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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翻译的阐释学视野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文学翻译的性质、翻译过程中的障碍，译者的地位及其复杂的阐释过程，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文学翻译并以阐释学为基础提出了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只有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学翻译工作。
关键词：文学翻译；障碍；可译性
翻译和阐释学有着紧密的关系。语言是实现双方共同理解的重要媒介，想要理解就需要進行解释，文学翻译其实就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周旋，所以可以当作是阐释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施莱尔马赫在十九世纪初提出“翻译与方法”，从阐释学的视角出发说明了翻译和理解之间的紧密联系，探求了翻译在理论上的原则与方法，认为翻译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译者不干扰原作者，引领读者逐渐接近原作者；抑或不干扰读者，尽量让作者接近读者。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作为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出发，强调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重视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者在理解和阐释文本中具有的主体性，并认为翻译实际上就是对于原作的阐释，这一过程富有主观性。而阐释学派中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乔治·斯坦纳则以海德格尔的观点出发，从另一种角度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主张，给予了翻译更加丰富的内涵，将其大致归为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信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使文学翻译具有了相对可译性。
阐释是在解释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解是阐释的条件与依据，这对于文学翻译来说非常重要。阐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乔治·斯坦纳提出文学翻译的四个过程，即信赖、入侵、吸收与补偿，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四个阶段将译者本身融入至翻译行为当中，从翻译内部对作品进行阐释。这样一来为解决翻译史上一直没有解决的翻译二重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也进一步证明了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成为语言学和社会学之外的另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运作模式——信赖阶段
阐释学在文学翻译中的运作模式由信赖、入侵、吸收和补偿这四个阶段。文学翻译开始于信赖，是说译者需要信赖原作品，承认其有意义或有着可译之处。信赖与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作的绝对忠诚有着区别，它是一种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翻译的最初一步，信赖是开始文学翻译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有前结构存在的，阐释是在其基础上完成的，即在理解某件事之前总受到原来认识的影响。“另外，每一种阐释都包含前见，即理解总对先行具有的东西采取一种观点；阐释还包含一个前概念，也就是说理解当中就已经有了怎样思考这个事物的决断，理解是从一个概念的框架开始的，这是理解的第一步。”这也是乔治·斯坦纳将信赖作为文学翻译肇始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要相信所面对的文学作品是有用的。然而，仅有译者对原作的信赖是仅仅不够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需要信赖自己的翻译能力。文学翻译本来就对于译者有着很高的要求，译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能够胜任并适合的译作。余光中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作家首先要能对原作体贴入微，能够灵活运用语言，能够对原作涉及的文化、知识可以运用自如。如果仅有译者对于原作的信赖，而没有对自己的信赖，也很难形成好的译作。
（二）运作模式——入侵阶段
文学翻译中的第二阶段为入侵，信赖不是主动产生的，想要实现文学翻译还要译者有积极主动的行为。乔治·斯坦纳没有明确区分入侵和理解这两个词语，他认为理解即翻译，也就是说理解本质上就是入侵的。海德格尔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理解本身不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本质上的问题，他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理解上，在本质上就是占为己有，所以也就是入侵的，不可避免地有着攻击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根据与原作相关的前理解与前经验。在文学翻译中，理解一开始译者的视野就开始进入了他所想要理解的文本当中，一方面译者会受到来自原作的抵抗，但另一方面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并消化一些东西，使其变为自己的。
（三）运作模式——吸收阶段
是第三个阶段为吸收。目的语的语义场本来就已经非常丰满，但还要接纳和处置一些外来的意义和表达方式，也就是“从彻底归化到极端异化这个序列的某处，呈现出无数的细微差别。”“吸收行为总可能会扰乱甚至重新安置本地结构，没有任何语言 、任何传统或文化在吸收时不受到形变的危险。”在吸收的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保留源语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也使得译文语言更加丰富。
（四）运作模式——补偿阶段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可译性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补偿阶段。文学翻译在阐释学的运作模式的前三个环节中还不够完备，并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最后需要来进行补偿，以便完成整个的文学翻译过程。翻译在阐释学的运作模式中出现了两个不平衡，即开始的信赖阶段，译者首先失去了平衡，使自己完全倾向于原作；在吸收阶段又出现了不平衡，将译与强加至目的语中，语言系统产生了偏向。所以在这时需要在文学翻译中语言信息的交换和恢复当中进行补偿。这样一来，原作就能更好地在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重生，甚至还会产生大于原作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洋.翻译批评的阐释学解读[J].外国语言文学，2016，vol.33（3）：186-191.
[2]常文彩.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从哲学阐释学角度分析[J].学术问题研究，2016，12（1）：22-27.
[3]韦维.？阐释学视野下的文学翻译[D].广西大学，2008.[4]姚连兵.？A？Hermeneutic？Study？on？Inevitability？of？ Misreading？in？Literary？Translation[D].电子科技大学，2007.
