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与人文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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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仲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读者市场和作家层面对文学批评都不很认可,更经常可以听到关于文学批评的一些负面新闻。首要原因当然是批评界缺乏足够的自律。在商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一些批评家放弃原则,败坏了文学批评的风气,影响了文学批评的声誉和形象;另一方面,与文学批评的方法、潮流也有一定关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前不少文学批评的文章文笔晦涩,言不及义。这显然与一些批评家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太深、食洋不化密切相关。一些文学批评在“文化批判”方法的影响下,将文学仅仅当作文化批判的工具,完全割裂与审美的关系,也是导致文学批评越来越不被认可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在持守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努力保持文学批评的应有品格。在我看来,《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坚持。这是兼具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双重身份的丁帆先生多年来文学批评文章的精选。它既代表着丁帆突出的文学批评成就,也具有在文学批评方法上的更广泛的启示意义。
  一、历史比较与知人论世
  强烈的历史比较和文化背景意识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所谓历史比较,就是不孤立地看待作家作品,而是将其置于深远的文学史背景,在纵向的历史中与同类作品进行显在或潜在的比较,从而凸显出批评对象的优点或缺点。这一特点蕴含在该著的几乎所有文章中。也就是说,该著作文章所论述的虽然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潮流派和作家作品,但其视角背景却是整个的中外文学史,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史。
  乡土小说的相关论文体现得最为典型。这些论文无论是论述当前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立足于内部比较与外部比较的多个层次来进行。所谓的内部比较,就是将当前文学与“五四”、30年代、“十七年”等不同时期的乡土小说进行比较,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的百年历史河流中来看待其特色和贡献。所谓的外部比较,就是将其与中国大陆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乡土小说进行关联和比较。如《乡土小说的世界性发展轮廓》将中国乡土小说发展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在更深远的文学环境中进行审视和考察。
  历史比较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对比考察,同时也是一种理论和思想观念的历史梳理。文学创作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演变有着深刻联系的。因此,对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进行梳理和剖析,揭示这些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出文学创作发展变化和差异性形成的复杂原因。这样的比较不只是能够将比较对象的得失看得更清楚,还能够深化对不同时期文学状况的认识,更是对文学理论观念鲜活而深入的阐释,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深度结合。
  这最充分地体现在《新写实小说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挣扎——关于近年来一种小说现象的断想》两篇论文中。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考察,是它们认识现实创作的基本前提。而在这一考察和比较过程中,“现实主义”理论的相关特点也得到了更深刻的彰显。此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一文也是这样。文章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个概念的梳理出发,条清理晰地分析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是对现今文学状况很具理论深度的认识。
  立足于文学观念状况的历史比较,是对文学内部历史的深层比较。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比较就是将文学放置在其产生时代的文化政治环境中,结合时代多重因素来考察文学。这就是以文化背景意识为中心的知人论世批评意识。
  所谓知人论世,就是将作家思想与时代环境密切关联于作家作品,在评论时,努力将批评对象置于其具体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从而还原其真实历史状况,并将文学创作与文化环境密切联系起来考察。这种文学批评方法与前些年一度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纯文学批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纯文学批评,就是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包括作家、时代等,只是从封闭的文学内部来看待文学。曾经流行一时的“新批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如此。不能简单说哪一种方法有绝对的优劣,但知人论世意识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在任何一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人看来,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也不仅仅只具有审美性,它的内涵和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文化有着复杂而丰富的联系。文学批评自然也应该如此进行。所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批评观念得到人们更广泛的接受与认可。
  该著中的乡土小说批评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如《两岸乡土小说的共同文学背景及异质话语的解剖》《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论纲》就是充分以维护背景为基础,将大陆乡土小说与台湾地区乡土小说进行比较的研究。由于大陆和台湾地区乡土小说都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却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因此,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和发展路向。该文从历史、文化等角度实切,能够给人以深刻的认识。同样,《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也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联系文学思潮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进行研究。显然,在丁帆看来,文学是文化变迁的外在体现,自身也折射着时代社会在精神层面的迁移,每一种文学创作潮流的背后都有着可以察见的深层文化动因。
