达31.3亿平方米,截至2008年底,全国土地开发量仅为19.4亿平方米,有约12亿平方米的土地滞压在房地产商手中。当前的存量房源就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去消化,如果加上政府继续供地的潜在规模,将有超过24亿平方米的潜在房屋供应量。目前整个房地产业的存货资产有不低于2.9万亿元的土地存货和约1.2万亿元的商品房存货,合计4万亿元左右。如果考虑到2008、2009年未完成的项目,以及2010年的新开工项目,可以 认定,我国城镇住房目前已面临严重的过剩局面,而不是开发商宣称的“刚需、短缺”。如此大量的房屋可能10年都卖不完。
专家理论干扰红线。被冠以所谓“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多次公开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之论。他说:允许耕地转为开发地,房价就能降下来,保护耕地没必要。他认为,粮食可以进口来解决。广大网友批评说,这个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痛。中国耕地本来就少,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七,再不保护,13亿人吃什么?国际市场哪能供应得了13亿人的吃饭需求?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以新农村建设为幌子的踩红线、以办开发区为名义的踩红线及“以土地换保障”的踩红线等等。
土地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一直为国人所关注。我们必须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用政治眼光看历史。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几乎都是由于失去土地、吃不饱饭的农民揭竿而起推翻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被称为土地革命,主要也是因为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平均地权”,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才取得胜利的。所以解放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进行土改,让农民分得土地,以稳定政权。
用政治眼光看以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仍然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政府让农民重新得到了土地支配权,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才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新局面。30年一轮回,如今我们又重新面临着新的土地困局: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土地,与耕地保护、粮食危机、大量失地农民产生了尖锐矛盾,或者说建设与吃饭、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尖锐矛盾。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和发展、导致中国农村不稳的首要问题。而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建设和地方财政,强行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造成上亿农民失地而引发的。
用政治眼光看当前。眼下中国,粮食问题即政治问题无疑已经成为现实。从国内来看,土地危机日趋加剧,18亿亩耕地红线的失守,加之气候异常,天灾频发,水利欠账太多,农业科研成果不明显。从全球来看,国际上的粮食形势同样不容乐观。缺食人口与日俱增,当前全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近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未来10年,将有约20%近15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据世行最新统计,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国际粮价大幅上涨15%,与一年前相比飙升了29%。眼下,各国纷纷捂住了粮袋子,不但限制出口,而且还竞相从国外购粮、囤粮。再有,据联合国预测,今年全球人口可能突破70亿,2050年将攀升至90亿。由此看来,粮价的继续推高已成定局。“民以食为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粮食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41亿人口的大国,尤其敏感,也尤其重大。因此,粮食不但是我们的生存活命之本,也是我们的国泰民安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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