关键词：文学翻译；障碍；可译性
一、 阐释学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翻译和阐释学有着紧密的关系。语言是实现双方共同理解的重要媒介，想要理解就需要進行解释，文学翻译其实就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周旋，所以可以当作是阐释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施莱尔马赫在十九世纪初提出“翻译与方法”，从阐释学的视角出发说明了翻译和理解之间的紧密联系，探求了翻译在理论上的原则与方法，认为翻译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译者不干扰原作者，引领读者逐渐接近原作者；抑或不干扰读者，尽量让作者接近读者。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作为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出发，强调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重视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者在理解和阐释文本中具有的主体性，并认为翻译实际上就是对于原作的阐释，这一过程富有主观性。而阐释学派中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乔治·斯坦纳则以海德格尔的观点出发，从另一种角度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主张，给予了翻译更加丰富的内涵，将其大致归为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信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使文学翻译具有了相对可译性。
二、 阐释学在文学翻译中的运作模式
阐释是在解释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解是阐释的条件与依据，这对于文学翻译来说非常重要。阐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乔治·斯坦纳提出文学翻译的四个过程，即信赖、入侵、吸收与补偿，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四个阶段将译者本身融入至翻译行为当中，从翻译内部对作品进行阐释。这样一来为解决翻译史上一直没有解决的翻译二重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也进一步证明了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成为语言学和社会学之外的另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运作模式——信赖阶段
阐释学在文学翻译中的运作模式由信赖、入侵、吸收和补偿这四个阶段。文学翻译开始于信赖，是说译者需要信赖原作品，承认其有意义或有着可译之处。信赖与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作的绝对忠诚有着区别，它是一种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翻译的最初一步，信赖是开始文学翻译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有前结构存在的，阐释是在其基础上完成的，即在理解某件事之前总受到原来认识的影响。“另外，每一种阐释都包含前见，即理解总对先行具有的东西采取一种观点；阐释还包含一个前概念，也就是说理解当中就已经有了怎样思考这个事物的决断，理解是从一个概念的框架开始的，这是理解的第一步。”这也是乔治·斯坦纳将信赖作为文学翻译肇始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要相信所面对的文学作品是有用的。然而，仅有译者对原作的信赖是仅仅不够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需要信赖自己的翻译能力。文学翻译本来就对于译者有着很高的要求，译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能够胜任并适合的译作。余光中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作家首先要能对原作体贴入微，能够灵活运用语言，能够对原作涉及的文化、知识可以运用自如。如果仅有译者对于原作的信赖，而没有对自己的信赖，也很难形成好的译作。
（二）运作模式——入侵阶段
文学翻译中的第二阶段为入侵，信赖不是主动产生的，想要实现文学翻译还要译者有积极主动的行为。乔治·斯坦纳没有明确区分入侵和理解这两个词语，他认为理解即翻译，也就是说理解本质上就是入侵的。海德格尔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理解本身不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本质上的问题，他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理解上，在本质上就是占为己有，所以也就是入侵的，不可避免地有着攻击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根据与原作相关的前理解与前经验。在文学翻译中，理解一开始译者的视野就开始进入了他所想要理解的文本当中，一方面译者会受到来自原作的抵抗，但另一方面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并消化一些东西，使其变为自己的。
（三）运作模式——吸收阶段
是第三个阶段为吸收。目的语的语义场本来就已经非常丰满，但还要接纳和处置一些外来的意义和表达方式，也就是“从彻底归化到极端异化这个序列的某处，呈现出无数的细微差别。”“吸收行为总可能会扰乱甚至重新安置本地结构，没有任何语言 、任何传统或文化在吸收时不受到形变的危险。”在吸收的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保留源语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也使得译文语言更加丰富。
（四）运作模式——补偿阶段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可译性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补偿阶段。文学翻译在阐释学的运作模式的前三个环节中还不够完备，并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最后需要来进行补偿，以便完成整个的文学翻译过程。翻译在阐释学的运作模式中出现了两个不平衡，即开始的信赖阶段，译者首先失去了平衡，使自己完全倾向于原作；在吸收阶段又出现了不平衡，将译与强加至目的语中，语言系统产生了偏向。所以在这时需要在文学翻译中语言信息的交换和恢复当中进行补偿。这样一来，原作就能更好地在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重生，甚至还会产生大于原作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洋.翻译批评的阐释学解读[J].外国语言文学，2016，vol.33（3）：186-191.
[2]常文彩.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从哲学阐释学角度分析[J].学术问题研究，2016，12（1）：22-27.
[3]韦维.？阐释学视野下的文学翻译[D].广西大学，2008.[4]姚连兵.？A？Hermeneutic？Study？on？Inevitability？of？ Misreading？in？Literary？Translation[D].电子科技大学，2007.