  更具典型意义的是《怎样确定历史的和美学的坐标——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札记》一文。作品针对曾经对中国当代文化影响巨大的《鋼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充分结合其翻译和流行的时代环境进行剖析,揭示出文学阅读和接受并不能成为单纯的数据,而是应该给予深层的考察。其所谈的虽然只是一部作品的传播问题,但也完全适应于对当前社会和文学多个问题的认识。
  二、独立意识与创新精神
  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考验就是价值立场问题。因为文学批评工作所面对的往往是现实中的对象,其中自然会存在同事、朋友、师长等各种关系因素,更有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多种因素是当前文学批评盛行表扬,不少文学批评家喜欢做“骑墙派”的重要原因,也使得文学批评界缺乏真正有创造性的声音。文学批评作为与文学创作并行的双翼之一,不说一定要引领文学,但至少应该能够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启迪和影响。但是多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状况基本上是跟随在文学创作之后,满足于做文学创作的阐释者,却没有表现出思想引领和开拓的态势。   在这个方面,《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有比较显著的不同表现。一方面,它明确张示自己的价值立场,不隐晦作出明确的价值评判。在丁帆看来,这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在整个共和国50年的文学史中的文本、思潮中,没有一个纯粹的、在事实层面可以剔除价值判断的空间,这是充满‘价值判断’的50年。”正因为这样,丁帆在多篇批评文学中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思考精神,不循成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的不少观点尖锐而犀利。
  这既体现在对一些文学思潮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对一些作家作品的批评上。比如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有着较大的争议。这里不一一而论。但该著始终坚持以“人文”为中心来衡量“十七年文学”,指出其在人性揭示和人文关怀上的不足。事实上,在对“十七年文学”评价的各个阶段中,也存在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能够始终坚持批判的立场,没有足够的思想定力,没有独立的思想意识,是难以做到的。再如《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白猪毛〉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一文,谈论的是两篇短篇小说作品,体现的却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的坚持和卫护。它敏锐地观察到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有相应的调整。这些调整是对“五四”的发展,也是对时代的呼应。文章充分肯定了作家们的思想发展,并对“五四”思想传统进行了有力的再度张扬。
  更能见出丁帆独立思考精神的,是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莫言《红蝗》的批评。莫言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家。他的许多思想观念来源于中国乡村,与文学界的主流构成较为显著的区别和反差。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很多作品一经问世就遭遇到很多的批评和质疑。《红蝗》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认为这部作品对母亲形象的塑造严重背离了传统伦理文化,对丑恶的渲染也是对中国传统审美习惯的严重亵渎。然而,丁帆《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一文却大胆地为《红蝗》进行辩护,从现代美学的角度肯定了其创新意义,并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文化批判内涵。由于论证合理,思路严密,其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并拓展了人们对莫言文学创作的整体认识。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这部著作所表现的独立批判意识不只是针对别人,而是包含有针对自我的严厉解剖,体现出丁帆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与那些想方设法掩饰乃至篡改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以“青春无悔”为托词回避自我反思的人相比,这种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之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独立的思考往往意味着创新。因为跟在别人后面思考是很难有突破的,只有融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从自己的生命感受出发去理解,才能够得到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认识和见解。所以,该著在具备思想独立性特点的同时,还呈现出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创新精神。关于整体文学思潮和乡土小说等方面的论述固然是充满着新见,即使在对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论述中也是如此。比如前面提及的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分析,就不同于很多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让人们在全面理性的思考中更深入地认识问题。同样,《新写实小说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挣扎——关于近年来一种小说现象的断想》两篇文章,都是建立在充分比较的前提上,进而体现出丁帆强烈的创新思考的。正因为如此,这两篇文章能够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潮流理论的重要推进者,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也起到深化作用。
  当然,这种创新精神与该著的历史比较方法和文化背景意识特点也有内在的深刻关联。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优劣都是相对的。只有将其放在庞大而深远的文学“丛林”中,才能看出一部作品与优秀作品的距离以及其所具有的特色。而一个批评家如果能够拥有深广的文学史视野和文化背景意识,就自然能够更准确地看清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得失,能够以敏锐的触角发现问题,能够发他人所未发,见他人所未见。
  所以,不能说该著的所有观点都是准确的,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是丁帆发自内心的真诚思考,融合着丁帆深厚的文学史背景和文学理论素养,包含着自己的独特生命体验,是一种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文学批评。
  三、人文精神的深层内核
  如果说前两者是这本书的重要特点,那么人文——则是贯穿全书最核心的因素。
  近年来,“人文”一词已经成为很多人不愿谈及的“雷区”。一方面,它存在某些意识形态禁忌,更主要的是,一些后现代思想文化对“人文精神”进行了深刻的解构。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以来,人们很少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甚至被一些人作为落伍的观念来看待。诸如“身体”“欲望”等思想正以各种名目排挤人文思想。
  在这种环境下,该著对人文思想的坚持就显得相当醒目和突出。该著在文章中多次明确表达了这一精神。如将文学批评的标准与人文紧密关联:“文明崇尚美,崇尚英雄,崇尚理想,但文明更尊重历史,尊重真实,尊重人性。……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应该首先是缔造充满着人性和人道内涵的精神世界,以此来鉴别一切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大致是不会错的。”将人文作为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基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用人性、人道主义和美学的眼光来治史,是十分必要的。它作为超越一切历史与国界时空的文学史唯一能够永存的衡量標准和价值判断,将成为我们今后治史与衡量文本的重要依据。”事实上,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以人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渗透在该著的字里行间。以之为该著的基本精神应该不会有错。
  “五四”是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起点,也是其集中表现。丁帆曾经有一本著作取名为《重回“五四”起跑线》,①而该著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也明确地体现在对“五四”精神的坚持上。比如前面谈及的对“十七年文学”的批判,就是完全立足于“五四”人文精神前提,以之为标杆来进行对比。此外,对鲁迅、老舍、刘醒龙等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同样蕴含着这一精神。当然,“五四”精神并非停滞和完美无缺。在近年来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丁帆明确而突出地张扬“五四”精神的自我启蒙精神,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意识。这种反思不是对坚持的动摇,而恰恰是坚持的基础。因为真正的坚持是发展的坚持,如果只是一味固守而没有思考,就不是坚持而是顽固了。   所以,丁帆对人文思想的坚持是一种开放性却也是更有力量的坚持,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传统的人文思想存在着诸多缺陷,需要发展、完善和补充,但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它都应该始终是一种不可移易的中心。从最基本层面上说,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有人文思想,有对人的关怀、怜悯、同情,当然也包括对正义、自由精神的维护。
  这里要特别辨析一下为很多人追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种思想当然有其价值,但它主要价值是在对现代思想的纠偏。也就是说,这一思想产生的前提是现代性的过度和片面性发展,它的意义也在于这一点。但为我们很多人所忽略的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最需要的还是现代思想洗礼,而不是后现代的反思。所谓南橘北枳,不同环境下的同一种思想有着不同的价值。确实,后现代思想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缺陷,但却不是让我们离开现代道路。那样的话,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将只能永远停留在前现代。
  所以,在总体文化方向上,现代性人文思想应该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更应该长远乃至永远坚持人性和人文的标准。文学本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失去了人文内核,还何谈文学?无论是从现实还是历史看,真正优秀的文学从来都没有失去这一点,未来的文学也必然如此。
  四、方法学的意义与启迪
  《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是一本个人论文集,体现的是丁帆个人的思想和文学见解,其创作特点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个性气质。而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和成见。没有任何思想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真正优秀的思想确实能够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魅力,并赋予后来者以启迪。
  就我个人的感受,它的启迪之一是历史比较意识。因为一方面,历史距离我们越来越远,生活和文化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我们对历史很难形成切身的体会,很容易陷入以己度人的误区;另一方面,要进入历史,形成历史比较意识,需要有丰富的积累。而时下批评领域存在着浮躁和肤浅的现象。所以,如何准确地了解历史和运用历史资料,避免历史叙述的简单错误,是历史比较意识较基础(当然并非不重要)的层面,而拥有深切的历史关怀,能够在理解同情的基础上认识不同时代的文学和作家,则是历史比较意识的深层精神。
  启迪之二是对人文思想的坚持。因为一方面,人文精神能够直接影响到批评家的思想境界,有没有人文关怀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文学批评家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文学批评思想独立性和勇气之所在。只有具有深厚的人文思想底蕴,才能够在物质和权力文化的诱惑威逼下坚持自己,独立地思考和發表自己的思想。在浮躁的商业氛围下,要做到这一点具有相当的难度,但无论从批评家个人事业还是文学整体看,这种坚持有着特别而深远的意义。
  时代永远都在向前发展,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必要强求一致,也不可能做到一致。但我还是非常认可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获奖仪式上的书面感言:“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②也始终坚信,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文学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各种变化,但最基本的特征和信念应该拥有根本的一致性。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注释:
  ①  丁帆:《重回“五四”起跑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威廉·福克纳:《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68 页。
  (责任编辑: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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